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创造了一个电影的世界，这个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单纯剪花，或者说净化了，这个电影的世界完全是为了表达编导的意念购制的 。

影片提出了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问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真正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进一步铲除封建思想对普通人精神的束缚。影片的表层是清新淡雅的风格，内在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反思。

陶春，是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个，是有概括意义的艺术形象，她是一个普通妇女，是一个好人，但却：也是一个新人。

陶春的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她的旧思想、封建的传统观念与一种贤妻良母型中国妇女身上的美德掺和在一起，美与丑、好与坏搅和在一起，难解难分。陶春思想意识深处的夫唱妇随、依赖性与随和、谦让搅和在一起，意识深处的男尊女卑与个性中温柔贤惠搅和在一起，所以，使人物呈现复杂状态，不能一目了然，观众的是非、爱憎也很难分明。

显然，创作者对陶春的态度和感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对她的丧失自我、不觉悟，满足感，依赖感，感到气愤，对她的逆来顺受、无知短浅，既同情又可怜；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欣赏这类女性，把她表现得很美（从演员的形象到表演），让观众看到这样一位从外表到内心都可爱的女性，在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下，受折磨，被轻视，最后因有病耽误而发展为不治之症，观众感到是一种美的毁灭，一种悲剧的再现，饱以极大的同情。观众对陶春复杂的感情，是与创作者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以及创作者对陶春矛盾的态度分不开的。

杏枝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作为陶春的对比物而存在的。陶春缺乏自我意识，杏枝却要自觉得多。陶春一切随丈夫，杏枝却对生活充满了自己的幻想和追求。创作者在杏枝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杏枝是新一代农民的代表。尽管如此，不等于说杏枝的所作所为就完美无缺了，杏枝就是新型农民的楷模了。例如，当明汉亲吻杏枝之后，杏枝打了明汉一个嘴巴，接着一阵傻笑，让人看了就很不以为然，感觉这样的女孩子不可爱，虽然她的思想中旧传统观念较少，但性格上又缺乏中国贤妻良母型妇女身上的温柔贤淑。

影片的时代感通过油榨房机械化了，火车通到了龙泉镇，的确良进了偏僻的山村等方面曲折细微地反映出来。由于电影篇幅的限制，创作者们也只能围绕与主题有关的方面去表现时代。当然通过陶春和木生进城卖猪买衣服，木生与放排号子的人们的招呼...还可以把时代环境表现得更具体。现在的影片是把时代推到后景，是虚写，而将人物的精神状态突出出来，表现封建的宗法思想对普通人精神上的束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几千年，直到解放后，知道四人帮倒台后的今天，所以，时代写虚一点，似乎概括力还更大一些 。

影片的艺术构思是否完整？艺术体现是否成功？

围绕着创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所要达到反思的目的，创作者有一套完整的艺术构思，而且影片拍得诗情画意，有一种清淡的田园抒情的风格，很有艺术感染力。

首先围绕主题，设置了几个主要人物：陶春与木生这一对“建立在反常的生活关系上”的“正常的生活秩序”，如果承认他们是现在时态的话，那么杏枝和明汉则是新一代的代表，他们在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代表将来时态。叔公满脑子旧的传统观念，代表过去时态。龙妹更是年青的一代，但却早已继承了一套传统的观念，是将来的过去时态。横向上人物关系的展示，实质上是纵向上历史关系的呈现，陶春命运的过去、现在、可能的未来和肯定的未来在银幕上同时可以看到，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感，引起观众的深思。

影片的结构，郝大铮称之为“复式结构”，结构的表层是生活层，深层是反思层，也可以说，影片的表层是美，深层是思，美生情，思生理。表层结构就是陶春的中心结构，陶春精神生活的线性性质，决定了影片表层结构的线性形式。

影片的哲理性是通过隐喻手段体现出来的。生活的风情画般的外貌，被赋予深邃的寓意，视听印象按照作者安排的路线升华为哲理印象，影片多次展示的连绵不绝的大山，象征着宗法观念的巨大压力。影片中多次重复的撑杆的隐喻；木撞声的三次出现；油榨房大远景空镜头的多次出现以及最后，手推车的吱扭声与火车的隆隆声，构成强烈的音响蒙太奇，在这场戏中情节隐喻、形象隐喻、环境隐喻、声音隐喻汇成一个综合性喻体，构思隽永。

