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拍了《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陈凯歌拍了《梅兰芳》，冯小刚拍了《芳华》，毫无疑问，严歌苓是目前中国大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再往前，张艾嘉的《少女小渔》出色，陈冲的《天浴》更冲天。难得有一位作家、编剧，能够以女性视角，同时受到男女导演的青睐，况且，实现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丰收。中国人爱严歌苓，爱看她笔下的故事。必须承认，严歌苓擅长制造戏剧冲突，她的故事总能拿住中国人的情感命门。

悖论的是，从张艺谋到冯小刚，这一代男性导演，在女性主义、女权意识方面，口碑并不佳。张艺谋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端出大馒头似的胸脯，冯小刚垂涎文工团的美腿，女性的美在他们眼中是被物化、符号化的，减缩成一个性符号。这显然谈不上一种文明的女性意识。但他们都爱以女性主义著称的严歌苓。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要么，我们错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现状，要么，我们误解了严歌苓。

本文倾向于后者。

我对严歌苓的负面观感，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一部写国人创痛的电影，加上旗袍美女的风情，不打动人是很难的，观众奉献了足够的感动和眼泪。但《金陵十三钗》让我从生理上感觉不适，我看不下去。这种不适太微妙，和中国人一贯的正剧表情相违背。

《金陵十三钗》是很好的社会学题材，关于人们的道德感，是怎样一步步被塑造、被影响。假如直观地向大众询问：战争中，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是否赞同妓女应该代替良家妇女去当慰安妇？我还是乐观地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不应该，妓女也是人，都是受害者，不该歧视和欺辱她们”。那么，就不断地添加道德筹码。如果这群妓女非常风骚且毫无爱国意识呢？（推她们去当慰安妇是一种惩罚。）如果这些良家妇女还是清白的处女呢？（妓女至少经验丰富将伤害降低至最小。）如果这些良家女都是学生、都是孩子呢？（妓女也许是自愿拯救她们……）总有一环让你彻底同意，从感情上、从伦理上双重同意，“是的，妓女当然应该站出来”。

这是严歌苓的叙事陷阱，《金陵十三钗》的泪点所在。玉墨们历尽风尘，最后自愿代未成年女孩去慰安（实际是送死）。导演把她们赴死的过程拍得光芒四射，玉墨们脱下象征性诱惑的旗袍，穿上清纯的学生装，洗尽铅华，一脸阳光灿烂，表示自己终于又回到了纯洁年代。死亡对她们不但是一种道德升华，还是道德洗白。因为妓女是“脏”的，所以在临死前穿上学生装，是死得“干净”。故事诱导了观众，使人感觉这是“感动中国”。观众抹着眼泪送她们走向魔窟，纷纷在影评里写下“妓女也有义勇的爱国情”。而这一本来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在电影里被架上了道德高地，这有助于观众真正地平视她们吗？只要想想，假如玉墨们拒绝，表示虽然我们是妓女，但也不能理所当然去慰安。最后清清白白的小女学生狼入虎口——你会对谁愤怒？实际上，电影也留下了缺口，最后关头，一个妓女反悔了，哭叫着自己不想送死，但没有用，她被集体意志杀死了，被强迫拖走了。观者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为，应该让她活下来呢？又有多少人反感她的“自私”呢？

这不是纪录片，这是故事。当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作者刻意的营造，也就呈现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有人表示他看电影只看到了成年人救孩子，只有心灵肮脏的人才会看见妓女处女。这实在是选择性的目盲。妓女救风尘、从商女不知亡国恨到大义赴死，本就是故事最大的卖点。假如主角换成一群同样“清白”的女老师，则这种牺牲顿时失去了令观者啧啧玩味的戏剧性，反而变得残酷沉重起来。实际上，张艺谋把镜头对准玉墨们鲜艳的旗袍、曲线玲珑的屁股、走路一摇一摆的妩媚身姿，其逻辑和冯小刚拍文工团女孩的玉腿一样，是在消费女人的性特征。

玉墨们是伟大的、令人感动的，但这种道德伟岸建立在作者本人的不平等视角下。妓女为什么需要牺牲才能获得洗白、实现赎罪？严歌苓没法回答的问题，莫泊桑来回答。《羊脂球》也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故事。妓女羊脂球甚至不需要送死，她只要轻装上阵，满足敌方军官的性需求，她就能拯救这一车人。但是她试图拒绝，因为她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妓女身份而变得轻贱。最后，她不情愿地屈就了，她救人了，但获得的仍然是众人的蔑视。莫泊桑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他的平等性，以及对人类头脑中非平等意识的鞭挞。妓女就应该献身吗？献身才能说明她们道德高尚吗？显然，严歌苓走向了另一条路。

