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淫是什么？意淫是没有性能力或者可能有，却针对某个性对象异想天开摇头晃脑的幻觉（阿Q对吴妈，《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对米兰的青春憧憬）。承认曾经的耻辱（无性可能或者性无能）并不难为情，可耻的是我们不敢去回眸正视曾经的耻辱，难道，那样我们就有了无上的能力？！其实，我们曾经一无所有，一丝不挂，曾经被凌辱，但是，承认耻辱是为了不再耻辱，而意淫却只能适得其反。”（引自网上《鬼子来了》影评《一无所有中的意淫与呐喊》）身处于机能衰退乃至内部腐烂的文化变异体之中，我们该从何处获得我们渴望的力量呢？是从意淫者精心粉饰的几千年春秋大梦的无上荣耀之中？还是从直面真实历史和人性劣根所要承受的疼痛耻辱之中？姜文的《鬼子来了》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沉重且黑暗的启示……1998年，作为导演已经蛰伏5年的姜文再度出击，执导并主演新作《鬼子来了》。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多少显得华而不实的话，这部如利刃般直刺入历史黑暗脏腑的《鬼子来了》则让人无比兴奋。无论是姜文的表演艺术还是他的导演艺术，在此片中均获得极致挥，其个人天才令人叹为观止。全片用黑白底片拍摄，姜文说传统中国电影重色彩美学，他想去掉颜色的包装，而且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在黑白片或彩色片的效果都差不多。曾有外国记者质疑本片过长，姜文说现场拍摄时共用了五十万呎底片，经过不断修剪，才有了现在的长度。姜文觉得目前长度刚好，随后他自我解嘲道反正还有人会要他再修剪的。但到目前看来，姜文连修剪的机会都未获得，因为此片在内地已经全面禁映。《鬼子来了》从其诞生到现在已经有4年，走过的道路可谓泥泞曲折，话题不断：该片完成于1999年，在国内审片时被指有损中国人形象，面临修改压力。2000年4月，姜文未通过审查却私自将该片送往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参赛，引起国家电影局反感，要求3家制作公司从戛纳电影节上撤回该影片，但没想到该片却一举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2002年4月27日，《鬼子来了》正式在日本公映，而此前日本五大暴力集团曾发传真到发行公司，说本片一旦在日本放映将不保证日方演员安全。由于《鬼子来了》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很多日本影院在其放映结束后经常出现混乱不堪的场面，观影者的不同情绪异常尖锐地对立着，而一位日本影评人指出：“鉴赏后的混乱正是名作的证明”。《鬼子来了》中有百分之十取材自大陆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其它部分则是由姜文和另外三位编剧听当地老人讲述当年故事融合而成。故事发生于抗日战争末期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一天夜里，姜文饰演的村民马大三正与村里漂亮的年轻寡妇鱼儿在自己的炕上偷情。这时一人敲门，他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丢到马大三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军官花屋小三郎，另一个翻译董汉臣。本来那人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音讯皆无……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而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也决意以死殉国，为让马大三杀了他而让翻译教他几句骂人的话，翻译为自保性命却教了他几句奉承之语，于是只见花屋恶狠狠的说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话语可产生的巨大荒谬性在这一瞬间尽显无遗。而在此后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也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在村民与花屋小三郎和翻译董汉臣签字订约那场戏的灯光处理上，姜文一反常用电影表现手法（坏人面部的底光运用，可以表现其狰狞的面目），他给围聚在一起的村民面部也使用了底光，摇曳昏暗的灯火中人面仿佛鬼魅，隐匿着若干灭顶灾祸的前兆……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这时的一段情节极其搞笑，当众村民和俘虏到了日本宪兵队本部，正与日军交涉时，忽然局面大乱——原来拉他们过来的村驴忽然发情，一跃而起当众干了日本宪兵队的战马……尽管日本宪兵队队长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但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当欢庆进行到一半，日军忽然开始疯狂杀戮村民，整个村落当即变成血腥屠场，随后他们更是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在这一灭顶之灾中，只有马大三与已经怀有身孕的鱼儿幸免于难。不久，国民党军队来了，他们先是当众审判并处决了翻译董汉臣，随后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一个大雨天，马大三乔装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宣判者仍旧是前几日宣判翻译董汉臣的同一位国民党军官，这位由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吴大维饰演的国民党军官操着一口很滑稽的腔调，认定马大三的行为违反了最近出台的国际公约波茨坦公告。宣判的当天有很多人围观，正当吴大维讲话时，一头猪钻到一位维持现场秩序的国民党士兵的裆下，并将其拱翻，围观者全部哄然大笑。随后马大三在众人淡漠的目光中被斩首处死，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的花屋小三郎……片中最悲壮的乾坤大逆转寓于最后一个画面之中。