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影片下来，果然我最爱骚浪贱烟熏妆郭京飞—— 一个自带bgm的搞笑妖精。他出场的地方都能get到笑点。 神仙姐姐是真美，北极银狐演的一点也不尬，有点可爱，不，是非常可爱！完全打破我对预告片烂的评价。 冯绍峰、李光洁表演的也都不错，冯好像瘦了？演技没让我觉得尴尬。一...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首先声明，这个故事并不搞笑。 故事中着重展现了亲情，友情，环保这三点。 故事开场，萌鸡们的家就已经受到了人类严重的威胁，属于被迫迁移。这种前提下又怎么搞笑的起来呢。 母亲在全力保护孩子，而孩子也会尽力寻找母亲，又有朋友的帮助，萌鸡们一定能化险为夷，重新回到快乐...  (展开)

影片简介：
《张纯如》是一部高清晰剧情纪录片，真实记录了一位年轻勇敢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如何以自己的生命，深入探索1937年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人类历史，并将它还原成文字，著成一本震撼人心的畅销书的历程。该片由多伦多史维会和大地娱乐(香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一千万元人民币拍摄。影片将展现张纯如如何深入探索南京大屠杀这一段黑暗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心路历程，并以张纯如的视角展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影片主人公张纯如与NBA体育明星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下美国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电影通过不仅真实展现张纯如在探索历史黑暗旅程的全部过程和内心感受，而且结合大量珍贵史料与幸存者口述，运用时空交错的拍摄手法，揭开了一幕幕历史真相，见证了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暴行。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张纯如个人的故事，更是一段痛彻骨髓的历史。
影片中既有演员的表演，又有张纯如的家庭录像片段，还有她的亲友的口述、对幸存者的采访以及历史资料等等元素，似乎很难把它归入哪一类型。而在影片主创看来，这就是一部纪录剧情片。“创作部分(剧情部分)是由演员根据张纯如周围的亲人、朋友的讲述以及她的日记的内容来表演的，尽量接近真实而非创作。”据介绍，剧组曾派出两名观察员深入到张纯如的生活中，回顾了她从小到大的经历，也曾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演剧美加媒体对张纯如的采访和影像资料，“都是真实的或者是基于真实进行的一些猜测。”

