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那么是谁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动者，而是当代“红顶商人”。当代“红顶商人”是当今私有化的主体。他们是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性。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一种资金两种利率、一种外币两种汇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汇率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并在进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一些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一般就有权钱交易。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进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一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一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抬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约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总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一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一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一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一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这种演变结果必然出现一批私人巨富。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当代“红项商人”本来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应当是一种过渡形态。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害怕失去所依赖的权力，也怕失去“寻租”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害怕改革向纵深发展。然而，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现在依靠权力集中了大笔财富的“红顶商人”队伍就要发生变化。他们失去权力的依托以后，其中没有经营能力的将要失去财富。有经营能力又能应变的，将由“红顶商人”转化为真正的商人。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也将会大量吸收社会资本，从而成为社会化企业。

2020年我的第十七部影院影片。

虽然知道国产恐怖片扑街的占多数，但是架不住最近片荒，而且此类型片实在是我的心头好，于是不可避免地再次踩雷喽。

诡异的是，我在线上买票的时候，明明有四个人的，但是到我进场落座才发现，整个影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嘿，一个人包场看恐怖片，真是刺激得不要不要的。不过这份兴奋才维持了五分钟不到，后来那四个人（两男两女）进来了，全程在那聊天，啃嘴唇，敢情是把这幽暗的环境当情感升温地外加廉价旅馆了。

本片讲述的是几个闺蜜爱上同一个男人导致的血案。你说爱了就爱了吧，还非得搞得姐妹情深一起去郊野轰趴；去郊野轰趴也就算了，大晚上的一个小女子还跑出去当大侦探，还作死的跑到老男人屋里；瞎跑就瞎跑吧，你还把自己的伞给别人，自己大义凛然地去淋雨……

还有恐怖片该有的吓人镜头啊，就靠突然的脸对脸、一惊一乍的音效、断电黑暗中行走来实现，好吧，小成本电影咱也不苛求了。

其实，本片也是有剧情的，就是傻不愣登的。男主确实挺帅的，怪不得闺蜜们都疯狂要他，但是他在剧情里的存在感几乎没有，全当是万花丛中一点绿的点缀吧。

不是我想吐槽啊，买了票花了一个半小时，你总得让我发泄发泄吧，码这么些字起码证明我这几十块钱没有白花吧，阿哈哈哈。

鬼迷心窍，闺蜜心窍，玩谐音的啊，大都不咋的，以身试法多次，哈哈哈。

首先，这不是常规意义的恐怖片，恐怖可能指得是针对光敏感性癫痫患者，因为看了真的会死（。大量强烈高频交替闪光，效果类似于宝可梦3D龙。

其次是长度过长，尤其后半段。

三是台词写的不太自然，经常有强行交代设定的生硬感。 本片是本·维特利自编自导，创作于疫情隔离期间，所以片中有一句台词：“你得原谅我，我好几个月都没跟人说话了。” ——居然还挺有道理？

说到这要表扬一下，虽然本片是疫情背景，但处理的很淡化。很多行为因为疫情而变得合理，比如温道尔博士为什么几个月没联系了也没有人着急找，为什么一家三口会躲进森林露营避难。整部影片因疫情带上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但就算脱离了疫情，主题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不至于像个赶热度的时效性作品。

这部对欧美观众来说，可能是解禁后第一部能在电影院里看的恐怖片。就声音和视觉效果来说，本片也绝对更适用于电影院。可惜这里绝大多人是拿电脑或手机看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很多的冲击感。

下面随便说说。

影片一开始是有人拿大锤砸石头，埋了一碎石片在土里，用草盖住。（虫子有点恶心）

接着男主马丁就出场了。因为他是个土壤学家，所以我们很自然会认为开头的人是马丁。然而看到后来，这种一言不合就抡重兵器的风格显然是扎克。而埋碎石片的目的也就能联系上了——本片头号受虐角色，马丁的脚（。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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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当年的造型和场景真是毁人不倦，明明大帅哥大美女化成了丑八怪不说还灯光阴暗更加丑陋，还好梁朝伟黎美娴邵美琪这些人年轻靓丽气质超群仍然保持帅哥美女，否则这部剧尤其是前半部分简直像是恐怖片。其实看这部剧大多还是因为梁朝伟来的，现在条件技术好了，可是当年五虎将这样的演员似乎极为少见了，虽然技术好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导演不把握化妆的度弄的个个假人一样，天然丽质（虽然现在这样的几乎没有了）都能弄得跟那些拿粉当砌墙一样涂的人没分别，救救我们的电影电视业。

