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期间于法国问世的一系列影片——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头两部影片在商业网公映（1958年2月2日，《漂亮的塞尔吉》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以及特吕弗的《四百击》（1959）和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1959），标志着“新浪潮电影”的开始。但回顾这一概念的诞生，另一条并行不悖的路线来自当时的新闻报刊。正如特吕弗所说，“‘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以往，每年只能出现三四名新人。”64年后的今天我们将一次在地性电影运动重新冠以“新浪潮”之名的目的何在？

正如法国新浪潮电影有两个不同的起点，“浙浪潮”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方面指一批聚居在浙江（主要是杭州）的电影人的电影制作，其中主要以顾晓刚的《春江水暖》、仇晟的《郊区的鸟》、祝新的《漫游》为代表（同时或也可以涵括刘智海《云霄之上》，杜海滨《1428》，周佳鹂《瓜山》、潘志琦《24号大街》等人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被冠以“浙江新浪潮”，除了创作者生活工作于杭州周边，并以浙江地区为重要的故事背景和取景地外，更因为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共通的美学趣味和创新倾向。另一方面，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主的一批学者积极推进浙派电影的概念提出，他们试图将这股浙地的新电影创作与中国传统诗性美学相结合，力图从理论上推动一个新的电影运动。似乎在整体作品数量上，这样一波艺术创作还没有达到一次电影运动应有的足够体量，但这样一次自觉的理论在地运动，却给我们更多启示。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理论前件是，“浙浪潮”（杭州新浪潮）这一概念与诗性电影是紧密连接的。要想理解浙江新浪潮电影运动，首要的需要理解什么是诗性电影。于此，我们似乎把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引向了另一个同样难以界定的概念上。下面我们希望将诗性电影作为一种方法，并通过它们二者间的辩证的往返运动，为彼此寻找坚实的内核以及更清晰的边界。

1. 方言性，作为弱小文学

《春江水暖》、《郊区的鸟》以及《漫游》都突出的采用了（吴语）方言形式。用地方话作为对白的电影并不少见，尤其近年来在一大批中国独立电影中更是形成一股潜流。比如毕赣的《路边野餐》采用导演的家乡凯里话，李睿珺导演的一系列影片采用甘肃方言（《告诉他们，我们乘白鹤去了》、《家乡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以及于万玛才旦导演的藏语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等。这些电影采用在地方言的表达方式，绝不是制作电影的经济性考量，而更应该归为审美无意识。独立电影的故事发展在时间性上也许是跨越的（尤其是借助于一些梦境而来的时间穿越），但在空间上却高度集中，他们往往都发生在一个较为固定的环境中。正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与地方性空间高度依存的则是人物的方言。

帕索里尼将方言的使用上升到一种美学政治高度，他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是用母亲家乡的方言弗留利语写成的，这也是最初的“自由间接话语”。词语都有权力去表达的权力。只有在词语不是我所产生的声音，而是被当作词语时，意义才会发生。这也正是德勒兹在分析卡夫卡的时候所概括的“弱小文学”（minor literary）。对德勒兹而加塔利来说，所有伟大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少数文学：“弱势文学不是用某种次要语言写成的文学，而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可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文学的头一个特点是语言带有一个显著的解疆域的系数。”（《何谓哲学》，p.33）而方言可以让我们从语言的编码系统中解放出来，方言拒绝以再现的方式看待语言，方言是表达另一重世界的差异之线、一股解域之力。在正统语言（普通话）的模式之中，语言将自身展示为对“人”或民族身份的表达或再现。方言不断地粉碎任何总体的或普遍的主题形象。它不致力于建立模式，也不宣传再现人性，它产生的是尚未能辨识的东西。

2. 动力论

诗性电影作为一种方法尤其体现在它所提供的一种电影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并非推动故事发展的叙事推力，而是一种影像调度所呈现出的整体的影像之力。

《春江水暖》是近年来比较高质量的艺术电影，这部电影自身非常突出的美学气质，不由让人联想起“江南电影”这个概念。当然，《春江水暖》与“诗性电影”发生勾连的，不是因为电影讲述了发生在杭州富春江畔的三代家庭的人情冷暖，而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突出的拍摄手法，与电影所喻指的卷轴画《富春山居图》之间，具有一种极为相似的动力学特质。电影就像中国古代卷轴画一样，借由四季的冷暖变化徐徐展开富春江边的寻常故事，与这种美学特征最为符契的影像运动形式，便是侧面横向运动镜头。