在影片中，隐喻性是静的风格性手段，重复性是动的叙事性手段。

影片选用这种并不新鲜的重复法作为贯穿性叙事手段，在哲理性上的目的，是强调情节内容的规律性；在艺术上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程式化的均齐形式制造间离效应突出反思性。陶春四次重复说“我随你”；木生四次凛然否决陶春的个人要求；瓜棚倾诉的重复和叔公编斗笠场面的反复出现....更重要的是，影片对重复法做了创造性的发挥，重复而有变化，使其产生升华，造成更深的含义引起观众的反思，如三次油榨房大远景空镜头和木撞声；木生五次回家洗脚场面的重复及其变化，陶春前后两次给龙妹签作业蒲的变化，陶春二次送饭，木生呼应放排号子的场面等，都爱影片思想情绪推进的关键场景，既发人深思又具有艺术魅力。

影片极尽简化净化之能事，又能简中窥繁，平中见奇，引人深思，是一部极有特色的佳作。

某种程度上说，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第四代的一次“逃离”，因为它置身于文明之外——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中发生的一件心碎的事。然而这次逃离何尝不是再一次的陷落。自然，愚昧的、无知的、落后的村庄里，女性的悲剧不断上演。陶春，上个世纪小山村妇女中的代表人物。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对丈夫百依百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我随你”。正是这样的一种“愚昧的”思想，让她对自己的病一拖再拖，最终绝症（肝癌）降临。这又是一次“不可阻挡的”力量的降临，与其说是癌症让陶春不能再活，不如说是她的丈夫余木生（代愚昧的人，愚昧的思想）对陶春的一次扼杀。对“人丹”的抛弃，固然是杏枝（新时代，有思想的女性）对传统愚昧的痛恨与厌恶，但是这样的做法“断送”了杏枝的生命。杏枝早已在愚昧的世界里无法逃离，因而对她来说，逃离这里就意味着死亡。影片最后，在轰隆隆的火车声中，夫妻二人走向远方。这是一次真正的逃离，逃离山村、逃离落后、逃离愚昧，而后陷落与对文明（火车声）的追逐，最终走向每个人都有的归途。

这是中国版82年生的金智英嘛！发现冷门佳片，好激动！我愿称之为53年生的陶春。导演的的确确在拍乡土，可片名是障眼法，相当于是马赛克，乡土是表，不平等下的女性自我认知是里。电影没有苦大仇深的性别矛盾，只有不显山不露水的一次次伤害。女主春姐自觉自己是有福的，撑渡船的丈夫勤勤恳恳，儿女双全，乖巧懂事。她生病后因祸得福，可以坐汽车，可以看看翻天覆地的县城。跟闺蜜诉心事一边说自己有福，一边在整理苦瓜，导演铺排细节精准有力。例如，丈夫所有忏悔和补救都无法完成，包括结尾丈夫为完成春姐的心愿，推独轮车载她去看火车，只闻汽笛声回荡群山之中，电影到此结束。与春节形成对照的是杏枝，可怜春姐自觉有福，不愿急着答应婚事，狠狠批判“随你”“随旧的来”的做法。杏枝的角色内涵延申到男友的戏，男友和师父关了榨油坊，去机器厂工作，这里有个妙笔，不太会操作机器的师父跟他打趣，往后我要向你拜师。轻轻一点，从性别平等带到其他关系的平等。乡土一切在快速变化，陶家逐渐劳动致富，乡里修桥代替轮渡，榨油机器代替人力。在一切向前看，一心谋发展的年代居然有性别平等问题的反思，同时进一步暗示政治上的公正平等，如此才有真正的发展，可见80年代首先是思想的不保守，到后来才慢慢只会搞经济了，反过来以为80年代只会向前看。手法并非先锋高明，只是题材超前，当下的思想比80年代保守太多罢了。

