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看的第一部自然类纪录片，小时候也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简直太有意思了吧，迫不及待同时开始看《蓝色星球》《地球脉动》。最后一集留了很久没舍得看完，结果居然是前面五集已经播放过的花絮合集，好可惜就这么看完了。

是从汪曾祺的《生活是很好玩的》开始关注平时从未注意过的花草树木，只是家门口的树居然都需要一整年才能陆续注意到，看这个纪录片更是一种享受，我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里面的植物，即使见到了也不知道关于它的知识，但是纪录片从我不可能有的视角，或俯瞰、或微观，见识到了各种植物，足不出户游天下，真是人间值得！

今年发现了更多的花，春天发现家门口就有海棠花，原来并不怎么好看嘛哈哈哈；520的那天发现了白玉兰，洁白馥郁，仪态高雅；秋天发现了桂花原来会从嫩黄渐变成姜黄的丹桂，原来一直以为嫩黄和丹桂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有天一开卧室门就发现满客厅的桂香，明明仅有厨房窗户那边的一颗桂花树，是怎么拐弯传的连最偏的卫生间都是桂香的；秋天还发现了栾树，有条宽敞明镜的道路两旁种了两排绿叶红果实的栾树，配上蓝天白云和阳光真是明媚的秋天，回家发现厨房窗外正对的居然就有颗栾树，真是意外之喜。明明厨房窗外好像也没几颗树，但是居然每次都能发现新的树，春有海棠，夏有浓荫，秋有桂花、栾树，冬有竹。

大自然的植物授粉，有些靠一些骗术，哈哈哈哈，植物界的替身文学也太搞笑了哈哈哈哈，明明真的雌虫就在眼前，雄性昆虫还是前赴后继地扑向高度仿真的假雌虫·真花，花只是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哈哈哈 形状大小甚至气味和羚羊便便一毛一样的植物种子，也是为了吸引屎壳郎来埋入地里~没有为忙碌了一天的屎壳郎君发声么？哈哈哈快下载一个反诈app原来秋天叶子变黄，是因为叶绿素分解，营养物质回撤到树枝主干中，来迎接冬天。原来仙人掌长刺是为了防御沙漠中偷水的盗贼，而且刺上居然长满了倒刺，拔出来都很费劲。动植物的每个器官形式都是几百万年演化来的生存策略，没有一处是无用的，比如叶片表面长绒毛防滑、长刺防御，种子外壳防被风吹的时候磨损，种子外壳长成翅膀的样子可以乘风而行。动物与植物的相互利用、人类与植物的休戚与共、单一作物会导致生态环境脆弱，人类的社会属性也是与万物休戚与共的，所以吃亏一点没关系，互利共赢，做人也不要太单一，开放包容一点，尽量让自己的精神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持活力。就像减脂保持干净饮食久了，反而会肠胃脆弱，吃多大餐可能就拉肚子，中庸。世界上每消失一种动植物，就像正在飞行的飞机掉了一颗螺丝钉，终有一天会坠毁。原来保护濒危植物就是用刷子手动把花粉刷到异性花上，播放已经消失很久的授粉鸟的录音，镜头拉远旋转，录音机里的鸟叫声回荡在森林中，却没有引来回声，好悲壮寂寥的画面~

《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涉及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编形式。日本新锐导演滨口龙介在这部近三小时的长片中，综合了安东·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1898）和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驾驶我的车》（2014），在两部时隔一百多年、且文体形式不同的作品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事。从现代性的尾声回到现代性的发生时刻，我们也因此可以从中了解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错位”。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导演家福的妻子音是一名剧作家，两年前意外去世，丈夫沉浸在自责和悲痛中。当他被邀请在广岛的一个电影节上执导一部戏剧时，导演发现之前与她妻子偷情的男演员也来面试这部戏，最后那位青年男演员和其他人一起入选，导演家福别有用心地让他饰演万尼亚舅舅这个角色。他的女司机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唯一的职业技能是驾驶，但是她的驾驶技艺精湛，让导演产生了敬意和好奇。随着事件的发展，尤其是导演和男演员在车内的一次长谈，女司机渐渐明白，看似高高在上的导演的实际生活，和自己遭遇的悲剧竟然有些相似。在恰当的契机，她也向导演讲述了自己如何“杀死”母亲的故事，并带他看了自己的家乡。