薇薇安·索布切克认为：“当我们看到（镜头）运动时，它反映了我们自我意识中最基本的运动性，这种运动性内嵌于世界中。”可以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富阳人，导演顾晓刚的摄影机运动/拍摄方式，体现出导演对世界的某种原初的、带有无意识特性的感知方式。这种镜头的物理运动最接近于导演的日常运动与感知方式，镜头运动与我们自身在空间中的运是时一致的。如果说存在一种江南电影美学，顾晓刚电影侧面横向运动拍摄的基本直觉，便是这种美学的最重要表征。 整部电影中有两处极为精彩的侧面横向运动的长镜头段落。第一个是顾喜和男朋友在富春江边闲聊，男友江一打赌说自己游泳会比岸上走路更快。（31`40``）导演在船上跟随游泳的江一，画面中岸边的风景依次展开，树木郁郁葱葱、亭台楼阁，还有游泳的当地百姓……上岸后二人沿着河边继续行走，最后搭摆渡船过岸（42`35``）。十分钟余的长镜头不疾不徐，描画出富春江边的景与人。第二处是（1`55``08```）顾喜的父母江边祈福，雪后的富春江，颇有韵味。摄影机侧面的横向运动利用它的扁平特征和矩形边界，让我们将电影看成一个窗口， 就像坐在火车车厢里看外面的风景。或者我们可以把这种侧面横移看作是中国古人翻阅卷轴画，从右到左或者从左到右的视觉动力学，与西方油画静止的、沉浸的、透视的观看动力不同。西方电影所讲求的进入屏幕深处“幽灵之旅”，在这里变为在二维的影像表面卧游，空间从整个画面边缘慢慢呈现出来，如同一幅讲求“三远”散点透视的山水画。摄影机侧面横向运动所带来的平面性以及人物在画面中有节奏的律动感，一方面将风景的连续性呈现出来，同时也把人物的“动态”（kinesis）——视觉律动——看作另一重要表现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在侧面横移的镜头中，往往是“景大人小”，人物不再是叙事的重心，而是环境的“点缀”。（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史上第一部先锋影像——艾格林的《斜线交响曲》——深受中国卷轴画的启发，华明在《西方先锋派电影史论》中对中西方绘画对先锋电影的影响的分析颇有见地，他认为与西方绘画相比，中国绘画更加接近电影。此处有待展开。）

3.液态影像，抑或一种“水性”

“水性”（aqueuousness），一种有别于陆地性（territoriality）的异质本体论（hetero-ontology）。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我们如何不单单将水视为一种有待利用的资源，而更将其视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具有政治潜能的身体？水，具有连通性和渗透性，并且在行星尺度内流动、交换、生成，塑造并缔结着地缘政治。

“水体现象学”，后人类生态女性主义作家阿斯特里达·奈伊玛尼斯（Astrid Neimanis），她受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的启发，进而提出“水体现象学”。水有“生成”的特质，而我们的身体被水构成。由于这种生成具有普遍性，身体与身体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这与启蒙运动以来所标榜的理性主文的、稳定的、个体式的现代主权身体是相悖的。水性在此并不能简单地被化约为液态性或者流动性，因为各种后现代理论对“液态性”的描述已经数见不鲜(比如齐格蒙·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水体”哲学毋宁说呼唤了被笛卡尔主义所剥夺的物的意向性，由此聚焦于水的媒介特性本身，即它的可渗透性、多孔性与可塑性。受到当前的新唯物主义思潮影响，水体哲学延续了反二元论逻辑的思路，因为二元论作为分析性的成就，并不完全是对“真实”本身的描述。正如“自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范畴而非描述性的概念，它和身体/女性等概念一起常常被理性主义视为居于次等地位的“他者”。而“水体”具有生产一套新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范式的潜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柔软的、多孔的、灵活的认识论界面。

4. 摄影机-意识

诗性电影（cinema of poetry）在间接自由论述的视角下，就是打通主观与客观的人为框架，回到微观层次上。这是一种宇宙的诗意。

摄影机并非只是简单地给出该角色的视像及该世界的视像，它还承载着前者得以自行转化及反思的视像，帕索里尼将这种二分化称为间接自由主观（free indirect subjective）。可是除此之外还有着另外一回事，它涉及到越出主、客观而朝向某种自主性内容视像的纯粹形式：我们不在身处于主观或客观的影像前，而被卷入感知-影像与某种转化着感知-影像的摄影机-意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这是一种已然“使人感觉到摄影机存在”的奇特电影。摄影机-意识是一种更为高阶的美学形式。

