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生，192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采矿系。

陈立夫青年照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2年7月，与厉麟似、朱家骅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共同创立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4年，陈立夫与厉麟似等人一同编纂发行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百科辞典——《中国电影年鉴1934》。 

1938年—1944年任教育部部长。

1939年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

1948年6月18日—1948年12月22日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1949年去台湾。

1951年定居美国，先后创办养鸡场、做皮蛋生意，同时还在家里做豆腐乳和粽子卖给附近的中餐馆以谋生。

1961年因其父亲陈其业病重，首次获准回台。

晚年时的陈立夫

1969年返回台湾定居，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联合33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首创，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后来还当选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

2000年10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并发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时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陈立夫，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1925年9月返国，担任黄埔陆军官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1929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年二十九岁。1931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出任教育部部长，至1944年止。这位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曾与兄弟陈果夫一同主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人称“CC系”（取两兄弟英文姓名头一个字母的缩写）。陈氏兄弟深为蒋介石器重，替蒋介石负责党内外特务工作。他又曾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秘书长。当时国民党内有所谓的“蒋家军、陈家党”之说。以双陈为首的CC派还深深影响国民党政策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和蒋介石源远流长

陈立夫和蒋经国

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机要秘书 。1929年，29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

陈立夫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 。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正气亭” 。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陈诚、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卫立煌、王耀武等先后在亭子内题词，歌颂蒋介石 。

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

陈立夫

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将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稳定与规范。

陈立夫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必修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l2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

据1988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刘广定教授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陆学者坦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陈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着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7月止，目标为：各镇（乡）均应成立中心小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65%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30%以上。

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8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60%以上。

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

与周恩来正面交锋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着手将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的新四军撤往江北，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可是，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10月13日向全国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手令。

面对内战阴云密布的险恶形势，中共代表为维护国内和平，于12月27日提出了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条建议，国民党也提出三项办法作为对中共提议的答复。这时，美国政府采取了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并派陆军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到中国，参加国共停战谈判。

经过商议，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时停火。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陈立夫与中共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后人的回忆将这段会议中的辩论具体地描述了下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举行。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而致开幕词的蒋介石也发表了诸如确保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等等，蒋介石的“诚意”使会场的气氛充满了喜悦。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陈立夫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入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于是，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CC特务们蜂拥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酿成了“下关惨案”。后来，陈立夫曾对自己的部下说：“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流亡美国养鸡卖蛋

由于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另一心腹---台湾省主席陈诚不睦，为防止内斗，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决定清除陈立夫这块绊脚石。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的用意，一次在跟蒋介石谈话时主动表示：“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不久，陈立夫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带着全家仓促离台。

离台后，陈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最终定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此时的陈立夫，刚年满50岁。虽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论资产陈家实际上根本不够格称作“大家族”，因此，谋生很快成为陈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题，于是陈立夫决定办个养鸡场。当时，在美国定居的江苏医学院前院长胡安定准备投资办个养鸡场，需要合伙人，找到了陈立夫。陈立夫与胡安定考察了60个养鸡场，挑一个便宜的买下来，成交价为4.7万美元，可先付2万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陈、胡二人翻箱倒箧，倾尽所有，只凑足8000美元，四下里告贷，经朋友援手，总算把鸡场盘了下来。

陈立夫的这个养鸡场，上上下下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打理。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这段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曾经回忆，陈家当时只有一间房子，鸡儿就那么在屋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家人只好在鸡群里面跑来跑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陈泽宠，陈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陈家养鸡场最兴隆时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陈立夫无奈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为节省开支，陈立夫的养鸡场全部采用人工饲养，劳力支出很大，陈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来，养鸡场利润可观。

但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好在陈的长子、次子均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陈立夫夫妇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些接济。

鸡场被焚后，陈立夫又把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国的华侨之中，人称“陈立夫皮蛋”。中秋节到来之时，颇有商业头脑的陈立夫将2万个鸭蛋制成鸭蛋黄供应，着实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咸鸭蛋等。

在当年唐人街，陈立夫家制作的辣椒酱也一度成了热销品。当时，陈家在美国有很多老朋友，经常到陈家聚会。陈夫人很会做菜，大家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订购。陈夫人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这种辣椒酱味道鲜美，有人美其名曰“陈立夫辣椒酱”。

陈立夫开养鸡场、卖皮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在鸡场起火和出鸡瘟的时候，蒋介石还曾秘密通过近臣俞国华给陈家寄钱，帮陈家渡过难关。陈诚死后，蒋介石派人赴美，让陈立夫准备尽速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1969年国民党开完“十全”会后，陈氏夫妇回台湾定居。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重庆谈判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文革”，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1976年10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江泽民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34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华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90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1992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1994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志成。”