谈谈演技，女主角张伟欣，镜头前的气质非常迷人，气质在“有福”的女人和少女态之间朦胧切换，尽管她的少女形象没有刻意铺排，但随着镜头的角度变化，少女的青春活泼似乎就藏在这“有福的”母亲和妻子里面，若隐若现，稍不留神又不见了，天然的皱纹马上回来主导女人的可怜。简单来说，四个字，她很漂亮！漂亮到可以和电影主题融为一体。查了下演员信息，原来张伟欣是李小璐妈妈，可比女儿漂亮多了。

胡柄榴《田园三部曲》在1980年代能够成为一股清流，实有选材、主题、摄影、人物等综合因素，在诗画般的风光里讲述农村普通人物家庭的故事。也许当初带有很强的探索性质，也被很多业内人士挖掘出所谓第“x”代的批判封建和不舍乡愁的矛盾心态，貌似深刻精炼，但今天看来，似乎过于上纲上线学院化概念化，我反而愿意从更加简朴的普通观众的角度，记录下第一次看片的几点感受。

我不觉得这是一部老片，盖因影片的节奏和画面呈现的十分的自然从容，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也没有赋予太多时代要素、表演也十分贴切自然吧？如果说有陌生和距离感，那也是只是这样一种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并不了解；但这种不了解，可以理解为空间的距离感、不一定就是时间的距离感——君不见在今天中国的西部穷困山区，还有温饱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民，片中那些不易的生活场景并没彻底消失；退一万步，东南亚、非洲不是也有更多的还在刀耕火种的群落族群么？这些都证明了本片的最大亮点，历经这么多年后再看的感受，就是因为其老老实实的叙事风格，平铺直叙的节奏组织，稳稳妥妥的摄影画面，真实贴切的人物言谈举止；没有一惊一乍，没有刻意蒙太奇、各种变焦切换，没有夸张动作~~这在当时众多电影留有很多戏剧化特征，比如台词、动作等方面，包括影片相应社会主题的风气下，确实是有创见的。

这种自然主义的尝试又没有走向稍后的过分和极端化，乃至形式化。包括所谓张艺谋的大红灯笼、老井等所谓反映原生态生活的新浪潮。《乡音》不仅在影片技术上遵循了顺其自然的风格，在更核心的故事人物上，我觉得也是尊重了客观现实和人物主观意识的。恰恰不是有些评论说的批判封建主义不够彻底。男主工作勤恳、为人正派，有些大男子主义但并不过度，对春妹的态度也并不是随意的使唤，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农村长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也是分工现实）使然；在得知春妹病情后，他是内心真正痛苦和后悔的，也是发自内心地想去弥补的~~其对春妹病情，确实是一种忽视、但也是一种未曾经历过的事件，在其知识体系里尚未认识到病状所蕴藏的更多可能性和严重性。我认为这更多的揭示了知识普及不够、教育的失败~~不一定要上升到封建主义和小农意识等高度去。

但是是否没有这些所谓的影片的隐喻就拉低了本片作为《田园三部曲》的格调和意义了？这恐怕是有些所谓的业内人士尤其是关注所谓X代导演所不愿意承认的语境和事实。也许有些人确实在片中看到了那些东西吧，我尊重他们的深刻和眼界高度；同时，正如我前面感受到的这部片子给我的一种“新片”相遇感，我想说，平凡的春妹一家、不幸的春妹、一群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纯朴的人们，你们的真善美感动了我，你们的不幸让我悲伤；但愿上天更加眷顾好人，但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更加努力地去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提高最根本的教育水平，让他们生活的更加富足、健康、幸福~~

影片的结尾，男主推着独轮车送女主去看火车，沿路群山环抱，阳光灿烂，山清水秀，温情脉脉。固然是残酷结局的一点乍暖还寒，但又何尝不是面对命运的一种坦然和安详？悲痛但不哀伤，这是苦难坚韧的中国农民最美的品质，无关时代，他们用最深沉的爱谱写着对这片土地与人的命运之诗~~