《运动-影像》第五章的“知觉-影像”，德勒兹首先质疑了经典电影教科书中的主观影像与客观影像的模糊区分，认为所有的电影视角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振荡，要想跳出这一无意义区分的闭环，关键性的问题转化在于如从从主、客观转化到不可感知（imperceptible）这一特殊位置。电影里到底谁在进行观看？当我们把知觉微观化、分子化、流变化，当我们becoming-imperceptible，这就是知觉-影像。知觉-影像就是把第一人称的eye与第三人称的cinema结合成cinema eyes。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勒兹认为所谓的“诗意电影”（cinema of poetry），就是打通主观与客观的人为框架，回到微观层次上：“诗意电影”是一种使人感觉到摄影机存在的奇特电影。摄影机-意识（camera consciousness）是诗意电影创作的深层动力，是判定诗意电影的一个高阶美学依据。

5. 氛围本体论

“环境/氛围本体论”（ambientology）的气态影像。“氛围本体论”源自前卫音乐中的一个音乐流派，大致对应着诸如后摇或更幽邃的音乐形态。我觉得将这种对音乐感受挪用到电影感知中也非常适切。

显然气态影像这一概念来自德勒兹，德氏在《运动-影像》论及“感知-影像”一章时谈到了三种新的影像形态：固态影像、液态影像与气态影像。他从感知的双重性入手，论及了一种间接自由论述视角下的打通主观与客观的人为框架，回到一种微观感知的层次上。

“它涉及到越出主、客观而朝向某种自主性内容视像的纯粹形式：我们不在身处于主观或客观的影像前，而被卷入感知-影像与某种转化着感知-影像的摄影机-意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显然德氏在此将这种使人感觉到摄影机存在的奇特电影，或者说将这种摄影机-意识看作是一种更为高阶的美学形式。但他并未给出更为明晰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固态影像理解为人类感知，液态影像对应分子可以移动并交相滑动的液态，而气态影像则是更进一步，指每个分子都可以自由驰骋。在阐释气态影像时，德勒兹例举了美国实验电影，认为这种电影透过各种方式所发生的某种感知气态的建构：快闪蒙太奇（flickering)、极速蒙太奇（hyper-rapid）、翻拍与转录（refilming、re-recording）

气态影像（gaseous image）。在影像形式上，美国实验电影的先锋手法的确可以归为气态影像，但诗性电影中那种氛围感强烈的影像风格则更加内在的符契了这一概念，一种属于“环境/氛围本体论”（ambientology）的气态影像。

诗性电影，冒险进行一场即兴。不凭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创作是一种绝对的内在性。从自身出走，但也回归世界。

1童年

童年时候父母经常吵架，在他成年的时候两人才分离。我认为对于他来说，这种捆绑式但是日夜吵架的环境对他肯定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他在外表上非常礼貌，会借别人钱，并且会帮助grandma，也能够在工作场合和其他同事们相处。(如果这里有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会采访同事并且当作画像的材料，由此证明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是可以说明Dahmer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并且是一个取悦他人的人。取悦他人的人一般指从这种父母双方不和谐的家庭中长大，内向，情感内隐，并且很难具备这种设置个人边界感的能力。但不意味这种取悦他人的人其实无法意识到自己这种习惯，当意识到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向另一个极端转变的。于是，第一起案件，是发生在母亲离开的时候，他个人没有说太多他的感受，但我个人认为是他这种取悦他人的这种被迫感第一次被放逐，于是有了通过掠取豪夺他人性命来取悦自我的第一次他个人所谓的“成功尝试”。

并不是说所有相对环境和相对性格的人都会有这种的行为模式，这里只是指他这个最极端的例子，分析他的心理动态。

2 性格养成

dahmer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甚至是无法和他人相处的一种人。用现在的话，应该是社恐最大成就者。这种性格不意味着他不需要朋友，他需要，但是并不知道有什么合理的方式能够与他人共处，从而他就通过下药，杀人的方式将他人的生命保留在自己身边。杀害他人可能是他对亲密关系的解读，即如果杀了甚至将对方变成活死人了，他们就可以一直在自己身边而不会走。

未完待续

我自己认为他们让dahmer聊了太多案件的细节其实并没有解析他或者作为一个朋友去了解他，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去解析他的内心世界 。比如说，他在做某些动作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他在酒吧玩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挑选对象的，他有没有尝试过信任别人，从而开展一个正常的关系。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或事。他是怎么看待他的父亲母亲的。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生，他想象中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太想知道这个人内心其实是在想什么了。我自己觉得他是个掌控欲非常强的人，但他的人生一直在分崩离析，节节败退，直到一个无法掌控的结点，被辞了工作，父母双方其实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也很少，这个时候按下了他以每周的作案速度作案的最终按钮。甚至是说他一旦焦虑，就会通过作案去获取他对世界或者是他的人生的掌控感。