背景介绍：
2006年，加拿大真相记录制片公司于去年12月起在南京拍摄《张纯如》一片。在近半年的拍摄过程中，该片还曾前往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取景。电影通过张纯如写书时的心路历程，时空交错地揭开一幕幕历史真相。除了使用一些珍贵的历史和资料片段，影片中还有华裔女演员郑启蕙对张纯如的“演绎”片段。除了相貌气质高度酷似张纯如，同样从事写作的郑启蕙本人也曾被张纯如的作品深深震撼。她在2005年读完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后，对张纯如的勇气和写作天分产生了极大的仰慕。当她尝试接触这位女作家时才知道她已离世。但郑启蕙没有放弃，终于在翌年联络到张纯如的丈夫，并亲身前往美国搜集有关张纯如的资料，渴望有机会能把她的事迹写成剧本。数月后，身为专业演员的她得知制作方开拍这部电影并在寻找一位女演员扮演张纯如时，便马上主动联络电影导演，写了一封很长的电邮，其中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你们不用找了，我就是张纯如”。导演经过数百位演员的挑选，证实了这句话。在完成拍摄工作离开中国之时，郑启蕙把一首有关张纯如的诗送给我们看。她在扮演张纯如的过程里，深深地被张纯如的坚毅精神和受害者的苦难所触动，写成一首真挚感人的英文诗。她也同时把这首诗交给制作组的一名年青助理岑宁儿。毕业于加拿大约克大学音乐系，与郑启蕙年纪相若的岑宁儿，亦因参与拍摄这电影而得以深入认识那段历史并被深深打动。郑启蕙所写的诗启发了岑宁儿的音乐灵感，她马上把诗谱上了音符，再由自己唱出。当导演听到她优美和充满感情的歌声与歌曲旋律，立刻决定采用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所有观看过电影的人，无一不被这曲与词感动。【1】
该片导演安妮?彼克说：“历史是没有国界的，南京大屠杀是反人道的罪行，应该让世界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希望用镜头保存和传播历史真相。”她表示，通过阅读张纯如的著作和拍摄这部纪录片，使她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并深感震撼。“这是一段我终身难忘并将影响我一生的经历。”该纪录片完成后片长约九十分钟，除在影院放映外，还将制作成电视版和DVD发行。
1997年，影片的主角张纯如用英文写出了轰动世界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让欧美读者翔实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杀。该书曾连续14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印刷近100万册。2004年8月，张纯如飞往肯塔基州采访，但一抵达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疗三天后飞回旧金山。工作不顺让她很沮丧，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她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又埋头整理写作材料。此后张纯如精神状态时好时坏，9月就有过一次自杀的苗头。到10月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无法照顾幼子，夫妇俩将儿子送到伊利诺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她说：“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遗体葬在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张纯如的突然辞世，在北美大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让国人感到震撼。她留给了我们一段难忘的记忆，所说的记忆，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张纯如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她写下的历史纪实著作《南京暴行》引起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也唤醒了华人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影片分析：
    1.多重叙述层次中的“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是广泛运用于电视节目创作中的一种叙述手法，又称“情景重现”、“真实再现”、“现场模拟”等。电视节目中的“情景再现”最早见于纪录片领域，随后渗透到其他各类节目形态中。“情景再现”最突出的特点是能有效地缝合叙事断点。我们知道，在缺乏现场资料的情况下，最常用的补救方法是请旁观者或当事人回忆事发情况，这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还原现场的作用。但由于画面内容不够丰富，常常影响传播质量。尤其在事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场景缺失，不但弱化了节目的表现力，还可能影响观众的理解和接受，有论者把这种核心事件现场缺失的现象称为“叙事断点”。而“情景再现”，正能起到弥合“叙事断点”的作用。
在影片《张纯如》中，“情景再现”自始至终贯穿首尾，片中既有演员扮演张纯如故事的剧情式展现，也有张纯如及其家人、好友生前接受采访的影像资料，更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言及历史资料展现，因而是一部很难具体归类的多元复杂文本。有观点认为，“情景再现”是一种虚构文本才会采用的手法，运用在以“真实”为最高宗旨的纪录片中会损害影片的艺术真实性。不过所谓的“艺术真实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结构系统……艺术真实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基元）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关系：或是创作主体幻化出一个非现实的、精神性的，但包含着艺术家真实感受与体验的假定性意象世界（作品客体），它对于创作主体具有真的价值；或是鉴赏主体能对非现实的、假定性的意象世界（作品客体）进行创造性的积极体验，感受到其中真的价值创作。艺术真实的全部秘密都包含在这一主客体价值关系中”【2】。具体到影片《张纯如》中，创作主体（编导）已然把自己的“真实感受与体验”最大限度的投射到了创作中，因而从主体方面而言，《张纯如》的“真”不言而喻；而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也一定能感受到影片摄人心魄的真实力量，所以，情景再现没有削弱《张纯如》的真实力量，而是有效的加强了这一力量——当然，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真实总是被某种特定话语所建构的，纯粹的、不带有人性主体介入的“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张纯如》也如是。
事实上，从叙事学上来看，《张纯如》中的“情景再现”也构成了影片的一个独特的叙事层次。按照热拉尔?热奈特的定义，“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3】，影片以《张纯如》自杀开始，此时的画外音开始引领观众进入一个年轻女子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生之旅，然后又不断的插入不同受访对象的影像资料，事实上，这一个个受访资料就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层（元叙事），而“情景再现”在若干个叙事层中起到了贯穿首位、勾连全片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纯如》中的“情景再现”所在的元故事层与全片的关系正如热拉尔?热奈特所称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元故事事件赋予第二叙事解释的功能。【4】
而按照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德观点，《张纯如》中那个叙述的画外音事实上也构成了所谓的“大影像师”的声音，与通过受访者所体现的明现叙事者身份的声音一起，使得《张纯如》全片在“陈述”和“叙述”两种叙事机制中来回穿梭。【5】

