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导演谈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场针对“杀马特”的围剿犹能搜到一些带电子包浆的资料，彼时大众媒体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视着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蝼蚁——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的影像读写者，似乎对他们的态度稍显友好起来。

“平视”是《杀马特，我爱你》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关键：一个个留守于城乡间隙的年轻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经验，包裹自己，主动与“主流”、“得体”划清界限，以期短暂地逃离枯萎、逃离平庸。

城乡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经济转型与教育资源落伍尴尬对视，像一个在荒郊分娩的、无人陪同的母亲，土地恰似肌肉组织般挛缩，胎儿下坠，批量的留守儿童被生产出来，呱呱落地时，注视土壤的第一眼，便成为贫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们，也终于被“看见”了。

没有戏剧性的编排，没有标签思维的干预，李一凡导演以擅于“实证”的目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喜怒哀乐尽有、人生海海无常的边缘世界。

在声与影的交汇处，超乎纪录再度与李一凡导演相遇，重谈导演视角下的“杀马特”。

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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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 纪录片导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 主要作品 -

《杀马特，我爱你》《淹没》

《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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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文

编辑 | 小文

图 | 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为李一帆导演自述：

实证，是一种习惯

“城市与乡村的间隙 有他们真实而粗粝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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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杀马特”产生兴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有关他们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冒头。

而我们恰好在重庆做一些艺术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探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做审美自治：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本体和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在杀马特身上能看到一种审美自治的精神——因为一拨人，他要能够把自己从大众审美的潮流中拎出来，用一种审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话，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这件事情。

在选择“杀马特”作为影像中的主体之前，我对他们的印象，来源于互联网上一种悖于主流审美的声音。当时就觉得，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去看，其实他们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咱们一些美院的学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拥有了一种审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开始找，一开始，什么途径都找不着他们。他们好像在经历过短暂的、不算善意的瞩目后，躲藏了起来。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一直也没放弃，就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杀马特”之类云云。自然发出去的消息也没得到回应，叫学生去试，依旧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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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家族QQ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那段时间我常去广东，恰好就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从网络上联系到杀马特，因为杀马特的源起和发展都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所以我惯性地认为，应当是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没有想到还能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给了我们罗福兴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这事儿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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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李一凡通过朋友的介绍，与罗福兴取得联系（影片截图）

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

“流水线 不止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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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罗福兴，是在深圳、惠州、东莞交界的那么一个地方，算是远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长发了，很正常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说：“从前不懂事，现在慢慢长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时他的状态，对过去的自己，存在一种近似于否定的感觉。

在初次跟拍摄对象建立沟通关系的时候，我一般都很谨慎，很怕一张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当时，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当时找了一个钟点房，待在里头，两人拘谨地对聊。广州的五六月，热气蒸腾，盛夏蝉燥，那屋还没空调，待不住，我们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同去找罗福兴：乌鸦，满宇，还有我。结果到了那，罗福兴不愿意他俩在，于是我和罗留在这里对谈，其他两人找个地吃饭，等我这边结束——结果我俩这边实在待不住，也一块去吃了个饭。

等的时间也不长，第一回面谈，其实也没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后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认知。

这个片子最开始的难点，在于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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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石排公园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真正的杀马特，比起城乡结合部弄潮儿，更像流水线作业的歇息间抬头的、无所适从的留守青年。他们懵懂、却又为网络上一些支持的回馈而骄傲；他们自封“杀马特家族”，跨越老乡关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刚好有一个项目，能够有几万块钱让我去做一个短片，这个时候，《杀马特》的拍摄，算是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随着拍摄的推进，我慢慢意识到了那种无所适从与“不信任感”来自于当年杀马特暴露于主流群体面前时，他们所经历的强烈的冲突。

他们经历了“屠吧”，经历了现实生活无情的鞭挞和舆论场的否定。

杀马特是一种能够自我保护的组织，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进入到这些群体里，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他对你的发型、对你的审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跟罗福兴一对，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进不去杀马特的群聊——我们只是进到了人家的审核群，人家一看你这QQ空间，完全不是杀马特的料，就把我们踢出去了。

等到我们开始要联系这些杀马特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即使罗福兴这个“教主”亲自把我们拉进群，我们也无法掌握与他们交流的技巧和话术。你以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觉得重要。而且大多数的群在那个时候都是休眠状况，也不是随时都有话说，大家在关注中反而变得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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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兴担当“翻译”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里面很多小孩也没看过电影，人家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就在东莞石排那个公园边上不远就有个电影院，他们从来不进去，我们说纪录片也没人知道。后来罗福兴给我们充当“翻译”，他从来都是说是长视频，他们就知道你要拍一个长视频。此前，我觉得我还是挺懂农村的，即使挺懂——这些我也没法沟通，完全沟通不了。

打破一堵墙

“这面墙，产自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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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沟通需要打破一堵墙。一开始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堪比跨越语言谱系的鸿沟。翻过认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这堵墙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交流的。

在打破这堵墙的过程中，我发现，杀马特几乎全是工厂区域产生出来的。社会底层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们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完成这种独属于城乡之间的审美自洽。

我称他为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就是我们总是感觉社会商业化，娱乐至死，都是工业社会后期才产生的东西。它虽然在一个工业时代，但是它的那个工厂区里边的那种习惯、那种组织形式，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

我以前知道工厂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要收身份证，不许你拿身份证，那些门窗都是弄上铁链，不让你随便进出。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善了，我以为工人已经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资也很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采访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点以后才有空，工作时间有 12 个小时。我们的访谈经常都是半夜进行的，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厂区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农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农民，然后它的租户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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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导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访

你可以说杀马特在某种意义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没有钱上学或者是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就被老师歧视，甚至老师要打人，然后就有点逆反，不去上学，认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的，在这些问题上面的叙述几乎人人都一样。

所以我才发现杀马特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有那么多的相似性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开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点独特的审美——整个社会变迁中一代人的经历，让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成为杀马特。

