最近，由翁子光监制、新晋导演何爵天执导的电影《正义回廊》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大热话，上映至今票房已冲破千万港元，且呈现稳步上升的强劲势头。坊间好评不绝，对于一部有血腥暴力镜头的奇案三级片来说，如此成绩实属理想。

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弒亲凶杀案”，首被告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一处单位内杀死父母，后联同次被告谢臻麒合力肢解尸体，两人同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结果陪审团以8：1的大比数裁定周凯亮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谢臻麒谋杀罪名不成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因判决前已被拘留两年覆盖刑期，故当庭释放。

《正义回廊》是何爵天的首部长片。与香港大多数新锐导演都会选择相对安全保险的家庭题材为出道作不同，何爵天更在意的是作品是否充满话题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引发观众的强烈好奇心和广泛讨论。

选择大角咀弒亲凶杀案，一方面因为案件发生时间距离现今不远，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有关两位被告的视频片段，而且凶手骇人听闻的犯案手法、对双亲痛下杀手的冷血残忍引人侧目，周凯亮甚至在杀害双亲后还若无其事地报警求助，又高调接受传媒采访，发出寻亲呼吁。

另一方面，当年法庭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谢臻麒因智力问题无法主动参与谋杀，只能受制于智商达126的周“操纵”和“诬陷”。案情和判决背后的种种疑点，并由此延伸出对何谓“真相”、“正义”之思辨，都是编导希望借一度销声匿迹的奇案类型带出的值得深思的主题内容。

何爵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电视电影学院主修导演，毕业后曾涉足不同类型制作，如电影、广告、MV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他在2016年拍摄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时结识导演翁子光，之后便在后者的工作室担任副导演及编导等职位。由此可见，《正义回廊》深受翁子光《踏血寻梅》体察人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社会派脉络影响。

《踏血寻梅》对香港奇案片的重大革新便在于创作者注入对社会低下层人物的深度关怀与信任。以往同类作品对事实及当事人毫不尊重、趾高气扬的猎奇剥削风气在《踏血寻梅》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细描绘“死者”王佳梅（春夏 饰）和“凶手”丁子聪（白只 饰）忧郁苦闷的日常，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心理活动，并从尝试重组案情的臧Sir（郭富城 饰）的连番发问牵扯出边缘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悲歌。

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之前已经摄制述说社会底层青年成长历程的《明媚时光》和《援交少女》，“阶级差距”、“房屋问题”在翁子光的作品序列里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翁子光接受港媒专访时曾透露， 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母用40万港元买下位于新界荃湾祈德尊新邨的500多呎（约46.45平方米）的住房单位，一屋只有两间房，却要容纳5个人居住。翁导说他嫲嫲的房间能看到美丽的海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在对岸看着青衣的楼一直起，它变得像上海黄浦江一带，好多楼，一直起，一直起”，最后起到连海（峡）景也不见了。

这让翁子光心生感慨，在商业运作主导、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家”的概念轻易便会被影响与破坏。《踏血寻梅》里王佳梅写在墙上的一组混杂英文与数字的密码，指的就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定程度也是他个人经历在其作品中的投射。翁子光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大多住在狭窄逼仄的公屋和劏房，在他看来，香港公共屋邨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背后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劏房是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私隐，如此压抑不安的生长或居住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翁子光在作品中借由呈现“连打飞机都没地方”，令人難以呼吸的局促环境，从而对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的社会体制发出激烈控诉。

进一步说，如果说过去奇案片对于凶手/受害者的诠释是强行剥离社会性的“性格决定命运”，那么翁子光作品里则强调孕育人物成长的这片土地，以及对其内部结构与运作法则的观察和批判，即“环境决定命运”。在《正义回廊》里，张显宗对父母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房产纠纷，箇中原因是不少香港人均将“上车”（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视为短暂人生的唯一目标。

不久前，《正义回廊》票房逼近一千万，作为主要投资人和监制的翁子光旋即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简单回顾了替《正》寻找投资的辛酸历程。从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如今仍愿意为香港电影投放资源的投资者，他们对《正》的顾虑首先便是影片的主角都有谁？怎么回本？其次就是对主角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奇案三级片“能否过审？能赚钱吗？”从《正》在初始集资阶段遭遇的困境，翁子光以知名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四处奔走尚且如此，我们已可想象当时《踏血寻梅》的前期准备有多困难。

