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说电影《泪痕》,是2018年,在祖父的葬礼上,听人讲述他的生平时,提到了两件我一直都不知晓,却在那一刻肃然起敬的事:一是主修胡兰大桥,二是在担任老家的县委组织部长时,给这部电影的编剧介绍了故事主人公的原型(wenge中冤死的县委书记的家人)。于是在参加葬礼后,特意观看了这部和我的家乡,也和我的家人都距离如此之近的作品,算是对祖父生平的一种纪念和致敬。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wenge结束伊始,一位因受冤而自杀的县委书记得到平反的故事。作为90后,虽然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但往往距离越近,便越是难以在众说纷纭的评述中挖掘其真相,没有真切经历过的我们,只能在拟态环境中想象和还原其面貌。而影片,恰是为这一想象提供了冰山一角,让我们从一名基层干部的遭遇,窥见宏大叙事中无法看到的,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难发现,对于wenge这段历史的描述,左派和右派往往呈现出截然对立的看法,在后者清一色的批判和主流社会谓之“动乱、浩劫”的定论之外,偶尔也可以看到前者以“理想主义”之名进行的微弱辩护——作家马社香在《前奏》一书中,将该事件的起源归结为领袖对当时社会领导阶层腐化的洞悉和担忧,“青年左翼人士”赵皓阳更是用“屠龙的勇士变成恶龙”的隐喻,直白的来表达在他眼里,伟大领袖发起这场“革命”的初衷。
我一向以为,单一的视角往往无法解释宏大的历史,因为任何一起zz事件,都一定包含着复杂且多元的内涵:它包含了大人物们的理想抑或野心,包含了一个又一个个体或群体为不同诉求而进行的表演,更包含了复杂的人性和无数鲜活生命的悲喜与血泪。
面对复杂的世界,本质主义常常会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隐藏在现象之内,于是,我们只能透过肤浅的现象,才能洞悉真相。然而,现代以来哲学讨论的一大进步,就在于认识到事物是其全部元素的集合,比起抽象的所谓“本质”,事物的真相更在于其全貌。面对复杂的历史,也许只有不加评述的还原,才能看清其真容。
而wenge是否如左翼所说,是理想主义的?我想,它至少是包含理想主义元素的。在我关于祖父的记忆里,他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活始终伴随着奔波和劳碌,他曾一次又一次的带领着家乡的退休干部们,向他无法认同的官场现实发难——要么替体制内的工人们讨要工资,要么揭发“关系户”的“易子而仕”。而那个年代的老干部里,他的这种一身正气和理想主义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在改革前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是弥漫着理想主义气息的,而wenge,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将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
在人类历史上,极致的理想主义引发的灾难并不少见,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当下仍然频频发生的亚伯拉罕诸教之间的冲突,我们都可以看到极致的理想主义的影子,人类社会有太多的罪恶,是假以“崇高”之名进行的。所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流哲学思潮往往试图对一切“崇高”进行解构,并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消解。
而在我国,经历了10年由“理想主义”引致的灾难后,现代性对传统价值、世俗化对革命理想的冲击,都伴随着80年代的改革同步上演。有意思的是,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确立,是依靠zf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一样,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对于改革前的制度、思想以及理想主义的解构,并不是以世俗化的名义,反而也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如《泪痕》中所描绘的,那时对“四人帮”的“揭露”,对wenge的批判,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色彩。及至80年代中后期,个性的解放和个人主义的表达,也同样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悲壮,而不似现在,个性和自我,似乎已经等同于物欲,等同于消费主义,甚至当切·格瓦拉的头像出现在小资气息十足的杯具和T恤衫上时,连“崇高”本身,也被资本赋予了商品的属性。
我一向承认,个人主义的觉醒是一种进步,尤其在东亚社会,即使经历了一次次革命的洗礼,经历了现代化的变迁,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仍然无处不在,尤其当族谱、祠堂、甚至缠足都在我们这个社会部分的回归时,个性的解放在现今仍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在追求世俗物欲应得到尊重的同时,如果完全丧失了理想主义,个人反而更容易被奴役,同时,当“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致的理想主义”一样,成为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信号时,一味对崇高的消解也更容易招致另外一种灾难。
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找到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则是我们对抗生命本身的虚无,最好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在世俗与崇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