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

董立勃

董立勃老家在山东，可在骨子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新疆人，因为他是在新疆的戈壁滩长大的，他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和事。在兵团工场，阿姨、母亲，就是荒野上最早来的一批女兵。

《白豆》获《当代》“小说最佳奖”和新疆政府“天山文艺奖”，入选2003中国小说排行榜，现正被改编为电视剧及电影。因创作成绩突出，在“2003年中国文学年度人物评选”中被评为“进步最快”的作家。组织各种文学创作发展的活动成绩显著。

董立勃

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拍不出作品；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写不出稿子；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写不出小说了。董立勃不是没有痛苦过，他写着写着，就发现比自己写得好的人太多了，这时他就想我写小说是不是错了。于是，他就去干别的事，有点想把小说忘掉。但这10年的时间给了他太多的思考，他忽然明白：一个从骨子里爱上的东西，想真正舍弃掉几乎不可能。那10年，董立勃不管在干什么，“小说”这两个字，从没有在大脑里停止回旋过。董立勃知道，小说这个魔怪，让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别的事。终于，有一天，他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一件事，写小说。董立勃对自己说，人生最后一拼。大不了一败，真败了，也就死心了。大不了，拿一份工资混退休。董立勃知道，这个事干不成，别的事，他也一样干不成。所以，他说：“写小说，是我的人生最早的选择，也是我最后的选择。”可以说，10年后重拾写作，董立勃把它当成了一场赌博，而他也做好了愿赌服输的思想准备。

2000年之后，董立勃是在一个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开始重新写作的，他那80年代的小辉煌几乎无人记得，他和一个新人一样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虽然他还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走向何方，但有一点他明白，那就是他必须要写，写小说。

2016年12月，董立勃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词语简单，只要中学水平就可以读懂；结构简单，只是一个有开始、高潮、结局的故事，绝不多言。但在这样一个故事中，却隐含着董立勃强烈的理性思考。在董立勃的小说里，爱情几乎被共同认定为是值得为之受难的事物，是时代仅存的高贵性之所在，是真正有质量的存在冲突的根源。董立勃小说的感人之处不在于爱情本身，而在于那些悲愤的哀告，都是发自最弱小者的心灵，它们没有丝毫居于那些弱者之上的优越。

他的系列小说构筑了一个西部神话，他是2003年中国小说界的一匹黑马。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发表在《当代》今年第1期上，并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03年首站赛“最佳”称号。

谈论董立勃的小说，必得涉及他曾经生活过的团场和连队。立勃的老家在山东，但真正开始同大地的接触，却是在兵团团场。团场才是他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

单个地看一个农工之家，和一般农户没有什么区别。但放大范围到一个社区，比如拿连队和乡村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不同。扎根深厚、世代因袭的传统乡村所有的最重要的特征，比如稳固的宗族纽带关系、宗祠和宗庙的观念、代代相传的约定俗成的礼俗节仪、人情观念等，在兵团的基层连队很难找到相应的稳定存在形式。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现存的一种特别的农业组织形式。带有准军事或半军事化的性质，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脱下戎装的军人或起义人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扎的都是亘古蛮荒之地，或远离绿洲的边远之地。这样，团场或基层连队虽然缺乏传统乡村那样浓厚的以传说、谣曲、风土人情等组成的文化底蕴，但却有着传统乡村不具备的优越之处。人员的复杂构成、以致他们各自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经历，提供了各具特色的人生故事和生活材料。而在广袤荒蛮的雄浑背景下展开的人与自然的搏击和艰苦创业的大场面，则将人类营造家园的不懈努力浓缩为史诗性的画面。对于作家来说，这无疑是笔巨大的富藏。