文/易中天以前，我从不怀旧，从不。在我看来，那是老年人的事，而我还很年轻，年轻得就像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的确，1980年代是春意盎然的。那时，国家、人民、执政党、军队和知识分子都刚从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中解脱出来，几乎无不有着只争朝夕和天天向上的少年壮志和情怀。在那百废待兴的时代，就连复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充满青春活力，更不用说像野夫和我那样考试入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只不过，有的人有爱情，有的没有。我属于曾经有过的。1980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读研时已为人父，但对野夫那一代人的爱情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个问题上，1980年代与1970年代没有太大区别，拥抱和接吻就已经算是胆大妄为。电话是公用的，约会是秘密的，没手机更没有短信和微信。如果写信，甚至还要称对方为同志，并在信中引用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想想真是好笑。见鬼，恋爱与革命何干！但，与时代有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爱情，不能说哪个时代的爱情是好的，哪个时代就是不好的。爱情本身一样美好，不同的只在方式，只在风格。1980年代的风格是克制。克制是必须的。因为在那之前的70年代，恋爱几乎等同于犯罪。结婚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不过那叫“解决个人问题”（入党则叫“解决组织问题”）。既然是“解决问题”，当然要“依靠组织”，你恋的什么爱，又写什么情书和情诗？没看见《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都被列入了扫黄的黑名单吗？还是收起小资产阶级那一套吧！我们真是无可奈何。那么请问，爱，是可以和能够被剿灭的么？希特勒来，恐怕都不行。然而作为个体，却无法拿鸡蛋去跟石头较劲。也只好暗度陈仓。电影《庐山恋》中那两个1970年代的年轻人相爱而不敢表白，便借口学英语，肩并肩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山呐喊Iloveyou，China（我爱你，中国）！没错，他们当然爱国，只不过也爱对方。了解这些时代背景，才看得懂《1980年代的爱情》，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很少能看到拍得如此克制的影片。以《那山，那人，那狗》而让人肃然起敬的霍建启导演宝刀不老，坚持着自己一贯的风格。没有喧嚣，没有张扬，没有煽情，更没有故弄玄虚。霍导决不讨好任何人，哪怕是市场。他依然故我地倾注着心血，在不起眼的地方表现出深厚的功力。即便是男女主角在河边点到为止的一场戏，也没忘记在远处安排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养蜂人。是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两位年轻的演员也朴实而自然。霍导用镜头说话，他们用眼神和没有表情的表情说话。我甚至惊异于他们居然能把父辈的爱情再现得如此真实。看来，不该忘记的就不会被忘记。刻骨铭心的记忆将按照生物界的自然规律以遗传的方式留存下来，任何自以为是的力量都无法将其泯灭，反倒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激活。如果这记忆还是集体的和时代的，就更是如此。这不是怀旧，是纪念，是土家族的跳丧。山花寂寞地开放着，叫春的猫儿依然恬不知耻。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两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表白。涌流的泪水只能各自悄悄地随着小河淌，从而各自完成各自的洗礼。在雨夜里，在火塘边。激情克制地燃烧着，温暖而绵长。时代总是要变的，把今天的恋爱方式变成1980年代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只有克制是成就艺术品位永恒不变的保证。因此，如果你是有品位的，或者希望有品位，那就去影院看看这部电影吧，只不过别带爆米花。不知道利川那古朴的小镇会不会因此而成为新的旅游景点，只希望去到那里的人多少能有一点敬畏之心。你可以去怀旧，也可以去猎奇，但贫穷和苦难不该成为消费品。山野中孤独的村寨当然承载不起记录历史的重任，却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些木楼老屋和袅袅炊烟心存一份谢意和谦恭。也许，我不该说得这么沉重和伤感。野夫说得对：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我们可以挽留的。既然如此，那就用书中的一句话向1980年代告别吧：挥手依依，满臂都流淌着凛冽的月光。本文原刊载在2015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也许有人觉得作为纪录片，本片是不完整的。本片没有提到帕瓦罗蒂因为太多次取消演出，让世界几大歌剧院（包括伦敦的科文特花园）十分头疼。在他取消了41场原定演出其中的26场后，美国三大歌剧院之一的芝加哥歌剧院干脆就不和他合作了。本片也没有提到帕瓦罗蒂记词能力真的很差，甚至连自己唱过无数次的咏叹调都记不住词。在那个没有提词器的年代，有一次和大指挥家乔治·索尔蒂合作威尔第的《奥赛罗》演出中，居然坐在一把巨大的高椅子上，下面有个人肉提词器举着歌词板。