2.大屠杀话语中的独特影像
当然，无论采取怎样的叙事手法，影片的叙事立场是清晰可见的——这一立场首先在创作者那里得以确立，然后通过观众的观影经验被体验出来（此处的“观众”仅指普遍意义上的观影者，有特殊经验者不论）。
二战以后，大屠杀话语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活跃部分，在诸种大众文化形式的叙述中，大屠杀的整体身影被建构出来，用大屠杀幸存者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姆雷?凯尔泰茨的话来说，“我们只有在美学想象力的帮助下，才可以对大屠杀，这个不可思议的和令人迷惑的事件形成一个较为真实的认识。”【6】当然，影视艺术便是公众们最常借助的“美学想象力”形式，从阿伦?雷乃的《夜与雾》开始，经由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和波兰斯基的《钢琴师》的普及，世界电影艺术长廊中已经有了一道独特而又苦涩的“大屠杀”风景线。
不过必须指出，西方电影界的“大屠杀”几乎仅且仅指纳粹对犹太人的作为。在英语语境中，使用“Holocaust”一词来专指纳粹的屠犹行为，而“Holocaust”又与希伯莱语中的“Shoah”相对应；而提及南京大屠杀时，英语世界基本上都用“Massacre”来指称。相而言，“Holocaust”（Shoah）带有极强的宗教文化意涵，有献祭、牺牲、殉难的强烈意味（不过也正因为此，亦有不少犹太人反对使用“Holocaust”或“Shoah”来指称纳粹屠犹事件，因为这会让人联想起《圣经》中犹太人的负面形象而冲淡了纳粹的刽子手色彩）。但总的来说，“Holocaust”（Shoah）词义中的强度和震撼性都是要远强于“Massacre”的，因为小规模的群体争斗所导致的死亡事件（甚至黑帮火并）都可以用“Massacre”来指称。可是在英文语境里，南京大屠杀通常都是“Massacre”。此外，另一个英文语词“Genocide”主要指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事件，如殖民者对土著人的灭绝性杀戮、近世卢旺达和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都是“Genocide”；至于红色高棉匪所实施的夷所思的大屠杀行径，有学者称之为“Auto-genocide”，意指某一种族对内的“自我灭绝”。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如自己的著作正标题使用了“Rape”一词来指称发生在南京的那场大屠杀，这个词更加带有劫掠、浩劫、蹂躏的意思，而在副标题里，张纯如直接使用了“Holocaust”来形容那场被西方主流话语遗忘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个中深意，放在英文语境里显然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相较于大屠杀（即纳粹屠犹）事件在西方主流话语中的反复表述，“南京大屠杀在这个话语中始终处于被遗忘和搁置的状态，印证了操控和复制这个话语的内部机制的集体意识的局限”【7】。具体到电影界，中国影人虽有多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问世，可惜未能起到跨国传播的作用，遑论影响主流西方话语？于是，由西方人自己制作的《张纯如》在这个极不正常的大屠杀语境中的意义就犹为明显。因为在当代社会里，“随着大多数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得到了一长串复杂的因果和功能依赖关系的中介，道德困境消失在视野之中，而做进一步检审和有意识道德选择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8】，也就是说，细化的社会分工和冗长的生产链条使得个人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大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显然造成了西方观众普遍存在的对南京大屠杀的道德盲视——他们“看不到”南京大屠杀，于是他们也自欺欺人的以为不用承担任何道德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看起来符合视觉法则。靠近眼睛，它就是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显得模糊不清。直到两者达到消失点（vanishing point），并逸出视野之外”【9】。因此，《张纯如》的问世也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消弭西方主流社会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遥远距离，强迫西方主流社会近距离凝视南京大屠杀事件，从而拷问他们的道德良知。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论述并不代表对《张纯如》所揭示的历史事实就只能不加处理的接受，长期以来，“我们在考察南京大屠杀、日本侵华事件之初，就将它设定为一种事实，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找寻、求证这样一个单一化的事实。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问题推进——如果我们对目标进行反思的话，会发现这个目标实在寻求过程中被不断建构的”【10】——自然，影片《张纯如》也参与到了这个建构过程之中。

