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我很憋屈，翻人东西这么理直气壮的吗？二哥这么没脾气？感觉就是很不真实，就算是陌生人帮了忙也应该来句谢谢吧？后面和前面的剧情前言不搭后语的，就真的很莫名其妙啊！我真的觉得妹妹这个角色感觉不这么行，没有看到剧保人，更加没有看见人保剧，这个剧前后矛盾！！！无语至极！！！！特别是插曲！！！！

潘俊怎么突然知道了虫族宝藏的上面还有个石头？这个石头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来历，有什么作用？我大致能猜到这个石头就是虫族宝藏里那个能“号令天下”的强大存在，但是你一点都不介绍，鬼知道这个石头有什么强的啊！这直接导致最后的观感是几代人竟然用生命守护了一堆金杯和金碗和一大坨虫子？！铺垫渲染了一整部剧的高逼格的虫族宝藏瞬间沦为一滩笑话。

还有欧阳燕鹰，被机枪扫了一梭子，居然还能站在那和欧阳燕云摆pose？是超人吗？

还有莫名其妙的全员死亡结局。欧阳燕鹰被机枪扫了一梭子，死了倒也正常。段小娥镜头有给到她肚子上的枪伤，死了也说得过去。请问欧阳燕云和潘伯父既没有枪击镜头，也没有枪伤镜头，是怎么就莫名其妙全die了？就硬死吗？

对了，还有欧阳燕鹰莫名其妙的卧底行动。为了卧底，不仅爷爷死了，自己也倍受煎熬，什么收获也没有，突然就回归虫族小分队了？意义何在？本来以为在最终决战，燕鹰会上演假装帮仇人突然枪口对准万朝宗的经典假意背叛戏码，结果决战还是和欧阳燕云一起正面对抗万朝宗……所以燕鹰为何要去卧底？

最早听说电影《泪痕》，是2018年，在祖父的葬礼上，听人讲述他的生平时，提到了两件我一直都不知晓，却在那一刻肃然起敬的事：一是主修胡兰大桥，二是在担任老家的县委组织部长时，给这部电影的编剧介绍了故事主人公的原型（wenge中冤死的县委书记的家人）。于是在参加葬礼后，特意观看了这部和我的家乡，也和我的家人都距离如此之近的作品，算是对祖父生平的一种纪念和致敬。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wenge结束伊始，一位因受冤而自杀的县委书记得到平反的故事。作为90后，虽然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但往往距离越近，便越是难以在众说纷纭的评述中挖掘其真相，没有真切经历过的我们，只能在拟态环境中想象和还原其面貌。而影片，恰是为这一想象提供了冰山一角，让我们从一名基层干部的遭遇，窥见宏大叙事中无法看到的，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难发现，对于wenge这段历史的描述，左派和右派往往呈现出截然对立的看法，在后者清一色的批判和主流社会谓之“动乱、浩劫”的定论之外，偶尔也可以看到前者以“理想主义”之名进行的微弱辩护——作家马社香在《前奏》一书中，将该事件的起源归结为领袖对当时社会领导阶层腐化的洞悉和担忧，“青年左翼人士”赵皓阳更是用“屠龙的勇士变成恶龙”的隐喻，直白的来表达在他眼里，伟大领袖发起这场“革命”的初衷。

我一向以为，单一的视角往往无法解释宏大的历史，因为任何一起zz事件，都一定包含着复杂且多元的内涵：它包含了大人物们的理想抑或野心，包含了一个又一个个体或群体为不同诉求而进行的表演，更包含了复杂的人性和无数鲜活生命的悲喜与血泪。

面对复杂的世界，本质主义常常会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隐藏在现象之内，于是，我们只能透过肤浅的现象，才能洞悉真相。然而，现代以来哲学讨论的一大进步，就在于认识到事物是其全部元素的集合，比起抽象的所谓“本质”，事物的真相更在于其全貌。面对复杂的历史，也许只有不加评述的还原，才能看清其真容。

而wenge是否如左翼所说，是理想主义的？我想，它至少是包含理想主义元素的。在我关于祖父的记忆里，他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活始终伴随着奔波和劳碌，他曾一次又一次的带领着家乡的退休干部们，向他无法认同的官场现实发难——要么替体制内的工人们讨要工资，要么揭发“关系户”的“易子而仕”。而那个年代的老干部里，他的这种一身正气和理想主义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在改革前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是弥漫着理想主义气息的，而wenge，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将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

在人类历史上，极致的理想主义引发的灾难并不少见，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当下仍然频频发生的亚伯拉罕诸教之间的冲突，我们都可以看到极致的理想主义的影子，人类社会有太多的罪恶，是假以“崇高”之名进行的。所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流哲学思潮往往试图对一切“崇高”进行解构，并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消解。

而在我国，经历了10年由“理想主义”引致的灾难后，现代性对传统价值、世俗化对革命理想的冲击，都伴随着80年代的改革同步上演。有意思的是，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确立，是依靠zf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一样，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对于改革前的制度、思想以及理想主义的解构，并不是以世俗化的名义，反而也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如《泪痕》中所描绘的，那时对“四人帮”的“揭露”，对wenge的批判，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色彩。及至80年代中后期，个性的解放和个人主义的表达，也同样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悲壮，而不似现在，个性和自我，似乎已经等同于物欲，等同于消费主义，甚至当切·格瓦拉的头像出现在小资气息十足的杯具和T恤衫上时，连“崇高”本身，也被资本赋予了商品的属性。

我一向承认，个人主义的觉醒是一种进步，尤其在东亚社会，即使经历了一次次革命的洗礼，经历了现代化的变迁，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仍然无处不在，尤其当族谱、祠堂、甚至缠足都在我们这个社会部分的回归时，个性的解放在现今仍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在追求世俗物欲应得到尊重的同时，如果完全丧失了理想主义，个人反而更容易被奴役，同时，当“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致的理想主义”一样，成为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信号时，一味对崇高的消解也更容易招致另外一种灾难。

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找到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则是我们对抗生命本身的虚无，最好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在世俗与崇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