但是！很大的但是！

对于一个为歌剧在世界大范围的传播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对于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尽心尽力在全世界做慈善的人，这些争议又算得了什么的，瑕不掩瑜。

本片我觉得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1990年世界三大男高在罗马那场世纪性的演出！之前也看过很多次录像，但本片三人对此的评论更是有趣。原本以为像多明哥、卡雷拉斯、帕瓦罗蒂三个男高聚一起必然是彗星撞地球，火光四射的场面，没想到他们回忆说排练时半点争执都没有，一片融洽，而且仿佛心有灵犀，你唱这儿我唱那儿分得轻松愉快！这恐怕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吧！然而真正上台演唱的时候，有趣的事儿就来了，三个差不多年过半百的人居然像男孩子一般起了攀比之心，你唱一段唱得好，我唱一段要比你更出彩，然后三人笑着，在这种愉快的氛围中放各种大招！真是太酣畅淋漓了！我觉得光是为了这一段，就值得看这本纪录片。

当然，出现在片中的大腕让人目不暇接。除了前面说到的多明哥、卡雷拉斯以外，还有戴安娜王妃、Bono、祖宾·梅塔、安南、曼德拉、恩里科·卡鲁索，连我国出产的郎朗也评论了一下帕瓦罗蒂对中国人认识歌剧的影响。中间还有一段帕瓦罗蒂来北京演出，那么大的身躯骑着小小的自行车从 天-安-门前进过，实在是极富喜感。

本片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可能预算不够，用到的演唱片段都非常短（且高损，没办法）。且采访对象不够丰富，问的问题挖掘也不够深度。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和 Ken Burns 导演的音乐纪录片作对比，Ken Burns的一系列纪录片在挖掘人性、社会度上都很经典。

最后列一下出现在本片的演唱选段：

- 普契尼：《图兰朵》 /第3幕 - Nessun dorma

- 柯蒂斯：Voce 'e notte

- 多尼采蒂：《团队的女儿》/第1幕 - "Pour mon ame quel destin"

- 多尼采蒂：《爱情灵药》/第2幕 - "Una furtiva lagrima"

- 威尔第：《阿依达》/第1幕-“ Celeste Aida”

- 多尼采蒂：Me voglio fa' 'na casa

- 威尔第：《弄臣》 /第1幕 - "Questa o quella"

- 威尔第：《弄臣》 /第3幕 - "女人善变"

- 普契尼：《波西米亚人》/第1幕 - “ O soave fanciulla”

- 普契尼：《托斯卡》/第3幕 - “ E lucevan le stelle”

- 莱翁卡瓦洛：《丑角》 /第1幕 - "Vesti la giubba"

- Lama: Silenzio cantatore

- Tosti：'A vucchella

- 威尔第：《茶花女》 /第1幕 - “ Libiamo ne'lieti calici”

- 《我的太阳》

- 普契尼：《玛侬·莱斯科》/第1幕 - "Donna non vidi mai"

- Miss Sarajevo，和Bono合作

- 斯特拉代拉：Pietà, Signore

- 舒伯特：《圣母颂》

大场面没大场面 故事线没故事线 四个编剧怕不是一人写个三十分钟然后拼在一起搞了一把?? 演员演技一个比一个浮夸 视听就更不想说了 天文馆的镜头色差还能再大一点的吗 怕不是开了auto然后自由发挥 我是真的没想到 古天乐那么累 你连让古天乐吃完三明治的时间也不愿意给。我怎么还没到140个字！！我真的不想写了啊喂！！

看High Score的这两天仿佛回到两年前每个周一晚上的Games 101 lecture。因为是唯一一节在Washington Square校区上的课，要坐校车从BK到曼哈顿，努力把slides上没有的要点都记下来应付周三lab的小测。期中期末背100多个游戏的发行年份、平台以及制作人的时候天天在心里吐槽，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怀念。毕业之后认真做indie的同时才逐渐意识到这些当时觉得无用的知识如此重要。了解历史，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会成为谁？

一个身份单纯的玩家可能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但每一个游戏开发者都无法不反问自己：什么才是游戏？事实上，和20世纪相比，电子游戏在最近十几年也确实很少产生巨大革新。技术在不断进步，3A游戏在模拟现实世界视觉效果和物理效果的路上越走越远；视觉小说已经演变出了互动电影这个新的分类，通过提供大量选择和故事支线，力图为玩家最细枝末节的input制造出可信服的反馈。但二三十年前，一个新的想法本身就有成就一个新的游戏门类的潜力。从Doom开始到COD形成了FPS，从Colossal Cave Adventure开始出现了adventure game genre，从Space Invaders到Super Mario到如今各种platform games。留给开发者的空白区域越来越小。还有开发者敢说：“我要做一个没人见过的游戏”吗？没人见过的游戏在二十年前可能是Doom，放在今天，可就是真的“没人见过的游戏”了。