影片中作为“导演”、也是主人公的家福，正在执导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滨囗以一种现代的科学语言来推进情节，同时兼有俳句和歌式的抒情，尤其是对剧中人物任何细微的情感、动作，有精妙的把握。在这部戏的排练过程中，家福使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演员们围拢在一起读剧本——种种相似，造成了和契诃夫原作神似的效果。此外，内在于《万尼亚舅舅》中关于绝望、虚无主义、人与人之间爱与信任限度的探讨，也成为话剧演员们自身的困境。

在《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中，契诃夫曾捕捉了俄罗斯式的世纪末情结，呈现出平庸文人和新中产者贫乏无趣的生活。而村上春树则对六十年代以来青年的生存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这看似无关的两个时代、两个文本，就统一在滨口龙介这位“日本电影新浪潮”导演的新作中。《万尼亚舅舅》成为整个影片的戏中戏，这听上去很老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设计精彩的戏中戏。但和传统的戏中戏相比，《驾驶我的车》这部作品聚焦于戏里戏外、角色和演员之间的多层对位，以至于契诃夫及其作品不仅成为剧中的一个参照性元素，而且成为人物活动的支撑，也成为影片的重要结构单元。甚至可以说，剧中人成为影片不可或缺的“角色”。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解释，“那些总要企图去表演或表现契诃夫的剧本的人是错误的。必须存在于，即生活、生存于他的剧本中。”我们看到，《驾驶我的车》中的人物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契诃夫的戏剧语境中，如同导演所期待的，“契诃夫的文本有一种力量，当你说出那些台词，它能拖拽出真实的你”，之后他们按各自的秉性被其吸附、引导、转化、吞噬，最终在话剧的搬演过程中发生奇妙的“顿悟”，这个过程和原作中万尼亚舅舅、索尼娅的“顿悟”是相匹配的。

影片精巧地在主人公家福、他的妻子音、与他一起进行话剧演出的同事以及他的司机美咲之间，建立了一种话剧式的人物关系。故事在整体上是从家福的第一人称视点展开的，但是几个主要角色在剧中占据的叙事比重基本是等分的，这使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讲述自己，演绎各自平行的叙事轨迹，从而使影片成为一个戏剧式的、多声部叠奏的空间，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种巴赫金式的对话感，不断拆解、缓和、修复着家福身上的矛盾冲突。

影片致力于使家福与周围的人发生一种契诃夫戏剧才会有的化学反应，它取决于人物在看似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抒情性场景和生活细节的展开中，渐渐产生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的顿悟。家福身上这种顿悟和转变的发生，主导性的契机在于他在妻子音去世之后和自己的女司机美咲、话剧演员高月及饰演索尼娅的手语演员之间的多重交流。在这个过程之中，家福作为话剧导演的身份，潜在地暗含了一种契诃夫式的作家个性：作为俄罗斯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被他伴随着抒情的手术刀式的精确所标记，因此，对人物进行冷漠的医学观察，成为世界范围内某种典型的作家癖好。这种艺术家做派使丈夫家福最初对妻子的外遇对象高月采取居高临下的“观察家”的态度，但回过头来，在跟他的演员和司机的多个回合的交流过程中，他意识到了这种观察并非在道德上天然中立。高月说：“我很喜欢音的剧本，尽管你们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发现你们都有一些特别的互相呼应的细节，你们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完成同样的追求。”他实际上也在观察家福的反应。作为话剧导演，家福想要用冷静的作家目光审视自己周围的人，尤其是高月。作为惩罚，他让后者饰演万尼亚舅舅，并提醒他，“尝试专注于你的文本，你需要的不是表演”；他也如此对待自己有外遇的妻子。从《神曲》中的保罗与弗兰西斯卡，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家们已经意识到，现实中的很多困境，来自过着平凡生活的人们对于文学形象的摹仿性欲望。在《驾驶我的车》中同样如此，不过洞察这个现象的导演有一个邪恶的企图。但通过七鳃鳗故事的不同结局，他发现，正是自己对妻子不闻不问的观察，使妻子坠入深渊。就像七鳃鳗故事之中的那个男孩，明知自己家里出现一个闯入者，甚至发生了凶杀案，却装作若无其事。音看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行为的无所作为，正是这一“不作为的作为”，向她揭示了生活无法忍受的深渊。就像女司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把人想得过于复杂，当我们想要直视他人身上的深渊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冷静地剖析他人，而是直面我们自己深处那些无法言说的部分。家福终于意识到“戏剧性摹仿”不得不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否则《万尼亚舅舅》这出戏只能前功尽弃地中止。在高月因为犯罪被抓走后，他不得已替补了高月的角色。