董立勃的小说就诞生于这样的土地上。在我看来，他的迄今为止的最优秀的小说，都带有这土地散发的浓郁气息。立勃的这类小说，特别着意于营造情境，太阳、荒野、红土黑土、人、物、牛马羊、云朵，都被涂染上浓烈鲜明的色调，具有油画般的色彩美。读这样的小说，很容易进入作品的现场情境，就像读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一样，亲切，阳光、空气、草叶、土地蒸发的温热的气流都成为了可感可触的东西。立勃的人物，远离一般政治思想工作者的英雄主义概念，却因为他着意对人性、人的本质的探索和刻划而更接近真实。在兵团文学中，他和其他一些作家一样，在这方面是有开拓之功的。立勃写人，不仅注重对人的复杂的探究，在形式上也有自己的刻意追求。雕塑感大概算其中的一种。在他的前期和中期小说中，重彩渲染的人充满着坚实饱满的雕塑美。阳光下，荒野上的这些人，油光闪闪地站立着，如同铜铸的群像。他的一些军垦体材作品，流露出他对英雄行为和英雄主义的理解和偏爱，他们都是七情六欲具备而又深感压抑的凡人，他让他们误入岐途，但同时“改变了人间事物的进程，纯洁了人类灵魂，把人类历史从衰老、懒散、乌烟瘴气的精神泥坑提高到这类壮烈而富有悲剧意义的壮举。”立勃在这种意义上的追求，曾经引起一些误解和非议，究其根源，还是对作家本意的缺乏理解。

在新疆的小说作家中，立勃可称为重视小说叙述学的第一人。在我们大家还正在津津有味地用传统笔调叙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时，他已经开始刻意追求他的叙述文体的独特句式和意韵了。小说的秘诀完全取决于叙述。文体不是小说的形式和局部，而是小说的全部。小说的一切都在文体之中。他对于文体问题的自觉不仅表现在富有才情的语言传达上，同时扩及叙述方式和结构形式上，他的阅读也较多地集中于国内外新小说，且有意识地引进荒诞派、超现实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神秘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的表现手法。这种借鉴和学习，在实际操作中，难免显出雕凿和生硬的痕迹，但总的看来，他的小说叙述是不断地在走向丰富多样。立勃这些带有先锋和前卫性质的努力，使他推动了一些热爱他早、中期小说的热心读者，他的“陌生化”的试验同时也使一些人对他感到陌生。但是，对新方法、新形式充满着探索渴望的作家来说，与大众读者的疏远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的一些实验小说，被国内权威评论家和小说选家选入代表新小说成就的选集，但因为其曲高和寡，却很少为一般读者所知晓。

立勃的外表现代意味极浓，他蓬发虬髯的样子在沿海最发达开放的城市，也会被人看做为一个地道的现代派。只有相处日久才能发现他在精神上的惶遽与犹疑状态。这样看来，他倒更像一个现代流浪汉和精神漂泊者。精神无着和无所寄托，是现化都市人的通病，究其根本，在于人与土、与大自然的隔离。这是现代乡愁产生的根源。小说家董立勃无论在做人为文上都给人行色匆匆的感觉，一种行旅的感觉。这匆忙也给他的一些小说留下急就章的印记，有些小说可以看出是未加深思熟虑的，因开掘不够而显得较为单薄。而后来的团场题材的小说，则显出了重复和雷同化的迹象。客观上，兵团团场文化底蕴的不足，文化积淀的不深厚也参与了对全小说的负面影响。立勃基本上是一个才气型的作家，一个凭才气、灵气和感觉来写作的作家。这类作家很容易在智力、思想力度和复杂的判断力上最终呈现后劲不济的情状，坦率地讲，这缺点在立勃身上同样存在。按照《耗疲的文学》作者约翰.巴斯所说的伟大作家四要素，即“智力深奥的远见，洞悉人性的见解，诗人的想象力，技巧精通的手法”来看，多数作家都很难修炼成正果。这正是作家这行当难以出现站在时代峰巅的真正出类拔萃者的原因。