杀马特们，他们是不是去参加环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过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出格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头发是最出格的。他们的生活不精彩，他们爱情也不精彩，就是因为特别无聊，特别平淡，特别没趣，特别绝望，所以才要改变一个东西，像孔雀开屏一样，希望变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够飞翔。

我们选择拍摄对象，之所以采访了七十八个之多的杀马特，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个原因：无聊、贫乏是他们的共性吗？我不敢轻易下定论，所以就想尽量地拓宽样本群体，尽量地扩大，需要到达一个量的时候我才敢信。

从做《淹没》开始，我都挺反戏剧——我不是想讲杀马特是一个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讲：它是个普遍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点，你看《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会去找一个最没特点的样本，我不会去找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样本，去刻意营造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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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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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观点：

矛盾，从导演视角出发来看，是令人可喜的冲突构建因素，但走进《杀马特》里的78个青年，李一凡却又面对着这种“矛盾”的特质，陷入了沉思。

以罗福兴为例的杀马特青年，有着极度矛盾的自我认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异质的赋予下，拾起了一种几近于无的审美自信力。他知晓，李一凡是一个“持摄像机的人”，或许也是一位朋友，他来这儿，拍一个“长视频”——他们或许对于纪录片没有认知，但却在这样的懵懂中面对了难得客观、难得善意的注视，在懵懂中成为了影像所记录的主体。

在2008年至今的网络语境里，杀马特屡屡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水泥从本该装着二手智能机的口袋里掏出，飞蛾扑火般与鞋底的泥泞共舞。他们在工厂至小镇、现实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发冲冠”的物理姿态，灼烧自我，又于纷飞的舆论和年龄的增长中走向无声，重新被流水线的烟尘湮没。

杀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厂，死于理想。

作为2020年最热门网络名词之一，“小镇做题家”以个人化的方式曲折地将城乡结构问题带回了公共讨论空间。在此背景下，《杀马特我爱你》因其极富关怀性和反思性的左派眼光收获了大众的广泛赞誉并不令人觉得惊讶。它使得许多出身小镇、侥幸走出小镇的青年人自然地反思起了自己依赖着哪些 privilege 才得以逃离原有的阶级身份，并在对成长的追忆中发出“此身虽在堪惊”式的感叹。就如同杜鲁门·卡波特在撰写其名作《冷血》的过程中，随着对一桩灭门惨案的深入调查，渐渐感受到自己和凶手之一佩里冥冥中共享着同样的命运，他评论说：“佩里就像是我同屋长大的兄弟，我从前门出去了，而他从后门出去了。”

由于在编排和剪辑过程中始终尽量让创作者隐形，将话语权交还给杀马特群体本身，同时也像李一凡自己在采访中谈及的那样，筹备期间逐渐放弃了对所谓“第一现场”的执着，采用了大量从杀马特青年手里购买收集来的照片和视频，《杀马特我爱你》的成片和一些精心算计以迎合社会热点的伪现实主义爆款电影有着泾渭之别。电影以一种几乎是不留痕迹的方式跨越了亚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将矛头指向更深处的权力与经济结构。同时，杀马特群体生于特定的城乡结构，遭遇到消费文化的风潮而被赋形，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自我认同问题潜藏于城乡二元制的主题之下，让杀马特群体体现出了更加广阔的意涵与价值。

在电影里众多被采访者赤诚的自白中，除了中西部乡镇的贫瘠，流水线工厂对工人残酷的异化外，让人尤为注意的，是频频被提及的“同类相认”的瞬间。比如回忆自己如何初识杀马特，感到心有灵犀（虽然我和她不是很熟，但那种性格的气氛我能够感觉得到）；如何进入到溜冰场这一杀马特活动场所（不管认不认识，只要发型是这样……虽然我不会溜冰，但也会跟着他们跑），成为杀马特后的交友理念（我搞杀马特，他也搞杀马特，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性格，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聊天可以聊出个人的一段历史，叫我们玩杀马特的和一个平头的人来聊，是无法沟通的），以及对杀马特的总结性概括（杀马特是因为我们的发型是一样的，我们相当于同类一样）等等。

生于农村家庭，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抑或说教育本就是一种对他们进行筛选、将其淘汰的社会机制；在家庭负累和工厂剥削之下被迫放弃自我实现的梦想；爱情在现实面前也频频触礁……杀马特群体大多都有着类似的生命经验和成长创伤，很容易理解彼此在缄默之下的生存困境（玩杀马特的话，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点伤感）。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在《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一文中提及的，在一个拼爹的时代，80、90后大多数人其实无爹可拼。“80后的父母大多数是50后——青年下乡、中年下岗的一代。他们承担着社会主义最沉重的债务，子女又赶上了资本主义最残酷的原始积累期。所以有人说，80后是‘穷逼’的一代生下的‘苦逼’的一代。”

原本注定埋没，即使被视为异类也要活出自我，正是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不甘才使得杀马特们活的那么有力（我的人生要我来做主才行，哪怕是错的；玩杀马特的时候，感觉我全身都不一样了，自己会颤抖），这样的描述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形容性少数群体。利用消费符号对身体的夸张改造，杀马特个体反抗着工人灰色调的沉闷生活，同时也得以快速确认和识别自己的同类，这几乎与酷儿群体中的变装文化异曲同工。LGBT人群受制于传统的二元制性别文化，一如杀马特群体在城乡夹缝中经历着自我的压抑和迷失。

美国变装文化的领军人物鲁保罗·安德尔·查尔斯曾说：“我们生来赤裸，余下的皆为变装（we’re born naked and the rest is drag）。”社会要求LGBT群体穿得“像个男人/像个女人”，同样也无时无刻不在要求工人群体穿得“像个工人”，把身体作为唯一的反抗舞台，只因被边缘化、被排斥的人群除身体外一无所有，也因为身体是社会规训最直接的作用场所。