适合打发时间的轻喜剧！用两天时间刷完了。创意点是：世界观设定真的很有意思！女主这个角色卖点也很有趣，画面颜色调的很轻快活泼，节奏很快适合的社畜无脑放松缺点是：除了男配们和女二之外，其他人的颜值好像真的有点过低了，从审美的角度而言视觉观感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当然这样子选角也是有影片特色的，一是符合了影片的角色设定，二是可以给观众带来“普通人也可以上电视、拥有电视中一样的生活并不是只有好看的明星才有的特权”的潜意识，从而提升民众心理自信和代入感。期待：最后一集留下的剧情点还是蛮有意思的，隐晦地暗示了女主的能力、男主的身世、女二男二的未来…等等，十分让人期待！

可能中午吃太饱，开场之后和引入各个人物的部分差一点睡着了。前一半都在迷茫这是个什么故事，怎么东边一榔头西边一锤子的，还好老奶奶离世后，各个支线开始收束总算是大概看明白了…刚好有朋友是因为奥观海慷慨的政策得以留美但也因此终身不能离开美国的墨西哥裔，讲undocumented immigrant面对自己的身份寻找自己和社群的出路的部分确实有那么一些动人…（但我觉得这点也，痛苦表现一般，以至于成长力道不足，当然我可以脑补）

没看原版舞台剧没有做过任何功课，观影过程中的几点想法：

1）电影叙事节奏体感非常音乐剧，每一个小剧情结束切下一个的时候都仿佛在大声宣告舞台暗灯换布景进入下一幕，各个情节和场景明明是互相联系的，拍出来的效果却多少显得剧情支离破碎，脸盲症患者单纯厘清人物关系就带了半场痛苦面具。同理，因为十分舞台剧的叙事节奏，好几个剧情收束的小高潮都给我一种结束了吧/是不是应该有个15min的中场休息的错觉。

2）在电影里，实在很难理解blackout对推进情节的作用，除了导致了老奶奶去世，其它角色的成长和blackout的关系似乎都不大，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显得莫名其妙。回来查了一下听说blackout在舞台的效果十分震撼，希望bway重开后有机会看现场。

3）不太懂rap，但是有几首rap秒秒钟跳戏汉密尔顿，可能是因为相似的节奏和律动，也可能是歌词里相似的用词和押韵，实在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

4）有几个剧情的画面和编舞很有意思也很美，喜欢

5）男主的故事结局原来是这样的（不剧透），这个小设计也喜欢

6）哦，对了，女大学生那条线，Stanford哭唧唧.jpg（开玩笑）成长后得出的结论很好很正确很高大上，转变的理由…我个人没有很好的被说服，毕竟前面都偏执成那样了，咋就瞬间升华了啊，但可以理智上接受。这条线要我说更有意思的是女大学生的发型的变化，发型和她心态的转变对应得很好。

最后，讲Latino的剧也有了，啥时候有一部不带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剧好好讲讲Asian这个社群呢～

巧合之下看了一部电影 和大多数灾难片一样 努力奔跑???♀? 努力生存 为了生存不牺伤害别人 题材并没有多特别 看的时候也没有很紧张 感觉都可以猜到的剧情发展

母爱的伟大往往都体现在孩子身上 尽管明白自己不一定能够活 也要努力尽可能的让孩子活下去 还有影片中的老夫妻 倘若是自己一把年纪了可能也会和爱人在无望的人生里选择一起离开吧

电梯：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034597/?start=100电影《活着》，1994年出品，制片人：邱复生；编剧：余华、芦苇；剧本定稿：芦苇（盗版碟字幕模糊，不知是否准确。）；电影音乐：赵季平；导演：张艺谋。