当然，滨口龙介无意于仅仅制造一个关于出轨、背叛与信任的家庭情节剧，尽管在表层和主线上，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情节的倒转中，艺术家的手术刀式的冷静观察首先被解构，在道德上这种“观察”变得暧昧不清，甚至造成了亲密关系上无法挽回的恶果。“最终我们能做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并按照想要的方式实践自己。如果您真的想观察一个人，那么恰当的方式，就是先对自己的内心做好充分的观察。”这给对契诃夫戏剧的搬演提供了附加的含义，影片成为对契诃夫式作家人格的指责。在话剧的意义上，影片呈现了不同人物之间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每个人“各司其职”，司机做司机的事，演员做演员的事，猎艳高手做猎艳高手的事，都做到了本真和挚爱。最初，家福把高月作为自己妻子不忠行为的恶劣参与者，默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个可怕的对位——妻子和高月实际上也注意到家福的“看”，彼此的凝视构成了一个镜像叠加的“看中看”。影片中有一个闲笔，我想只有在“看中看”的框架中才显出编剧的用心，即家福和高月谈话时，两次被陌生人所偷拍，甚至第二次偷拍发生时，家福还打了那个家伙，这也导致其最后被拘捕。我们始终不知道拍照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事在生活中经常发生，即使不问为什么，我们也觉得可信。但我们可以假定，他知道二人与音关系，想要看他们的热闹；或者，他是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拍摄陌生人的人——导演借此控诉了影像的暴力；或者，他是知道高月狎亵的私生活的看客；再或者，他只是对导演感兴趣的某个剧谜……

在家福和女司机之间，是另外一重对位。如果女儿活着，已经23岁了，和女司机美呋年龄相当。这在家福和美呋之间建构了一种隐约的父女关系。二人也都是负罪的人，高富“杀了”的妻子，女司机“杀了”的母亲，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对亲人的死亡负责。二人相遇的地方，是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地名：广岛，一个日本民族主体被杀的地方，一座被二战摧毁的城市，和平纪念公园的所在地。爱女的夭折，母亲在雪地中的葬身，都带有集体创伤的痕迹。危机不单单是由于婚姻的困境，这个“夭折”的婴儿，在大江健三郎、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曾出现，毫无疑问指向战后日本文化的“重生”。故事中不断漂浮的自我、他者，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宽恕”的限度何在，我们应该如何“赎罪”，很显然也是一个“民族寓言”文本，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如何承担战争责任，日本作为主战国如何又成为受战国，普通人如何既是刽子手又是被害者。在美呋和家福身上，也累积了阶层、出身、教育等方面的差异，而在差异中显现的命运的可比性，更把这种个体的“赎罪”变成一种广泛的选择。在美呋的自白中，我们知道她已经跟自己的母亲“和解”，而这正是家福被启悟的地方。他知道，是时候放下对妻子的冷漠凝视，放下在镜像迷宫中凝视他人的艺术家冲动，仅仅单纯地体验“爱”，不管对方是否双重人格或发生了背叛。美呋在某种意义上是影片中的“普通人”，也像是影片的一个“隐含观众”，她话不多，表情漠然，内心生活就像一个黑匣子，很少向人敞开，她总是在事务性的场景中才会开口，说的也都是朴素的话，她在影片中作为司机，也是“摆渡者”，也是普通人性的代表，衔接起不同场景中的情节链条，还是家福“独白”的天然受众。这就像肉身化的观众，通过她，观众代入自己。她的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通过她自己的讲述才能知道，即使在最后，她跟导演一起回到自己的故乡，看到的也不过是被白雪覆盖的坍塌的房屋旧址，什么也无法说明。影片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求证，只有司机的故事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证实。在探访她的家乡的路程中，出现了一个消音的片段，其奢华程度不亚于戈达尔《法外之徒》中沉默的一分钟。汽车从都市进入荒郊，穿过隧道、经过轮船，经过黑夜与白天，从嘈杂的市井驶过白茫茫的大地，就像一次深入潜意识的旅行，也意味着这个“抵达”就像梦一样不真实。在写实的层面上，这种处理也说得通，正如在汽车中驶入冰天雪地，我们经常进入万籁俱寂的状态。