在此不必赘述大家耳熟能详的凝视理论，但必须提到的是，通过艳丽的造型和穿着，杀马特群体以极端的姿态将自己主动放置在了被凝视者的位置上，这一在通常境遇中被操控、被贬斥的身份对他们而言却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就算别人骂自己两句，也有人跟自己说话；别人的关注是那种异类的关注，但还是看得到你），因为主流文化出于各种目的不遗余力地抹消着杀马特们作为农村新生代的形象，对他们的挣扎视而不见。这和上世纪的酷儿运动通过显眼的装扮在公共场所中凸显自己的存在，捍卫自己的可见度一样，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幽微复杂的东西，所谓物不平则鸣，都来自人心中最基本的想要被爱和被关注的欲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酷儿运动与第二波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汇流成声势浩大的身份政治运动，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同于传统党派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杀马特群体是这样（只要是玩杀马特，都是我们的家人；在家里人身上找不到的东西，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同时也正是去中心化的拍摄理念成就了《杀马特我爱你》的独特性，这或许不能简单地归置为一种巧合。

注：括号内的话均引用自《杀马特我爱你》片中被采访者的叙述

本文为第五届深焦华语影评大赛初选参赛作品

几年前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洗剪吹），的确是在污名化的语境下。

“洋气”的城市中产精英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笑话。

李一凡这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无论本身如何，探讨的现象及还原的这些青年的状态，很有意义。

涉及了太多所谓“人口红利”背后农村几代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进城打工者或许局部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身后是多少破碎的家庭、没有父母照料、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去城里闯荡的“留守儿童”……有个年轻人说：童年跟弟弟一起乞讨时自己饿昏的记忆像一根钉子钉在心里，盖过一切其他童年回忆。

他们在城市被欺骗、被压榨，用五彩发型、奇装异服给自己壮胆、发泄压抑、找到彼此（“杀马特”各种家族）。想起Malcolm X说少年混社会时喜欢穿特别夸张的zoot suit，也是非裔和拉美裔边缘身份的体现，也常遭受主流社会的嘲笑奚落，甚至暴力攻击（1943年洛杉矶的zoot riot，白人士兵认为这种奇装异服浪费布料，剥衣、殴打拉美裔少年）……

每次听到傲慢的欧美人嘲讽“made in China”的东西质量差，我很想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买的廉价物品后是多少打工者流在流水线上的血汗泪，无望的青春与被摧残的身体与精神…

教育是重要的。上午听一个留过学的年轻人说那些外卖骑手水平就那样了，教育也没有用，只能是温饱后刷刷手机过生活。这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态度。教育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Malcolm X由一个滥掷光阴、吸毒抢劫的年轻人成为见识非凡的非裔领袖，因为他在监狱里疯狂地读书思考。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需要成为Malcolm X，但足够的教育起码让打工者了解如何更好地了解合同、了解劳动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本来应该赚七千多工资，被老板算来算去，算成了29元，只能自己痛哭。当然，这野蛮残暴的系统性剥削，仅靠个人教育不够，要有各方力量给政府施压，迫使其不要一味偏向企业，而是制定更完善的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工人要团结，也应有社会各方的支持。

“杀马特”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抑，如片尾旋转拍摄的迫人的工人宿舍楼。他们的工作对身体、精神极具磨损性与毒性，常有人觉得生命无意义。教育可否提供其他可能性？从民国左翼知识分子办“平民夜校”到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夜校、成人学校，都帮助一大批工人以各种方式争取权益、改变境况。可惜如今各种教育机构都极度商业化市场化，以公共服务、职业培训为目的的愈发稀少（或者我并不够了解情况）。

如此说并非要要回到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借鉴过去有益的、却被抛弃的经验。无法指望资本家讲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宁可拿大笔金钱假充“善人”也不会主动提高劳工待遇。政府的监管职能与社会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

“杀马特”几乎曾经成为非正规非暴力的帮会组织，他们彼此取暖。然而，没有阶级意识的亚文化“反抗”只能被招安进商业浪潮，即使这样，都构成对“主流”的威胁而遭到破坏……“三和大神”们，可能是更原子化、更无望的存在……

李一凡导演在“一席”的演讲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

视频里，一位杀马特说：“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

和导演一样，我以前对杀马特的认知也来自于主流社会片面的报道，但这句话，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夸张的造型背后那无边无际的孤独。这种孤独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正如导演所说，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纪录片没有采用导演视角，而是把话筒给到了杀马特，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种弱结构听上去琐碎、没有重点，但导演用逻辑串联起了故事，让讲述变得非常顺畅。

讲述的大致顺序是：几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生活是怎样的？怎么接触到杀马特的？为什么加入杀马特？杀马特为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杀马特后来遭遇了什么？如何看待那种遭遇？

这正好是我们由浅入深理解杀马特的逻辑顺序。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存在过的边缘群体，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起和衰败。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杀马特的故事，也可以了解城乡差距背后那些被遮蔽的人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导演的话：“关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更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头发是图腾

纪录片的工厂素材来源于工人们自己的拍摄。

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上班路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他们没有表情，如同丧尸；流水线上，工人的手高速运转，如同机器一般，一天重复无数次相同的动作，还要忍受噪音、污染、机油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到几乎暗无天日；他们的生活贫乏得如同一潭死水。

农村是牢笼，工厂也是牢笼。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见了世面、提高了生活质量。实际上，他们依然被困在了原地，依然对外界一无所知。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望尘莫及。而比物质和阶层的悬殊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流水线上无尽的孤独感。

这时，一个比房子、车子门槛低得多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玩得起的东西——头发。

从杀马特的讲述中看，头发并非仅仅是展示自己的工具，而是上升为了一种图腾。夸张的发型，帮助个体确认自我，也帮助人们从人群中认出和确认同类。在这种图腾的指引下，杀马特们找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缓解了在工厂的孤独感，寻找到了归属感。

夸张发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渴望脱颖而出、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集体、渴望摆脱孤独、渴望找到归属感。

是头发，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非流水线上的零部件；是头发，让他们抓住了无望的人生中唯一一点快乐。他们不被社会尊重，只好自己构筑起了一道防线，用来抵抗无望的人生。

因此，他们极力保护“头发”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哪怕打架，也不能碰对方的头发；哪怕饿得要死，也不想剪了头发重回工厂。

