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

在斯坦福，由刘子健先生牵头，启动了一项极富远见的学术计划，该计划不但促进了美台之间的学术及文化交流，而且令众多“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们受惠。在刘子健等先生的努力下，这一计划最终发展成台北的“美国各大学联合研习所”（译者按：1997年后改称“台大国际华语研习所”）。

1959年，凭借一本名为《宋代中国的变法》的小书，刘子健先生一跃成为宋史界的领军人物。这本书是日后极有影响的“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的第三种。刘子健先生研究的对象是帝国晚期最具争议性的题目之一，他征引了极广泛的史料，运用其自称为“截面研究法”的手段，对这一复杂的时期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记述。此外，该书充分利用了日本及中国学者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它与当时一般的西文著作比起来，可谓着了先鞭，令人侧目。尽管后继者不乏其人，但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刘子健先生始终是促进美日两国学界交流的一座桥梁。

刘子健先生其后的一系列著作表明，他是全球宋史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对11世纪的重要诗人、学者、官员欧阳修，他尤为关注。同样是广征博引，刘子健先生在1963年出版的中文著作（香港新亚书院）及经改写于196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中，对欧阳修的生平和多方面的志趣进行了描述。这部关于欧阳修的著作，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刘子健先生作为中西史学津梁的作用。正如邓广铭在《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出版于日本京都，收文章40篇）的前言（译者按：该文后收入《邓广铭全集》卷十二）中所云，刘子健先生在中国大陆的多次讲座和会议上都强调，路子应该宽一点，争取打破学科藩篱，以矫正有时显得狭隘、琐细、教条的大陆学术训练体制。同时，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他也强调了在作出大判断之前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学生们难忘师恩，不仅因为得到他的悉心培养，也是因为他总是乐意给予睿智的建议与帮助。

当然，刘子健先生的文章也常常作出大判断。为什么到了9世纪马球就不受欢迎了，童蒙书《三字经》发生过哪些变动，对这些问题，刘子健先生都做了入情入理的引申。他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概念，如“新传统时代”及“包容政治”。他还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解释，其中持论最力的莫过于12世纪初“中国转向内在”说（哈佛，1988）。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热切盼望能成为另一座连接古代中国、当代中国以及未来中国的桥梁（对连接未来，他总心向往之）。

在中美之间，刘子健先生同样希望能通骑驿。即使他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而在美国受人攻击，因长驻美国而在中国受人攻击，先生照样不改初心。他回中国时，得知自己的三个兄弟于“文革”期间惨死的情形——周恩来都认为“太过分”——却不曾流露丝毫怨尤之意。

刘子健先生知道扮演桥梁的角色令他两头不靠岸。为此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半宾”——半个客人。无论是在美国、日本、欧洲，还是在中国，他都当自己是个客人。在涉猎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意义上，这个名字也挺合适：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半个客人，也是人文领域的半个客人。刘子健先生身边的同事、弟子意识到，先生对各种政治事件、历史材料知之甚详，因此要想理解20世纪的中国，向他请教准没错；在一个混乱时期，先生到中国探访过。同样，他对11世纪、12世纪的深入了解简直让人以为他曾到宋朝当过游客。先生本人的书法就是宋徽宗的“瘦金体”，即可印证此说。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他作为“半宾”，当然也意味着，在所有他感兴趣、研究过的领域中，他同样会有半个“主人”的感觉。而他以普林斯顿大学为归宿，与吾等盘桓，竟达二十五年之久，何其幸也。

然而，刘子健先生久病不愈，已于1993年9月30日，在美国新泽西州劳伦斯威尔（Lawrenceville）寓所中溘然长逝。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