但这个差距是可以通过努力来缩小的。读书、慎思、勤奋当然是必需的，然而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沉入大地、沉入乡土。因为，归根结底，能听见宇宙歌唱的地方是你从时间、地点、家庭、历史等方面都已经扎根或决定扎根的某一条街、某一个社区。这种如同天籁的宇宙之声，是只有将整个身心贴近大地，才能听到的。

受着诸多的局限，现在都市中的作家很难像福克纳那样彻底地扎根乡村。但精神的还乡却是必须的和可能的。喜新厌旧的游子立勃眼下或许还会继续地放纵自己一阵子，但终究还是会回到他出发的土地上。因为在本质上，他是一个具有泥土气息的人。泥土滋养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凡是被土地滋养过的人最终都会回归。透过立勃小说原本的泥土色，我们可以期望，通过沧桑漫游之后重新把目光投向大地的小说家，会让自己的笔，耕耘更加深厚肥腴的一片新田地。

诗人叶芝说，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哲人荣格说，扎根于大地的人永世长存。

曾经让自己的小说散发着那么温馨、美丽的泥土气息的董立勃，对这些歌唱大地的格言一定感到非常亲切。其实，这里面也包含着我们大家对立勃的期望，因为他是适合于写作这个行当且可以有一番更大作为的。

《白豆》发表后，获得了《当代》的“当代最佳”奖，电影演员陶虹不但买断了电影版权，还决意出演小说中的白豆。而电视剧的改编权也交给了曾导演过《空镜子》、《美丽的大脚》的杨亚洲……

在他的小说中，情节多以兵团故事为主，为什么对兵团故事如此钟爱？董立勃如是说：“我是军垦人的后代，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我热爱这片土地，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任新疆文联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的董立勃，创作了很多作品，象《天边炊烟》《地老天荒》《乱草》《米香》《烧荒》等等。而能够让人们记住董立勃这三个字源于他的长篇力作《白豆》。《白豆》是他停笔十年后2003年在文坛上的第一次亮相，《白豆》的问世在当时引起轰动，一幕幕发生在下野地里凄美委婉的爱情故事，被他清新流畅的文笔刻划的栩栩如生，大西北的浓情美景跃然纸上。有不少权威文学评论家称他有文学巨匠沈从文和孙梨的风骨。

《白豆》发表后，获得了《当代》的“当代最佳小说”奖，著名电影演员陶红不但买断了电影版权，还要自己出演女主人公白豆。紧随其后，他又推出新作《米香》，这部被称为《白豆》姊妹篇的作品，同样登上了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而在“2003年中国文学年度人物评选”中他被评为“进步最快”的作家。

董立勃：感谢东方网，感谢文学会馆，让我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聊天，希望大家聊的愉快。

网友：《白豆》出版获奖后获得很多好评，在此之前，您的名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比较陌生。请问《白豆》能否算是你的成名作呢？

董立勃：对我来说《白豆》之前虽然也写了一些小说，但是知道的人很少。《白豆》算是我的成名作。

网友：你的创作和你的经历有关吗？《米香》很好看，但结果却让人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写这部小说最初的意图是什么呢？

董立勃：我想写小说的人，他的每部小说都和他的经历有关，我是从小就在新疆的农场长大的，我熟悉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一个作家能写什么是由他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我的小说《白豆》《米香》都有生活的原形，当我写小说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会写到他们。

网友：能否讲讲您写作《白豆》之前的一些经历，对您的人生、生活、思想等有影响的经历？

董立勃：在二十三岁以前，我一直在新疆农场干活，我的父母亲是种地的，不识字，很老实，而且老被人欺负，我是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所以我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是编不出来的，一定是从灵魂深处涌流出来的，我尽管在城市生活二十年了，但是在我的骨子里还是个农民，还是一个社会最低层的人，我想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改变的。

网友：早年的诗歌经历让您的小说有一种浓郁的诗歌氛围，但您现在似乎对弥漫在小说中的“泛滥抒情”颇有微词。您是否对那些初写小说或者写小说已多时但未能走出自我圈子的读者说一点您的创作秘密？