头发是他们最卑微的反抗，但个体渺小的反抗，终究还是抵不过资本那轰鸣的齿轮。

一位杀马特说，剪头发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就像是丢了自尊，因为“没人认识我了。”

资本把人异化为了逐利的工具。在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社会上，个人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他们最终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剪掉头发、重回血汗工厂，要么徘徊在石排的小厂。

在绚丽的头发背后，是彻底无望的人生。现实的升迁和发达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

罗福兴在纪录片里说，他唯一能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当他遇到问题，电话却永远打不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世界和安顿自己生命的能力，他们与城市疏离、与亲人疏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杀马特几乎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几乎都在12-16岁之间外出打工。他们让我想起了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个情节：孩子们面对镜头，说起未来的理想，清一色地回答“打工”。打工是他们看到的全部未来，也是唯一的出路。

同一种规训

导演说，2012年他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特别兴奋，因为他以为中国有朋克了，有人自发地开始抵抗消费主义了。

他找到罗福兴后，发现两个人聊不到一起，因为罗福兴聊的是个人境遇，导演想的是文化抵抗。这种反差，恰好反映了我们与杀马特之间巨大的鸿沟。

杀马特从农村走了出来，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有手机，都在分享同一个互联网，但互联网未必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反而可能更固化了我们的圈子，加深了刻板印象。

不过，虽然生活和生活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我们的生活，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无论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里996、007的员工，都在同一种规训下，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

在已然白热化的剥削中，人们的时间被剥夺，尊严被践踏。人沦为了工具，而非目的。

这种激烈的竞争，甚至蔓延到了还没成年的下一代。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家长打了鸡血，一头栽在了无边无际的课程之中。

在铺天盖地的同一种规训中，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不管愿不愿意 ，他们都被同一种价值观推入到了绞肉机中。

贫乏的杀马特背后，是少得可怜的选择。而这恰巧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拼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又不善理财，资产就只能不断缩水。一个无产者辛苦工作一辈子所攒下的积蓄，可能也抵不过一个有产者几年间房产的增值。

一句轻飘飘的“为什么不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规训系统里，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极其有限。杀马特最初只是为了抵抗极其贫乏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在网络暴力的打压下，渐渐销声匿迹。

这个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规训呢？

导演李一凡在一席演讲的最后说：「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关注社会，只有你对社会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才会发现你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而我显然对社会的关注太少，看完这部纪录片，才把杀马特从被戏谑的符号中剥离出来，还原成一个个的鲜活的人——那些工厂里的年轻人。

杀马特风格的来源、演变、特点都不是片中的重点。贯穿整部片子的，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打工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留奇异的发型，回归到「正常人」，没变的则是仍在底层挣扎。正如导演所言，他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是 90 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大城市的年轻白领们喜欢自嘲自己为打工人，尽管也有共鸣，但这种「打工」和杀马特们的打工，终究是两码事。从留守儿童到十三四岁辍学成为农民工，是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所不了解的世界。

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会迷路、会被骗，这里不再是熟人社会，而是充满残酷竞争和算计的利益场，无条件的信任会被看作太天真。

但他们还是要出来，农村已无事可干，只有进城才有改变的机会，或者更现实地说，只有出来才能挣够未来成家的钱。所谓「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

最近正好看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描绘的也是同一时期的东莞。尽管也写到了农民工的漂泊和艰难，但书中重点叙述的两个主角，都通过努力与运气，从最底层爬了出来，成为「中国梦」的励志代表。但更多的人，还是如本片中这样的杀马特们，工作多年，依旧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工厂里的生活，枯燥乏味，让人日渐麻木。流水线上重复、不能停的工作，劳累到让人瞌睡误工的两班倒，上厕所要主管签字，没有社保，没有安全保护，化工品让人过敏，惨遭工伤也没什么赔偿，微薄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口述的背景画面，是导演花钱买来的短视频，都是农民工自己拍的：机器的轰鸣，机械的动作，招工的人流，被训斥的工人......一切都让人想逃离。为了拍片，李一凡在厂区里转了很久，感叹道：工厂里很多人都有抑郁症。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城市飞速发展的代价，正是工厂里这一个个年轻人。杀马特教主罗福兴说，每次路过城里那些高楼，他都不会往上看，因为那些光鲜亮丽和自己无关。

在这无聊、穷困的生活中，他们也渴望自由、爱情，渴望获得关注和关心，但他们没钱玩城里人的那些爱好，只好玩头发。杀马特的发型和装束，尽管被许多人嘲讽、鄙视，却是这些年轻人最珍视的东西。奇异夸张的发型，给了他们保护（看上去像坏孩子，不会被欺负）、存在感、意义、自信，甚至恋爱对象（对于家里没钱的男孩，找到真爱，能少出点彩礼也是很成功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在冷漠的工厂和从小有隔阂的父母之外，找到了兄弟姐妹般的温暖。大家一起溜冰、聚会、在 QQ 群里聊天，杀马特成了识别彼此的信号，成了难得的归属感。在杀马特家族中还可以实现身份的上升，尽管看上去很虚幻，但总比现实中的无望强出很多。因此，当许多工厂要求他们剪掉头发时，他们直接选择拒绝，为了杀马特，宁愿饿肚子。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让我惊讶，也足见玩头发这件事，承载了他们生活的多少意义。

可悲的是，就这么一点点自由，最后也被他们奉献青春所构筑的那个「美好世界」所扼杀。在物质、精神的双重打击之后，留下的是恐惧，曾经的杀马特们只得乖乖剃掉头发，回归贫乏的正常，老老实实打工。而我这样的人，正是背后的凶手。

二代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母，怀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拼命奋斗；他们面对生活更加随意，随意打工、随意花钱，因为已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希望。

「关键问题是，钱到哪里去了？」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失衡的城乡关系，李一凡仍在反复拷问。

杀马特和非主流，传到我们乡镇高中应该是2009年。迷恋80后作家的风潮渐渐平息，博客时代进入尾声，移动互联网蓄势待发，一种极具视觉冲击的符号进入了小镇青少年的视野。

