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不太善于总结纯理性的东西。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没有定向的。比如今天留意到一段史料，感觉有趣，就像线头似的沿着它不停地往前倒，倒出一篇几万字的文章，或者干脆出一本书。
2016南国书香节名家云集，其中就有曾于央视《子午书简》《百家讲坛》栏目主讲，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蒙古族学者张宏杰。作家莫言曾评价他“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日前，张宏杰在书香节发表主题演讲，并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谈论他的历史写作观念和新书《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以下简称《顽疾》）。
《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张宏杰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优秀文化都值得利用和继承
南方日报：你生于辽宁，是蒙古族，写了许多明清史的书。你的少数民族身份和成长背景与后来的写作方向有无关系？是否拥有皇族血统？
张宏杰：没有。我是辽宁朝阳人，朝阳介于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隶属辽宁省，再往北去即是内蒙古。虽归辖东北，但历史上，我们那一片都是蒙古族的领地。直至清代中期乾隆之后，才有大量移民迁至真正意义上的东北。自那时起，蒙古族数量开始大减，蒙古族文化开始淡化。现在整个建平县，包括毗邻的自治乡，现在大多都是汉族。我的一些远方亲戚，年龄偏大的尚能说蒙古语，但我的直系祖辈基本都只会用汉语交际，生活方式几乎完全汉化。虽然我是蒙古族血统，但我的成长环境、文化环境，应该说都是汉族的。
南方日报：一般来说，民族身份多少会对思想造成影响，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张宏杰：应该说多少有一点影响，如我对民族性、国民性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我写过两部这方面的书，一部叫《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另一部叫《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有一部分内容也重点探讨了元代蒙古族的统治对整个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精神所造成的变化。
我认为，一个人不该被自身的民族身份所束缚，应以更广博的文化角度，理解到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都值得被我们利用和继承。只有站在这样的角度，我们的人生、视野才可能会开阔。在思考中国历史的时候，起码我主观上不受任何限制，不会把自己局限成一个中国人，偏说中国好话。我身上有一个思维特点，我不太喜欢狭隘的民族性、地域性的东西。
南方日报：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你有没有形成一些独特的历史观念？
张宏杰：我不太善于总结纯理性的东西。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没有定向的，比较庞杂，偶然性非常大。比如今天留意到一段史料，感觉有趣，就像线头似的沿着它不停地往前倒，倒出一篇几万字的文章，或者干脆出一本书。一段时间过后，方向发生偏移，又会着笔写另一个东西。
我的研究和写作一般是由此及彼，最后试图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景。好比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地图上这儿探索一下，那儿探索一下，尝试勾勒出对这个地区的整体面貌。所以，我既写过关于春秋战国的东西，写过关于中国通史的东西，也写过明清史方面的内容。
梳理历史上腐败现象的背景
南方日报：现在看来，《顽疾》这本书契合了当今社会的反腐潮流。您当初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
张宏杰：原来我写过一本书叫《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通过曾国藩的案例，分析了中国古代官员的收支、生活方式，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历史上官场的陋规、反腐等问题。但因这本书是以曾国藩个人为题材，在历史制度、背景上展开还不够。于是后来又写了一本《顽疾》，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制度背景。
我总结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大多数是制度性的腐败，不完全是由教育、人的道德水平决定的，主要是由背后的财政制度、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造成的。要根治这种腐败，就要从制度改革、制度建设上出发，而不光是通过教育反腐就能奏效的。
南方日报：中国写反腐题材的很多，从晚清到现在一直有官场小说。黄仁宇、阎真、王跃文、王十月都会涉及这个题材。你的写作不属于虚构文学，但也不是现实，更偏向于历史分析，能不能讲一下您的反腐写作的特点？
张宏杰：我非常喜欢黄仁宇的文章，他非常有思维的穿透力，虽然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他的很多作品也是接受了中国历史独特的规律，当然他没有系统地就反腐的题材来写。回到《顽疾》，它的题材、主题比较鲜明，就是聚焦于反腐，试图发掘背后的制度背景和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