1999年在澳门回归的时刻，101岁的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

陈立夫一生历经风风雨雨，却身体安康长寿，享年102岁，其中确实有些养生之道。

晚年陈立夫

陈立夫说，他的长寿之道分为四个“老”，共32字：“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会上，陈立夫的致辞如下：

人生活到90岁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尤其夫妇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谢诸位第一句话就是“祝诸位全体健康和长寿。”同时要乘此机会报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达到四大条件之要点如下：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撰写《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后，1950年7月，因陈家失势而退出政界。旅居美国近19年（1951年-196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台北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寒风集》、《苦笑录》、《八年来的回忆》、《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法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3万余件。1999年百岁生日过后，陈立夫宣布正式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陈立夫先生的书作皆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他都是赠送。

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

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1947年5月26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陈立夫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100年的漫长生涯中，以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20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

陈立夫

陈立夫子女中唯一留在台湾的只有最小的儿子陈泽宠一家，其他人都在美国定居。

陈泽宠，曾接手担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2005年8月赴北京旅游，因感冒不适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却被建议切除肝肿瘤，手术中大量出血，术后病情恶化，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却无积极处理，转至武警总医院紧急换肝后仍告不治，享年六十四岁。其妻林颖曾为此，提出非常多的证据有关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严重失责并试图隐瞒事实，据此提醒中国医疗水平让人堪忧。

陈泽宠长子陈绍诚近来由于被台湾媒体报道注目而又引起一般民众对陈家的好奇。

陈立夫的义兄为著名军事教育家厉尔康。

“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听陈立夫谈养生之道

魏秀堂

晚年陈立夫

七十年代回到台湾后创立“中国医药学院”，开始研究中医，并有专著面世。他还身兼孔孟学会荣誉会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对自己基于中国传统医学和儒家学说的养生之道，第一次做了概括，这便是：“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陈立夫的这八个字，是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公之于众的。当时他已经是93岁的老人了。

“1992年9月5日，包括我在内的首批大陆记者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八日下午三点，其中的我们五人来到了台北郊区阳明山脚下陈立夫先生的家里。

我那时在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社任中文版编辑部主任。因为陈立夫曾为我们的刊物创办四十周年题过词，还为我们写过文章，所以我很想用这个机会向他表达感谢和问候之意；又因为知道晚年的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非常关注，也想就此向他请教。但是他应对记者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见面后全然不问记者想让他说什么，一下子就先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不允许记者打断或岔开话题。于是我们只好耐心地听下去。好不容易等他停了下来，到预定采访结束的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抢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请您谈谈自己的日常起居吧！”

当时的陈立夫，步履稳健，腰板挺直，别看满头白发，却气色极好，真格是鹤发童颜。而且，听他谈话，可以发现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对几十年以前的往事仍能如数家珍。

“这个我用五分钟就可以说清楚！”老先生刚才一口气说了半小时，但一点倦容也没有，听了我的提问，显得更为兴奋，一面说，一在举起了右手。他说：“我至今不觉得自己老。”他概括为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对于“养心在静”这个“静”字，他着重强调要淡泊名利，就是“不给自己找麻烦”。他自己的人生观是以创造与服务为中心，并且引以为乐。“人生意义何由明？创造牺牲与服务”——在他八十岁生日时，他曾以此自勉。平时有亲友求字，他也常题“创造与服务是人生两大乐事”。服务社会中，尤其在政治斗争中，常有风云变幻，何以能“静”？他的回答是，除了社会发展、人民安乐，个人别无所求。他跟蒋介石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向他要过一个官，没有主动向他要过一分钱。”

这次，他是真的讲完了，恰巧预定时间已到，采访结束。陈立夫站起来，主动邀我们到院里大榕树下一一合影。当我在他身边站好后，他突然侧过脸来打量着我说：“我好像见过你。”我答道:“那就是神交了！”他笑了，我也笑了。这有当时的留影作证。

十多年过去了，但他的笑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更时常想起“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这八字箴言。

蒋家父子安定台湾数年突然想起陈立夫，尤其是蒋介石感慨万千非常想念陈立夫。这才把漂泊海外陈立夫召来，陈立夫一时之间百感交集无比激动的踏上了回国的路上成功返台。后到台湾数日后后蒋经国多次邀请陈立夫当联合国大使之类职务都被陈立夫一概推脱了，陈立夫晚年的书《四书道贯》出版了，这让陈立夫满心欢喜。陈立夫千回百转尝到了人生百味没有什么放不下了，唯独期盼祖国统一最后心愿直到最后他还在说：“如果祖国统一那该有多好哇”！2001年2月8日这位爱国的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逝世后有数万人送行，他的心愿也是所有台湾人民的心愿和所有中国人民的心愿。便是让台湾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