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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无明》不只是讲躁郁症患者和重返社会后的遭遇。这不单是个体的情感困境，它折射出的恰是泛社会的焦虑和惶恐。

这部关于现代病的电影，更像传统香港电影的文艺片套路。没有剥削，不去消费。躁郁症的源头，不是可怜的主人公。他更像被诱发的受害者。躁郁的，是外部社会，是围观朋友，隔壁大妈，还有举起手机的民众。尤其是在婚礼现场和教堂讲演的两场戏，电影相当沉得住气，勾勒出了一个2010s时代的香港城市众生相。

电影故意用表现正常人的做法，把余文乐父子围困在几平米的狭窄空间，如“牢笼”一般的事实囚禁。这个走出监牢以后的逼仄牢笼，正好说明它既是香港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也是主人公压抑心理的具象表现。你在电影里能感受到那种电影情绪与紧张状态：囚禁中的精神病人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敏感、不安、抑郁、躁狂，随时可能原地爆炸。

《一念无明》躁郁症患者，肯定是现实社会的边缘少数人群。但即便如此，它也牵涉到一个家庭伦理的存在，电影借主人公的视角，呈现了香港的社会结构与普遍歧视。当躁郁症发作以后，媒体在做什么，精神科医生怎么办，夹在其中的亲人爱侣又如何是好。如同观众还会留意到香港的住房，社会的养老，还有投奔的教会。本着社会写实的调子，《一念无明》把许多典型的香港问题都放到了一例躁郁症里面，使得电影格局比表面看起来要大很多，没有停留在自怨自艾。

对片中几个演员来说，人物的情绪需要克制。电影成功做出了鲜明的对比度，没有沦为千篇一律的同情或指责。

金燕玲戏份最少，只要演出精神病患的恐慌与压迫，是个真实的诱发者。对于余文乐，他不仅要丧，还要不露痕迹，自然地丧。难怪许多人玩笑说，救了余文乐演艺人生的，不是春娇，更不是彭浩翔，而是这部《一念无明》。他居然连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都做到了，并且还控制住了。这样的惊喜，堪比《树大招风》里林家栋的脱胎换骨，不靠宣泄与爆发，而是收着敛着藏着掖着，令观众更有锥心刺骨的感受。还有老面孔曾志伟，他不是一个病人，但在压迫之下胜似病人。他压抑着情感，怀揣着卑微，以父亲的责任担当，去拥抱自己儿子，同时还是社会的弃儿。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躁郁症的余文乐亦是如此。对生活在香港的千千万万人，同样不容易。

《一念无明》的拍摄，面对了时间、预算还有演员档期的不足（几个演员无片酬参演）。不过电影扎实过硬，镜头特别稳，动起来的街头戏份也潇洒。电影固然以压抑的情绪流为主，但结尾的不放弃不言弃，同样是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