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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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摘要]我本想我的小说要是很有名,我的故土——上岭也就跟着出名。只可惜我的小说读者不多,上岭也就知之者甚少,它只能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

作者简介

 凡一平:上岭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版了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六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八部。获过文学奖有:铜鼓奖、独秀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翻译成瑞典文在瑞典出版。

上岭是我的祖籍,其名与著名的上甘岭只少一个字,但知名度却要小许多。在我大量的阅读记忆里,上岭只在书里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在我虚构的小说里(谁要是不信,就去读我的长篇小说《顺口溜》)。我本想我的小说要是很有名,我的故土——上岭也就跟着出名。只可惜我的小说读者不多,上岭也就知之者甚少,它只能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

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就是上岭。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

2007年4月22日,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的返乡,相隔了十一年。

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得康码头

进入上岭,首先得通过码头上岸。码头是上岭与外界来往的门户。我十岁走去县城看直升飞机、十一岁到公社中学念书、十六岁到更远的地方宜山读大专,就是从码头出发。码头为什么叫得康码头?因为码头离村里最近的一户人家是得康家,所以就叫得康码头。得康的壮语意思是名叫康的男孩。得康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家离我家也就是十米远。小时他去学校上学,要路过我家,而我从码头外出和回家,则必须经过他家门前,现在一样如此。码头原先并不叫得康码头,而是以得康的爷爷命名的,得康的爷爷死后,就以得康的父亲命名,现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码头,意味着得康的父亲也死了。

我六年前就知道码头已经易名,消息来源于到南宁找我的村民委主任凡家全和乡民政助理黄锦明。凡家全是我同族的堂弟,黄锦明则是我们村凡氏的上门女婿。他们的到访就是与码头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来找钱修建码头的。我们村的码头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来的,而非开凿而成。可想而知,上岭以及上岭后村的先人、今人走的这个百年码头,是何等的细小和陡峭。我八岁开始就下河挑水,从码头挑一担水上岸,常常是磕磕碰碰,要么是磕坏了水桶,要么倒进水缸里的就只剩下两半桶水了。这不算什么,要紧是常摔人。我父亲每当哮喘病发作的时候,就必须抬到公社卫生院救治。因为码头陡峭,父亲多少次从担架上滑落下来,我已记不清了,只是现在想起,我仍是心惊胆战。

上世纪九十年以后,我们上岭相邻的大村、地洲都相继修建了码头,原因是这两个村出了能人:大村出了个银行行长,地洲出了个乡党委书记。银行行长和乡党委书记分别搞到了为本村修建码头的钱,唯独上岭没有。上岭没有能人吗?有啊。你们上岭不是出了凡平凡一平两兄弟吗?一个是博士而且还在美国工作,一个是作家而且小说还拍成了电影,他们有的是能耐,你们找他们要钱去!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看法或说法,每次听说,我就想找个地缝,往里钻。我们兄弟俩虽然一个是博士一个是作家,但我们不是富豪和权贵,就是说,我们尽管有知识和文化,但是知识和文化却不能拿去修建码头。我们的悲哀和无奈只有我们兄弟俩知道,别人却不理解,不知道,即使知道,也要给我们兄弟俩一点刺激。

我是个容易被刺激的人。我对专门为修建码头的事到访的凡家全和黄锦明说,你们放心,修建码头的钱,包在我的身上。最后我才问,需要几万?他们拿出预算,我一看是十万。

我找到修建码头的十万元钱,已经是四年后的2006年初。四年来,码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钱治病,我不遗余力,多方求告。终于,自治区财政厅专项拨款十万,层层下放到市里、县里、乡里,我药到病除。我对负责修建码头的乡民政助理黄锦明说,第一,不让我的直系亲戚参与码头的修建。第二,码头修好以后,我再回去。

我此次回乡,码头并没有修好。码头只修了一边就停下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直系的同宗堂弟凡宏某天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本村的几个叔伯兄弟,今天去县里告状了,为码头和水电站库区淹没赔偿的事。我说你们告状为什么要告诉我?堂弟说因为县里接待他们的某官员开口就问,你们可知道凡一平?他们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要问问我。我跟堂弟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谁要是私分了国家的钱,不管跟凡一平是什么关系,凡一平是决不会包庇纵容的!

堂弟的电话促使我决定回一趟上岭。

站在公路这边的河岸上,望着对岸,是看不见村里的房子的,因为茂密的竹林挡住了我的视线,就像厚厚的绿色窗帘、门帘遮蔽了屋里的人一样。我急着见到我的乡亲,而此刻我的乡亲并不知道我的归来。但见对岸的竹林破开一条灰白、平实的道路,从岸上延伸到水面。我看清楚,那正是修好的码头。一艘电船,正静静在那边的码头停靠。而我所在的这边码头,仍然是旧有的模样,细小而陡峭,就像是鱼竿的钓绳,让我的心一阵揪紧。对岸那白实的码头呢?则如从门缝里漏出的一道亮光,不知道我的乡亲,是否正从门缝里看我?期许我的归来?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迟迟没有走下尚未动工修建的码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千多年前唐人宋之问的感受,此刻传染给了我。对岸的电船已经启动,正在朝这边的码头驶过来。已经走下码头的乡党委书记、乡长见我没有移步,他们从码头又走回岸上,再次承诺码头一定会在五月底完全修好。这两个我家乡的父母官是接到县纪委书记的电话后闻讯而来的。我到都安县城后,因为路况的原因,需要换乘底盘高的车辆,便给在县里当纪委书记的朋友韦迎打电话求助,还谈到了码头的情况(这似乎才是我打电话的原因)。韦迎满足了我的要求,并且说他收看了我堂弟们的告状信了,正在核查。韦迎的电话带来了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承诺,我可以面对我的乡亲了。