或许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光是投资“香港电影”便已面临亏本的巨大风险，而且还是一部放弃内地市场，仅在香港本地上映，带有血腥残忍场面的三级片，难免会令不少追求商业利益的投资者却步。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以翁子光如今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度，随便拿出几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吧。实际上，翁子光在文中也说明了自己本来是想趁楼市低迷给首付买层“纳米楼”作为在港的栖身之所，好让自己不用再跟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里，结果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用在了支持新导演上面。

“纳米楼”（nano-flats）意指面积非常细小的住宅单位，虽然香港坊间多用215呎（约19.97平方米）作为纳米楼指标，而实际区间大概在“200多呎”范围游走。但是低于200呎（约18.58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私楼最细的“龙床盘”面积只得11.15平方米）比比皆是。简单比对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居住空间标准，中国台湾147呎（约13.66平方米）、英国398呎（约37平方米）、新加坡500呎（约46.45平方米）、日本269呎（约25平方米），香港可谓“细绝全球”。

言下之意，翁子光是押上置业首期（若按他在文中的话说，应该还有一部分是与编剧孙霏共同营运制作公司的积蓄）、美亚娱乐主席李国兴投资的部份费用（《踏血寻梅》也有美亚投资）、两位匿名贷款人、为人爽快的“K先生”（不少人猜是古天乐）的100万元，再加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250万元资助，才有今天的《正义回廊》（制作总开支约1000万元）。

翁子光早在2018年就说过，面对香港居高不下的楼价，他也是没有买楼置业的条件。尽管在《踏血寻梅》的成功之前他已是两部卖座港片《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但在香港编剧的待遇普遍不高），之后更自组工作室提携新导演新创作，北上发展，身兼编剧、制片人、监制多职。但是面对越发紧绷的创作氛围，连翁自己执导的新作，讲述港英时期四大探长叱咤一时的枭雄片《风再起时》何时能上映也还是个谜，谈何回本或赚钱？

再则翁导的作品风格本来就偏向奇情+写实主义的类型组合，多数投资者对该类题材无不报以万分谨慎的态度。往现实一点说，当年《踏血寻梅》虽然获奖无数，但在票房上是亏本的，也难怪翁导在文章开首就半开玩笑地说《正义回廊》上映两周的票房已经超过《踏血》的总票房（800万港元）。

疫情久未平息、电影业青黄不接、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等，这是如今香港电影（包括翁子光自己）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与冲击。 但即便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依旧还是有新导演愿意去尝试、开拓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还是有不怕亏本的投资方愿意出钱出力。

我想强调的是，比起一再执着于港产片“死了没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创作者们该怎样在夹缝中求出路，将“消亡”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转化为涅槃重生的机遇，理应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与重视。

回到《正义回廊》，何爵天和三位编剧谭广源、叶伟平及梁永豪对弒亲案的审讯流程进行了戏剧层面的改写和虚构，如两位被告的姓名分别以张显宗（杨伟伦 饰）、唐文奇（麦沛东 饰）代替，真实事件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组织或团体名称均以假名或模糊化处理。尽管电影不乏对凶手杀人、肢解、弃尸过程有着血腥味极重的细致描述，但区别于过往奇案片穷尽煽情之能事，只顾贩卖色情暴力、宣泄官能快感，何爵天和编剧们显然拥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在137分钟的影片时长里一并处理两名被告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犯案动机；检控官朱愛倫（周文健 饰）与两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与游嘉莉（苏玉华 饰）在法庭之上的唇枪舌战、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供词；警方的调查过程、取证手段；由9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内部辩论过程；以及案件对三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记者、律师、警察）产生的影响。

可想而知，要求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完全吸收并消化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堪比登天，而对于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导演和编剧来说，由于篇幅不足，以上题旨很多都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法深入。但是香港观众普遍就对此类“包罗万有”（每样都有一点，即意味着难以拍得深刻）的影视作品怀有好感，当遇到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叙事内容，他们总有办法以“刻意留白”、“不轻易判断”等理由为创作者辩护。

与此同时，导演为了提高庭审戏在视听层面的可看性，运用了很多剧场的表现手法（戏中几位主演，如杨伟伦、麦沛东、林海峰、苏玉华、朱柏谦等人都曾有出演香港舞台剧的资深经历，因而能够很快适应舞台式叙事手法），例如舞台剧中的“转台”技巧，让演员们突破单一固定的场景（法庭内部），随着被告/证人的供词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情景，或旁观两名被告的行为和对话，或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交流”。

