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盼望的是怎样的“烟火气”？

盼望着，盼望着，夏天来了，解封的脚步近了。我们找到10位年轻人，请他们七嘴八舌地想象一下，假如生活恢复正常了，最想去的第一家店会是哪家。他们的期待五花八门，几乎没有重样。有的说会是按摩店，非常需要一个全身的按摩，因为封在家里两个月，整个人都被框住了。有的想去火锅店、烧烤店，想在封闭几个月之后，好好地吃顿肉；想在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最后一次还能用上学生专属的69折优惠券。封控两个月，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已经进入到有点疲惫、十分需要“焕新”的状态。把这些“焕新”的期待汇集起来，就是一幅热气腾腾的社区生活图景。暂别太久了，甚是想念。 可是，要重建这样的图景，却远远不会像纸面上摆出来的那么轻而易举。年轻人想要去的那些店，在疫情期间遭遇的就算不是“灭顶之灾”，也至少是“重大挫折”。我们同样找到10位年轻从业者，请他们谈谈疫情中的遭遇。 辛一铜锣烧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餐饮店。两位店主都是“90后”，93年出生的董天和95年出生的邓胥，2019年在徐汇日月光商场的地下二层，开出了两人的第一家小店。三年后，他们已经有了四家小店。事业正有起色，遇到了疫情。三个月没有一分钱收入，可是位于浦东的一个17平方米的铺位，每个月的租金要交5万多，三个月光这个铺位的租金就要补交15万。想解约止损，违约金滞纳金加起来要60万，对这两个年轻人可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 俞沁润也是一名“90”后创业者，在愚园路上开了一家画廊。为了计划在春天举行的上海时装周，她特意策划了一场元宇宙主题的展览，并且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准备。3月的时候，邀请函都已经印好，就差进场搭建，这时她得到了消息：时装周取消。她和同事们前期的心血和花费全部付诸东流。 孙睿在闵行开了一家商贸公司，做跨境电商的生意。公司已经成立8年了，一直发展得挺好，尤其是进口女鞋，已经有了不错的口碑。今年年初的时候，她按照往常的规律订了货。三四五月份本是平时的销售旺季，销售量往往会占全年的一半，可是现在钱已经付了，货却滞留在国外进不来。尽管从疫情开始，孙睿就住在自家的仓库里，可是完全于事无补，只能干着急。 穿穿是中山公园一家独立咖啡店的主理人，在总结自己疫情期间的遭遇时说，“房租还是要付，人工还是要付，但是收入是完全没有的。”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商业从业者、创业者们普遍面临的挑战。遭遇如此巨大挑战的，也不光是这些新锐的小店和年轻的创业者。 盒马创始人侯毅介绍，盒马在上海有16000个员工，被封控的员工一度达到13000个，他们度过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四月。新兴咖啡连锁品牌Double Win的联合创始人宗姚说，他们位于上海的27家店，从门店到仓库，一度处于真空状态，只能靠成都的同事来远程组织团购恢复些许销售。 2022年4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1%，餐饮收入下降22.7%。这些数字背后，就是千千万万家停摆的大店小摊。 疫情期间，盒马努力做到不停止运营，而是参加了城市的保供。侯毅说，只要疫情一结束，盒马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保证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对于更多普通的商业创业者，假如遭遇了这些还能召之即来呼之即去，想停就停想恢复就恢复，那未免把商业想象得太轻松了。 在重启以前，他们要面对可能只剩下几天可以维持的现金流、要支付几个或是几百上千员工的工资，要交纳好几个店铺的租金……这些都是现实的压力，同时还包括像一位“微缩世界”主题的文创经营者提到的，最大的担心是如何重新恢复对他品牌的认知。因为“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大家忘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