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门格勒

欧洲（1945—1949）

1945年1月17日门格勒从逐渐被苏联红军逼近中的奥斯威辛向西逃窜。在1月23日或是24日，他赶到了另一集中营——大玫瑰，稍作休息之后他又迅速转站向柏林。在回到柏林之后，当时负责帝国集中营的最高医官——Dr.EnnoLolling，命令他重新赶回大玫瑰集中营，并且任命他为SS驻扎营地总医官。在匆匆赶到他的最后一个正式官职就任的几天之后，整个大玫瑰营的主营地必须全体撤退。而门格勒最有可能的去处是和其他的集中营指挥官来到了当时的辅助营地——赖兴瑙营。他很有可能在四月底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营地，并且在5月2日的时候躲藏于西部的一个国防军战地医院之中。这时的他已经不爱穿着SS的军装了，而是换上了一件普通的国防军军服了。

1945年6月门格勒所隐藏的这支部队被美军部队全军俘虏了。因为门格勒在进入SS之时坚决拒绝了在下臂上的血型刺青，所以他这个SS成员并没有被人发现，并且成功地用假名FritzHollmann于同年的8月从美军的战俘营中释放了出来。当时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将犯下了滔天罪行的门格勒给放跑了，而且还是踪影全无！

此后，门格勒一直坚持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冈兹堡。在8月底的几个礼拜中他一直躲在家乡的山林之中。从10月初开始，拥有着两个博士头衔的门格勒医生开始在一间农庄之中当帮工。在1948年8月1日，门格勒离开了叫做Lechnerhof的农庄.至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门格勒到底躲在了哪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很有可能他重新回到了冈兹堡，并且在那里得到了自己家人的帮助。

阿根廷（1949—1959）

1949年4月15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约瑟夫·门格勒开始了他的南美大逃亡。凭借着伪造的意大利证件，他以HelmutGregor这个名字一路艰险的来到了意大利的海港热那亚。在那里他又施展了自己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学识和气质再次从瑞士的领事馆成功地骗得了一个红十字护照。尽管之后他又因为企图贿赂一名工作人员以便获得一张意大利开出的旅行签证而被捕，因为那名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管签证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在缴纳了罚款之后被放了出来。最后的最后，他于1949年5月25日乘坐“NorthKing”离开了欧洲向阿根廷逃去。

在1949年6月20日门格勒终于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而这位当年的营地医官则在来自冈兹堡老家的资助下逐渐适应了流亡在外的生活。这里有必要提上一句，门格勒家的农机工厂尽管在战争期间大批使用了当时的“强迫劳工”，可是在战后的国家再造和经济恢复中依然迅速的缓了过来，并且还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门格勒根本就不用考虑经济的问题。而且在五十年代正在重建的德国司法机关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纳粹时期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追究德国纳粹战犯的事情上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以至于向门格勒这样的一级战犯竟然可以逍遥法外了。

尽管门格勒这个胆小鬼自己跑了出去，可是他的家庭生活还是被他的罪行搅乱了。于1954年3月25日伊琳娜·门格勒通过杜塞尔多夫地方法庭与门格勒正式离婚，门格勒由他的律师代表出席了审判。他的1944出生的儿子Rolf在1956年的时候再次与自己的生父在瑞士相见，只不过将他认成是一个远亲而已。约瑟夫·门格勒的弟弟卡尔于1945年过世，身后并没有子嗣。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门格勒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而且他没受到任何为难或是怀疑。就连在阿根廷，他竟然在德国大使馆申请了身份认定，并且还在领事馆工作人员和波恩外交部的共同默认下成功地得到了一本联邦德国护照！于1958年门格勒与他弟弟卡尔的妻子Martha在南美再次结婚，并且生有一子——Karl-Heinz。

巴拉圭（1959—1979）

在1958年8月3日，也就是门格勒结婚后的第五天，记者昂斯特·施纳伯（ErnstSchnabel）正式向德国警方报案。直到1959年2月25日，第一道抓捕命令才正式下达了。与此同时，已经得到风声的门格勒急忙夺路而逃，迅速躲进了还不在追捕命令范围内的巴拉圭。而他的新娘和孩子则不得不重新返回了欧洲。从这一日开始门格勒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他身后的抓捕队伍则越来越庞大了。

尽管在巴拉圭门格勒得到了公民身份，也就说他将不可能遣返回德国受审，但是他的新证件上的名字为JoséMengele，也就说他在申请证件的时候已经犯下了伪报罪了。同时在1960年5月11日轰动一时的以色列情报组织强行抓捕AdolfEichmann的先例之下，门格勒很清楚他自己所处的危险的。1960年10月，几乎被这种恐惧折磨得快疯了的门格勒逃向了巴西，可是他知道高居摩萨德（Mossad）黑名单前列的自己是不得不逃的。