导演在聆讯过程还会利用一些光影、声效的特殊手法来表现隐藏在庭上问答互动背后的戏剧冲突，如剧情进行到张显宗表姐邵佩琼作供时，法庭内的灯光黯淡得像在教堂内告解，观众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双瞳，画面更不时回溯到张在餐厅向邵坦白杀人罪行的瞬间。唐文奇自辩时，往往配上闪电及雷暴的音效，是否隐喻唐不可告人的内心挣扎？又如，当呈现主犯张显宗复杂的心理肖像时，导演让张显宗幻想“成为”偶像希特勒，他的家人、唐文奇则“化身”纳粹军官和士兵，用一口流利德语交谈的超现实片段为核心内容。

诚然，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常看法庭戏的观众来说，上述为求达到特定叙事效果的戏剧手法的确值得他们赞不绝口，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熟悉香港司法系统的运作逻辑。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影史，就会发现那批最为出色的法庭电影的共同特点均在于精彩绝伦的台词和对白。《正》在“陪审团商议”和“法庭辩论”部分参考的正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十二怒汉》和《桃色血案》。

我敬佩新导演想要有所突破的创作激情，但是《正》在叙事手法上的所谓“创新”某程度而言只是为了掩饰对白的苍白肤浅。兴许导演太想借一件过去之事讽刺、影射近几年的种种荒谬（大部分香港新导演的通病），趁机表达港人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哪怕被指“抽水”（指桑骂槐）也在所不惜。于是人物不时会说出一些影射当下现实的“金句”，不仅明显与该人物在戏中所属的身份、身处的社会环境相悖，更是在间接削弱、甚至摧毁一部法律电影理应具备的严肃姿态。

若以此为出发点，《正》言语之间隐含的讥讽语气实际指向一种“代际矛盾”，而这也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之上围绕着“法律诠释权”而制定的控罪/辩护策略、由此展开的激烈论争，道德和真相变得模糊，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之外，引发观众通过持续的辩论思考“何谓公义”的陪审团内部构成隐含的深层意义。

导演将9名成员逐一划分为中老年大叔、师奶/青年、保守/激进、既得利益者/不相信制度、政治冷淡/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四个类别。这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法确实有助导演言简意赅地向观众传递“陪审团”之于香港法治的重要意义，透过学识渊博的年青一代如哲学系毕业生高思钧在质疑体制（能否彰显公义）、认真讨论案情之余，又不忘向在场其他成员（和观众）解释陪审团制度的由来，以及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代际矛盾”因而在陪审团成员们对案情的一致专注中得到暂时性的和解。

话虽如此，陪审团的成员形象最后还是不免落入脸谱化的桎梏，光是从成员整体构成便能看出导演为了营造新老世代之间的戏剧冲突（及短暂和解），从而牺牲了个体自身的复杂性。这种情况还出现在滥用职权的便衣警、害怕承担责任的上司/怀有良知的年轻警员；不讲道德操守的报社总编/良心发现的网媒记者；视法律为上位游戏的知名大状/替弱势群体发声的新人律师。

就连第一被告张显宗也抵受不住陈腔滥调的“侵袭”。影片对张显宗的戏剧化处理实际上是放大了外界对他的各种猎奇窥视和想象：极度崇拜希特勒、对于性有着无限意淫，参加三级片试镜，却在性感美女的挑逗下窘态尽显，甚至连在法庭上与倒叙和闪回披露的弑亲原因：张的父母偏心、留学外国时多次遭黑人欺凌及歧视、张的物业被迫转交兄长以偿还债务，导演处理起来亦无非是突出其冷血猥琐的一面（不过片中提出的几种假设均无法充分解释张杀人的动机，这点我倒是欣赏的）。

至于讲述他进入职场面试碰壁（初识唐文奇）的部分，更加可以见到导演为了影射中港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实际情况（张面试时的表现如何？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要到影片最后一幕，被判决终生监禁的张显宗与兄长在监狱探访室的隔窗对话，这个角色的矛盾心理才真正凸显出来，可惜为时已晚。

英文片名“The Sparring Partner”，中文有拳击训练时的陪练员，证据确凿的张显宗显然就是那位上场比赛（杀人弃尸）的“拳手”，言下之意，故事的真正主角便落在了跟在他身旁的唐文奇身上：智商只有84的唐究竟只是一名人畜无害、整天挨揍的“陪练员”，定还是有份参与谋杀罪行的“搭档/同谋”？