当导演姜文用黑白的反差色调完美地主导了这个徘徊在黑暗和明亮、蒙昧和醒悟之中的故事后，他涂上了一层惊人的彩色：世界在瞬间变成血红一片——这个极端主观的惊人视角来自于马大三滚落掉地的人头上的双眼。“就为了最后这个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姜文确证说，“最后的红色当然是红色的血和红色的旗帜，我们在这上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当我们看了用彩色胶片拍摄的场面，再跟纯正的黑白作比较，那种红色显的很淡，缺乏凝重感，甚至有些俗气。所以我倾向于选用一种超自然的颜色，最后我们借助电脑做到了。”“我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觉得这部电影可看作是我的‘前世’。为什么？因为拍戏的时候，我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共同语言。我像经历过，我能闻到那股味，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光线。甚至拍戏的时候我跟演日本兵的日本演员说，这句话你能不能用带有‘嘎’的音来说，有没有那种拐着弯的语气。他说了好几句意思相同的话，最后我选定了一句。他告诉我那句是大阪的口音，不常用。而他正是演一个从大阪来的兵。我不懂日语，你说我哪儿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相信人在某些创作的极端情况下，可能跨越时间。后来我看了《东史郎日记》，我发现他的内心活动和我做剧本时想到的完全一致——时间并不是不能跨越。”虽然姜文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普通人，而非天才，他说天才是要夭折的。可当你看到他的上述一席话，看到他那已经跨越时空的极端创作状态，你难道会否认这头猛男就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天才亦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无力应付眼前现实世界，从而夭折于早死或早疯，例如莫扎特，例如尼采和凡高。另一种天才则是洞悉并掌握历史和现实规则，从而能轻松游刃行走于冰冷残酷人间，例如歌德，例如毕加索和库布里克，例如《鬼子来了》的导演兼主演姜文。?看《鬼子来了》时我们会想起黑泽明，会想起那些能以同样的冲击力调动场面、动作和喜剧等综合因素的美国经典电影，甚至还会突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有类似《鬼子来了》中的人物。此外最令人震惊的是，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就不存在艺术发展创新意义上的压倒和超越，想必大家会认识到这一点，《鬼子来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论）?我老婆对我说，你看，拍《鬼子来了》对你的摧残挺大的，能不能拍点放松的。其实，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像鲁迅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贝托鲁奇如是说》里也讲，拍什么东西是为了忘记它。《阳光灿烂的日子》拍出来，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怀就被我锁进去了。还没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去了趟日本。看靖国神社，还到一家卖武士刀的店里去，店里有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是个叫山本的日本人，晚上吃饭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有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姜文语）?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35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我想把它表达出来，正好有这么个故事，往里面一装，合适。想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的故事并不容易，《鬼子来了》里的这些人，翻译官、鬼子兵、小队长、马大三、村长，他们都不是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都在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位置，又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谁能说马大三碰到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姜文语）?看《鬼子来了》的时候，伴随着很多笑声，但是到最后，心里却无比的沉重且压抑……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姜文太棒了。虽然《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文革时候青少年生活的另一面，虽然这部电影给国人争了脸，但是还是给我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鬼子来了》来势汹汹，我是说这部电影。姜文用记录片表现风格的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他一定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警醒，不仅仅是娱乐。摘抄一句，“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非音乐》“极度电影”评论）?《鬼子来了》以黑白片的形式描述了中国农民与日军奇特的交流，凸现了战争中面临死亡时人性的裂变。整部影片语言幽默，思想深刻，情节安排巧妙，观后给人一种刺痛的感觉，是近年来反映中日战争少有的佳作。该片被日本媒体称为“超越国境的人性的真实”，姜文本人则称：“我描绘了人类的误解与爱恨，恐怖与死亡。”