对游戏设计师来说，设计内容可以粗略分为系统和内容。系统决定了游戏的分类，内容则决定了此游戏和该分类下的其他游戏有何不同。而一个分类里可被替换的内容要素越多，分类的生命力就越强。对于RPG而言，开发商只需设计全新的角色、全新的世界观和背景故事，再加上有些许特色的系统，玩家就有足够动力和意愿为这个新的游戏掏钱。但对于格斗游戏而言，铁拳和Street Fighters几乎就包括了玩家想要看到的所有内容。当纯粹的内容创新已经不能满足玩家时，开发者只能反思系统设计。最简单的方式包括融合两个类别，例如节奏地牢（然而设计这个游戏并不简单）；难的则像Baba Is You和The Return of Obra Dinn，以全新的game mechanic为核心构建游戏。对后两个游戏来说，因为内容和机制之间结合实在很紧密，内容的替换性就很差了。

机制上的持续创新和探索，也是如今大部分独立游戏在探索的方向。但机制设计是条最耗费精力，也最不保证能成功的路。作为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游戏开发者，很难不对游戏的未来感到迷茫。因为迷茫所以才会追问：什么是游戏？为什么我们喜欢玩游戏？我们从游戏里到底能获得什么？

游戏并不是新的事物。东亚围棋、东非的Mancala和古埃及的Senet的历史都有几千年。小时候和朋友一起玩的丢手绢，捉迷藏和抢椅子也都是游戏。所谓历史很短的新事物只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作为最近50年才出现的娱乐媒介，虽然一直随着技术的更新不断发展出新的分支，但从根本来说，永远离不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影响。不会有一样东西仅仅在游戏中令人心驰神往而在现实生活中毫无吸引力，只是这样东西大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罢了。玩家给机器一些输入，机器提供了一些反馈，而这些反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玩家除生理和安全需求外更高层次的需求（依次为社交、尊严、自我实现），简单说游戏就是这样一样东西。而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可难可易，不喜欢端游和部分手游的玩家，可能就是感到它们用过于简单的方式满足了人过于低级的需求。因此，虽然任何人都能在游戏中找到快乐，可作为设计者，如果希望玩家在游戏中获得一些更有层次和价值的东西，甚至还希望通过游戏进行自我表达，就不得不活得更累一点。

顺带这个话题，我对纪录片的另一个感触是High Score结尾的另一句话：“…more importantly, any player could be a game creator”。能设计出好的游戏的人一定喜欢玩游戏吗？可能是的，但喜爱程度和设计能力并不成正比。设计能力，不局限于游戏设计，需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同理心、逻辑、审美、愿意否定自己的决心和一些自我表达的欲望。

往回看历史，很容易忽视个体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而向宏大叙事靠拢。对每一个游戏开发者来说，她的生活和表达欲望永远不会与游戏设计脱节。可是让人遗憾的是，电子游戏的历史，还是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是男性，但性质没有区别），即便这些白人男性多数被看作nerds而非传统精英形象。也能感受到High Score试图在这段历史里做政治正确的努力：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找到了transgender、同性恋、女性、亚裔以及黑人这些少数群体/族裔作为被采访者。但依旧改变不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大多数还是白男。不为、或不能为自己发声的少数群体，只会恶性循环，继续被组成历史的多数群体刻意忘记。但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创作者，只要不去刻意模仿他人、不去刻意抹杀自己，作品就一定有着自己的身份印记。（不过因为同样的原因倒也不是很喜欢国内走历史/武侠/怀旧文化的路线的游戏，我觉得有一点逃避关键问题）

游戏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可能在未来变成现实之前都不会有答案。更先进的技术给玩家带来的越来越仅限于感官上的震撼而非乐趣。技术也不一定要以模拟现实作为目标。街机时代，人们不停歇地向机器中投币，想要获得更高的分数；如今的游戏已经转而着手探索情感沟通、讨论社会议题。在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把创作的能力和权力交给不曾拥有它们的那一群人，无论是电子游戏还是其他行业，未来至少会多一些可能性。