高中生身处学校，不能拥有五颜六色的头发，至多改变形状，在底线之内做出最爆炸的头，算不上杀马特，比较接近“非主流”，弥漫着一种病态的气息，主题围绕着爱情和死亡。

当时有一个很火的MV，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画面上是一场葬礼，西式的，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士躺在棺材上，周围很多穿黑西装的男士，好像捧着玫瑰花？简直有点精神图腾的意思，好多同学喜欢。

我的同桌可以算个“非主流”，家境是班上最优渥的那批，学习成绩很差。她常常买许多册子还是贴纸？（非主流有很多商业产品）上面有涌血的白玫瑰、哥特风格的建筑、多彩夸张的发型、字体奇特的句子，颜色都中间亮，四周黑，LOMO风格。

有一张印象特别深刻，同桌给我看，图上是俯拍的一双脚，黑黑的，非常瘦长，脚趾上的皮肤皱皱的，指甲盖涂成黑红色，两脚之间夹着一朵花。当时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阴气特别重。

她还玩过程度比较浅的自残，割破手指，把血滴在买来的双氧水上，看两者相触产生的泡泡。她脸上作出惊喜的笑容，并请我看。一开始，我很认真地问她怎么了，但她总用云淡风轻的态度一笑了之。我没说出来，但心里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我从来也不理解她。

那些富有的同学，穿衣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不论男女都倾向紧身的裤子，最好是低腰的。有些男生非常干瘦，冬天也只穿一条紧身裤，看上去很不健康。

大家也积极地修改QQ名，绞尽脑汁像一个拗口的、复杂的、霸气或悲伤的网名。

在学校之外，非主流也很有影响力。我表姐在那个年代拍过一张照片，在姥姥桌子上放了好多年。她的发型十分张扬，靠近头顶的近三分之二的头发是向上的、爆炸式的，剩下三分之一头发是直挺挺垂下来的，刘海厚重，紧紧贴着额头和眼睛，没有染色。

这好像是当年我们那最流行的发型，我的高中同桌、舍友，都留过此发型的内敛版。那年代许多贴在橱窗里被当做模板的大头贴，也大多是这样的发型。老师对此有些意见，但从没在父母长辈那听过什么不满，估计当时都觉得挺潮的。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非主流”是怎样的，2011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非主流”已经在同学亲友间消失了。我的表姐、同桌发过许多照片，她们再没有留过相似的发型，也没有流露出对死亡、枯萎的迷恋。对她们来说，“非主流”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跟随着时代，她们又追逐过许多潮流。

但杀马特很令人震惊，这些人热爱五颜六色的爆炸式的头发，他们至今从审美上热爱这一点。而且对于纪录片中呈现的这些人来说，杀马特的外形和内在是统一的，发型、衣饰寄托了精神。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被忽视、被误解的群体。

查了一下资料，在201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呼吁关注杀马特，认为这是经济问题造成的有精神失落的群体。

2014年，有一篇文章《“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结尾是这样写的——

更让人担忧的是，“杀马特”群体面对这些质疑和贬损却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缺乏对自身及围绕自身所产生的文化争议的归纳和阐释的能力，无形中被褫夺了言说自我的权利，并承受着来自精英文化的规训。

在这个意义上看，“杀马特”青年虽然在努力地抵抗成人世界的文化控制，却难以逃脱整个精英文化的轻视。至于“杀马特”青年，凭借廉价仿名牌服饰和“山寨手机”等穿戴，尽力向城市时尚靠拢时却反遭城市人讥讽的情况，则反映出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杀马特”青年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新移民大潮下的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异不能较好弥合，那么收入微薄且文化资本缺乏的“杀马特”青年，任何的一次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以及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行动，都难逃被围观、被贬损、进而又很快被忽略的命运。

昨晚在青书馆和大家一起看期待了好久的《杀马特我爱你》，看完听大家的评论以及看豆瓣短评，想简要说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共情？平视？

想看这部片子源自友邻的评论“工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之后李一凡在一席的演讲深深触动了我，他提到在和杀马特们接触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懂杀马特，“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的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在片中导演也把这种平视与理解完成得非常好，比如从“杀马特”的打工经历入手，谈到他们的整个生命体验，杀马特自己关于杀马特亚文化和资本血腥残酷剥削的想法，没有外人说话，让杀马特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杀马特是天生的哲学家。

事后我看豆瓣短评区，第二条评论“都是亚逼谁瞧不起谁呢，存在主义的苦都一样。”这条把本来还蛮感动的我直接搞萎了，导演试图建立的平视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的“平视”下直接烂掉了，居然还有两百多赞，可见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与杀马特当然是能够共情的，他们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惶惑不安总让我们想起自己的一些生命体验，如果不能共情的话，我们也很难会想到努力改变这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但我们又可以说完全不能共情，我们必须意识到杀马特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她们在说“她们”的故事，不是我们这些坐在青书馆里玩着手机，享受着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的故事，这里面是有杀马特的主体性的，只有意识到杀马特作为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的人的存在，导演“平视”的目的才能达到。

而这条短评实际上粗暴地将杀马特视作亚逼，并且说认为她们和我们一样，我想还真不一样，这种想法实际上剪裁了杀马特生命中那些她们真正想说出来的部分，那些血淋淋的工厂，吃人的流水线，留守家庭的孤独，以及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凶而做的头发，这些独特的东西是不能够和我们的生命体验贴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让“杀马特”讲自己的故事，把这一切归结为“存在主义的苦”，你将心比心问问杀马特们，她们会同意吗，她们会说：你们被黑社会用铁锁砸过头吗，你们在工厂里被牛马一样训斥过吗，你凭什么那么傲慢地说你的故事。杀马特不需要我们的施舍，我们只需要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这种异质性并没有预设“高贵”与“低贱”，而是让杀马特们作为真正的哲学家，此刻我们是学生，听他们讲述教授我们不知道的，真正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不知道类比古代的怨妇诗合不合适，在这里面“怨妇”们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吗？或许很难说没有，但是更多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被裁剪，男诗人实际上在将怨妇作为抒发自己生命体验的工具罢了。