今天是2021年7月23日，10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的房屋中召开了几次会议，这几次会议是那么不起眼，因为总共只有15人参加（13位地方代表+2位共产国际代表），但就是这次会议，诞生了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它在后来的峥嵘岁月中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并发展至今，使百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庄子》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就很好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不过，我们的最高理想并没有“毕”，而是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和中国人民共同创造历史，走向更加光明的世界。那些跟随的人，总是会想当然地以为前行很容易，但其实只有那些在前面开路的人才知道，要经历多少坎坷，才能走出那条今天被认为是对的路。电视剧《大浪淘沙》就为我们完整呈现了开路的人们奋斗的历程。1919年之后，社会风貌焕然一新，华夏大地的萎靡颓废之风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涤荡一空，各阶层，从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到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觉醒了。可是觉醒之后呢？是一时心潮澎湃，面对困难迅速隐匿或变质了，还是坚定理想，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大浪淘沙》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大浪淘沙》锚定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以他们不同的人生分野，完整地串起了中共从建党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叙事和议论相结合，娓娓道来，以非常克制的情感震撼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在这部剧中，不管是13位代表还是其他涉及到的重要人物，都没有突出的人设，没有伟光正的形象，有的只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面对时代洪流的裹挟，13位出席一大的代表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包惠僧、刘仁静有消沉迷茫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是回到了党的怀抱；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甚至直接走向了初心的反面，遗臭万年，但所幸其他的代表们都逆着大浪奋勇前进，虽然李达和李汉俊很快脱党了，但从未放弃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更是一直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从没有退缩。剧集把15位主线人物（13位代表+陈李）的成长和心理变化融入到大革命的浪潮之中，生离死别，代表们人生的高低起伏，都被展现地淋漓尽致，虽没有夸大任何一个人的作用，但却表现出了很强的情感倾向，达到了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统一。而“大浪淘沙”也不是只适用于一大代表，更适用于革命年代的每一个人。剧集的群像刻画很出彩，在宏大的叙事下每一位群像人物都不多余。剧中就展现了周恩来、朱德、张太雷、邓中夏、陈延年、蔡和森等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形象，但同时也有王复元、王用章兄弟这样的贪污腐败分子、“变色龙”戴季陶、叛徒张苇村、顾顺章等等。为什么美好的种子，生长出来的不全是美好？与其说是黑暗的时代对人性的扭曲，倒不如说是他们的人格中的一部分顺从了黑暗势力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帮凶。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子愈加在历史的长河中光芒万丈，而泥沙俱下，很快消逝。值得一提的是，《大浪淘沙》中的女性角色塑造都非常成功，展现了在风云际会的时代下刚刚摆脱封建束缚的女子们迸发出的强大力量。高君曼不再只会蒸包子，而是走出家门，走上讲台，开始在女子学校里讲授“论女性底人格”；王会悟和李达邂逅，两人自由恋爱自由结合，她更是聪明能干，除了帮助李达抄文稿，还着手安排了一大会议的各项事务，抗战期间与李达分开，独自把孩子们培养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革命者诸如杨开慧、徐全直、向警予等也都坚强果敢，是妇女运动的领袖。向警予更是中共三大中唯一一位女性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增加女性党员人数的要求，为女性争取权益。李汉俊的妻子陈静珠是旧式女性，但也努力读书识字，在李汉俊牺牲之后独自扶养遗腹子，令人惊叹于女性的伟大力量。《大浪淘沙》虽然是讲述革命者和党史的叙事，但是却并不枯燥，可看性很强。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情感表达细腻。展现家国之情，主义和信仰之爱是主线情感，正如邓恩铭的就义诗写的那样：“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他和刘谦初、朱霄在行刑前几个小时聊天、等待黎明的到来，最后三人达成共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王尽美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奋斗到底。”也代表了当时一腔热血革命者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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