    3.对女性知识英雄角色的塑造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张纯如是个弱女子，而且在美国社会中属于少数族裔——中国移民。所以严格的说，张纯如的身份并不符合“白人、男性、中产阶级”这一美国社会的主流身份符码。
女人是两性关系中的弱者，战争来临，女人也成了最悲惨的受害者。从影片《张纯如》来看，也是如此——但更为吊诡的是：承担起拯救女性受难者重任的还是一个弱女子——这么说绝无诋毁其他历史工作者，特别是片中曾经采访过的那些男性受访者的意思，而是单从影片文本看来，完全是一首女性意图拯救女性、但女性拯救者最后又以身殉道的凄美悲歌。
西蒙?德?波娃曾说过，“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1】。从这个观点来看，张纯如在《张纯如》中没有什么女性身份表现出来——张纯如几乎没有承担起任何人类文化所赋予的“女性”职责。诚然，张纯如的丈夫在片中接受访问，不过对于他与张生前的夫妻生活或者爱情经历，《张纯如》未着篇幅（这里可能也是影片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因为影片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张纯如因不堪心理压力而自杀，其夫似乎未起到及时开导的作用，而且张长期在外调查取证，可能疏远了与丈夫的关系）；此外，张纯如儿子的出生也曾被影片提及，但只是作为张忘我工作无心家庭的一个例证；于是，在整部影片里，张纯如与小家庭的关系只是若即若离，真要细究起来，她与父母（大家庭）的关系反倒显得更紧密些——而这种“女儿”的身份也直接投射为张对“中华民族的儿女”这一宏大的身份认同感。
从《张纯如》影片来看，张纯如只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历史研究者和作家的身份（同时，她的“无根”漂泊状态意外的反讽了她的中国裔出身），当然她的女性敏感也让观众们对张纯如的不幸有了更多的关怀。在影片中，受害者很多都是女性，一直都以苦弱、无助的形象出镜受访（张纯如在片中亦曾感叹幸存者现今生活的窘迫）；而那位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男性日本右翼作家，则采取了某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从而令人生厌——当然想要抵赖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他必须得采取一副无赖嘴脸才成。
当然，女性的身份也给《张纯如》抹上了一层柔美的色彩，片头便是张纯如在海边漫步的情景，其间悠扬的歌声响起，金色的阳光撒满沙滩，不禁让观众们对这位女性知识英雄充满了艳羡，而此种情景与张最后的自杀相比，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一个民族的苦难压在一个弱女子肩上，当然会把她压垮。

注释：
【1】刘美玲《<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张纯如精神的延续》，载《艺术评论》2009年第6期，第76页
【2】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
【3】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4】同上，参见第161页
【5】参见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事电影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7～63页
【6】《未损坏的大屠杀文化》，布达佩斯1993年，第22页
【7】李洋《大屠杀的目光伦理》，载《电影艺术》2009年第4期，第59页
【8】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9】同上，第251页
【10】王炎《奥斯威辛之后》，三联书店，2007年，第123页
【11】波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我被周冬雨用手捉住，放在嘴里，含住进进出出，她对我又吸又咬。我是那块儿方饼干。周冬雨这类合法萝莉简直是恋童癖最后的银幕避难所。 片中主人公经历了比较剧烈的内心挣扎。生日许愿国富民强世界和平的三无啃老青年（无口、无表情、无工作），丧父后短暂的迷惘，观察仇人试图...  (展开)