电船徐徐靠近码头,也靠近了我。我看见船上掌船的中年男子,一眼认出他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得康。

乡亲父老

除了得康,这天我在村里看见的乡亲也就十个人,而我认识和还认识我的,就更少了。他们是在我去看望四伯父的路上遇见的。我四伯父凡宝兴今年八十四岁了。我父亲常常感叹道,他们同祖的十二位兄弟,现在就只剩下他凡宝宗、我叔叔凡宝明和四伯父三位了。我父亲和叔叔现在均在南宁,那么,我回到上岭,首先应该是去看望四伯父了。

去四伯父家的路上,一个接一个乡亲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或在地里劳动,或在房前带着小孩。除了小孩,远远地,我几乎都能从他们的身影辨认出他们是谁,这让我很是兴奋,因为我没有忘记他们。

这个脸上写满风霜的女人一定是潘美琴。她是在听到我们的说话声后从屋里跑出来的。她当然也认出了我,还叫出了我小名得弟。潘美琴当年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我记得我常年患病的父亲在病症发作而不需送医院的时候,就是请潘美琴到我们家打针的。事实上也正因为有了潘美琴这名赤脚医生,我父亲减少了被送去医院救治的数量。多年来我一直对我们村的这名特殊女人心存感激。所以几年前的某一天,当潘美琴突然打电话,请求我帮忙落实她女儿毕业工作问题的时候,我毫无推辞地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她在乡中心小学当教师的女儿现在就休假在家,她立刻把女儿叫了出来。我看见潘美琴当年的小不点女儿现在已长成亭亭玉立的漂亮姑娘,还甜甜地叫了我一声表哥,着实让我心里有些得意。我对随行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这是我的亲表妹。言外之意,是请他们要对我这位表妹多多关照。其实,表妹不是我的亲表妹,她是被收养的。潘美琴一直没有生育,不知道是她的问题还是丈夫的问题。她的丈夫是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姓黄。在我的印象里,她的丈夫是一名酒鬼,酒瘾上来而又没有酒喝的时候,就拿药用的酒精来喝。她的丈夫很早就死了。很难想像,潘美琴要是没有这个女儿,她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孤单?我拒绝了潘美琴邀我进家坐的热情,因为我得尽早见到四伯父。

我还是未能见到我的四伯父,因为我又遇见乡亲。他们像是闻到了风声,一下子从地里屋前,来到了路边。我总感觉他们来了很多人,因为我与他们的问答总是迎接不暇。但后来定神一看,也就那么五六个人,而且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当年精壮的黄锦,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的有点驼背的老人了。村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到外面打工去了,只留下他们的小孩,由老人带养。黄锦感叹说,我们村现在有人死了,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这么一听,我更急切见到我的四伯父。

我到四伯父家见到四伯父了,而且也只见到四伯父。我连打电话跟我说告状的事的堂弟凡宏也没见到。四伯父说他上街去了,四伯母还在山上打羊草。我如果没记错,四伯母也上八十岁了,却还要上山打羊草。四伯父走路已经是趔趔趄趄,因为我们的突然到来,他显得更加的手足无措,又想请茶又想张罗煮饭。我按住四伯父让他别动,我们好好说话。我说四伯父你身体还好吧?他说你爸爸身体还好吧?我说好。他说你叔叔身体还好吧?我说好。四伯父又站起来,动身想去张罗煮饭。我说四伯父,再这样我就走了。四伯父停了下来。我看着无所适从的四伯父,心里既发酸又发热。我在四伯父家吃了太多的饭,以前我每次回来,都是在四伯父家吃的饭。自从我爷爷去世后,四伯父家就成了我们宗族的中心,每年清明和其他重大节日聚会,都是由四伯父召集操办。四伯父年轻的时候是航运部门的一名船长,他驾驶的船只在红水河上顺风逆水,从无差错。退休的时候他攒了一笔钱,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可是后来,四伯父家遭了洪水,房屋跨塌了。新房建好后,四伯父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省钱,四伯父不肯再治了,后来是我父亲指令,强行把他送去县医院。四伯父捡回了一条命,但积蓄全花光了。现在的四伯父就靠儿子赡养。但四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弟游手好闲,又怎能孝敬他的父亲我的四伯父呢?我临走的时候,给了四伯父一些钱。但四伯父没有要。他是本能地推拒的,这让我很是感触,因为拒绝我资助的亲戚,实在是太少了。我倔强尊严的四伯父!