董立勃：年青的时候写过诗，我想很多年青朋友都写过诗，因为年青时候好幻想，幻想有时候免不了有点空，但是写小说就不一样了，写小说要实实在在，把你的情、你的爱、你的恨全放到情节里、细节里，也就是故事里，才能从你一句简单的句子里，感觉你丰富多彩的人生状态，现在很多小说，想到什么说什么，一点余地也不留，好像读书的人全是傻子，这样的小说，品质就不高，读起来就没有味道。

网友：成名后的您似乎变得更谦虚了，而您的这种隐居状态似乎也一直在延续。您是有意用这种回避大众的生活来保护自己呢？还是生性就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

董立勃：从《白豆》发表以后，很多人见了我，说我是名人，自己一听，觉得不是在说我，好多人都比我名气大，写了个小说，也就是圈子里的人知道点，其实外面的人并没有几个知道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名人，说“隐居”也谈不上，更谈不上保护自己，我们这样的人，用不着保护，多一个少一个，对这个社会没啥影响，也没有想过要去耐得住什么寂寞，对生活我向来没有故意要怎么样，顺其自然。

网友：歌中唱到“新彊新彊好地方”，你认为新彊好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什么地方最好？

董立勃：新彊是个好地方，大概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我从二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到了新彊，今年我已经49了，对新彊这块土地的感情，我想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这几年我去过内地很多地方，也去过很多很著名的名胜古迹，但是说真的，从内心深处来讲，还是觉得新彊好。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在这里长大的，它就像我的母亲，所以说如果新彊什么地方好，我觉得什么地方都好。

网友：《白豆》这个故事有生活原型吗？从腹稿到下笔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董立勃：《白豆》主人公是写了一个山东的，五十年代初到新彊开荒的人，我的一个小姨是其中一个，她一直在戈壁滩上，从十七岁一直干到退休，每一次见到我，就跟我说起当年工作、生活、爱情，并且总是希望我能把她写出来，我能够写出《白豆》，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很熟悉她，熟悉在荒原上奉献了一生的女人。

网友：当“故事”成为一个“说法”的时候，您又提出了一种对小说写作的理解，即“小说就是一种说话的调子，故事是写了很多遍的，但可以重新用不同的方式来说”，这种说法和您以往倡导的“小说一定要有个好故事”是否矛盾？

董立勃：小说一定要有个好故事，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有了好故事，在叙述上，有自己的调子，这个调子就像歌的旋律。小说有了这两个东西，一般来说就是好小说了。我说小说要有个好故事，并不是说别的东西就可以不要了，我这样说，只是觉得我们好多小说，把小说的基本东西丢了，是人就得有脸，是小说就得有故事。

网友：您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什么设想？每个人成名后都面临着突破自己的问题，您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

董立勃：我觉得写小说和画画不一样，画出来了，画出了名，就得不停的画，而且每张画都可以卖好价钱，写小说，写完了一个，下一个就是完全陌生的开始，并且始终存在失败的可能。好多的作家，写了一个或者几个小说，有了名气，就再也写不出来了。不是他不想写，而是他实在无法突破自己。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更多，只要还能往下写，不至于写的东西没有人看，我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您一直都很强调小说文本的技巧性。这对于新疆这样一个惯有抒情传统的地区来讲，无疑是有难度的。您对新疆小说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董立勃：我觉得干什么都得有技巧，街上补鞋，没有技巧也没有饭吃。写小说那么复杂的事，没有一点技巧怎么可能完成的好。我认为小说的技巧，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叙述方式，要知道怎么样说，别人才喜欢听，怎么样写，别人才喜欢看，这方面新疆小说家，似乎不太重视。对小说技巧的不重视，对小说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新疆小说要向前走，一定要对小说的技巧给予极大的重视。