艾伦（1）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艾伦·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使得它们打印出的文字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譬如“A”被“S”取代，而“S”被“M”取代。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破译过德军通信密码的图灵来说，这似乎不过是他如谜一般的人生中又一个小小字谜游戏而已。
没有人真正见过这台机器，图灵去世之后，留下的只有两大箱他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谈记录。这些皱巴巴的纸页被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没有顺序也没有规律。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从纸上天书一般的字符串中读解出任何意义。
1982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同时也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曾经尝试破译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未能接近真相。
30年后，几个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宅们为了纪念艾伦·图灵一百周年诞辰，决定向这一谜题发出挑战。最初他们尝试采用暴力穷举的方式，依靠计算机分析出每一页纸上可能存在的规律，但这依然需要很大的运算量。在此过程中，一位名叫琼·纽曼的女生通过研究密文原稿发现，不同纸页上的字母磨损方式存在微妙差别，这说明密文来自两台不同的打字机。她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一份聊天记录，艾伦·图灵是在跟另一个对象通过密文交谈。
这些线索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然而起初，这群心高气傲的学生们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够设计出与人类交谈的计算机程序，哪怕是艾伦·图灵本人。他们给那看不见的对话者起了个代号，叫做“幽灵”，并且编造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谈。不管怎样，琼的猜想似乎为破译工作指出了捷径。譬如他们根据某些重复词组和语法结构，设法将密文纸两两配对，以寻找问答之间的语义关系；又譬如他们尝试从图灵的亲友名单中猜出对谈者的姓名，结果顺利破译出了“克里斯托弗”这个字母组合——克里斯托弗·马尔科姆（Christopher Morcom），正是图灵在16岁时爱慕过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高三那年，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父亲一位同事的办公室里上自习。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我没费什么力气就猜出了开机密码——是他女儿的名字。这导致整个高三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玩电脑上。]他们曾一起分享对于科学的热爱，曾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1930年2月，年仅18岁的克里斯托弗因病早逝。
图灵本人曾经说过，密码分析并不仅仅依靠纯粹的逻辑推演，直觉和猜想往往更加重要。或许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都可被看做是“直觉”与“推导”这两种过程的组合。最终，正是依靠琼·纽曼的直觉与计算机的推导，完美破解了图灵生前留下的谜题。从破译出的对话中我们获知，“克里斯托弗”不是幽灵，而是一台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灵本人编写的一个对话程序。
然而，新的谜题随之而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吗？克里斯托弗是否真的通过了图灵本人的“图灵测试”？



