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是灰暗的，87岁的Bill Cunningham因为中风，在周六与世长辞了。社会各界发起了哀悼，时尚界尤为沉痛。但颇为讽刺的是，这位行事低调的时尚摄影师自此才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留下满屋子的街拍作品和平生事迹，给世人与浮华世界以警醒。
Bill Cunningham只是一位时尚摄影师吗？
答案当然不止于此。不同于多数时尚摄影师常聚焦于光鲜亮丽的明星、超模或是颇有名气的时尚人士，作为纽约时尚街拍的常青树，Bill数十年如一日地用镜头记录下每位衣着有趣的人，不论你秉持着何种身份，在Bill的镜头里，只有你身上的衣着细节够有趣才是顶重要的事情。
为《Times》坚持工作将近40年的岁月里，Bill的镜头记录下许多重要的瞬间，尤其是人们穿衣习惯的改变，从一丝不苟的正装到越发休闲、个人主义的街头风。Bill曾说，他关注的不只是锦衣华服，更多的是装束背后的民众心态与社会变迁。 而这些真实的毫无滤镜后期修饰的照片，将人们印象中肤浅的时尚街拍升华为记录文化变迁的人类学表现。如果这还不够诉说Bill的贡献，那么也许他的故事能带给你更多思量。
Bill在街上总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穿着蓝色工装、脖子上永远挂着一台35厘米单反，骑着二八自行车正满街串巷拍照片的老人，毫无意外就是他。从曼哈顿东城的酒店，到市中心的码头，再到哈莱姆区，纽约的各个角落都有Bill的足迹，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城里一道重要的风景线，甚至是，一位名人。
2008年，在众望所归之下Bill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 而2010年 《Bill Cunningham New York》时尚纪录片问世后，纽约高档百货公司波道夫•古德曼还以Bill的作品为主题装点橱窗，向他致敬。
成名的困扰
不过老爷子对于自己的成名却不堪其扰。他一生对于摄影的热情便是寻找可拍摄的目标而不是成为被别人拍来拍去的目标，他需要观察别人，而不是被人指点着窃窃私语。苦行僧般的清冷生活是他的个人标志。毕竟Bill身边从来都不曾有过一位亲密爱人。
他可能是这个世纪最后的古董。他从来不去电影院，他没买过一台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去55街吃早餐，早餐永远是一杯咖啡，一顿英式早餐，不超过3美金那种。他在2010年前一直住在卡内基音乐大厅上的一个工作间里，屋里简陋到只有一张床和摆满了他摄影作品的橱柜，许多照片还从未示人过。当那个著名的《Details》杂志“撕支票”事件发生时，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自由与民主才最昂贵。”
即使他一周会获邀参与将近20个晚宴活动的拍摄，他从来没有坐下来享用过晚餐，甚至从来没要求喝一杯水。相反地，他会注意到那些并不是宴会主角的嘉宾，只要他们穿着有趣新颖，Bill是不舍得错过的。就像纪录片中Anna Wintour所说的那样，“我们盛装出席都是为了Bill的镜头。”
而Bill工作内容的紧跟时尚，与他身份抽离的生活状态都令他更加的神秘、独一无二，这一点与《Times》不谋而合。
“即使他为之服务的公司一直连接着时尚界最富有、最有权威的人士与平台，他却没有一丝趾高气昂，老实说，他是我见过最绅士、最谦逊善良的人，” Times主席Arthur Ochs Sulzberger不无暗淡地继续说道，“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位传奇人物，于我个人而言，我失去了一个亲密朋友。”
一位时尚摄影师的基本素养
《Times》主编Dean Baquet表示，“Bill还是一个道德素养极高的新闻工作者，他对于时尚一直保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Bill的拍摄作品仿佛看到了全城的年轻人。不论富贵与否，不论是名人抑或普通人，只要他们的衣着搭配足够时尚或者独特，Bill都愿意欣赏记录。”
《Times》摄影总监Michele McNally也陷入对他的回忆里，“Bill是个非常伟大的男人，他对于摄影的热爱与承诺是无人可及的，他的作品激励人心。即使他成为了一个名人，他还是希望低调甚至是做一个无名小卒，我每天都在想念他。”
对于Bill Cunningham而言，古怪更讨他的欢心。坚持以两坨浓重腮红出门的Anna Piaggi，就是Bill最喜爱拍摄的模特之一。另一位则是时尚Icon Iris Apfel，她的个人纪录片《时尚天后的缤纷人生》由传奇纪录片导演Albert Maysles掌镜，而这一拍摄的契机正是由Bill曾为其拍摄的一张照片促成的。
冲着Bill对独特性挖掘的功力，越来越多的时尚达人出现在老爷子的主要拍摄据点，第五大道与第57街。而老爷子蓝色的工装几乎已经成为Tiffany&Co的橱窗摆设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知道当他看到一双喜欢的运动鞋或一条裙子而拍摄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前策展人Harold Koda如是说。“因为如果你挡住了他想要拍摄的物体，他很有可能会不顾一切地从你身上攀过去，就像战地摄影师那般争分夺秒，即使拍摄对象不过是件裙子或者一双鞋。”Bill的好朋友，同样也是《Paper》杂志的编辑进一步解释着。
Bill自己也表示，“当我在街上准备拍摄时，我会着重在那些富有强调的个人风格上，甚至有时候只看一把雨伞如何被人拿着，或一件外套如何被穿搭，只要足够打动我，我都会按下快门。而在那些聚会活动里，变得隐形是非常重要的，隐形到足够让人忽略才能抓拍到重要的瞬间。”
Bill的固执与执着
Bill生于1929年的波士顿，是这个爱尔兰家庭四个孩子中的老二。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他便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材料做成帽子，经常被认作是个奇怪的人。放弃了做帽子以后，他开始为《Women’s Wear Daily》撰稿，在与杂志的出版商John关于“André Courrèges与Yves Saint Laurent谁是更伟大的设计师”的问题上起了争执后，一怒之下又辞了职。“John毙掉了我的文章。他认为，Saint Laurent才是更伟大的那一位。然后他拒绝发表我的文章，我决定离开了。”这般的固执已见，原来从年轻时便可循到蛛丝马迹。
大约1967年，他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用它在街上拍了第一组照片“夏天之爱”。也许是天赋使然，他随后便开始了为《The Daily news》和《Chicago Tribune》拍摄照片的工作。很快70年代便成为了《Times》的自由拍摄工作。然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Bill却不断地拒绝Times编辑的邀约，成为杂志社的一员。
他说，“当人们与你签约，他们就会觉得已经拥有了你，别让他们得逞。”在Daily希望与Bill签约招入麾下的时候，Bill当场把那张价值不菲的支票撕碎了。他不想被禁锢，失了个人自由。而令他愿意交换自由的契机出现在1994年。他骑着那辆二八自行车被撞了。直到那一刻，他终于接受了来自Times的工作，成为一位专栏摄影人员。“为了那张健康保险单。”
低调如Bill，偶尔也会允许人们庆祝他所做的贡献，用不同的方式。比如1993年，他骑着自行车就登上了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为他颁奖的舞台。但之后柯达先生想邀请他拍摄一组以柯达胶卷为主题的照片时却被他拒绝了。柯达先生回忆道，“Bill告诉我，‘我已经有一份很喜爱的工作了’他只想专注地记录他眼中的世界。”
2002年Bill曾经在Times专栏里这样写道：
“如今的时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不可取代的趣味性。我知道人们正在用更正式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在街上的所见所闻。但是时尚的功能不论何时依然不会变，那就是它分毫不差地反映着我们身处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