网友：2004让我们记住的作品排列表中《米香》也荣登此列，对此有何感想？

董立勃：《米香》被称为《白豆》的娣妹篇，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更喜欢《米香》。在《米香》中，有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而且这篇小说的叙述也更从容、更冷静。《米香》能够进入2004年长篇小说的排行榜，说明有不少人喜欢它，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件让我高兴的事。

网友：作为一个作家，你对目前国内文坛有何看法，如何看待最近对余秋雨和金庸等文化名人的批评以及置疑？

董立勃:作为一个处在偏远省份的作家，其实对中国文坛很多事情知道的并不很清楚，我想文坛也是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发生，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太惊讶，但是我觉得作为自己，不管在什么事上，要有自己的原则，要保持做人的人格和尊严。对于余秋雨和金庸来说，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不管什么事，都要学会宽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足，要想否定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我对凡是从事写作的人来说，不管他们是名人或不是名人，我都会对他们充满敬意。

网友：在生活和工作中，你经常变换自己的角色吗？你认为作家是你的职业身份吗？你的职务耽误你的写作吗？

董立勃：我觉得对我来说，生活和工作包括创作，我很少会感到他们会有冲突，写作对我来说，我一直当作是自己一件很个人的事情，我不会给人更多的去说，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寻求别人的帮助，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可以靠个人去完成的事情就是写作。其实很多场合下，别人介绍我是作家，这并没有使我感到骄傲，我更喜欢自己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很平常的职业，我现在是作协秘书长，别人一见我就问我是不是没有时间写作，我都是说，我有时间，我从来觉得，你没有时间写东西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借口。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和你人生有没有空闲时间，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你喜欢在什么时间进行创作？就像路遥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董立勃：我的创作一般来说是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和夜晚十二点以后。有时候我能写到天亮。

网友：在您的作品中，“下野地”不仅是个普通的新疆地名，似乎更蕴涵了更深的意义。您为什么要把写作背景放置在“下野地”？

董立勃：“下野地”在我们新疆真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西瓜很有名，而且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在我许多小说中，都用了“下野地”这个地名，如果说有什么更深的意义，我也没有想的太多，小说是说事，写人，这些人和事要存在，就得有个地方，新疆有许多地方，比“下野地”更有特色，但是用“下野地”这个地名对我来说，更容易进入小说的故事，情绪也容易激动起来。

网友：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呢？一种喜好，冲动，还是当作一个职业呢？

董立勃：对于写作来说，我准确一点说，是因为我喜欢它，热爱它。这种热爱是骨子里的，其实我想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很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对文学有刻骨的喜爱。有些年青的朋友，问我怎么能成为一名作家时，我会告诉他，你首先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文学，要做好一件事，首先是要喜欢才能做好，当作家也一样，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作家当作职业。

网友：你的照片背景是天山呢还是泰山，你对故乡山东有什么印象吗？

董立勃：我的那张照片背景是天山，我虽然出生在山东，但由于二岁就离天了故乡，其实对山东并没有具体的印象，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山东看看。而且尽管新疆有来自各地的人，但是我山东人的性格都没有改变，很多场合下，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山东人。

网友：您对上海的印象如何？有否申请上海签约作家的打算。

董立勃：上海我曾经去过一次，上海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我对上海有一种崇敬，它在中国经济、文化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我对上海有一种很深感情，我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老师几乎都是上海支边青年，所以其实我的人生长成长和上海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感谢上海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派出很多儿女来到我们遥远的新疆，给新疆的各方面的变化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网友：您长得很帅，成名后一定有许多崇拜您的人，其中有许多女性，您觉得幸福吗？

董立勃：其实我长的真的是不帅，而且我从小都为自己的长相感到自卑，我觉得现在对作家的崇拜也没有那么多人了。倒是有许多人来拜访、交流，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在内心世界，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董立勃：感谢各位网友能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春节马上要到了，祝各位网友健康快乐。感谢东方网，感谢文学会馆，感谢《上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