从四伯父家出来,我去见了大嫂。她根本料想不到我的归来,毕竟我十一年没有回家了。见到我,大嫂惊呼“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然后眼睛涌出泪水。我十一年不能回家扫墓,则是大哥和大嫂在我们的先人墓前代为祭奠。她以为我永远不再回来。大嫂嫁到凡家后就和大哥住在祖屋里,然后生了四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她同样是个坚强的女人。大哥这些年在南宁打工,那么大嫂则成了唯一留守我们凡家祖屋的人了。

祖屋

现在上岭最破的房子,应该是我的祖屋了。祖屋是三间的泥瓦房,迄今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它是我的曾祖父所建,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叔叔以及我的大哥和部分堂哥、堂姐、堂弟、侄女、侄子,就出生在这里。1969年,我哥凡平、姐凡芝平和五岁的我随同下放的父母亲回到上岭,就住在祖屋里。我们的到来,使祖屋的人口增加到12口人。12口人住三间房子,拥挤的程度恐怕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以前的上海人可以堪比。而且12口人分成两家,我父亲一家,叔叔一家,分别在两个地方起灶做饭。我家的火灶就在床前。每天的炊烟把本来就黑的蚊帐熏得更加的黑,以至于我总觉得我的黑夜总比别人的黑夜长,而白日又总比别人的白日短。

我们家在祖屋住了五年后,我父母在小学附近的地方起了一座房子,也是三间的泥瓦房,它是我父母亲手建起来的。我们在新房子住到八十年代初,因为家人相继都工作在了外地,房子就闲置了。又因为年久失修,房子很快就残破了,最后干脆把它拆了。我此次回来,看见的只是遗址。遗址上长着绿油油的玉米。只有我父亲当年种下的两棵树,已经又高又大,证明或标识着我们艰苦而单纯的农村生活。

而祖屋却仍然保持着原貌,被我大哥住着。我大哥本世纪初虽然在祖屋的前面起了水泥砖的平房,但祖屋仍然被使用。新房和祖屋是相通的,像是两个连体的却只有一个心脏的人。这个心脏无疑就在祖屋里跳动。祖屋里存在着祖先的灵魂,在保佑着我们凡氏的后人。因为我哥凡平和我的出息,祖屋越来越被风水师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看好和传扬,都说,凡氏的祖屋依山傍水,有攀龙附凤之势,尤其正面对着的山头,像是一个削尖的笔头,难怪出了一个博士和一个作家。我这次回来,才认真地看,果然印证人们的看法。可我在没有走出祖屋之前,每天都面对着那个尖尖的笔头,却怎么没有注意呢?我要早注意到,是不是就不用那么刻苦努力,只是坐享其成就行?

祖屋虽老虽破,却是那么传神。因为传神,而得以保存,让我这个不常回来的子孙,有个纪念的地方。

小学

写上岭,不能不提小学。回到上岭,不能不看小学。

上岭小学是我启蒙的地方,我的学业从这里开始。而且我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母亲虽然被下放回乡,但无须务农,而是安排在上岭小学当了老师。我六岁开始上学读书,第一堂课是母亲给我上的。课程内容我都给忘了,只有在学校的欢乐难忘。

小学是上岭的教育、娱乐乃至政治的中心,除了平常的教学,放电影、民兵训练、球赛、排演革命样板戏、斗地主富农,都在这里进行。这些活动,我都很喜欢,因为这能给我快乐。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电影。在那个年代,公社的放映队每隔两个月,就能来上岭放一次电影。每次放映队的到来,对于我和我们村,无疑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放映队的人被村民侍候得嘴巴流油,也让我无比的崇拜,因为他们带来了神奇。原来人是可以装在箱子里的,天黑的时候,再放出来给人们看,而且是放映队的人才能放。火车原来是烧煤的,最坏的人是一定要被杀的。在上一部电影里的人明明死了,在下一部电影里他又活了过来。打仗的时候,明明看见蹦出很多的弹壳,跑到银幕下去捡,怎么一颗也没有呢?我对文艺的喜好,一定是从电影开始。我人生的第一个理想,是当个公社的放映员,然后才是公社供销社卖书的。这两个理想我都实现了,只不过我现在是拍电影不是放电影,是写书不是卖书。

小学原来有一张乒乓球台,是用两块棺材板拼起来的,却成了我们学生争抢的阵地。只有不被打败的人,才能占据球台的一方。我常常是这张球台的霸主,这是我努力拼搏的结果。我乒乓球的最佳战绩是曾夺得都安县少年组亚军,并代表都安参加了地区的比赛。但现在乒乓球台已经没有了,操场上原来还有篮球架,现在也没有了。

小学的房子倒是比以前多了一栋,而且还是楼房,但村里的人告诉我,现在的上岭小学,就只有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为什么会这么少?因为教学质量差,每年考上乡中学的没有几个,有些年连一个也没有,家长们都不愿送小孩来此就读。学校的硬件好了,教学却为什么上不去?村人们就说,因为风水转了。

风水真的转了吗?(文/凡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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