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16岁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在《意大利中部晨报》5年，从进入该报的第一篇关于舞场的报道开始，她的文学天性便崭露出了头角，经过5年的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受到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注意，《欧洲人》为法拉奇后来的辉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从此，她的访谈对象不再是小镇上的警官或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而是国际知名人士。在好莱坞，她采访了当红影星玛丽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肖恩·康纳利。

她采访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尼尔德·衣阿蒂时，不同意后者称“二战中共产党是最重要、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伤亡最多”的说法，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与之激烈争论；此时的法拉奇已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异于传统作业的表达主观意见了，而是一种对话式的争论。

在与休·海夫纳的会晤中，她嘲讽地说他死后会进天堂，“呆在圣徒和烈士们中间，与那些俏妞们在一起，讨论天使的性别”；她还用激将法促使希区柯克对自己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可以说，这是她个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后来征服一系列风云人物的秘诀。并在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风云人物之外的这个“神话人物”的诞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已走进世界新闻舞台的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随后她主动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赢得了人们对她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

1965年法拉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及后来写成的《假如太阳陨落》一书。在这些有关月球的报道中，法拉奇表达个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题纳入个人思想的体系中去，对航天技术、政治、宗教、死亡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保证读者自始至终都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作者的思想与踪影。”例如，当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亲身体验身处密封舱的生理感受时，她想起了二战期间作为抵抗组织成员的父亲遭监禁时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临时搭建的床，同时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当宇航员斯雷顿提到二战中他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时，法拉奇再次把个人回忆插入到叙述中去，讲述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她还在报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对空间探索的观点、她与宇航员在海滩散步时的交谈、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观看阿姆斯特朗绕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这里，“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与其他世界作对比，其目的是通过描写个人的感受与判断，使自己的影子在书中无所不在，为了自我表现她不断地改变和歪曲着真实的客观世界，使这个世界经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帮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1968年9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此举招来的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政府运动。法拉奇在报道中让事实说话，但通过自己传神的报道依然牢牢占据着戏剧舞台的中心。在一次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被士兵拖着头发拽下楼梯，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过来。她在《奥莉娅娜·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中讲述了她的历险经历：“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法拉奇的文字具有类似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入胜。附带的照片有力地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法拉奇通过文字巩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挺起了胸膛。

让法拉奇闻名于世的是她曾采访过世界各国的政治巨头。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她会花上数个星期研究采访对象的细节，采访会持续六七个小时。她把采访比作做爱和勾引，她不喜欢用翻译（“两个正在做爱的人中间一个陌生人的身体”），除了意大利语之外，她还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她的采访技艺非常高超，会为采访对象布下陷阱，她的采访风格令人刮目相看：情绪化、咄咄逼人地逼问、持续时间长。面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她的采访方式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更像吵架——与各国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吵架。这种方式让全世界为之叫好，却让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这与法拉奇桀骜不驯、藐视权贵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采访邓小平

或许正因如此，当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总乐于提出刻薄、刁钻、尖锐甚至尖酸的问题，令对方头疼不已。而她正是以提问尖锐、言辞雄辩、透视独特、资料新颖的新闻个性而影响日增。许多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都在她炮火般的问话中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正好是她想要的。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弥漫着反抗情绪的家庭里，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法拉奇10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还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军士兵领到安全地带。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勇敢坚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佛罗伦萨的童年时代，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

1971年法拉奇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穿着时尚，对皮具、珠宝和宽边帽子很有鉴赏能力，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在这样一个与她盛年时极为相似的时代里，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说，由于她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勇气无人可替代，我们试图将她一笔抹杀，以证实自己的合理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种隔绝在2001年9·11事件后由她自己打破。“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

在书中，法拉奇以往对权力的愤怒似乎掉转了方向，她使用了许多十分强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你让我比较这两种文化？说实话，谈论两种文化、拿二者相提并论这种做法就让我恼火。让我们实话实说，我们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更漂亮……圣战会摧毁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我们或好或坏总是在想方设法去建设，去改变，去改进，去赋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说更少偏执，甚至完全没有偏执的世界。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毁灭。”她反对意大利接受移民，“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尽管文章和书受到众多批评，但她依然不改强硬，接连又出了两本书——《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

