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背负着影坛殷切而过高的企盼与厚爱，新一代电影人步入舞台之时，却恰逢一个“水土甚不相宜”的时节。1989年的巨大动荡，使整个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从19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峰峦跌入谷底的震惊体验；除却王朔式的谵妄与恣肆，文坛在陡临的阻塞与创伤之间沉寂。伴随着商业化大潮而到来的蓬勃兴旺的通俗文化完成了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最后合围；与中国电影无关的类电影现象（电视业、录像业）加剧了仍基本保持着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电影工业的危机；风雨飘摇中的电影业愈加视艺术电影（甚至是电影节获奖影片）为“票房毒药”。而跨国资本文化工业运作对第五代优秀导演的垂青，却开始使往日视为天文数字的资金进入了“中国”电影制作；因此，在张扬的东方主义景观中愈加风头尽出的“第五代”，固然在欧美艺术电影节上创造了某种“中国热”或曰“中国电影饥渴症”，但别一批新人的“起事”却无疑受到了“先生者”的强大的阻碍与威慑。在此，且不论艺术才具、文化准备、生活阅历的高下与多寡，第六代步入影坛之际，确乎已没有第五代生逢其时的幸运。第五代入世之初，适逢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1980年代伟大进军起步之时，于是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电影业的奇迹之一，他们得以在走出校门的第一、第二年便成为各电影行当中的独立主创，并迅速使自己的作品破国门而出，“走向世界”。而85、87班的毕业生，多数已难于在国家的统一分配之中直接进入一统而封闭的电影制作业，少数幸运者，也极为正常地面对着一个电影从业者也必须经历的由摄制组场记而副导演而导演的六到十年、以至永远的学徒和习艺期。即便如此，即使“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获得国家资金拍摄“自己的影片”的可能已然是零。而这一切的前提，还是他们所在的制片厂在此期间并未遭到倒闭、破产的命运。难于自甘于被弃在电影事业之外的命运，他们或以另一种方式尝试重复第五代成功经验：由边远小制片厂起步的努力幻灭（一些年轻人曾在毕业分配时主动要求分配到诸如广西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等边远小厂，希望能象第五代那样从广西、西安电影制片厂起步，但昔日的格局与制片方式已不复存在。参见郑向虹《独立影人在行动——所谓北京“地下电影”真相》，《电影故事》，1993年5月，p.3。）
尽管背负着影坛殷切而过高的企盼与厚爱，新一代电影人步入舞台之时，却恰逢一个“水土甚不相宜”的时节。1989年的巨大动荡，使整个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从19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峰峦跌入谷底的震惊体验；除却王朔式的谵妄与恣肆，文坛在陡临的阻塞与创伤之间沉寂。伴随着商业化大潮而到来的蓬勃兴旺的通俗文化完成了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最后合围；与中国电影无关的类电影现象（电视业、录像业）加剧了仍基本保持着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电影工业的危机；风雨飘摇中的电影业愈加视艺术电影（甚至是电影节获奖影片）为“票房毒药”。而跨国资本文化工业运作对第五代优秀导演的垂青，却开始使往日视为天文数字的资金进入了“中国”电影制作；因此，在张扬的东方主义景观中愈加风头尽出的“第五代”，固然在欧美艺术电影节上创造了某种“中国热”或曰“中国电影饥渴症”，但别一批新人的“起事”却无疑受到了“先生者”的强大的阻碍与威慑。在此，且不论艺术才具、文化准备、生活阅历的高下与多寡，第六代步入影坛之际，确乎已没有第五代生逢其时的幸运。第五代入世之初，适逢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1980年代伟大进军起步之时，于是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电影业的奇迹之一，他们得以在走出校门的第一、第二年便成为各电影行当中的独立主创，并迅速使自己的作品破国门而出，“走向世界”。而85、87班的毕业生，多数已难于在国家的统一分配之中直接进入一统而封闭的电影制作业，少数幸运者，也极为正常地面对着一个电影从业者也必须经历的由摄制组场记而副导演而导演的六到十年、以至永远的学徒和习艺期。即便如此，即使“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获得国家资金拍摄“自己的影片”的可能已然是零。而这一切的前提，还是他们所在的制片厂在此期间并未遭到倒闭、破产的命运。难于自甘于被弃在电影事业之外的命运，他们或以另一种方式尝试重复第五代成功经验：由边远小制片厂起步的努力幻灭（一些年轻人曾在毕业分配时主动要求分配到诸如广西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等边远小厂，希望能象第五代那样从广西、西安电影制片厂起步，但昔日的格局与制片方式已不复存在。参见郑向虹《独立影人在行动——所谓北京“地下电影”真相》，《电影故事》，1993年5月，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