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公众号：杰德自修室

于1934年发表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无论是案件的结局，还是语言的简洁度，都能与《无人生还》相媲美（因为我心目中的阿婆作品NO.1是《无人生还》嘞）。

本案的故事原型是发生于1932年的美国“林德伯格绑架案”：林德伯格是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当年3月1日晚，绑匪从其豪宅中绑架了20个月大的儿子查尔斯，并索要赎金5万美元。虽然林德伯格交付了赎金，但是儿子依然被撕票。后来的“林德伯格法案”也因此诞生：“绑架案发生24小时后，即可推定被害人已经越过州境，案件将由联邦调查局（FBI）接手”。比如在前年，FBI接管“北大学子章莹颖失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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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这个嗯故事并不太在惊醒或者是血腥，我觉得碰撞最激烈的是教派与教派之间的冲撞，侦探是基督教的，而罪犯是天主教的，这两者的区别就是侦探他认为上帝会惩罚坏人的，而子民应该不要自己复仇要等上帝去惩罚，嫌疑人也就是凶犯认为他们被上帝抛弃了要自己去复仇，侦探最后侦破了这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被杀的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是一个罪有应得的人，凶犯是被害者的家属，但是由于侦探是基督教的人他认为要把凶犯交给警察局，而全列车上的人都为凶犯求情，最后侦探似乎妥协了又似乎没有妥协，像侦探所信仰的那样把这一切交给上帝抉择

最近有两件事：一是出了一条社会新闻，一个女孩因为在友人遇难时的自私、不作为，被各路自媒体讨伐；二是，2017 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上映了，这才让我发现 2010 版有多好、多震撼。

于是我在 2017 版下写了以下这篇文章，但因为文章的主角是10版，就贴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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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老粉丝，（2017 版）电影并不令我买账。演员阵容固然强大，演技也精彩，但故事讲得流于表面，像是身着盛装走过场的猜谜游戏。打斗戏、十二人排排坐、追打、开枪，以及最后大侦探波洛苍白的内心独白，无一例外附和着 2017 年末观众的审美偏好，但或许也掩盖了整个故事最拷问灵魂的主题，即，正义，究竟该如何是好。

事实上，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社会新闻（准确地说，是各路自媒体）炒得最凶的一条，是江歌刘鑫案。按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对这一主题最好、最掷地有声的呼应，但这一新版的表达并没能做到。反倒是 2010 年的版本又在我记忆里浮现出来。那一版做到了。

那不是一部被投在大荧幕上的影片，但它从各个方面无愧于「电影」（movie）这一称呼。事实上，这部由获得过 BAFTA 奖的英国导演菲利普·马丁导演的，投射在家家户户荧幕上的电影，可能是我在整部长达二十年的英剧《大侦探波洛》中最喜欢的一集，原因是，它令我感动、警觉而震撼。最震撼之处就在于，它让我反思：

“替天行道”这件事究竟该不该做？为什么？

2010 年那版，电影紧盯着有关“正义裁判”究竟为何进行拷问，从一开头就奠定了一种严肃而冷峻的基调。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一幕接一幕，皆是有关审判的令人悚然的情境：年轻的军官在波洛严厉的推理和质问下，扣动扳机开枪自杀；在伊斯坦布尔，众人掷石块，“行刑”杀死了一名通奸的女性。以上两幕，都并未出现在原著中，但却为接下来的讨论搭建了舞台：究竟怎样的正义才是正确的，而什么又是野蛮？

10 版的导演在波洛的对白中特意强调：“犯罪团伙”十二人一人一刀的仪式，是在替代陪审团，代表陪审团庄重行刑；它强调，这场谋杀象征着法律无法达成的正义。最终，一切铺垫真相推向高潮，水落石出，在逼仄的车厢里，波洛完成了他的推理分析后，异常激动，简直浑身都在颤抖，他高声说道：“你们没有权利代表法律！”

“我们是善良的、文明的人，但邪恶越过了高墙。我们寻求法律，求它主持正义。而法律让我们失望了。”

“不，不，这样做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街边的野蛮人！法律的规则，必须被高举，而如果它陨落了——”