这三本书令法拉奇受到整个意大利知识界的孤立。意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学者翁贝托·埃科在《共和国报》上撰文，不点名地批评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义，呼吁社会宽容。

在《纽约客》记者塔尔博特看来，那个叛逆的法拉奇已经不见踪迹，而是变成了一个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她还放弃了年轻时喜欢的裤装，穿起了裙子。

2006年9月14日夜间，奥莉娅娜·法拉奇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她死于乳腺癌。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下葬的一刻，她母亲去经常祈祷的教堂为她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法拉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而且她还发誓自己一辈子既不会结婚也不会生育。

1973年，法拉奇在米兰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说他要去采访被释放的希腊抵抗运动领导人阿莱科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安排好的对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采访，专横地说：“你不会走，但是我就要走了。”她后来说帕那古利斯能让她回忆起青年时期她视死如归的游击队战斗生涯，尤其是她的父亲。采访阿莱科斯时，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阿莱科斯回答说：“意味着要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按你看，人是什么？”法拉奇回答说：“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那样。”

1973年，43岁的时候，这朵浑身长满了刺的野玫瑰终于等到了驯服她的那个人——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阿莱科斯。虽然这个男人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身上无时无处不在散发着的那种激情和勇敢却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内心。他是一名反对强权的斗士，只有危险与死亡才能使他亢奋，他还是一位诗人，充满幻想，身上跳跃着活力和激情，也许，只有这样一位精神上不甘平庸的男人才能点燃潜伏在法拉奇身上的爱情之火。

爱情是神奇的，当女人陷入爱情时，再尖利的玫瑰刺也会软化成一个柔软的眼神、一双温暖的手。在阿莱科斯面前，法拉奇似乎更像一位母亲，她无怨无悔地帮助着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转移到意大利，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让他继续革命，她陪他一次次进出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车毁人亡。她欣赏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着他的任性和固执，她和他一起承担无处不在的危险……她一直说阿莱科斯是唐·吉诃德，而她就是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她的使命就是跟着主人梦呓、撒谎、夸夸其谈，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想象中的敌人格斗。

然而，当激情的火花燃尽，爱情渐渐融入生活时，女人总是会变成一个盲目的、一如既往的付出者，而男人往往会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接受者。法拉奇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泥潭，当她越陷越深时，阿莱科斯却站在岸上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石。当他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当他的任性发作时，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讽刺挖苦他的情人；而需要她时，便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要求法拉奇送他一辆小汽车。

相爱两年后，法拉奇怀孕了，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以少有的低沉，舒缓的笔调记录了她怀孕后的悲喜，展示了她性格中柔情似水的一面。然而，当阿莱科斯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没有喜悦的神情，反而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法拉奇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法拉奇身上的刺没有了，阿莱科斯却用一根锐利的刺不断地戳伤着爱人那颗宽容的心。

这样一个近似无赖的男人曾让法拉奇无数次黯然神伤，但伤心过后，她又恢复了母性的心肠，原谅他，包容他，直到1976年，他在一场车祸中死亡。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谋杀了他的爱人：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法拉奇说：“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是值得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跟帕那古利斯的爱情还让她创作了两部小说，1975年的《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奥莉娅娜·法拉奇

法兰奇将自己视为舞台中心的主角，在她看来，记者也是一名演员，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报道中时，报道才是好的。在她的采访记时，她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主角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

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呈现了其文本的对抗性。她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陷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

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法拉奇的人生经历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她亲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

《纽约时报》在法拉奇的讣闻中所说：“奥莉娅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她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子汉》于1979年7月出版，累计印数超过150万册，有14种译本。80年代初期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法拉奇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她以尖锐、犀利的采访风格和独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在新闻界取得骄人的成绩，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