　　进入电影，马上就会感到同阅读小说的鲜明差异，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导演和编剧放弃了原作中的“双重叙事”，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小说中的福贵的一生是漂流的一生，有些情节还是“生硬”的，但是由于是双重转述的“回忆”结构，可以理解为小说结构上对作者情景设置的回应。但是电影中就不能这样来解决，因为电影是以共时性的叙述角度来表现整个故事的，而且还要有情节上紧凑和集中。在这方面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福贵被抓壮丁的缘起，小说中是军队到城里的街道上直接去抓丁去拉大炮，而电影中是福贵去各个地方巡演皮影戏，在乡下遇到了国民党的流军被抓去的，在情节上就要合理的多，为了情节的连贯，电影中设置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皮影。从赌场中的皮影班主龙二诈取钱财到电影结束时福贵为小孙子馒头将小鸡放到早已经空了的皮影箱子里，皮影作为命运的缩影，活着的见证已经和整个电影密不可分了。福贵是一个败家子，然而由于命运的际遇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城市贫民”，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 ——皮影。被抓了壮丁的时候，福贵拼命保住了皮影箱子，因为“还指着这养家呢，这是借人家的，得还。”这时候福贵在乱军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在被 ***的军队抓住后，小战士用刺刀轻轻穿透了皮影，在阳光下细细端详，这一箱皮影告诉了***的军队，福贵是劳动人民，福贵由此给解放军唱戏，拉车，也算是参加了革命。此时的福贵已经在命运的水流中如一片枯叶流转了，看电影版的《活着》就是在看命运带给了平凡的人生什么，电影版更加突出的是，命运的悲剧不是无原因的，人为的命运的悲剧也许才是更大的悲剧，在一个个“伟大”的时代中，人是如何的努力也难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人的徒劳，人的无奈，人的卑微的欲求——活着，是如何的被践踏。或许，余华在小说着力淡化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在电影中又被还原了。也许这才是电影无法在大陆公开放映的关键所在，而沉于哲理的小说，终于在1998年在大陆出版了。皮影或许更能代表福贵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代，连皮影上的铁丝也要拆下来取炼钢，“制造解放台湾最关键的两颗子弹”，于是才有了福贵去工地上的唱戏，才有了妙趣横生的小有庆的形象生动地刻画。陪伴福贵几十年的皮影终于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但是皮影的箱子还在，小孙子的小鸡还是可以放在里面的，就像福贵的人生，不断经历惨痛的种种的打击，命运已经千疮百孔，福贵依然平凡，依然活着，依然坚持了太过卑微的希望——活着。当福贵将小鸡放进箱子的时候他又说起了和有庆说过的那段平凡朴实，又满含辛酸的希望的话：“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于是小馒头像有庆那样问道，“牛长大了呢？”那时福贵对有庆说：“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一次福贵却回答说：“那时馒头也长大了。”福贵缓慢的期许悠悠穿越了历史，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是呀，馒头总会健健康康地长大吧。 但愿。

　　活着不是福贵的专利，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家珍、老全、春生、镇长、凤霞、二喜、有庆、王教授……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有些人活过来了，有些人死去了，命运，往往不肯将幸福给予善良而又卑微的人们。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十年后王教授已经不再是 “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只吃大米，连一点面也吃不了了，用东北话就是吃伤了。这是喜剧却又是辛酸的喜剧，是黑色幽默。当半死不活的王教授对要摘下他脖子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万二喜说：“还是带着好”的时候，又有谁不会感到辛酸呢？一辈子“相信革命相信党”的镇长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单纯的，乐观的，有韧性的。文革中，春生的老婆“自杀”了，只有一张死亡通知。在前线参了军的春生解放后成了干部，自此和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福贵是老百姓，他们又何曾改变了善良的本性。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成了边缘人，春生不想活了，可是一直没有原谅他撞死了有庆的家珍却对他说“外面冷，进屋说吧。”对他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加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这就是温情吧，在一个大家都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的年代。老全为了寻找在部队里的弟弟，中了流弹，死掉了。这是电影中的人生。　　

　　同小说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什么不同，小说中有庆之死是由于人性的卑劣——由于有庆的血型和大出血的县长夫人一样——小小的有庆被抽血至死。凤霞的死是由于不可制止的产后出血，自然也没有什么王教授。老全的死是事出偶然。春生由于文革中的折磨得自尽了。也没有几次三番上福贵家致歉的情节。家珍死于疾病。二喜死于事故。馒头（小说中叫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小说中只有福贵自己活了下来。阅读中似乎可以看到余华一贯的冷静和节制的风格之下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哲思的倾向，同命运联系紧密，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绪的张扬，相比电影，人面对的处境似乎更加残酷，但是却有一种远离政治与时代生活的倾向，双重叙述的结构本身就给语言造成了一种距离感。而电影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小说充满了温情是人的自发行为（小说中的福贵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层次和电影中有相当的差距），而电影中则带有互相扶持的意味，电影中的温情更加自觉。小说的笔触是相当冷静和有距离感的，电影中却多了一种向我们的处境发问的执著态度，虽然电影的视角是小人物的，而这些善良的小人物也没有向命运发问的勇气和意识。电影上有许多细节是很戏剧化的，这点由于小说的叙述方式是无法加以鲜活的表达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厚重有质感的段落由于平淡的情节和舒缓的表达是不适于用电影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福贵家的生活）。电影是对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再创造。比较上可以指出的还有电影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许多情节是喜剧的，但是笑声中是含着眼泪和辛酸的。黑色幽默就意味着反讽和沉重（这后一点可以将本片和冯小刚的贺岁片区别开来），而这正是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缺少的形式，很高兴看到电影版的《活着》做到了。黑色幽默还意味着一种反抗的嘲笑的超越的态度，虽然作品是如此规矩，如此的老实。电影和小说的比较中，电影的优势和小说的优势同样明显，演员的表演，语言的感觉，速度、语气，布景、音乐……本节基本上限于剧本和小说文本中的比较，但是有的部分不得不借助于电影的特殊性。电影的对白中蕴含的精彩细节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将电影有限的容量拉得无比巨大。在电影中，每一个人物都给人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没有这种感觉，当然这是应为小说的叙事策略造成的，和小说的整体风格和表现意图是统一的，但我更愿意将这作为电影版的优点加以赞扬。春生是鲜活的，他对于汽车的热爱在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体现了编剧的逻辑力量，在后来有庆出事故的时候恰恰是“汽车惹的祸”（虽然从深层次上说是失去理性的盲目纯真的狂热惹的祸，是时代惹得祸，是民族性的积淀惹的祸）当春生狂怒着说：“不坐了”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善良愧疚和真实。有庆和凤霞的姐弟情深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小小的有庆和几个欺负姐姐的小孩在扭打在一起，当有庆将面条倒在“坏小子”的头上，当凤霞去砸汽车的玻璃的时候……在有庆、凤霞，福贵、家珍一家的亲情的细节的精细设计上，我承认我比起小说更喜欢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因为和小说的距离感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真切和热度。或许这是因为电影是表演的，表演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超越，我于是不喜欢书中一位和一只垂老的黄牛一起耕地的老农民几乎不含任何情感的客观叙述。我更喜欢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味和超越意味，或许还有一点机智意味的艺术品。

