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具有一定的可看性，血腥、暴力和性爱镜头拍得有新意，构图、调色和配乐算有自己的风格，故事节奏的控制基本合格（除了被绑架、监禁一段略显冗长）。而不足之处则很明显，简单一个例子：主人公监禁中受到的心理折磨仅仅通过呆滞的眼神、暗淡的室内色调和毒气室设备来表现，表明导演的想象力与电影手段毕竟不够用，无法利用声响、光线以表现情绪是一般二流导演的必然。
韩国电影新近的崛起，和日本电影的崛起有几分相似。日本电影80年代以来以竹中直人为代表的一帮青年导演的崛起，有赖于迫于市场压力而拍摄大量的软性色情片：他们在一个特别敏感于观众、市场的拍摄境地下，学会了如何处理艺术主张、电影手段与观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没有大量被迫的软性色情片的拍摄就没有日本电影的今天。而韩国电影也正在逐渐体会资本压力的过程中，《老男孩》导演朴赞旭曾在访谈中提道“投资人要考虑到投资和收益的回报问题……比如影片讲述同性恋，政府不会限制你，但韩国观众还是不能接受同性恋的场景，所以投资人不愿意冒险去投资此类影片。以前是影片拍出来后不行就剪掉，现在实际上是投资人控制着资金看着市场，很多东西连拍都不能拍出来了。”
不同的是，日本导演拍摄软性色情片这一行为中被迫的成分大一些，而以朴赞旭为代表的韩国导演们拍摄限制级影片却是主动的。对此，朴赞旭是这样表述的：“开放自己的想像力”（《朴赞旭：亚洲的导演缺少怪癖的“疯子”》）。在何种程度上开放呢？以《老男孩》为例，影片大量使用血腥暴力的镜头，就构图的精致来说，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连暴力专家昆汀·塔伦蒂诺看了都“睡不着并流下了好几次眼泪”。影片充斥的是东方式的暴力（《杀死比尔》中日本料理店格斗场面给习惯于西方电影传统暴力场面的观众上了很深刻的一课，其背后却是昆汀·塔伦蒂诺自修的东方美学课程），自始至终只开了两枪，冷兵器的杀戮现场却布满了残酷的视觉凌迟：活吞章鱼、背插尖刀与人砍杀、铁锤拧牙、剪刀刺耳膜以及剪断舌头……怀着要使观众由视觉感受直接体验身体想象的阴谋，影片以人物传达自虐的视觉效果，目的在于从视觉迅速穿透观众的心理界限，达到皮肤表面以及角质层之下。（也就是俗话所谓的寒战与鸡皮疙瘩。）
但影片最值得注意的是剧情的设计（究其本源，“电影书写”才是电影的本质，在最高的意义上电影应该浑然一体，无所谓剧情也无所谓结构，一切都应该通过由音响、光线、画面和剪接构成的、无法区分的影片整体来体现，从而无法被语言准确的描述，但就这部影片来说，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
当李秀儿、李右生姐弟的畸恋场面事隔多年（根据当初吴大修在念高中、吴的女儿14年前失踪时4岁，可约略算出自李氏姐弟畸恋秘密被揭穿、李秀儿自杀到吴大修复仇，其间至少相隔25年），再次浮现在吴的眼前，亲生姐弟大胆、刺激的性爱场面使影片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而李右生让吴翻看相册，吴惊愕地意识到自己昨天才与之有过激情性爱的美宝竟然是一直思念着的失踪多年的女儿，一个平常人对乱伦隐秘的、概念性的恐惧忽然爆炸，既成事实使他不再有资格恐惧，巨大的羞耻感、罪恶感击垮了一直以来有着钢铁般复仇意志和力量的他；
同样的相册也摆在美宝面前，在一边不断搜索昔日父亲残存记忆、一边担忧着给她留下深刻的性感受、此刻身处险境的情人，她是全然不知情然而随时可能爆炸的一颗炸弹；
当李终于同意放过美宝，同时转身丢下心脏起搏器遥控开关，走向电梯，吴颤抖着按下开关，没有让李死去，却打开了音响设备，听见自己与女儿做爱时的喘息、话语，仇恨与宽恕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却受到更大的折磨；
李在电梯关闭前只说了一句话，镜头也只停留了短短几秒，却发出了影片最强烈的质问“我们互相很了解，却仍然相爱；你们做得到吗？”，导演通过人物之口表达出一个道德判断，罪恶的来源究竟是什么，罪恶是罪恶本身还是罪恶的概念，不管在不在在罪恶的概念之内，能否承认与坚持成为判断的标准；
最后一个高潮似乎不是故事结构中的高潮，却是逻辑结构上的最高潮——吴在雪地里痛苦着，催眠师帮助他遗忘了那个秘密，“在那里，你分成了两半，丑恶的那个你带着那个秘密往前走，每走一步就是一年，走出七十步以后他就死去；现在，祝你幸运……”，丑恶源于了解了秘密，只要忘记与情人的父女关系，只要不意识到乱伦的本质，他一样可以肩负乱伦的事实。
通过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复杂的故事，对乱伦做出如此大胆的评判，算是韩国电影送给世界电影乃至文化的一件太有勇气也太有风险的礼物。虽然故事传达的理念就其逻辑来说，不算十分离奇，但毕竟是在乱伦这个非常特殊的事件上。哲学让人几乎可以把一切现象都剥离掉其物质细节的外壳，进行纯粹在概念、逻辑层上面的推断，但乱伦这件事毕竟有它的独特性——导演朴赞旭想要质疑这个禁区。这既是朴赞旭之所谓“开放自己的想象力”，也正是他乃至韩国电影人们一个十分微妙蹊跷的剧情构造取径。