它让我们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影片进程过半，在杏枝的催促下，木生送陶春去医院检查，终于得知妻子的病不是用“人丹”就能缓解，而是肝癌。

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恍惚的木生，想起了医生的话：她的病耽误了，你们为什么不早送来做检查呢？

而杏枝的话也是无比尖锐：人都快要死了，你才知道心疼。

木生虽已自省，悲剧却已注定。

在老一辈的严重，木生是一个过日子的正派人，实际上他也拥有吃苦耐劳、踏实等诸多美好品质，但以90后的价值观来看，这种直男我能打死他吗？

电影开场丈夫木生在悲凄、沉郁的背景音乐声音中步履沉重地拉着船走来，而妻子在暴雨结束后，天亮时跑向丈夫，瘦削的身形一起拉着船，两人在河边的步伐让人感到有种莫名的沉重。

陶春边在河里洗东西边低眉顺眼的询问丈夫：龙泉镇真的那么招人？杏枝说找个日子约我到龙泉镇赶个集，龙泉镇火车通车转眼就一年了，我还没去过呢。

而丈夫则一边吃饭，一边毫无商量的陈述：这个杏枝的主意太多，一切新鲜事她都想知道。咱们不图那个新鲜，还是等大桥通车再说吧。

而在卖了猪之后，陶春说要给儿子买木枪、给女儿买圆珠笔，陶春把零钱给了陶春，陶春给木生买了很贵的烟，自己试新衣服时却被木生匆匆喊走，丝毫没有对妻子的赞美，也没曾想过要回馈妻子。只是惦记着买猪仔的事。

但是他错了吗？

他也是想多存钱，让家里生活过得更好。是个老实人、正派人。

可是他真的不疼妻子，理所当然抽着妻子买来的好烟，却不考虑妻子的需求。

当杏枝来问春姐有没有买衣服的时候，陶春低眉顺眼的讲：那么好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抽着好烟的丈夫木生附和：可不是，都30岁的人了，女人三十老大妈啊。

面对杏枝生气的质疑：你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姐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给做过几件新衣服，买过几块香肥皂，连擦脸油都没给买过吧？

木生却笑了，用着说家长里短的态度，回答说，她从来也没说要啊。

对于妻子的妥协、委曲求全、“我随你”，他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正如戴锦华所说的，这部影片显露并强化了第四代一种两难困境，这是一种深刻的理性与感情分裂的价值评判、一种存在于心理/知识架构中的裂痕：一边是理性，是对文明、进步的渴望与呼唤，一边是情感，是对老中国坚实素朴的独特韵味、醇厚人情的迷恋；一方面是对传统社会及其道德体系的仇恨、延误，另一方面却是在现代化、商品化进程中所感受到的惶惑与轻蔑。它常常使第四代导演在揭示“愚昧”的丑陋、荒诞的同时，迷失在古老生活悠长的意趣之中。

于是，陶春之死不仅缘于愚昧的谋杀，也是对文明的一次必要的献祭。

《乡音》

年代：1983年

国家：中国

导演：胡柄榴

主演：张伟欣、刘延、赵越

适宜群体：怀旧爱好者

聊到这部电影时你可以谈论以下话题

1、男性女性要平权！

温柔贤惠的妻子陶春，事事都听从丈夫木生的安排，口头禅就是“我随你”。她本想去看看火车，可是丈夫却说“等大桥通车了再说”，她也就默默接受。陶春肚子疼，丈夫却说“一会就好了”，最多就是买一包人丹给她，对她几乎漠不关心，要是她没及时做饭他还会大发雷霆。这种情况在戏里和戏外都受到了巨大的争议，片中老一辈人都夸陶春温顺守规矩，而那个代表新时代的女性杏枝责备她是个“这点事都不敢做主”的可怜虫。导演创作的最初意图是批评妇女过于依附男性，但效果却是导致社会舆论对大男子主义的抨击。究竟是男性“一点民主都没有”还是女性“像瓜藤一样”令人怒其不争，这都引发了对人伦情感的反思和讨论。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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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女主对丈夫千依百顺，逆来顺受，这种“妇德”在今天是要被喷死的。我本来期待她到了最后会为自己做主一次，就像出走的娜拉一样，至少是自己私下远走，为的是实现从小的某个心愿。可惜，没有。