然后是第三重对位，索尼娅的扮演者（手语演员）和她的丈夫之间甜美的爱情，与家福和音之间破裂的爱情构成对比。看似不相关的几个人物，其实围绕家福的困境构成了复调的生命轨迹，通过这些人物身上的陌异性，影片展现了外在于家福的生活逻辑和世界观，也显示了在它们敞开的过程中，家福身上产生的精神呼应。

滨口龙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巧妙地把话剧和电影两种不同媒介的特异性放到前台，在展示契诃夫剧作搬演过程的同时，从来没有想要忠实于原作的结构，而只是采撷了其中个别人物富有象征意义的对话。“念独白”这种特殊的排练方式，看似还原了戏剧搬演的场景，实际上也展现了搬演行为的虚构性和非话剧性。影片重点突出了索尼娅、万尼亚舅舅这两个角色对话的张力，穿插了“万尼亚舅舅”饰演者高月与台湾女演员的暧昧关系，但其中特别被强调的段落，都和电影中的角色有着强烈的互文关系。比如契诃夫原作中沃伊尼茨基（万尼亚舅舅）的台词：“我把自己的生活糟蹋了！我有才能，我有知识，我大胆……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就能成为一个叔本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咳，我怎么谈到题外去了！我快要疯了……母亲哪，我真没了希望了！”关于万尼亚舅舅的台词，充满虚荣、无病呻吟和迟到的悔悟，和现实中高月的生活构成呼应。

影片使用了包括韩语、日语、中文、英语、手语在内的不同的语言，从而提喻了全球化时代人们交流的困难，这种对人与人之间交流对话的不可能性的呈现，实际上是反戏剧的。戏剧往往假定通过单一介质的台词来传达主要情节，否则人物之间是无法进行有效对话的。但家福导演的整部剧就像一部“无声的戏剧”，角色只有通过翻译、台本提示、字幕才能够实现对话。但在电影中，这种怪异的搬演方式凸显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可能，翻译对话的不可能，这种相互理解的深渊，正是影片的主题。媒介上的失效成为影片精心设计的表意内容。

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被批评家视为通过抒情性的沉默展现了现代人的绝望和交流的困难，而滨口龙介则巧妙地把这种沉默表面化、电影化。它引入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手语演员索尼娅，使“沉默”人格化，在聒噪的日语、英语、韩语、华语之间，人为地留下了空隙。正是通过影片的特写和近景镜头，我们才能看清索尼娅的手指、面部表情如何精准地传递出通过台词所无法传递的内容。这样就把契诃夫标志性的无声、无形的“静默”和抒情性台词进行了可见化的处理，体现出滨口龙介对电影媒介的关注。话剧中原本存在的长久、无声的“对话”，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沉默和静场来完成，然而这种处理在电影中是不经济的。作为替代性方案，滨口龙介提供了直观的关于面部表情的颅相学观察，化不可见为可见，使契诃夫的“话剧”电影化。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录音”之中，《万尼亚舅舅》的录音把话剧的文字“念”出来，而且是经由亡灵之口。在这个意义上，“音”这个名字有双重的含义，她在后半段确实只以声音的形式存在；她也是契诃夫剧中一个未登场的演员。

围绕着高月、美呋和索尼娅，也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地形学，三个人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影片在结构上把重点转向戏剧人物和现实中扮演者之间的互动与碰撞。这种精神分析向度上的解释空间，想必不是导演和编剧有意为之，但是确实使影片围绕家福构成三元互动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三重人格如何从最初的不匹配，随着故事渐渐铺垫发展，到结束的时候，完美地在家福身上达到平衡，也意味着他生命中最重要危机的缓解。这当然也契合于《万尼亚舅舅》的题旨，就像索尼娅最后念的：“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也成为影片结尾的台词。之后，就是恢复正常生活的美呋，如何到韩国生活，带着那对韩国夫妇的狗，度过平凡的一天。影片实际上把希望寄托在现实中的弱者身上，无论是美呋还是手语演员，现实中很少有人关心她们在想什么。但她们被赋予救赎的希望，她们来自“非语言”的世界，最终以其沉默与坚韧的价值，战胜了艺术家世界的虚无。