而这条路，恰恰是中国人喜爱的，一种“感动中国”模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刀客家族的女人》，我以为是严歌苓的故事，谁知不是。一个古老的家族恪守族规，清白的女人能进祠堂。女二号的丈夫赌钱，把她当筹码输给了仇人。家族派人去救她，发现她已经被仇人强暴过了，“不清白了”，于是转身就走。而女一号则是被抢来给女二丈夫填房的。这本该是一段惨痛的、封建时代的女性迫害史，但故事的走向却响亮地拐弯了——女一用爱发电，感动了丈夫。女二则参加抗日，成了英雄，临终欣慰地表示，自己又能进祠堂了，自己还是“刀客家族的女人”。剧终，儿女们在家族墓地吊唁先贤，表示要继承传统。这是2014年中国人热爱的故事，比《金陵十三钗》还晚了三年。

张艺谋还拍了《陆犯焉识》。凭心而论，电影很好。陈道明和巩俐演绎了荒诞岁月里坚固的爱情，令人动容，也令人惜叹那段吃人岁月。但是回看原著，又不免感慨，严歌苓还是严歌苓。电影巧妙地截取了原著的后半段，只拍了巩俐的守望，没有拍这段婚姻的背景——包办婚姻，文化程度很低的封建女子嫁给要留洋的大少爷，没有爱情，受尽冷落。浩劫后的守望也真的是用爱发电了，让少爷终于感悟到旧式女人的忠贞可贵。反思呢？批判呢？顺应这种逻辑，女人的一切苦难，最终都能以自己超人般的道德化解。

电视剧《小姨多鹤》讲了一个抗日战争版的《使女的故事》。一户东北农人救了战败后未及回国的日本少女，要求她留下当代孕子宫。少女被中国好人的温情感动，自愿无名无份地生了几个孩子，以“小姨”的假身份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最后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到她魂梦的故国。仔细想想，这个故事里有多少不堪言说的残忍，但在严歌苓笔下，这是个温柔的故事，是多鹤这个伟大女人用爱对待命运，谱写的诗歌。

严歌苓的女性主义似乎逃不脱感动中国套路，表面看是在歌颂女性的坚韧、伟大、崇高道德，底色是迎合男权视角的百忍成夫。她歌颂一类女性，不管受了怎样的凌辱，承受了怎样的不幸和不公，最终用圣母般的情怀完成了白莲花式的救赎。她主动创造出一批这样的女性，歌颂其美好，而对其悲剧的根源，严歌苓是鲜有反省意识的。

有一段采访，严歌苓自述她的女性意识——

记者：感觉你对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在丈夫面前这样伏低做小，对她们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同时并没有反过来对男主人公刻薄，对他们也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严歌苓：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你相信你比他更坚韧，生命力要更强。不要看男人的爆发力很强大，但是女人总是持续到最后的，而且寿命也比男人长。从生理上来讲，现在看看活下来的老太太，特别特别多，东京也是，很多老太太，平均寿命最高的，日本现在88岁。所以从生命力上来看，（女性）确实是很强的，那么给一点又怎么样？对吧，就根本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跟你计较的嘛，这是我的女性主义。过去人家说我是女性主义我不承认，现在我发现我很女性主义，因为我把女性主义藏在这样的一个企图心里边，本来我就比你高了一截。所以我在《扶桑》里面说的：扶桑跪着，却宽容了站着的人们。

跪着的人，宽容站着的人，严歌苓说这是女性主义。言下之意，她不认为她们应该先站起来反抗。而在另一段采访里——

澎湃新闻：我看扶桑，觉得她特别憋屈，有那么种逆来顺受。

严歌苓：你觉得甘地逆来顺受吗？他的不合作和扶桑的不反抗是一样的。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古往今来，其实“强奸”这个词语背负了许多人们强加给它的沉重的意义，其中包含着歧视。相比而言，这个词语带来的伤害可能更甚。扶桑她是对事不对人的。包括那次被强奸，扶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扶桑接受的是事而不是人，对她而言也只是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她把强奸她的人的扣子咬下来，也并没有觉得怎样。

这段话看了毛骨悚然。把女性遭遇强奸时的不反抗（现实中，大部分是无力反抗），通过艺术创作，美化成甘地式的道德标杆。“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这是我读过的对强奸最诗意的描述。这究竟是女性主义，还是女奴主义呢？

对于严歌苓价值观的辨析是困难的，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大国，崇尚牺牲、崇尚伟岸。严歌苓也写女性的思考、女性的胜利、女性的美，但在宏大道德叙事的包裹下，她表达的美，也许不是天然的美，而是把被拐卖的女人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的那种美。那正是我们应当痛苦辨析、从集体意识里剥除出去的恶毒。

最后，用严歌苓自述的一段话来结尾，或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一代中国男导演都青睐于她。精神内核的相通，使得严歌苓成为中国人共有的一座精神牌坊。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