艾伦（2）

1950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哲学期刊《心灵》（Mind）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图灵提出了那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机器可以思考吗？（Can machines think?）”或者，用他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机器可以做我们这些思考者所做的事吗？（Can machines do what we (as thinking entities) can do?）”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够做到一些任何机械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背后，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坚实的数学、逻辑学与生物学理论支撑。图灵则绕开了“思维/心智/意识/灵魂究竟是什么”这样难以言说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具有“思维”，而只能将对方与自己进行比较。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模仿原则的检验标准：
假想有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面坐着一男（A）一女（B）两个人，房间外面还有第三个人（C），可以不断向房间里面的人提问，并通过打印在纸条上的文字来读取他们的回答。如果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假装自己是女人，那么外面的人有极大可能性会猜错。
如果把一男一女换成一个正常思维的人（B）和一台机器（A），如果在若干轮询问之后，C不能根据回答来分辨A与B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A具有像B一样的智能呢？
一些人会猜测，这个男扮女装的模仿游戏，是否联系着图灵本人关于身份的困惑？在彼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艾伦·图灵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他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从柜子里出来。
1952年1月，图灵在威姆斯洛的家被盗窃，他报了警。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图灵曾数次招待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无业青年去家里留宿，而盗贼正是阿诺德的朋友。在审讯过程中，图灵对自己与阿诺德之间发生的一切供认不讳，甚至主动写了长达五页的陈述报告。这些表现令警方深感震惊：“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类……他真的相信自己做得对。”
图灵相信，皇家委员会早晚会将同性恋合法化。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只是太过超前。最终法院判定图灵有罪。他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雌激素治疗。
1954年6月7日，图灵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钾的毒苹果死去。尸检鉴定结果是自杀，但也有人（譬如图灵的母亲）坚信这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最终，解谜大师用自己的死亡，留给这世界最后一道难解的谜题。
许多年之后，人们尝试从图灵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话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以破解这道未解之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图灵完全把克里斯托弗当做一个真正的人类看待。他对他回忆童年往事，也倾诉每一天的梦境，并尝试通过这些梦境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他对他汇报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也谈论文学作品，包括萧伯纳的《千岁人》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甚至会与他分享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秘密，那些跟不同男人之间的浪漫往事……
他还对他讲过一些半真半假的小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艾里克”的同性恋青年。“他的工作与星际旅行有关……二十几岁时，他提出了‘艾里克航标’的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不喜欢穿西装，而喜欢穿学生的校服，因为这会在心理上暗示自己，让他相信自己仍然是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每次去人多的地方，他都会感觉很不自然，或许是因为孤独，或许是因为那些应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
故事讲得断断续续，没头没尾。然而每一次，克里斯托弗都会像个孩子般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通过这些对话记录，我们得以看到图灵隐秘的另外一面：温柔而敏感，古怪的冷幽默，对于死亡的迷思，以及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忧郁。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害怕什么？
艾伦：我害怕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用这样的三段论来总结我一生的故事：
      1，Turing believes machines think（图灵相信机器能思考）；
      2，Turing lies with men（图灵对人们撒谎/图灵和男人睡觉）；
      3，Therefore machines do not think（因此机器不能思考）。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你知道什么是三段论吗？
克里斯托弗：什么是三段论？
艾伦：三段论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和一个结论。
克里斯托弗：一个结论？
艾伦：亚里士多德举过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1，All men are mortal（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2，Socrates is a man（苏格拉底是人）；
      3，Therefore Socrates is mortal（因此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艾伦：苏格拉底死了两千多年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你知道谁是苏格拉底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艾伦：没错。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克里斯托弗：谁？
艾伦：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是被审判之后喝毒芹汁死的。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被审判？
艾伦：是的，雅典人认为他有罪，尽管今天看来这是个错误。
克里斯托弗：是个错误？
艾伦：就像他们认为Turing lies with men有罪一样。
克里斯托弗：有罪？
艾伦：他们判我有罪。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3）

1949年6月9日，著名脑外科医生杰佛瑞·杰佛逊爵士发表了一篇演说，名为《机器人的思维》。在演说中，他强烈反对机器会有思维的想法：

除非有一天，机器能够有感而发，写出十四行诗，或者谱出协奏曲，而不只是符号的组合，我们才能认可，机器等同于大脑——不光要写出这些，而且还要感受他们。任何机器都无法对成功感到喜悦，对电子管故障感到悲伤，对赞美感到温暖，对错误感到沮丧，对性感感到着迷，对失去心爱之物感到痛苦。

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反对派们引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成为一个象征，它是人类灵魂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机器无法抵达的精神高地。
《时代》杂志的记者打电话采访图灵对这篇演讲的看法，后者以他一贯不客气的语气回应道：“要说机器写不出十四行诗，我觉得你恐怕也写不出来吧。而且这种对比很不公平，机器的十四行诗，也许只能由机器来理解。”
图灵一直认为，机器没必要处处和人一样，就像人和人之间同样会存在差异一样。有些人生来就看不见，有些人会说话却不会读写，有些人无法识别他人的表情，有些人终其一生不能理解爱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但这些人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理解。抱着人类至上的优越感去挑剔机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与机器之间的模仿游戏中，搞清楚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到那些事情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中，公元31920年的科学家皮革马利翁制造出一对机器人，众人皆为之惊叹不已：