通过这些巧妙的设置，我们发现契诃夫原作的电影对等物并不是塔可夫斯基或安哲洛普洛斯，相反是一个以台词和对话见长的导演滨口龙介。《偶然与想象》《欢乐时光》等片中舞台剧式的的对称场景、直面第四堵墙的走位、乐队指挥机位的设计，以及充满话剧腔、强调精确性和叙事引导的台词，在这部影片中得以保持。正是因为他的角色对表情、肢体语言、台词和对话的专注，才对契诃夫原著中不可还原的抒情性场景进行了巧妙的转码。改编者的意图并不是忠实于原作的结构，相反，是在戏剧人物和现实的演员实际生活之间进行类比，从而呈现出一个关于“艺术再现”的问题，即契诃夫的文本如何把从事搬演的工作人员吸附到自己原作的语境之中，从而吞噬他们，这和《纽约提喻法》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最终，影片中人物的牢骚、追问都引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如何审视他人身上的深渊。根据美呋的解答，我们在审视他人之前，首先应该做的是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先确认“爱”的存在；同时，我们应该先审视和剖析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把手术刀对向别人。

在艺术问题上，滨口龙介没有偷懒，他从电影形式的角度对契诃夫的“素材”进行了处理。这体现了改编问题上的一种方法：就艺术文本作为“素材”而言，它和现实作为原始的素材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优先性。这份见解或许能帮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换到电影如何对话剧的原文进行有说服力的转化。这是一个相对抽象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从《万尼亚舅舅》到《驾驶我的车》给电影改编话题的一个启示。

本文刊于《289艺术风尚》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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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认为香港人是善良活泼的人 现在才知道香港人是可以殴打唱国歌的人 现在才知道香港人觉得大陆人是支那人 周败豪为什么要一边自由？一边爱国？香港人真的喜欢孙悟空吗？香港人真的喜欢大陆吗？美国会容忍他的领土有独立份子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容忍他的领土有独立份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 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 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 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 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 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房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 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 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 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 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 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 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 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 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 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 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 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 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 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 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 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 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 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 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 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 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 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net"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 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 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 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 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 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 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 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 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 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 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 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 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 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德国人也拍汽车电影、公路电影了。与美国人相比，德国的汽车电影更思考人生，更有民族特色。编导的这一对年轻男女配的很好。男的是学政治的，职业性地用统计数字说话，但喜欢抛开宏观大局，而从生物机理上研究问题。女的是学生物的，反而喜欢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俩人都有厚重的心思。小伙子是一夜情的产物，性与爱对他来说，始终有着别扭的关系。这次就是去西班牙见自生下来就未谋过面的生父。越是临近目的地，心里就越堵的慌。女生也与男友出现了问题。这部德国电影《303》就是这一对青年男女针对自己遇到的人生问题，所进行的哲学思考和讨论。人生哲学加德国至西班牙沿途的风光，乡村，公路，海滩，很好的一部电影。字幕翻译不准确，但考虑到这样小制作电影也不会有什么新版字幕，还是尽快看了。年青人看问题光凭自己的那一点人生经历，很容易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得出一些不尽正确的结论。小伙子有点儿木，喜欢钻牛角尖，情感发挥好像有些障碍。问题考虑的很复杂，研究的很深，这很好，但常常得出一些没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的东西，或主次、轻重缓急搞的不是很准。我感到，有些东西要随自然，在自然进程中发挥好主观的控制作用。姑娘倒是既性情又理智，她困惑于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许多问题，内心也很孤独。俩人旅途中的讨论很有趣，并非话唠。没有半点要指责他们的意思，恰恰相反，我感到年轻人纯一些、直率一些，思想一些，即便有点儿偏差，这更有利于他们建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没有什么不好。电影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年轻，就是有的是时间让你走弯道，然后再纠偏，真的非常非常美好。旅行的结果并非没有解决问题，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根本没有痕迹的生父，不见也就摆子。自己与前男友的问题，还得要由自己来解决。通过这次旅行，俩人都成熟多了，最起码都有了个心灵交往的对象。人与人之间一般的交往容易做到，但敞开心扉深入下去却很难。人生来孤独，应该有这种朋友和伙伴。我以为最后的结果也很具有德国特点，不指望戏剧性，更重视思想性，但结果被打脸了。即便是这样，返回的路途应该更加沉重，毕竟将来有许多事需要他们面对