镜头拍着波洛颤抖的双手。他将它们高举过头顶。

“——你拾起它，并且举得更高！一旦它被毁掉了，那么，对于所有社会、所有文明来说，便再无庇护之所！”

讨论还不止步于此。那部影片中还加入了对圣经、上帝和基督文化的讨论——

“这世上有比法律更高的正义。”瑞典修女这样说。

“那你就等待上帝来执行审判！”

“但当上帝没有做时，当这个世界仿佛生者的地狱，当牧师要求我们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事情时，”修女继续说，“耶稣说：‘让那些没有罪恶的人们扔出第一块石头。’我们是无罪之人，波洛先生。我是无罪之人。”

物理上的艰难，风雪、寒冷、狭仄的车厢，与道德上的两难，是所有主角们必须面对的困境。对于波洛而言，这更加是一场对最深处的自我和信仰的探究。那个夜晚，波洛面色凝重的离开了车厢，将一众“凶手”锁在里面。

影片结尾，大雪之中，波洛穿过注释着他的人群——三两成群的那十三位乘客们——缓缓向闻讯而来的警察们走去。背景音乐一拍拍扣在紧绷的弦上。十三个人绝望却期待地看着他。他们看见，随着波洛一张一合的嘴，列车长匆匆掏出掉了一颗扣子的列车员制服，递给警察——这意味着，波洛最终决定用简单的谎言，放过那十二位私刑处死罪人的、“无罪”的人们。

女教师、军官、伯爵和伯爵夫人、修女、俄国贵族……他们继续装成陌生人，满眼热泪地注视着波洛转身走进暴风雪里。波洛顶着风雪，满脸凝重，六十四岁的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挣扎。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十字架，抚摸着。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非常痛苦。

毫无疑问，大卫·苏切特 是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波洛，这不只关乎外形，还有他的幽默、绅士、愤怒时的隐忍，和对待令他不耻之物时的冷峻——苏切特将一切处理的恰到好处。在《东方快车谋杀案》结尾，苏切特淋漓地刻画了波洛内心的挣扎。

没人知道那个夜晚波洛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说服他放弃他珍视、信仰的崇高的法律，放过了那十三个人。而真正撼动我的，是他在作出这一抉择时的痛苦。他清楚，当把审判、裁断的权力从上帝、法律手中夺走，交由民众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滑坡，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文明再无庇护之所”，意味着野蛮。

如果将正义的执行诉诸民众、诉诸群情激奋，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成为那用乱石砸死通奸女子的群氓之一呢？

法律的崇高，在中国人听来，似乎不以为意。群情激奋，将三个感叹号坠在“我会杀人”之后的人们，所表达的不仅是愤怒，更是对制度的不信任。

与一位正在德国读哲学的基督徒朋友聊到江歌刘鑫案时，她说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有神的概念，才有人的概念，才不会对人苛责。”

“中国人特别喜欢‘替天行道’，”她说，“这是基督教文化里最反对的。审判是神的工作。”

中国素来不是个宗教社会，而是世俗社会，或者是道德社会，我们对伦理道德要求很高，有时候甚至“非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朋友的这句话搞不好要招来反感。但它却

今天，当我们像看电影一样观看这些社会新闻，并像参与互动游戏一样任由自己被媒体、自媒体挑动着情绪，在精神上抡起大斧狠狠劈向舞台中央的人群时，我们是否需要适当的审慎？

一些影片会趁你不备，给你狠狠 一击，让你毛骨渐悚，似乎并无惊天动地之事发生，却颠覆了你原有的期待，令你挑战自己之前的观念——毫无疑问，那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做到了。

这部改编自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的英国电视剧，是系列剧集《大侦探波洛》的第十二季第3集的一个故事。一辆疾行的列车上，一个人死了整列车厢的人都有嫌疑，而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而波洛也经历了一次情感与理智的拷问。在正义与法律间该做怎样的取舍？这个问题从古至今无数人问了无数次，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答案。当法律无法制裁恶人时，我们又该怎么做？大卫一直是我觉得演波洛最好的一位演员，剧结尾处他手握十字架欲悲欲泣的样子，把处于痛苦交战中的波洛表现得精准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