现在应该提到吴被离奇释放后第一次接到仇人（李右生）电话时埋下伏笔的对话。吴质问为何监禁他15年，李反问为什么不问15年后为何还要将他释放。不错，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反驳，但显然不仅是有趣那么简单。当影片进行到快结束时，吴来到李处做最后的解决，却被意外的父女乱伦真相所击垮，李告诉他：其实本来有一个机会可以避免这一切的发生，那时吴与美宝尚未相识，只要吴提问“为何15年后还要将我释放？”，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另外一个剧情安排。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吴在十五年间并没有忏悔到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一小过失。
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回忆起自己犯下的一个小过失？在观者的眼中，自然不会是这么简单。对于一个大胆涉及到乱伦这一敏感而典型的社会伦理问题的电影，从更高的层面去考虑，尤其是从欧洲各大电影奖评委的眼光看来，这难免不被联想到“原罪意识”上去。吴从不相信自己有罪，始终把自己放在无辜受害者的位置上——无罪在具体的、现实的层面上也许是存在的，但是否具有“原罪意识”是一个人思维的起点。吴的思维起点是自己的无辜，但正是这个无辜的逻辑起点，使他在这场角逐中一开始就落入了陷阱。
而当李右生扔下心脏起搏器，似乎向吴大修交出了自己的性命时，吴面临着一个选择：忏悔自己的罪行，将自己真正放到被审判的位置上（深深的忏悔意味着最广大的宽恕，意味着以自己对罪的痛苦感受去体会别人的痛苦，以原谅他人的罪恶来获取自身的解脱），还是抓住这个机会杀死李右生，实现复仇。忏悔与复仇是互相对立的两面，忏悔是站在人的角度，而复仇则是以自己为神的意志的代表，去惩罚仇人/罪人——只有神才有资格惩罚。吴选择了复仇，而不是忏悔（即宽恕）。因此，刚刚才被李放过一马、获得了解脱的他，立刻受到了惩罚：他最恐惧的记忆立刻经由自己的手被打开，女儿与自己在性爱中的呓语再次响彻整个空间。这个噩梦不会放过他。而噩梦正源于他自己的罪。
原罪、宽恕、忏悔……这些要素已经足够。对于欧洲各大电影奖评审委员会来说。导演朴赞旭也正是这么对欧洲评委们解释的，“我的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人类的道德问题。悔过的灵魂是我所要真正表现的……”
而从另一个侧面看，《老男孩》这部韩国电影实在是太不韩国了。虽然剧本的故事取材于日本漫画；以姐弟相恋、姐姐因羞耻感而逃离乱伦关系作为故事的起点，是日本自创世神话就有的文化背景。但即使以这样的理解把《老男孩》的背景泛东方化，电影中支撑起对乱伦故事的拷问的，也仍然是几个西方意义上的主要伦理概念。甚至可以把这个故事置换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环境中，给他们换换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这个故事一样成立。当然，除了影片中极具东方色彩的冷兵器搏斗场面。
朴赞旭在拍《老男孩》之前曾经提道，“最近的两部影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拍的两部电影没有韩国传统电影的特点，立场独特化了，所以想拍摄韩国文化的影片。更准确地说，在韩国比较好的电影是表现真实的影片，在狭义方面，也可以说我的电影偏向独特。”大概是翻译的原因，这段话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其中有一个词是明确的，“独特”——“……没有韩国传统电影的特点，立场独特化了……我的电影偏向独特”。这多少是一种诚实与反省的姿态。而同是韩国电影新潮人物、曾拍过《漂流欲室》、《撒马利亚女孩》等片的金基德则明确表示，“我不太关注韩国的情况和反应，我关注的是欧洲市场，俄罗斯等国家反而比韩国更喜欢我的电影（《金基德：我是韩国电影第三号人物》）”。
那么，要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
1、这是一部具有一定可看性的悬念片；
2、就电影语言来说，还十分不成熟，与一流电影有相当大的差距；
3、通过讲故事，对乱伦问题表达了一种比较大胆的道德判断；
4、就故事主题或导演观念来看，有机会主义、投机行为的嫌疑；
5、说出了一切重要的、既有的，但其实什么都没说，其民族文化身份是悬空的。
以上几个特点也适合于大多数被叫好的韩国电影。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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