很好看的电影，值得一看。七月是毕业季，同学的离别是不是带来些许伤感？大部分毕业生还要面临就业的问题，很多人开始了北漂这样的在一线大城市的生活打拼，也有毕业生会继续深造，无论如何，七月是毕业生们面对人生选择的一个月份。

无论向左，向右，都会面对割舍和不甘，唯一可以确定的必须向前没有退路，其实何止是顾悠悠，她的男友毛雪山，还有学校里一群面对理想无从下手的小伙伴，都在面临着同样的抉择与思考。甚至是黄小蕾饰演的顾妈妈吕小梅，姜超演的备胎爸爸顾立成，也因为毕业季的到来而引发出一连串充满矛盾、离奇又很快乐的事件。凭着这幅鲜活又富有现实质感的群像，《七月的舞步》呈现出时下毕业生的真实处境与精神面貌，最让人感同身受的依然是老话题，那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就像那位一心想开创服装品牌却在校园里向女生兜售衣物的男孩一样，每个人都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也包括顾悠悠竟然为了街舞放弃了远大前途，和妈妈各种声东击西暗渡陈仓式的斗智斗勇，这样的场面让他们的努力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喜感，令人莞尔一笑之后，又会莫名为之心酸。

我严重怀疑我当年没把波波龙看完 被砍后的剧情完全不记得了[允悲]

不过回顾总算看出问题来了：两人对于结婚的理解和剧中对此的演绎都太肤浅了。

波波龙这边最多一共就五分钟的尺说了一下原生家庭和出轨演员，asuka也只是简单交代了因为原生家庭所以結婚願望が強い，别说深度了、根本都没展开讲过。

两人之间的冲突，虽然这种价值观差异设定本来就很难演，但都只是对于“对方/我不愿结婚”而产生的感情摩擦，根本没有根据结婚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或是相关道德伦理而讨论过，看来看去就是两个人甜完虐虐完甜，太容易疲劳了。

这么片面的角色设定和演绎放在少子化大背景和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观众自然无法代入，不吃颜的直接弃。

除了波波龙这个最后态度转变太生硬（不过没办法被砍临时写的脚本），最后结局倒是处理得还可以，女主的拒绝和后面腻歪都写得合情合理还不错。三年后就真的没必要了，要是在这里就停下那就还有个6.0，可惜剧组说什么都要点题，硬是让波波龙“觉醒”结婚了，可惜了。

感谢张律导演讲了一个简单又复杂的故事。

重点谈一下主角三人组

立春：大哥，地道北京人。年轻时就是泡妞高手，表达外露且张扬。人到中年，已经成家有女儿，说话仍然时不时让人觉得很冲。生活里虽然以自我为中心，也看得出挺顾家的。在片子前半段，立春的很多台词让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不懂得去在乎别人的感受，经常会说些带刺的话。虽然这种习惯是他长久养成的，也没有太大恶意，但还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看完电影仔细一想，其实现实里这样的人不是才真实具备代表性吗。阿川只是他年轻恋爱中的一段，他很快就抛弃了她，在后面没有见面的二十年也没有想起她。但是在柳川和阿川重逢后又习惯性地撒谎说自己没有忘记过她。弟弟立冬从小就敏感内向，他也不理解，一直觉得自己的弟弟行为举止奇怪。不过，片中有个台词说的挺好，就是氛围太闷了，需要他来搞点积极的。每个人活法不一样，更何况立春这种为家庭着想忙碌奔波的男人可能在社会上是绝大多数，不需要有特别的褒贬立场。

