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亦即通货膨胀的现象应该是以联邦储备银行对全国经济提供的货币数量为基准；他强烈反对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并且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他亦深信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

试验背景

皮诺切特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屠杀和拷打成千上万智利人民的独裁者似乎“被休克疗法的想法所吸引”。

爆发抗议

弗里德曼回国后爆发抗议，而他作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名人身份与华盛顿和美国公司参与推翻阿连德的事件不断被披露更加剧了这种抗议。不仅尼克松、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电话电信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阴谋颠覆阿连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也向推翻这一政权的独裁者献策，以智利贫民中急剧攀升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完成反革命。这位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奇迹的宣传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盖提、辉瑞、通用汽车、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赞助。《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而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则质疑：如果“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在芝加哥大学，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誓要“通过抗议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园”；而学生自治组织则仿效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员会听证会，召集了一个“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问题调查委员会”。每当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伴有形容词“残酷的”和“震惊的”，而规模小却持续不断的抗议也会在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困扰着他。

在写给各种编辑和谴责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对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轻描淡写，同时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参与了指导智利经济学家的活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个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叙述这一情节时，弗里德曼高兴地指出抗议产生了反效果，这使他赢得了比其他获奖者“时间长一倍的掌声”。

弗里德曼声称如果阿连德被允许继续任职，智利人会遭受“数千人被消灭、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并以此来为他和皮诺切特的关系辩护。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恰巧是在他的门徒皮诺切特统治时发生的。阿连德的垮台是因为他拒绝背离智利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并拒绝采用戒严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坚决认为：后来上台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及因此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批评声音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两人的批评者都把智利作为证明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绝对主义，只有通过强制才有可能实行的正面证据。与二战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赖于温和的社会平等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相等这个等式是他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最大贡献。当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者投身于为社会等级、特权、秩序辩护时，二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却在赞美自由市场是产生创造力和自由的场所。这种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实质，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共识普遍接受。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为神圣，在这一战略中，“经济自由”出现的次数是“政治自由”出现次数的两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在破坏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论证说：智利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他认为皮诺切特政权是这一漫长斗争的转折点，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虚假外壳，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内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给皮诺切特的信中写到：“问题不是发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朝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赞扬皮诺切特将军用“很多您已经采取的逆转这一趋势的措施”让智利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智利反应

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一个月，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这个政权把国家开支削减了27%，烧掉了成捆的比索。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和撤销对金融包括利率的管，还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放开了2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皮诺切特使智利从与邻邦结成的、致力于推进地区工业化的联盟中退了出来，把智利变成了廉价商品进入拉美的门户。成千上万的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拍卖国有企业的时候失去了工作。这次拍卖实际上是400余家国有工业的财富向私有部门的大转移。智利不仅允许跨国企业将它们的全部收益带回国内，而且还提供汇率保障来帮助它们这样做。为了建立投资者的信任，比索与美元挂钩。四年之内，不仅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而且在之前的进步联盟土地改革时被征用的所有财产的将近30%都物归原主。新法律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自由”商品一样对待劳动力，扫除了40年以来的不断取得进步的劳工立法，医疗保健也像公共养老基金一样实行私有化。国民生产总值暴跌了13个百分点，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水平的40%，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企业破产，失业率急剧攀升，一直到1978年经济才出现反弹。从1978年至1981年间，经济增长了32%。虽然工资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将近20%的水平，人均收入却又开始增加。一个可能更好的进步指标是严刑拷打和非法处决逐渐减少。但尽管芝加哥经济学家因为三年的经济增长而得到了荣耀，他们却使智利走上了近于瓦解的道路，关于这一点现在通过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的反弹是金融系统和大量外资作用的结果。结果证明外资导致了投机者的狂欢、银行系统的垄断和繁重的外债。像洪水般涌入的外资确实使固定的汇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保持，但个人债务从1978年的20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82年的140多亿美元，给智利货币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比索由于像实际中存在的那样与升值的美元的汇率固定，便人为地提高了比索的价值，导致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当消费者利用自由化的贷款方式购买电视、汽车和其他高价商品时，储蓄缩减、债务增加、出口降低、贸易赤字扩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铜价的暴跌加剧了智利的贸易逆差。国内生产总值跌落15%，工业产量迅速收缩，破产企业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失业率达到30%。尽管皮诺切特之前保证保持货币稳定，他还是实行了比索贬值，这使那些借入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储蓄的穷苦的智利人民倾家荡产。中央银行储备减少了45%，私有银行体系也崩溃了。危机迫使国家重新采用在阿连德执政期间都未实施的法律，接管了将近70%的银行系统并重新控制金融、工业、价格和工资。皮诺切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以摆脱困境，并公开保证要偿还外国债权人和银行的债务。

就像国际左派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蜂拥来到智利一样，在皮诺切特统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黄金时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场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记者都来亲自目睹这个“奇迹”，并把智利作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样。

进行辩护

除了商人，右翼活动分子也来到智利以示与皮诺切特政权的团结。《国家评论》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尔以及其他最终在里根1976年和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走到一起的骨干，组织了美国—智利理事会，以对付美国皮诺切特的批评性报道。“我找不出一个相信智利政府在实行”拷打的“智利政权的反对派”，拉舍尔在1978年从智利访问回来之后写道。至于由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引起的“过渡时期人的不便”，拉舍尔认为，“为了明天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损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弗里得曼以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为皮诺切特辩护，而芝加哥团体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专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宪法中把这样一种关系制度化了。新宪法把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威神圣化为相互补充的品质。他们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例如皮诺切特辩护，说不仅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出现需要这样的人，而且维持这种变革直至智利的“民众心智发生改变”也需要这样的人。中央银行行长谈到：智利人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软弱教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培养他们的强力，市场本身会提供指导。当被问及由休克疗法导致的高破产率的社会后果时，托里比奥·迈瑞诺上将答道：“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不论亲疏。这是现实。”

但在这样一个纯粹竞争的野兽的乐园，可能会出现危险，需要独裁统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被动的而非参与性的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条通往保护绝对经济自由的真正“自由社会”的途径，皮诺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两个信徒起草的发言中这样谈到。弗里德曼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的关系闪烁其词，但他以前的学生却始终如一。“一个人的实际自由只有通过独裁主义政权保证”，财政部长卡斯特罗说到，他承认：“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保持这种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实现了用经济自由和权威来重新定义民主。据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克里斯蒂安·拉罗乌莱特说，在皮诺切特的严格控制下，智利成为“在自由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确立政府形式这一世界潮流的先驱”。比如说，智利私有化了的养老金制度如今就成为社会保障转型的一个典范。布什在1997年曾就这一问题接受了智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何塞·皮涅拉的建议。

米尔顿·弗里德曼

同样地，一般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使用私有市场，但它们非常落后贫穷。 

1951年：约翰·贝兹·克拉克奖（JohnBatesClarkMedal）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8年：国家科学奖章

1988年：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Medalof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