在几乎是完全型的隔离下，门格勒在巴西的圣保罗生活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他与一对匈牙利出身的夫妇共同开垦一块儿偏僻的农庄，并且尽力与外界保持隔离。尽管如此，可是外界对门格勒这个人的关注却依然没有减退的意思，反而在1963—1965的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审判的影响下，这种注意更是逐渐增强了。门格勒在被追无奈之下，从1975年起他只能躲在圣保罗最下层的城区中的一栋小房之中。

在1979年，约瑟夫·门格勒在南美唯一的一家值得信任朋友波色特（Bossert）邀请他一起进行夏季旅游。在1979年2月7日门格勒在巴西旅游胜地Bertiga游泳之时突发性心脏病造成的衰弱溺水身亡。几乎是在第二天他就被下葬于圣保罗郊区Embu那里的一个名叫NossaSenhoradoRosario的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着WolfgangGerhard这个名字。

在各界的压力之下，德国的警方和司法部门加大了对门格勒的抓捕行动。并且在对门格勒家族最为重要的帮手和信任人——汉斯·斯德尔麦亚的住房进行的搜查中，终于找到了最为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一直被怀疑是负责门格勒家与南美的约瑟夫·门格勒联系的重要中枢，所以在这次突然进行的搜查中没有人预料到会取得这样重要的证据。于1985年6月5日，门格勒终于被发现了，一个充满了传奇的罪人终于被找到了！

在由各国法医专家组成的解剖组的鉴定下，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内约瑟夫·门格勒的身份被正式确定了。在众多被门格勒受害人的坚持下，与1991所做的DNA测试才真的毫无疑问地将门格勒这个恶魔送入了地狱之中！

在2004年，门格勒从巴西所写的信件和日记笔记被公开出版了。由于涉及版权和宪法规定等等的限制，所以大多数都是以译成葡萄牙语的版本为最全。

尽管如此，从他的各种信件中所流露出来的流亡在外的思想变化和生活琐事都体现的淋漓尽致了。门格勒从始至终就没有对他的罪行有所认识，就更不要谈什么悔恨了，就是到了临死之前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不但坚持自己的种族主义为正确的理论，同时对任何指责纳粹时期的批评都不予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门格勒在1972年依然在考虑是否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不知道在今天我的祖国会是什么模样？难道他还是我的故乡吗？我的家乡还会将我当作敌人那样看待吗？”

由门格勒所写的八十五本信和日志在2004年末期被发现。他们是在1985年间一次针对沃夫朗（Wolfram）与莉泽洛特·波塞特（LiselotteBossert）夫妇的家的搜索中被查扣，这对夫妻窝藏了门格勒直到门格勒死亡。这些私人文字未被公开。

依照在PBSdocumentary中的报道，门格勒向他的儿子洛夫·门格勒，否认了他的实验。他宣称关于这些实验的说法是“捏造”的。

从1985年起还有大约85个非公开的文件保存在圣保罗巴西联邦警察的档案保险箱之内，这些文件多数都是从门格勒的朋友和联络人的家中搜查出来的，而从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来看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手材料的，所以关于门格勒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无处进行补充的情况的！

在莱比锡实习期间之中，门格勒和他的第一位夫人伊琳·舒云拜恩相识。于1939年结婚。

1958年门格勒与他的妻子伊琳·舒云拜恩离婚，与他的兄弟卡尔的寡妇马莎结婚。1959年他的地址由纳粹猎人所发现，他出逃了到了巴拉圭，而马莎则与她的儿子回到了欧洲。

1960年中期，在巴拉圭的德国殖民地，门格勒与一名德国裔的澳大利亚妇女之间有一个女儿，孩子在1961年3月10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生，她的名字在出生时记录为“玛丽安（Marion）”，但在同年八月被领养时更改了。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关于这位集中营医生产生了很多不真实的传奇和夸张的事迹，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

同时门格勒的传奇更是被侧面的衬托了起来。例如：最为著名的纳粹捕捉者SimonWiesenthal在门格勒一案中恶劣的表现更是将门格勒塑造成了一个不可抓获的形象。由于他多次谎称在即将抓获门格勒的时候却被其逃脱了，而实际上他根本就从来不知道门格勒到底在哪里，从而产生出了各种更加离奇的传说出来！与此同时各种媒体的记者也都向抢先与门格勒取得采访权，哪怕是拍上几张照片或是一段录影也好。甚至更有过分者竟然声称自己已经将门格勒刺杀了并且给吃了的！

门格勒是筛选当时被运抵集中营的囚犯的医师之一，负责裁决将囚犯送到毒气室杀死，或者成为强制劳动劳工，并且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科学价值不明的人体实验。战争结束后，他先是使用假名隐匿在德国，然后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国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对遗体的DNA测试才确认了他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