这也是影片后半部分法庭和陪审团的辩论重心，导演和编剧们似乎倾向于认为唐文奇在庭审期间其实是装傻博取陪审团同情，然而除了张显宗的口供，并无更多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唐确实有参与谋杀，同时警方不恰当的取证方式、唐的姐姐声泪俱下的“感人”供词，令整场审讯逐渐偏向有利于唐文奇脱罪的言论立场。

如果说《十二怒汉》是陪审团通过深入分析讨论案情为无辜人脱罪，极力避免冤狱的发生，当中隐含对司法制度的高度信任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正义回廊》则走向与之相反的另一面：高思钧说出“冤狱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安慰观众的妥协话语（香港观众映后讨论的焦点还是在唐有没有参与谋杀），实际上是（创作者认为）本应接受惩罚的罪人无罪释放，一切只是因应“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及“精神障碍辩护”而采取的辩护策略。

所以《正》也包含如何“演场好戏”的后设元素，法庭之上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公义得不到彰显，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剩下历历在目的行凶过程，以及众人的“演技”。我想导演和编剧们应该更认同《桃色血案》传达的法律理念（两面性），不过限于篇幅，电影亦只能浅尝即止。

尽管《正义回廊》并不完美，充满导演和编剧为讨好观众不慎流露的机心，但面对创作空间越发收窄、影视作品同质化情况渐趋严重，香港电影更需要多元化，更需要这样一部摆脱偶像崇拜、个人主义包袱的精彩群像戏。今年下半年港产片集体经历了一次久违的口碑与票房双爆发，我衷心希望势头正猛的《正义回廊》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首发于「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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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整体感受，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类型片。包含了暴力凶杀、探案、色情和庭审等等类型元素。出场就是典型港片里的追逐探案戏，之后也给出了肢解和割喉等等的视觉刺激，这部分处理的比较套路。但探案部分占据篇幅较少，电影大部分还是聚焦于庭审。

庭审戏的表现很有亮点，虽然我对于庭审没有那么了解，但感觉这里呈现的不是之前看过的一些架空的庭审，对于法官的指责，陪审团如何选出，证人的登场，警方在庭审中的作用和一些基本的法庭交锋都有展现。没有一些狗血的反转和降智的逻辑错误。

导演仿佛知道单一的庭审戏会让人容易疲劳。就加入多种拍摄技法让这一部分变得更加丰富，包括结合被告口供录像和个人独白，设计陪审团出现在案发现场，让被告打破第四面墙直面观众，庭审前后被告和其他人的交流还有穿插着的复古希特勒影像。陪审团、警方、心理医生和证人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个登场也很有趣。

虽然这样的设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众的疲劳，娱乐性很强，但是这些表达未能很好地服务于主线叙述。太多的细枝末节反而让观众看不懂导演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电影主要想要解决两个疑问：一是被告张显宗的作案动机，二是被告唐文奇是否参与了作案？参与程度有多少？

第一个疑问的归因过于简单，原因浮在表面，主要还是在讨论原生家庭带来的悲剧。记者那条线似乎是将张显宗往汉尼拔的形象塑造上靠，但显得没头没尾的，很尴尬。关于这一部分的讨论不如《踏血寻梅》那么深刻。

第二个疑问的讨论非常丰富，导演给出了很多的烟雾弹。包括同一场凶案拍摄两个不同的版本，将我们代入到陪审团的立场的纠结，究竟唐文奇是被张显宗拉下水还是他在扮猪吃老虎，用精湛的演技骗过所有人。

陪审团的讨论也非常有《十二怒汉》的影子。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如何在庭审中体现，以及警察暴力审问会对于庭审的影响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可能因为烟雾弹太多，我最后得知陪审团全票定唐文奇无罪的时候还是比较诧异，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

虽然庭审中展现出的关键性证据警方口供被认为是精神逼供。但那些作案的日记，还有证人指证唐文奇购买作案工具，以及冰箱里的尸体都指向唐文奇可能不是清白的。导演安排姐姐探视的那场戏，似乎也在引导我们相信，姐姐在教唐文奇如何在法庭“表演”。陪审团成员对此也是存在疑问的，最后却得出一致的结论，让我有些惊讶。

总体来说本片很像《踏血寻梅》和《十二怒汉》的结合，但是没有达到他们的高度。对于作案动机的探究不如《踏血寻梅》有人文关怀和深度。对于陪审团裁定的展现过程很精彩，但是结果不够有《十二怒汉》有说服力。导演用了许多类型片技巧让庭审过程变得有趣，涉及案件的群像刻画也很精彩。但也存在用力过猛的问题，导演塞了太多无关紧要的内容进来，让人不知道他最主要想要表达什么。