二、多元文化

还有短评将“杀马特”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主张社会应该对这种多元文化进行保留的。之前友邻的一条想法引用了齐泽克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引用过来：“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占有普遍性优越地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对“无害化”他性的凝视），其实放在这里也很合适，我们没法忽视这种杀马特亚文化产生的土壤，这是带着鲜血与眼泪，带着沉重的枷锁的，我们将其作为让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既有秩序）更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就是说，“你们弄杀马特吧，我们不妨碍你”。但是这些工人们呢，依然在流水线上遭受非人的待遇，依然孤独，依然惶惑不安，依然为了活下去而弄杀马特。更别说这种“不妨碍你”在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再有，这种杀马特亚文化是否是真正的反抗，每每提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想到刘昕亭那篇对丧文化的解读，即丧文化是资本主义新神经剥削下青年主体的调适与忍耐。当然杀马特不只是这样，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这种五颜六色的夸张头发打破了工厂的秩序，打破了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在工厂的压迫下，杀马特被迫剪掉了自己的头发“仿佛失去了自尊”，真正面对结构时头发并没有力量，在工厂的指令下只能收敛了自己的锋芒。但可贵的有一点是杀马特们在这种环境中达到了联合，“只要你玩杀马特，我们就是家人”，开始有了共同话题，在城市中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们有了归属，有了自己的组织，在这个乌托邦中可以上升为“贵族”，这种联合也许是实现变革的萌芽。

这部片能挖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简要挑了两点

從生存境遇上講，殺馬特確實可以說“可憐”；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們的語言是非常活，非常有生命的，從存在的另一層意義上講，他們的價值完全超過了這個世界普遍的膚淺，是完全無法被這個現代系統排斥語言控制的社會抹消的根本價值。他們更像人。

從生存境遇上講，殺馬特確實可以說“可憐”；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們的語言是非常活，非常有生命的，從存在的另一層意義上講，他們的價值完全超過了這個世界普遍的膚淺，是完全無法被這個現代系統排斥語言控制的社會抹消的根本價值。他們更像人。

從生存境遇上講，殺馬特確實可以說“可憐”；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們的語言是非常活，非常有生命的，從存在的另一層意義上講，他們的價值完全超過了這個世界普遍的膚淺，是完全無法被這個現代系統排斥語言控制的社會抹消的根本價值。他們更像人。

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在城中村住、挤地铁、在大城市的市中心上班，我不会对“同为人而生不同”这种看起来哲学却无比现实的问题有所过多的感触，大家不过都一样，只不过你可能高一点、帅一点、好看一点，但终究和无数擦肩的人一样是普通的上班族，不过彼此。

我后来去了一家深圳非常知名的“工厂”，暂且称它为F集团（电影中有无数它的镜头，不要乱猜），虽然它的全称是以“集团”命名，但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它就是一家工厂，习惯性地把流水线、打工、拧螺丝、加班等等具有底层意味的词都附加给它

但在此还是要替它申辩一下：这家世界级的企业不仅仅只有工厂，虽然它确实以“厂”居多，然而这只不过是它的一部分，它还拥有非常多高端、顶尖、科技的子集团，就像阿里巴巴不是只有淘宝一样...

它的深圳总部厂区非常大，可以称之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如果没有太多娱乐需求，你在里面呆上几年不出大门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它有很多工厂，当然也有很多“高端”产业的办公楼，有很多打工仔 打工妹，也有很多西装革履 时代精英

我处于两者中间偏下，用世俗的标准来定位：比工厂里的同胞幸福一点，比精英大佬们弱一大截。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总是很容易就能感受到“生而为人，人人不同”的震颤

我是在厂区里一栋现代化写字楼里做着“体面”的工作，身边也都是“体面”的人，虽然在深圳的郊区，但感觉和在市中心没有太多的区别，一样的排排工位、一样的紧凑会议室、一样的新进设备、一样的电脑键盘...

可是只要走出大楼，瞬间就是另一个世界，有一群群年轻的人排成队走过、有很多孤独的人一个人走过、有情侣走过、有疲惫的中老年人走过，来来往往，如果是在某一条大街上看到并不足为奇，但是想想我们和他们都是在一个集团里，他们很多人很明显要比我们辛苦得多，当然更比其他的精英们辛苦得多得多

就是这样，这个空间被拆分得很明显，就和“北京折叠”里写到的一样，各个空间里的人有各自优劣的生活，如果我们只是长期在自己空间里，我们不会觉得比有些人活的差、也不会觉得比有些人活的好

F集团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可以往来于不同空间的机会，层次如此明显

它的普通食堂很多，也有很多的餐厅，拿吃饭这件事来说好了，我能很明显地分出三种人：

一、普通食堂里基本看不到“有身份”的主管之类的职工

二、去普通食堂从来不看菜价的职工

三、去普通食堂会犹豫菜价、结账时会在意吃贵了的职工

...

没有谁看不起谁，只是感慨。

厂区里比较多的都是年轻的打工人，是真的“打工人”，不是网络调侃的那种，他们很辛苦，我偶尔能知道工人的工资不过2000多，主要靠加班多赚一点，他们住四人、八人的宿舍，甚至很多是由外包人力公司送过来的，很多职工的权利和保障他们根本享受不到

如果这是他们的一层不容易的话，那在这一层里面必然还包裹着更深一层的不容易，比如家庭贫穷、教育缺乏、自己走了歪路等等血泪，如果生而幸福，他们也不至于再来受这份苦难（当然，苦难是我强加上的，因为我也不能说打工的人都是不快乐和幸福的）

回到标题：很抱歉，人是分三六九等的

我知道当你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肯定会站在人权和道德的制高点来唾骂我的三观，所以我不能任你不爽，还是要诠释为：人格不分三六九等，但是人的生存状态确确实实是分的！