　　我下面想说到的是反讽与电影中的两种逻辑。《活着》这部电影中充满了反讽，有一些是从小说中脱胎而来，比如镇长（小说中的队长）的三炮解放台湾论，但是书中比较含蓄，只是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羊棚里。”到此为止了。电影中镇长却昂扬地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了！”可以看出，电影版的语言中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一种玩笑的气质，一种昂扬的精神。我把这样的“夸张”叫做“反讽”。按照现实的逻辑来看，就算当年的人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他也明白这是虚妄和“自我乐呵”（自欺欺人），但电影偏偏就把这演成理所当然，这就是拍电影的不安分，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假定使用了这种原则）还有超越的幻想。小说中这样的地方在幽默中又饱含着辛酸，实在是电影的光华的闪现。类似的地方还有皮影戏的铁丝可以做成解放台湾的最后两颗子弹，当福贵好不容易想办法把皮影保住了之后，“小告密者”有庆大叫，“不解放台湾了？”镇长乐呵呵地只是说，“台湾是要解放的，要解放的。”走掉了，大家都明白，用几根铁丝来解放台湾实在是太过离谱，可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照章办事”，然后想出另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将这虚伪的目的架空。我把这种办事的逻辑叫做生活逻辑或者老百姓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上还有一种逻辑，叫做革命的逻辑，在各式各样的反讽中，都贯穿着这两种逻辑，这些地方才是电影和小说最不相同的地方，也是电影中最为精彩的地方，看到这里时，只懂革命逻辑的大可慷慨激昂，而两种逻辑都懂的人大可会心一笑。再试举几例两种逻辑和反讽的运用。我们就可以看到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哪一个更有效，为什么我说这部片子的最大力量（或许也是无法公映的原因）在于这两种逻辑的较量，在于黑色幽默的反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镇长到福贵家要福贵烧掉四旧（皮影），福贵为了保住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想出了主意——他竟然要用这些皮影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队”。这是典型的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冲突，结果呢？皮影被烧掉了，革命逻辑胜利。在凤霞和二喜结婚的时候，大家齐唱革命歌曲，手捧红宝书在“东方红”号上照全家福，福贵和家珍收到几十本毛泽东选集……最有趣的是二喜在把凤霞接走的时候，对着墙上的主席像说了一句话（极其郑重其事）：“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然后对着福贵和家珍（双方笑意盈盈）说：“爸、妈、我把凤霞接走了。”两位老人连声说：“好、好”婚礼后春生带来礼物祝贺，家珍还没有原谅春生，嘱咐福贵将春生的礼物退回去，福贵一脸愕然地举起了一幅主席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和谐统一。最后，当春生被打成走资派，二喜将这个消息告诉福贵时，说到：“咱们跟他可要划清界限呀。”福贵一愣，马上说道：“有界限，有界限，一直都有界限。”就是在这天的晚上，想要自杀的春生彻底得到了家珍的原谅。他们告诉春生，要活着，“在怎么着你也得忍着，熬着，受着，活着。”这里，革命逻辑遗憾的失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逻辑是怎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存在，而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他往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在做出怎样的选择。其他的幽默和反讽还有，但我想我不必再举例了，假如我相信革命的逻辑，站在那一边，也许会永远“胜利”，相反，生活逻辑总是处在弱势一方，常常失败，但我想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当然，对这些情节的处理和看法很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里我且引王小波先生的一句话，“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说这些地方是绝对的现实主义，我没有这种经历，假如你有，我亦只好同意。蔷薇岛屿节选部分文字录了一期广播：http://site.douban.com/blooming/room/1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