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极寒之城》的原名是“Atomic Blonde”，因此香港地区颇为贴切地将它翻译为“原子杀姬”。事实上，本片的谋篇布局也正是如此，它侧重的不是1989年的柏林——一座冷战“尾声”中的极寒之城，而是查理兹·塞隆所饰演的极具战斗力的三面女间谍洛林。

《极寒之城》的主要剧情谈不上复杂。1989年，柏林墙即将被拆除，此时的柏林城暗潮汹涌，一位英国军情六处MI6的官员被苏联克格勃KGB的一名前特工杀害，其掌握的冷战间谍名单也因此流失。为了夺回这份名单，MI6、KGB乃至美国中情局CIA都在行动，隶属于MI6的洛林因此前往柏林，试图找回这一份名单。

很明显，这一份名单便是本片的“麦格芬”——观众并不关心、但片中角色为之争夺的东西。它记录着整个冷战双方的全部间谍的情报，因此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种东西是怎么来的也不被允许关心，毕竟它的存在并不合理）。

渐渐，另一个麦格芬也出现了：谁是双面间谍萨奇？是MI6派驻在柏林的头号特工大卫？或者另有他人？应该说，这是观众本应关心的，因为它构成了影片的核心悬念。然而电影的叙事损害了这一悬念的吸引力。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极寒之城》采取了倒叙加闪回的方法。影片一开头，便是浑身伤痕的洛林前往军情六处接受审问，在这过程中，由她来讲述在柏林执行任务时发生的事情。这一场审问的原因很隐蔽，其实是军情六处为了弄清究竟洛林和大卫谁是萨奇，但此时大卫已死，唯一的可调查对象也只有洛林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开头，使得观众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告知，洛林的柏林行动至少是活着回来了。于是，间谍片的一大观影快感便被剥夺了。

如果说生死问题是间谍故事的叙事核心之一，那么身份问题便是另一核心。然而，《极寒之城》在这一点上依旧出了不小的瑕疵。由于一开头的审问原因并不明显，看起来不过是任务汇报而已，因而观众并不关心甚至也不知道萨奇是什么。随着叙事推进，过分精彩的动作场面又剧烈地夺走了观众的注意力，在博斗和逃亡（以及女女床戏）中，人们可能也无暇探究萨奇是谁。这直接导致了影片在剧情方面欲振乏力。

只是，尽管一边是略显潦草的真身揭秘，另一边却又是塞皇拳拳到肉的重击。执导的毕竟是大卫·里奇，因而《极寒之城》的打戏和车戏都足够震撼，所谓“观者觉痛”。洛林一到柏林便开始杀人，手法百花缭乱，从高跟鞋到橡胶管再到T型开瓶器，足够果断也足够凶残，不怪乎网友戏拟片名为“女金刚大破柏林墙”。

或许可以说，《极寒之城》贡献了一个足以载入影史的九分钟长镜头打戏。一般说来，打戏偏爱快速剪辑，以凸显格斗的紧张，众多香港动作电影均擅此道。《极寒之城》另辟蹊径，充满魄力地告诉观众，打斗场面也可以一镜到底（进出大楼的黑屏和贴近衣物时仍有隐蔽的剪辑）。毫无疑问，这对动作设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而个别动作显得匠气，例如甩冰箱门砸对方的脸，以及橡胶管跳楼），对演员亦是如此——塞隆后来自述，拍打戏把牙都磕掉了，还因此动了大手术。但这一长镜头提供了无比真实且剧烈的观影快感，自然不是“花拳绣腿”和血浆炸弹所能望其项背。

值得称颂的还有格斗场景的选置。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面前搏斗，绝对让人印象深刻。一动一静（此时荧幕上播放的是《潜行者》），营造了一种画中有画的势能，又再猛地破开幕布，逃脱而去，既骄傲又洒脱。众多利落痛快的打戏让女主的“霹雳娇娃”形象充满说服力。

或许称之为“娇娃”是不妥的，诚如影片原名atomic强调的是那种巨大的内在爆发力。而且洛林非但能打，还很敢爱。洛林轻易折服了法国女特工戴芬，也在与她的关系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柔情。尽管这是好莱坞乐此不疲的套路（再不适合的题材也要塞入情爱元素），但终究从一个侧面刻画了洛林的内心。

只是特工究竟是特工，杀人和嫁祸是天赋技能，爱人不过是爆米花电影一贯的点缀。洛林杀死了大卫，回到英国，没能上交名单，似乎任务失败了。偏偏她是三面间谍，CIA才是她真正的服务对象。她巧妙地让MI6以为大卫就是萨奇，自己杀死同事不过是为MI6完成清除叛徒的任务。直到电影末尾，她登上飞回弗吉尼亚州的飞机，对CIA的代理人轻松愉快地道了一句“回家”，谁是萨奇的谜团才得以揭开——尽管此时这一悬念已经甚为乏味。

不少评论诟病影片的布局，认为倒叙和闪回的方法减轻了叙事的张力。这一论断自然不错，然而在笔者看来，比起叙事的张力，这样的谋篇其实恰恰是更为合适的形式，因为电影选择把三面间谍身份的揭秘放在最末。洛林深知，MI6故意让她深陷柏林风云，为的是查明她和大卫谁才是萨奇，她的生死其实是次要的。如同洛林始终在欺骗MI6，导演始终在有意误导观众（“是的她没死，但也没这么简单”）。倒叙的仅仅是MI6授意洛林的柏林任务，身份的揭秘仍旧被放在末尾。于是，一种“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ending）反而被解构，后劲十足，叙事编排的巧思在闪闪发光，也暗自应了影片中那句：“欺骗骗子带来双倍的愉悦”。

饶有意味的是，影片一开头使用了里根总统的讲话原片，又露骨地来了一句“这不是我们的故事”。冷战格局并不是《极寒之城》真正关心的，历史在这里不过是一道漆痕。否则洛林的房间又怎么会显得如此未来感十足，她的服饰妆容又如此华丽（直白的广告植入，007系列的绝佳传统）；而那些好听得有些喧宾夺主的时代金曲，也成了一种炫耀式怀旧。影片的过渡如此丝滑顺畅，还带有一些游戏化（gamification）的意味，笔者一度怀疑是在玩《侠盗猎车手5》。

然而《极寒之城》的吊诡之处又就在这里。

对历史的冷感，传递出的或许正是一种对历史的傲慢。服务于CIA的三面间谍洛林大杀四方，追求混乱平衡的柏林的大卫被铲除，柏林墙倒塌，美国终究是最终的胜利者。洛林作为个体的动机被模糊化处理（“回家”？），而更庞大的建制在背后鬼影憧憧，我们好不容易在《谍影重重》系列里看到的对个体超越意义的确认被默默倒回谍战片长期以来所欲抚慰的政治焦虑。

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说“间谍故事不因冷战而生，亦不会因冷战而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直至今天，间谍故事仍旧与冷战相互缠绕。这不仅是说众多谍战片以冷战为故事背景，也是在说，谍战片至今仍然繁荣的事实对接的正是一个所谓的“后冷战格局”。这样看来，《极寒之城》或许是在重述“历史的终结”。但这就是文化研究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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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虹膜》电影杂志微信公众号 2017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