扮演女主的张伟欣有一种纯朴的美，原来是李小璐的母亲，中俄混血儿，也就是李小璐有四分一俄罗斯血统。之前并不知道这么个人，但童年时在乡下，《广东农民报》上连载过电影《肖尔布拉克》改编的小说，而张伟欣就是那部片的女主角。

导演胡炳榴，国务院津贴专家（当初第一次听这个专用名词时，是别人介绍一位很猛的文学教授是拿这个津贴的，那时觉得能拿这个的都特牛掰，可是多年后，一位编剧老师却对这个嗤之以鼻，说他也是拿此津贴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拿云云，有传说一年才评几百人，不知道属实否，如果一年只几百人，那拿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了）。看过导演的《安居》。

《乡音》既然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那么它必然渗透着某种价值导向，某种道德寄托。在古老的语境里品读古老的文化，自然难以发现文化自身的匮乏。在过去接近40年的今天，重新去品读《乡音》，那作品的一切却都变得怪异和诡异起来。 传统的文化一直推崇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传统的中国人典型形象。偶尔天地君亲师，偶尔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封建的传统的道德伦理要求，具体落实到一个人身上。它不是现代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个人，而是某种过去价值的残余，在个人身上郁结成某种尴尬红肿不忍直视的溃烂。

如果妻子以丈夫为纲，处处随之，默默付出忍受压抑和克制。而丈夫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然后随着妻子患癌，丈夫蓦然发现自己竟然亏欠自己的妻子这么多，在某种赎罪心理的作用下，丈夫被妻子给唤醒了，而唤醒的不是别的，却是基本关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想象。于是在这种回归之中，批判的是那种传统式的道德伦理。但问题在于，它将那种道德伦理所在同一的语境里，它面对着同一的道德伦理，推崇了其中某些本身，有批判了其中某些本身，而问题在于它想推崇的和批判的，却正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因为，所以的问题。正是因为妻子把默默付出、为丈夫牺牲当成一个妻子应尽的本分，在丈夫那里被接受和理解习以为常。而今天正是批判的是丈夫的那种习以为常，它并不满足于丈夫的事后觉醒，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同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意识，它要丈夫早一步就把妻子当做一个人。

我们不能不从娟子对春姐叙述前史的补充中看到春姐的前半生。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而热情、热爱新奇事物，火一样的生命力的娟就是在共时序列中对春姐做了历时序列的讲述和表现。 一个人突然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要是没有外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显然作用在春姐身上的正是这一种传统文化的力。可既然影片目的是推崇的是春姐的这种牺牲和奉献，那么去批判她奉献的另一面就变成了吊诡的了。

妄图在一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又去讲述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牺牲。而语境不却以不可抑制的姿态不断的在崩溃中解体，原先传统文化所崇仰的这种牺牲奉献的个人，在利己成为普遍时尚，利他就是心有不诡的庸俗的现实中，要遭受多么大的菲薄，污蔑和侮辱！为什么要推崇让最优秀的人牺牲掉自己而奉献给的是冷血无情，庸俗市侩，反复无常的现实生活的文化呢。在这种最顶级的智力之下，他们见识了现实的残酷面目，一种过往一切信仰的动摇和颠覆，坍塌，意志不够坚定的也就能因迷信自己的智力走上灭绝人性，残暴无情，恶毒，阴险，奸诈，不择手段的卑鄙了。行善与作恶同样都是在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时只有最强悍的心灵才能驾驭。多数人永远是无意识的恶，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主旋律电影都是好心，它基于以下讲述事实，要是人人都肯向善。可既然艺术作品的表现自身没有自身的感染力，是关于自我和他者生命意志的共鸣，电影也终究只能在自己感动自己中而去责怪观众的无知了。说到底是观众的错，可既然艺术作品是个未完成的结构，召唤着观众情感的在场，而它现在却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却他感动了自己，于是便当然以为是观众不行，那可真是莫名其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