剧情虽然老套，不过可以接受，不过男1，女1女2号演技太渣了，太做作，太假。里面那些配角演技都不错，包括那个假和尚，女主的爸妈，男主的爸爸，这些配角演技都比这三个人演技好。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号秘事的编剧非常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所有复杂精妙的故事几乎都是在单一空间里完成的。本季的第四集《快点等等》（Hurry up and wait ）自然也不例外。整个故事发生在演员休息室里。但本集故事较以往的空间使用上，又更加复杂。空间不仅仅是不停反转的故事的载体，而是反过来由其中人物不断重新定义空间，完成空间的反转。

（一） 演员休息室 VS 生活空间

空间不是自明的，或者说给定的空间可以通过其中人物的活动被揭示或重新定义，这点在故事的前半段表现的尤为明显。当James来到片场，工作人员Jo把他引入一个简陋的房屋时，通过门上贴着的“演员休息室”的A4纸，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空间被人为划定成一个让演员休息的地方。

然而进入房间后，在Jo身后的门边上挂着自行车安全帽，脏乱的黄色荧光工作服，都在说明这显然不是个典型的演员休息室。Jo离开后，镜头用更广的视角交代了房间。这是一个凌乱但充满生活气息的客厅。

然而James并没有受到环境异样感的干扰，还是把这里当作一个演员休息室，坐在沙发上一遍遍努力地练习台词。可是没过多久登场的女人，强力地改变了这里紧张的工作氛围。她身穿浴袍，头裹浴巾，嘴上有没擦干净的泡沫，手里抱着个洋娃娃，拿着酒杯一屁股坐到了James对面。一方面她这副不修边幅的居家打扮和悠闲的样子和James专心工作的职场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这种打扮和样子又恰恰契合了这样的家庭空间。让人一时分不清，她是这里的住户，还是同样在这里候场的，带着戏里造型的女演员。随着James和她的对话的展开，我们才慢慢了解到，她不是演员。而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

于是，这个空间里的生活痕迹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新的疑问产生了，为什么会有人生活在演员休息室里？后来通过工作人员Jo的口中，我们才慢慢得知，原来剧组付费租借了他们家作为演员休息室。

接下来两人的行动都继续各自表述着这同一个空间。一方面，James对即将到来的拍摄十分紧张，努力地想要无视眼前奇怪的女人，继续把这里当作演员休息室来准备台词。而另一边，女人也并没有要让出空间的打算，而是像主人一样毫不掩饰地盯着这位上门地客人。

第二个女人的登场，进一步侵入James努力保持的空间。她登场后就用充满权威的口吻训斥了穿浴袍的女人，一时间让这个空间的意涵再次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她的口吻并不像一个母亲在和成年儿女的对话，反倒像是精神病院里的护士在看管病人。随着几个极端的镜头，比如极低的镜头角度，以及对穿浴袍女人的特写，房间也突然变的像个疯人院。母女二人的高声争执让James几乎不可能继续工作。母亲对于这个房间被作为演员休息室是有意识的，她很快便热情地要给James泡一杯茶，并嘱咐他别被打扰。但同时她也在无视这个空间，喋喋不休地和James聊天，身体力行地践踏James的空间。

最终James不堪其扰，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躲进了狭小的厕所。可回到家的男主人再次骂骂咧咧地“驱逐”了James。回到客厅时，电视被打开了，巨大的荧幕上正在转播台球比赛。客厅也被完全占领了。

三口之家的成员轮番上阵的空间占领以胜利告终，通过在空间中的活动，他们彻底地推翻了对这个空间的人为规定。直到后来大明星Adrian登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工作人员清场，家庭成员被赶回房间，这里才恢复了它被规划的功能。

（二） 历史空间

除了以上描述的较为显见的私人生活空间兼具演员休息室的重叠外，这个房间还有第三层的维度──历史空间，在James和这个家庭的对话中被揭示出来。

James从厕所被赶回客厅后，彻底放下了手上的工作，保持礼貌地和家庭成员们闲聊。从对话中我们得知，这一家人正是剧本所改编的20年前真实案件的亲历者，或者说是当时的旁观者。这也侧面解释了拍摄地点的选址。可能是为了贴近真实，到了当年事件发生地取景。

James正处于他所谈论的剧本所指涉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男主人的抱怨交代出当年，警察也曾无数次上门搜证和问话。就像James这样，穿着警服，或许坐在沙发的同一个位置。画面如此相似，以至于女主人后来和James道歉说之前招待不周时，把原因都归咎于这一切让他想起了当年。并且抱怨人们不该再去挖掘当年那件事。对当年事件的再创作仿佛让历史的阴云再次笼罩了现实，过去又被挖掘出来。而男女主人欲言又止，似乎心照不宣地想掩盖些什么细节，似乎更让这个和案件相关的真实空间显得暗流涌动。