不管你有没有看到过、感受到过，你都无法否认每个人都活在幸福标尺的不同刻度上。

电影中都是年轻人，都有着悲痛的背景，他们也都是工厂的打工人，很多事情不由他们自己控制，从农村到城市的路很长，他们来时的姿态肯定不如高校毕业的学子一样意气风发，他们工作生活的状态也不如天天喊累的上班族体面，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但你我终究不在一个阶层，我比你高一点，他比我高一点，他比他高一点...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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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微信：Gu_Ling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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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求男性正装要打领带，领带不过是原来用来擦嘴巴的一条布而已。为什么这个社会要女人穿高跟鞋，高跟鞋跟裹小脚一样纯属酷刑。为什么这个社会觉得男人为什么要“留短头发”才正常，短发不过是欧洲火器普及全民战争之后为了方便包扎伤口才普及的发型。

杀马特的头发“五颜六色千奇百怪”那又怎样，他们没有伤害谁，他们来自无望的贫困山区，买不起车买不起房，他们生产着我们所消费的所有商品，从衣服到手机到房屋，然而他们自己一无所有。用血换来的几千块钱的工资被克扣到只剩下27块钱。他们唯一能掌控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头发。身体是人的本身，是人的第一属性，人即是其身体，身体是一切权利的起源，也是一切权力的最终目标。社会通过规训身体而规训每一个人，社会通过分配财富和权力来分配身体。对本来无意义的客体赋予条条框框的限制性观念只不过是用来训狗的电击项圈，那不过是一种掌握资源的人对没有资源的人的暴力的展现。

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走在街上被人打，被认为是坏人，被人恶搞，被人施以网络暴力，被取笑嘲弄，被禁止。他们通过发型在孤独的工业区里认识同类。有钱人可以通过房子车子职位名校出身和各种高尚高雅高贵的爱好而互相抱团，而他们只有一小撮头发。最后，连他们这丁点的“特点”都要被剥夺。没有人在乎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的尊严与生存。

而我感到惭愧的是，我曾经那么长时间，都不曾认识和理解他们在想什么。听，倾听他人的讲述，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他人套进自己头脑中浅薄狭隘的观念模型里然后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导演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将自己全程隐没，而把一个一个真实的人放到了台前，让他们本人去讲述自己。

看到工厂流水线的那部分，我就特别想打电话给我妈，我就想问问她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来我们厂做工的那些人。我印象特别深，有次我和我妈在电脑前看快本，我俩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有个小工进来，问我妈有没有菜，他光吃白米饭吃不下，然后我妈脸上笑容立刻僵硬了，但还是指了一下厨房的位置。后来这个小工不干了，我爸特别生气，没给他结工资，还说他吃了我们家两包方便面，要倒贴我们钱。

我爸以前开厂的时候，就有特别多来来去去的小工，没人能待久。通常都是他们来问招不招人，然后我妈把工作内容啊工资待遇啊说一遍，如果可以明天就能上班。有段时间来的小工特别多，我妈的那套说辞我听得都快会背了，要是有人问我，我也能特别流利说出来。

哎。我爸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他半夜起来去工厂看，发现那些小工老是睡觉，偷懒，机器都出故障了，他们却一无所知。我爸脾气特别急，他就骂那些小工，扣他们工资，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又说让他们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休息的时候就知道上街溜达。哎。谁又懂谁的难呢。

我当时上小学吧，觉得这事好像也没什么错，这些小工就是不行，不好好工作，在大人的潜移默化下，我就觉得外地人都是坏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杀马特非主流是用来骂人的，特别难听的词，我看到空间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夸张的头发造型，都觉得恶心，干嘛搞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话，杀马特要是死了，那就是白发人送红橙黄绿青蓝紫人。我知道他们是在找寻存在感，但我依然理解不了，存在感真的那么重要吗？人人都会在某一刻觉悟：地球少了我依然会转。

当然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玩QQ空间，虽然没钱充黄钻，但还是要搞点特别的东西出来。个性签名啊网名啊头像啊也经常换，经常上网搜一些句子，哎呀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擦，我觉得我的文学素养的萌芽就是在这些个性签名的网站里，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不想写了，太难过了。

这纪录片我今天早上起床看了一个小时，然后起身准备去上课，我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兜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杀马特。他妈的。

刚去翻了一下空间里的相册，然后找到了这些图，擦！我以前可是站在潮流尖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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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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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影和朋友在讨论。她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我说留守儿童这个身份带有很多刻板印象，他们应该先是杀马特，再是留守儿童。

回到家，妈妈问我看了一部什么电影，我说一部拍杀马特的纪录片，问她知不知道什么是杀马特，妈妈说怪的人。我追问，你说杀马特都是什么人呢。妈妈回答，另类的非主流。我又问，那你觉得杀马特一般做什么工作。妈妈回答「追求个性，做有创造性工作的人。」爸爸回答「就跟你一样的工作！」

从父母的反应可以看出来，杀马特这个符号是很独立的，当我们提及杀马特，是没有任何城乡/阶级/经济背景指向的。尽管我们知道杀马特是一群人，但它更像一个形容词；好在这个形容词达意，完成了杀马特的愿景。

*

再说些别的。2006-2013年左右的互联网，QQ游戏大厅和百度贴吧聚集着各个年龄段和地区的人，我能接触到这些和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并成为朋友。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就是什么样的人被推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非常固定。现实中少见的，在我的网络里也看不到了。

群岛观影会。片子很平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要有最后一段强加的童年创伤故事征集，我觉得这是一部接近平视、并且愿意与杀马特这种亚文化沟通的纪录片。

导演直言此片对象是知识分子，希望观众能够重新审视文化当中人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碎片化的符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一种亚文化是否要承担知识分子所赋予的意义。其次，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看到这种并不希望被圈外人看到的文化。

亚文化的内核就是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简单粗暴，你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同类的接纳。这是对更为公平的社会向往。我想任何参与过亚文化社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所谓现实世界中，你的努力在一次次无法掌控的外力中消解。但进入到另一套规则中，你的努力钻研会为你赢得尊重，甚至仰慕。

