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进庆

2009年12月12日，一篇名为“小新的爸爸没了，那么多人纪念，葫芦娃的爸爸得抑郁症了，有谁关心？”的帖子出现在网上，一时间快速传播，引起网友的热烈响应。帖子中称国产经典动画片《葫芦娃》的导演胡进庆患了严重抑郁症，并号召广大网友为自己寄明信片，为他带去一些温暖与关爱。该活动发起人豆瓣网友Edwina，她称希望集结网络力量，让动画大师感受到80后一代的关爱。

活动发起后仅一天时间，就有3000多人参加，有不少国外的网友都寄出了明信片。80后的网友是这次活动参与的主体，他们都是看着胡导演动画片长大的人们，他们寄出的明信片感人至深。

“孙女”回应：要和美影厂争版权

就在帖子发出一天后，一位自称是胡导孙女的网友“小胡小姐”同样在网上跟贴愤然指责了发帖人，“无论这个活动的创始人出于什么目的，首先我要声明一点请不要随便不经过别人同意就把当事人的地址公布出来，你经过我爷爷的同意了么？”此外，小胡小姐还特别强调了，发帖人对其爷爷患病一事全属造谣，“我爷爷只是老了耳朵不好，有时候东西听不清楚，就被人说成了抑郁症理解能力差。”但最让她感到气愤的是发帖人提到的“手稿”，并正面提到了与美影厂正在打官司：“我不得不怀疑你和美影厂是什么关系，就是想强调我爷爷没有手稿，葫芦娃的全部版权都是美影厂的对吗？！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和美影厂打官司，争夺版权问题，大家自己来看看葫芦娃终究属于谁！美影厂实在欺人太甚！就算我爷爷真的变成那样也绝对是美影厂给逼出来的！大家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样对我爷爷的，怎样和我爷爷对薄公堂！”

上影集团：已看望老人，避谈版权

2009年12月13日，经上影集团副总裁汪天云证实，胡进庆确患抑郁症，其病情没有网友想象的那么严重。上影集团工会和党委对胡老一直很关注，多次向他表示慰问和关心。对于“小胡小姐”透露的双方版权官司的事情，汪总拒绝回应。

胡进庆的作品《淘气的金丝猴》

律师说法：具体情况难清，版权难定

究竟这个“葫芦娃”归谁所有，律师表示，根据著作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创作这个作品的作者，原本是绝对应该享有著作权的，但原作者和电影公司的基本事实情况不全面，因此情况就相对要复杂点。“如果作者是受委托创作出来的作品，这个著作权就应当根据当时合同订立的情况而定，如果没有说明作品属双方所有，那作品就应该归受委托人所有。”此外，还存在了另外一种情况，“一个剧本要拍成电影，那电影作品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是依附于剧本作品存在的。当然电影也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如果在讨论电影作品本身的归属问题上，那这个著作权就应该归电影制片人所有。”

1953年于北京电影学校动画毕业，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参加过35部影片的摄制。他导演的10部影片备具特色。其中，剪纸片《鹬蚌相争》《淘气的金丝猴》《草人》三部影片都荣获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鹬蚌相争》还在国际电上连获四次奖。胡进庆对剪纸片发展有着较大贡献。早期他和著名导演万古蟾共同创研了中国第一部剪纸片。其后又试制了“拉毛”剪纸新工艺，从而摄制成水墨风格的剪纸片。在《草人》一片中创新羽毛工艺画，1985年获广播电视部的优秀影片奖，并获“金鸡奖”提名。

1963年，任导演兼动作设计。

1985年，任艺委会副主任。

1986年，任中国影协理事。

胡进庆曾经是美影厂著名的“舞蹈王子”。探戈、伦巴，他样样在行；他性格活跃，会拉小提琴，喜欢跟同事聊音乐，讲笑话；而在老伴拿出的照片里，他的面孔酷似香港演员林保怡，“有好多姑娘都喜欢他”。

1961年《人参娃娃》获得民主德国第4届莱比锡国际短片和纪录片电影节荣誉奖。

1979年《人参娃娃》获得埃及第一届亚历山大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片银质美人鱼奖。

1982年，导演的剪纸片《淘气的金丝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1983年《人参娃娃》获得葡萄牙第12届菲格腊·达福日国际电影节评委奖。

1984年，水墨动画片《鹬蚌相争》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奖；联邦德国第34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银熊奖；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第6届国际动画片电影节特别奖；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动画片电影节特别奖。

1985年，《草人》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

1987年，《草人》获得日本岐山第二届国际动画电影节C组儿童片一等奖。

1988年，《螳螂捕蝉》获上海第一届国际动画电影节分组奖；日本广岛第三届国际动画电影节F组二等奖。

1989年，动画片《葫芦兄弟》（第三、四集）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

1990年《强者上钩》获得日本广岛第三届国际动画电影节E组一等奖。

胡进庆执著于追求艺术，拍摄了许多精致的动画片，但他的努力却始终被隐藏在巨大的“集体”成就中。他所创作的“葫芦娃”，给整整一代人的童年带来了美好的回忆，但他本人却被公众遗忘了20多年。