立冬：弟弟。一出场就得了癌症晚期的男主。他一直想去找阿川，也一直在关注阿川。不然，他不会提前学日语。不过立冬太胆小了，这点在电影里有很多细节。从小，他就不自信，只会跟在张扬的哥哥后面做跟屁虫。后来，他遇到了阿川。那时候，阿川是哥哥的女朋友。他为了保护阿川，改掉了自己的语言习惯。在哥哥抛弃阿川以后，也连续几个晚上陪伴阿川等他哥。再后来，就是阿川的突然失踪。他以为，是因为他摸了阿川的胸，她才被他的鲁莽吓跑了。在柳川，立冬喜欢阿川她知道吗？她当然知道。不过，一个女生不回应你的暗恋大概率是因为她不爱你。这点敏感的立冬也隐隐约约知道，很长时间他自卑于阿川狠狠爱过他哥，甚至，他误会了阿川还爱着他哥。这点，内向敏感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自己喜欢的人在现实里往往喜欢的都是和自己性格截然不同的人。

最后谈一下本片的灵魂女主阿川，阿川和两兄弟不同，两兄弟都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自己年少时的性格，但是阿川是成长了。20年前，在北京有过被霸凌经历的阿川曾经十分痛苦，加上父亲的长久外遇被曝光，一夜之间，她就这样突然消失了。仔细想想，她在年轻时选择立春特别好理解，越是没有安全感的时期可能越想找那种看似强大的人依靠，至少，看起来，立春比立冬更能给她安全感。但是，实际上，立春是给她伤害更多的人，不论是霸凌还是抛弃，而立冬才是那个默默付出守候她的人。20年后，再出现在柳川。她变得独立自由而游离。她对两个男性的情感都看在眼里，看破却不说破。不论两位男性怎么试图将她扯回年少的记忆，她都是淡淡的游离。电影还用了女高中生(民宿老板的私生女）和居酒屋老板娘做阿川的两个镜像。她去柳川唱歌生活本身就是出于自身的情感对世界的探索而做出的一种行为，当初被母亲带着离开北京是一种逃避，现在因为对柳川有兴趣而主动前往，即使日常交流不会太多日语，也在柳川过得自然而惬意。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痛苦的记忆，最后，真正的成长大概就是阿川这样，为了自己而自在地生活。很多年后，她孤身一人，不再爱人，却对自己，他人和生活有了更多的包容。我很喜欢片尾阿川和居酒屋老板娘的对话，一个诉说痛苦，一个在讲成长，最后在相互理解中让人看到女性的强大共情能力和包容性。还有阿川重回北京悼念立冬的死亡，好几个镜头特写让我觉得阿川犹如圣女。

再补充几点：

立春明明早就不行了，但是还是连续两天敲开阿川的房门，而且还都起身向假装睡觉的立冬招呼。为什么？是为了向立春宣示自己对阿川的所有权，是为了证明自己今天仍然比立冬具有性魅力。而起身前的打招呼则是用言语向立冬进行一种类似打压霸凌的行为，事实上也确实对弟弟奏效了。而实际上他只是去阿川房间相对而睡。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在阿川屋子里睡觉的时候也是蜷缩着身子，和立冬一模一样。这也证明在立冬长大的过程中其实哥哥一直在对他进行无形地打压，也可以侧面说明立冬的性格为什么那么压抑。

还有语言与沟通。在柳川，出现了四种语言，中文，英文，日语，韩文。陌生的人因为边界感，虽然语言交流不是绝对顺畅，但是彼此之间和和气气，有一种惬意的舒适。但是在北京，年轻的阿川因为说话没有北京口音，却被周围的伙伴集体霸凌到崩溃。地道北京人立冬在片头也因为没有北京口音而受到很多质疑。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比。

阿川不爱立冬，但是她非常心疼立冬。年轻时候的她渴望依靠立春获得安全感，却被伤害。成长后的的阿川在精神层面上是共情立冬的，虽然不是爱，是一种包容的类似于亲情的爱。所以最后她才会回来悼念立冬，才会在立冬的那间屋子蜷缩一样去体验他在时候的样子。

这不是一部爱情电影，说得是阿川的痛苦，遗忘，包容和成长。说得是立冬的善良，胆怯和敏感。当时间远去，空间转移，阿川选择用包容的态度对待曾经的人和事。逢场作戏，一切了然于胸却善良而自在地生活，她的人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逆袭，却找到了一条只属于自己的和解成长之路。也祝每一个在生活中受到伤害的弱者，不论男女都能找到自己的和解成长之路。

挺感谢在大荧幕上看到这样的华语电影，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美好的观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