主流文化对于弱势亚文化的态度一向有二:要么猎奇，要么怜悯。因为一切文化都具有意义，并且指导着人的行动。所以无论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持以何种态度，实际上都是一种破坏性、解构性的凝视。在资本的营销和知识分子的加持下，一种亚文化可以成为流行前沿，在消费主义的圈层中被视为塑造为主流的“革命先锋”，并迅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另一些亚文化而言，它们没有这样的“资本”。这种没有资本不仅来自于物质文化的缺失——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将一句话重复一万遍成为真理，也意味着亚文化本身强势话语符号的缺失，即无法使用中产主流文化的偏好词汇，也无法提出更高维的文化概念。相比起讨论亚文化究竟代表了对主流文化的什么态度，主流文化保持住不猎奇、不评判的心态，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过可惜的是，围猎亚文化才是文化的常态。正如导演所言:“在最后，他们(杀马特)都会被主流文化驯化，变得平平无奇。”无论是猎奇，还是怜悯，这种态度都是中产阶级所喜欢、所悲痛、所拥抱的。这也是能煽动人为之动容、为之付费的卖点所在。在强势文化群体的符号压榨之下，任何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文化都会崩解、溃烂；抑或嵌入媚俗的符号，熬走所有锐气，成为主流文化宣传体系中如臂使指的一环。

很久没看到像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组织的线上放映）这么清晰呈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作品了。像导演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杀马特的总体研究，而是由不多的杀马特（他们采访到了67位）来讲述ta们所经历的90后从留守儿童到成为农民工的个人历史。李一凡在朋友满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杀马特”家族的创始人罗福兴、又请罗福兴介绍了曾有过杀马特经历的青年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纪录片由不同的杀马特的自述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机素材（三个竖屏拼成横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阵子快手素材剪辑出来的抗疫纪录片），但核心逻辑很清晰：看起来是回答“为什么要杀马特”，实则在讲述“我们是谁”。这些个体组成的群像，讲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厂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寻找自我和自我组织，与其他杀马特的友谊，所受的歧视，13年时主流文化对杀马特的污名和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需要太多时间，观众就会意识到杀马特的分类和视觉创造并不是本片重点，重要的是成为杀马特的需求来自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群早早出来打工、生活极度贫乏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离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资、被流水线异化、在城市里总被骗钱、不被家长理解的那个绝望的自己，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有个性、有认同、有朋友、被关注的快乐的自己。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成为杀马特，选择用杀马特作为人群中看见彼此的标记，找到对方、找到朋友和恋人、找到让自己温暖的地方。

采访里有一个人说，工厂是一条通道，杀马特是另一条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中的“贵族”，虽然那是虚幻的，但快乐是真实的。“工厂里的职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给大学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条通道。但我觉得这是快乐的东西。人，这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创作中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者、创作者很有启发，他的预设是杀马特是类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刘伟伟的采访里他谈得更详细），在驴唇不对马嘴地和罗福兴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东莞石排镇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杀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如果一开始是视觉文化的预设，后面其实是转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视觉形象的文化分析转向了对人的理解，认识杀马特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也提到这个过程里很重要的是双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话语，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也蛮佩服他没有面对在跨越阶层、文化、种族的研究里常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在伦敦常常看到自由主义话语特别是因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对“文化挪用”和“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审查，其实遏制了人们去表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

但现实里，主流与杀马特、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侧目、排斥甚至是绞杀，像中世纪对女巫的围猎。去年李一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有个展，邀请了罗福兴和他的一个朋友去广州。但是这两位不坐高铁、非要坐顺风车，到了广州也不坐地铁，就要坐土摩托去美术馆。并不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或“文化”，而是因为每次坐高铁和过有安检的地铁，他们都很有可能会被盘问，久而久之，他们便绕开了这些选项，选择那些不让自己受辱的空间。其实被污名化之后，杀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绍了杀马特从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发现后，杀马特的QQ群、QQ空间、开的游戏房间都被谩骂充斥，走在街上也会被打。他们删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戏。“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来自一位去学了美容的姑娘，她现在头发乌黑、妆容温柔，很难想象她曾经的样子。她动情地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扮成杀马特：“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

现场没谈，首先是因为这个话题说起来我一人可能要说半小时。其次，是因为现场的气氛，这个等会说。

这个片的叙事结构有种即兴音乐，或者如导演本人所说“聊天”，“絮叨”似的特征：通过在既往叙述之内寻找下一个“根音”来发展出新的“和弦”。它不显得杂乱，因为每个小章节主题性都很强，但以这种无中心的方式不断延展，却很难记住有多少个章节。整个片子绵密，扎实，很容易就发现导演关注些什么问题，但这些问题显然被访者也同样关心。

因此这不仅是即兴，还是对位的。表述不同，理解不同，但平等且有呼应。这个呼应建基在一个基本事实上：大家都是人。看完片后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既伤感又兴奋的双重情绪中，兴奋是因为看到了“杀马特曾经是这样一个自己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尝试自我解放并且令其他寻求解放的人也能受到鼓舞和找到共鸣的存在；伤感是因为在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们和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它。

我们谈杀马特而不谈片子，有一种道德上的强迫感：必须得说它，因为除了说它之外我们几乎已经什么也不能为他们做了；其次也确实受到了一种根源感的感召，就像50年代英国青年听到布鲁斯唱片一样，“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吗？--我们，而不是他们。

我们当然不可能是杀马特，因为我们没那么单纯也没那么贫瘠了，然而文化和生活应该如何连接在一起？在社群中如何不让专业主义，消费主义，孤独感和虚荣心抽空掉本有的意义？这是我们可以向杀马特学习的。

我想重点在于，我们和杀马特的文化，本质上都是广义的反击文化counter culture。不要想把它做得多么完美，因为它是剑和盾而不是玩物，它是向外寻求的也是对外抵抗的，所以它才能使人充实成自己，并且给人安慰。至少我们可以更简单直接一点，更无知一点，并且，不要带着那种刻意的攻击性：就去拥抱你所爱的，那些在你面前退缩的人，不要去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