好久沒看過一部這麼好看的港產片了，昨天晚上是萬聖節 ??，我選了這部電影自己看。137分鐘，喝著熱茶、吃著辣腸熱狗，暖一暖身子，但這男主卻讓人寒心。

這片是改編當年哄動一時的肢解殺人案，蕩氣迴腸、一氣呵成。中間穿插著律師對自己當事人的嘲諷，亦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片中2個男主角我都不認識，但卻出奇的討好。經常都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卻覺得法律是有錢人玩的遊戲，2個被告的家庭背景很懸殊，但一個活得憤世嫉俗，一個卻簡單自在，但看似簡單自在的那個卻曾經自殺。相反那個揚言自己30歲前會割脈自盡的卻成了殺人犯。

電影中的其中一位陪審員聲稱自己並不相信這個司法制度，但卻被選中成為陪審員，多麼的諷刺。第一被告崇拜從前的納粹獨裁者希特拉，想想為何他會崇拜一個二次大戰的戰敗者，當年希特拉為什麼會成為德國的元首，因為人民的求變、不想再被欺壓。當時的通貨膨脹令德國人比死更難受，而第一被告亦有類似的情況，從小到大他都受到束縛、不被尊重，甚至被人欺凌但家人對他是不聞不問，原生家庭的影響令他人格分裂，走上絕路，幻想現在如果是20世紀，他成為獨裁者後就可以向這些看不起的人進行報復。

我看的時候覺得並不血腥，只是在想第二被告最終被無罪釋放的原因。他的姐姐在庭上作供時明顯是在打溫情牌，令所有女性陪審員都跟著她痛哭，弟弟智商只有84，她就用此作理由。亦是游律師所說的「傻人有傻福」，同時我亦有在想他未至於傻到被第一被告任意擺佈，這事他一定知情，但他未必參與。看看第一被告聽到他無罪釋放那個表情，他是在冷笑。這裡值得思考，他是要把第二被告拖落水嗎？我在這刻是持開放態度

其中一位陪審員提出香港不應該廢除死刑，另一個就問他那是不是代表著你也同意殺人這行為？廢除死刑是好的，做了錯事一死了之，但也賠不了死者的生命，倒不如在獄中每日受良心譴責還要好。

香港應該有更多這類型的電影而不是那些誇張不實的警匪槍戰電影！這個我打5星！

影片結束後同導演的問答環節，導演如是解釋了題目，他想將這個問題留低給所有的觀眾。是啊，穿梭於代表正義的法院中的人們，大概也不清楚什麼會在迴廊的盡頭憂望回這個世界。導演以出奇驚人的對於場景的掌控力，將眾多人物栽入這部戲中，慢慢生長並互相交織，以香港普通法機制為架構，陪審員同審判過程一起作為視角，將這一真實的案例解構為原生家庭的傷害，兄弟之間情到恨的發展，社會救助機制的缺失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對於人性的拷問，律師、警察與法制之間的關係，法治制度與正義之間的關係，新媒體與傳播的交融，人性與理智同制度設計的平衡等等，甚至解構到最後可能只是人與人最基本的共情同誤解，以及人性的脆弱。可悲的是，當所謂菁英利用制度設計而利己到忘記其實制度的目的本身是公義的時候，當越來越侷限的信息圍攏，散播，延展，歪曲直至整個環境簡化思維到無以為繼理性的時候，當這似乎也越來越呼應當下甚至未來的世界的時候，這宗2013年的案件其實並非只是停留在彼時彼刻，它是繼續在時間中發展的，呼應著一些事，激發著另一些事，困獸猶鬥，但如若你發現這個世界可能連困獸都容不下呢？長夜漫漫，總會有些火星留下罷。

p.s. 導演在通篇的表述方式，場景語言，暴力甚至是咸濕，直到最後的幾個場景，兄弟見面，律師，陪審團的幾句留言，神情，以及那蜘蛛的陰霾，都拿捏的非常到位，鋪滿了他想像中的那個問號，讓人實在是驚訝於這是他的第一部戲。

戲院出邊，夢在夜幕中安靜，而現實卻在街角喧囂，

有的人在出賣身體，有的人在出賣靈魂，紛忙不息的街道橫爬著慾或者懣。

一部戲永遠無法窮盡夜幕下燈火背後的故事，

但它總可以拓寬人的想像邊界，

慰藉一些孤單無助的靈魂，

也便是此罷，天空中多了一點意義，星空下的夜不是那麼的淒冷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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