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贾樟柯电影中最令我迷恋的颜色与母题。

我与贾樟柯电影的狭路相逢，还在大学时代。那时候我在广院（今天的传媒大学）读电视新闻，学纪录片。那一年林旭东老师做了一个讲座，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听。在讲座上，林旭东老师放了贾樟柯的《小山回家》，一部纪录片色彩浓厚的短片，那粗粝凝视的画面令我久久无法忘怀。

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回家”二字在贾樟柯电影中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紧随其后我看了《小武》，完全爱上了这部电影。《小武》的故事发生在贾樟柯的“家”，汾阳县城，那个距离我南方的故乡接近2000公里的地方，但我却在《小武》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故乡，那个东南一隅的海边县城，仿佛看到我成长的县城中的人和事，那份心有戚戚焉的慨然和触动，实在美妙。

究竟是什么东西打通了南与北，连接了时空，让一个80后的我，在一个70年代生人拍摄的电影中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小武》上映20年后，2018年，我回到故乡，在家中重看了这部电影，终于拾到了答案。

《小武》故事发生的90年代末期，正是我成长的岁月。那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小武》之于我，有点儿像《站台》之于贾樟柯，是成长的痕迹。汾阳一如我的家乡，虽只是局促的县城，却是整个社会变革与冲撞下的缩影。

不同于大城市的庞杂和分散，县城的人际关系紧密，人际关系的变迁和冲突显得尤为突出明显。贾樟柯曾说过《小武》的原名是《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那是一个靠人物关系设置层层推进但又近乎各自独立的三段式叙事。虽则贾樟柯说他三段式叙事的源头是《无用》，但其实在《小武》中他的叙事偏好已经初见端倪，他习惯用多角度去刻画主体，或是为了追求一种全面性和复杂性。而在《小武》中，这种多维角度则源自小武周边的人际关系。

有趣的是，《小武》故事的一开头，靳小勇这个人物并非直接出场，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及，是从小武和靳小勇共同的朋友“更胜”口出道出，而小武得知靳小勇要结婚，则是来自被他唤作“郝老师”的老警察。《小武》写的是小武，侧面却写出了一副关系紧密的县城群像。而令我觉得亲切的是，这些近乎妯娌的县城关系中透露出了一种我所熟悉的、小地方的那份浓厚的人情，就像老警察与小武，虽然身份完全对立，却呈现了一种难得的熟悉和亲和，小武唤老警察作“老师”，老警察也完全待他如同晚辈一般，在“警察”身份的严苛之外也还有一份宽容和爱护。

这种人情，非但唤起了我的县城记忆，某种程度上，竟然也令我想起了幼时对于“港片”的印象。是的，看《小武》，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像是在看一部香港电影。90年代，我的观影哺乳，完全来自于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中除了热衷表现邻里的亲和与人情，也经常呈现出一种武侠式的情义与情怀。而《小武》中，恰好两者兼备。小武这个人物，就像武侠小说中的草莽一般，虽身份卑微，却有着一股执拗的、对于情义义无反顾的坚守。所以当《小武》中响彻出录像厅中吴宇森电影的对白时，实在令我有些不谋而合的兴奋。而小武的“武”字，也很难不令我产生诸如“武侠”一般的联想。

正因为有情有义，所以在变革之中就更显得怆然，那是武侠小说中的“悲壮”，是英雄人物的时不我与。贾樟柯的电影始终贯彻着一个命题，是时代的变革与个体情感的冲撞，是社会极速发展所带来的高度物质化和阶级分化，令情感产生的迷茫与无所适从。《小武》中最令我难忘的一场戏，是小武去找靳小勇，当他把红包交给靳小勇，靳小勇却不要，将红包扔回给他，那个红包恰好掉在小武翘起的二郎腿上。那场戏是一个长镜头，当红包落在小武的腿上时，那一刻的小武实在令我心酸、心疼，他是那么尴尬、不堪，却仍要努力维护着自己的自尊、维系着那份执拗，那是我最欣赏的一段王宏伟的演出，因为他表现出了那场戏的残酷，也正因为残酷，看出那个人物内在无比的深情、孤独与哀伤。

20年后的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周年，我们的故事和2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愈演愈烈。变革来得越来越快，个体的命运在时代之中有若微尘，更多的情感在物化的年代中不知何去何从。在我南方的故乡中，那份感受更加深刻而真切，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令越来越多的情感关系渐渐疏离。回头再看《小武》，并未觉得是20年前的电影，因为那些命题，那些冲撞，在此时此刻依然成立，依然照进现实。

而贾樟柯的可贵之处不止是纪录了变革时代中的无奈和迷惘，更重要的是他用电影纪录下了在时代变革之中个体情感的珍贵。纵然面对变化的猝不及防，有着山河依旧人面全非的感伤，但个体的生命力永远是充沛的，情感永远是人最重要的依托。就像在贾樟柯电影中无处不在的流行曲，都象征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最朴实纯粹的个人情感。只要旋律一响起，就会令人泛起记忆，想起最弥足珍贵的回忆与感情，就像《小武》里的《心雨》《给爱丽丝》，就像《山河故人》里赵涛伴着《go west》再次起舞，脸上带着百般情愫的复杂笑容。

题外话，回到故乡，其实我的父母还给我讲了一段往事，原来东南一隅的他们与山西也有过交集，那却是我从未知晓的他们的历史。1987年，我两岁，那时我父亲有好朋友在太原承包了一段铁路工程，便拉上了当时生活尚算窘迫的我的父母。当年有那么多北方人南下谋生，那时我的父母却为了生活出走山西。母亲说她和父亲坐了足足38个小时烧煤的火车硬座从南方来到了太原，火车上人群摩肩擦踵，到了太原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工程进行了两三年，他们和那位朋友耗费心力，却到底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也再没有什么来往了。

不知道父亲的那位朋友现在怎么样？他们是不是还会回忆起那些在太原一起的日子？他们中有那么多小武，那么多靳小勇，都在飞速变化中疏远、消散了。但在父亲口中提起，只说“那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而我只记得父亲常哼唱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而那是1987年的电视剧《便衣警察》里的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