面对亲历者们对当年的回忆，对真相的解读，James却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的兴趣。而是始终以编剧所创作的剧本为出发点参与讨论。甚至当女主人说出受害者的母亲从此消失的悲惨事实时，James仍然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戏剧上绝佳的悬念。女主人对话结束时明确点题：对有些人来说，这不仅仅是故事。

（三）戏剧空间

紧接着，最后一个角色从门外登场──扮演探长的明星Adrian。两人之间讨论了Adrian曾经塑造的角色。James说错了话，仿佛暗示了Adrian塑造角色的重复性。于是Adrian开始愤怒地强调自己所扮演的两个警察角色是完全不同的，给出的理由却十分荒诞：两个警察的发型完全不同，所以是绝然不同的两个角色！对角色塑造理解上的不同，也为俩人后来在戏剧空间上的争夺埋下伏笔。

赶走男主人后，两人开始排戏。通过这场戏中戏，我们得以一窥他们正在拍摄的剧中的一个场景：James所饰演的警察（Bobby）向长官汇报重要证据，并由此推断已经接近真凶了。James把短短三行的台词演绎的情绪极为饱满。Adrian看完 James出彩的表演，想将台词据为己有，并且又再次演绎了一遍，几乎东施效颦一般浮夸地照搬了James的版本。从最初给自己加了一句“Yes”变成最后James只剩下一句”Yes“。

这次抢词是剧情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此我们可以用罗伯特?麦基的“激励事件”这一概念来描述其对James的影响。在此之前，面对烦人母女，他违心客气，面对男主人对演员心酸的不解，他小声抗议，以及面对对方的粗野行为，他忍气吞声，这一切都还没有打破他凡事忍让的行事逻辑。但是，这次Adrian侵入他最珍视的戏剧世界，把他的台词倾轧到只剩一句yes，让他退无可退。而正是从这次事件之后，James发生了某种“转变”：从被动的忍受自己的空间不断被侵占，变为主动的探索新的空间。

（四）真实空间+戏剧空间

Adrian离场后，发生了一个推动剧情的关键情节：工作人员Jo 来通知大家为当年失踪的小男孩Ryan默哀，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这一细节触发了James对之前在这个空间内看到的听到的各种碎片化的信息的汇总，灵光乍现，突然意识到了当年案件的某种真相。

于是全片中一个最暧昧的空间诞生了。在James的戏剧空间被无限挤压后，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在这里，戏剧空间和真实空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

1）剧本层面：他不再像之前和这家人对话时一样，用戏剧视角（比如“丰富层次”，“完美悬念”之类的概念）来看待现实世界，把现实视仅仅视为戏剧的素材。而是开始在现实世界里一一找到了剧本中的对应：红色裤子的男人，恐龙披肩等证据。James 循着剧本的踪迹在现实中找到“真相”，或者说现实的空间照亮了剧本。两者之间互相完美映照。

2）演员层面： 不同于Adrian对角色理解仅强调外貌的方面，James展现了一个真正警察的特质：对案件细节了然于胸，完成了独立搜证和强大的推理分析。也正是在这一段剧情中，James本人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角色，面对领地被占只能束手无策，现在他成了一个积极主动探索新领域的英雄。比如，不同于第一次为了逃避尴尬而躲进厕所，这次是为了积极探索证据再次进入厕所。他甚至试探着走进女儿的房间，想要了解真相，并在其中发现了最重要的物证——恐龙披肩。而当男主人发现他时，他也没有唯唯诺诺，反而像个痞子警察一样和男主人对峙。

可惜，James开辟出的一维新天地，在戏剧世界伸手干预，从现实中拿回自己的道具——恐龙披肩时，瞬间坍塌。James不死心，急切地向工作人员Jo说出自己发现的“真相”，工作人员一时分不清他是不是在念对白。不论是James找到的证据被揭示为道具，还是他口中的真相被解读为台词，这种种迹象都在提醒他，戏剧世界的边界不可穿越。可James不死心，不惜扒开Bev的浴袍证明自己，结果遭到了现实的一记重拳。

James的冒险尝试失败了，戏剧被框定在电视中，自己的台词依然一句不剩，肿着一只眼睛狼狈不堪，还被电视机前的观众评价为“演技过誉”了。而Adrian再次念出那段之前已经被重复过两遍的台词，就像女主人看到拍戏的场景时说的，他们一遍一遍地 重复着，无聊死了。而Bev的洋娃娃漏出的骷髅手，彰显了电视机外的真相世界依然保持不被把握的独立地位。戏剧和真实在此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