如果不是网上一条“乌龙”的消息说他得了抑郁症，胡进庆多半还会安静地生活下去。虽然，他所创作的“葫芦娃”，早已成为整整一代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这些记忆被记载在雪片般飞来的贺卡里：一位芜湖的“80后”女孩说，自己现在还会不时哼起“葫芦娃”的旋律；一位深圳的幼儿园老师在努力把片子介绍给班上“00后”的孩子们。甚至，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写道，这部动画片，是自己五年级的时候，和同桌小玲“手握着手看的”，“那年有很多美好的时光”。

“葫芦娃”并非神话传说中的形象，而是完全来自胡进庆的构思。1984年，当美影厂计划将小说《十兄弟》改成动画片时，导演胡进庆坚持把原著中10个形象各异的人物，换成7个外形完全一样、只有颜色不同的“葫芦7兄弟”；而众多反面角色，包括“皇帝”、“卫兵”等，也应该简化为“蛇”、“蝎”两个妖怪。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这样，靠厂里投下来的钱，根本“拍不起”。他甚至给领导丢下“狠话”：“你不答应，我就不拍！”

可他的确很“拽”。得到厂里的批准后，他不仅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撰写了脚本，而且身为导演，他还为这部动画片分好镜头，又画好了场景。

作为一部“剪纸片”，《葫芦兄弟》的拍摄过程就像演皮影戏一样，工作人员需要先把人物剪成有活动关节的纸片，然后在大的背景图案上摆出不同的动作，再一格一格地拍下来。13集的动画片，需要几千个场景，拍摄两年之久。

“葫芦娃”的卡通形象也是他一手画出来的。当时，厂里公开征集造型，结果在一堆“神娃”和“洋娃娃”的形象中，胡进庆画的那个光膀子赤脚的“野孩子”入选。

“那个形象一定要有民族化的东西，又要‘野’一点，”胡进庆说，“我借鉴了观音菩萨旁边‘善财童子’的形象，最后画成那样一个赤着脚的比较粗犷的样子。”

这个“海选”的过程，在日后被胡进庆反复强调：“虽然最终选择的是我画的形象，但是这中间其他人也做了很多工作，这部片子是很多人帮忙共同完成的。”

的确，在大多数人看来，整部《葫芦兄弟》完全是一个集体作品。即使胡进庆身兼多职参与了《葫芦兄弟》的导演、编剧和形象设计工作，观众也很难发现这一点。在片头的字幕中，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名字，胡进庆、进庆，还有他的笔名“墨犊”，“不然都是我一个人的名字，多难看。”

这部动画片正式播出后造成轰动，几乎每一家地级市的电视台都购买了动画片的播放权，录像带、VCD的销售超过了100万张。而对于胡进庆个人而言，他只知道这片子“是赚了点钱”，因为他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拍摄续集《金刚葫芦娃》。而他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当人们为银幕上的葫芦娃欢呼时，没人关心这个娃娃是谁画出来的。

“当时，观众只关注片子是哪个制片厂拍的，却并不注意哪个具体的创作人。”一位美影厂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那本来就不是一个推崇个人的时代。”

事实上，在从事动漫行业的40余年里，胡进庆作品所赢得的所有的奖项、赞扬，也都被冠以“集体”的名义。但他并不反感这样的“集体”，他追求的只是艺术。20世纪60年代，当美影厂以参加国际比赛作为拍片目的，没有盈利压力的时候，他在《金色的海螺》中负责造型设计。在这部长度只有30分钟的动画短片里，他充分实现自己的艺术灵感：每一块岩石、珊瑚、树木，都是精细镂空雕刻，甚至主人公领口、袖口的蕾丝，以及像螺丝一样的细小发卷，也都是“一丝一丝刻出来的”。

即使是后来，在拍摄“葫芦兄弟”时，成本受到了限制，整整13集的动画片，全部的配乐竟然只用了一架电子琴，胡进庆依然坚持一笔一笔细致地勾勒出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常常突然爬起来，重新坐回写字台旁写写画画，就是为了“把梦里的灵感记下来”。

不过，面对商业浪潮的冲击，从事动画工作近50年的胡进庆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并不能改变太多的东西：“我们舍不得投入太多钱，所以动画片都是小成本，每一格（1/24秒）成本是几块钱，而美国动画片的成本，一格可以做到几万美金，这怎么竞争得过他们呢？”

他看到现在的动画片，大多数总是“大打出手、缺乏内涵”，还有一些，比如《蓝猫》《喜羊羊与灰太狼》，虽然对白、编排都不错，但“动作太简单”，虽然能赚些钱，但“艺术生命力不会太长”。

“一部好的动画片，应该有趣、惊险、幽默，但最重要的，一定要有内涵。”胡进庆说，在《葫芦兄弟》里，蛇精使出的各种招数，包括“软刀子”、“穿小鞋”、“打闷棍”，都是意有所指，而现在的动画片就很难做到这些。

晚年，他只愿意待在家里，看看电视，上上网，逗逗自己年幼的外孙女。他与公众记忆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甚至在2008年《葫芦兄弟》被改编成电影上映的时候，这位曾经写下故事梗概，又画出人物形象的“葫芦娃爸爸”，竟没有被任何一个人记起。

“这些带给我们美好回忆的人，不应该被忘记。”有网友留言。

2019年5月13日15时许，“葫芦娃之父”、导演胡进庆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3岁。他是创建和发展中国剪纸动画的杰出艺术家之一，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专家和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