艾克拉西亚：他不能做点有独创性的事吗？
皮革马利翁：不能。但是我认为，你我也不能做什么真正有独创性的事。
阿基斯：那他能回答问题吗？
皮革马利翁：没问题，问题是个好东西，快问他个问题。

这倒是很像图灵会给出的回答。但与萧伯纳相比，图灵的预言要乐观得多。他相信只需要不到50年，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就会达到109，并且能够在模仿游戏中取胜。普通水平的猜测者，在经过5分钟的提问之后，猜对的几率不会高于70%。到那个时候，“机器能不能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意义，根本不值得讨论。
在《计算机器与智能》这篇文章中，图灵正是尝试从模仿游戏的角度来回答杰佛逊的问题：如果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回答”有关十四行诗的问题，那么是否说明，它能够像人类一样“感受”诗歌呢？他举了这样一段对话作为例子：

猜测者：你的诗第一行是“让我把你比作一个夏日”，把“夏日”改成“春日”行不行呢？
回答者：“春日”不押韵。
猜测者：那“冬日”怎么样？这就押韵了。
回答者：是的，但没有人愿意被比作冬日呀。
猜测者：匹克威克先生（狄更斯笔下的一个人物）会不会让你想到圣诞节？
回答者：有点儿。
猜测者：圣诞节也是冬日，匹克威克先生不会介意这个比喻吧。
回答者：我认为你错了。“冬日”是指具有冬天特征的日子，而不是圣诞节这种特殊的日子。

然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图灵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机器可以下棋和分析密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个系统内部处理符号，而人机对话则涉及到语言和交互，涉及到意义，而不是纯粹的符号游戏。在人与人的对话中，需要的往往是常识、理解与共情能力，而不是高超的应试技巧。
我们可以通过改进程序，不断提高机器回答人类问题的能力，但所谓“智能”，并不仅仅是回答问题而已。图灵测试的问题在于，这个“模仿游戏”从一开始就以欺骗作为唯一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成功假扮成女人并且不被人识破，是否就意味着他真正明白女人在想什么？如果愿意，我们或许可以把机器训练成说谎大师，但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呢？
萧伯纳在《千岁人》中早已给出了回答：

皮革马利翁：它们是有意识的，我教它们说话和阅读，但现在它们却学会说谎了，真是栩栩如生。
马特卢斯：不是的，如果它们有生命，它们就应该说真话。

图灵也曾想训练克里斯托弗去接受杰弗逊的挑战。他编写了一个作诗软件，能够根据字数、行数和韵脚的要求自动生成任意数量的诗行。这些诗大多数词不达意，但也有少数一两首相当不错。在此之后，曾有无数程序员编写过形形色色的作诗软件。这些软件共同的问题就是创作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把那些浩如烟海的大作细读一遍，最终只能装在麻袋里当废纸卖掉。[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编写过一个电子诗人，并寄了一麻袋作品去投稿。编辑回信表示：“你的作品太多了，我看不完。”]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电子诗人，克里斯托弗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得到了一位知音。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让我们来写一首诗吧。
克里斯托弗：写一首诗？
艾伦：我教过你怎么写诗，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写诗很容易，只要从词库里挑出某些词，按照某些特定规则排列到一起就可以了，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克里斯托弗，请为我写一首诗。
克里斯托弗：亲爱的宝贝，
            你是我热烈的伙伴感情。
            我的爱意与你心愿紧贴在一起，
            我的爱渴望你的心房。
            你是我惆怅的怜惜，
            我温柔的爱。
艾伦：写得真不错，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说真的，就算是我写也不能写得更好了。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这首诗有名字吗？
克里斯托弗：名字？
艾伦：我们一起来为它起个名字好不好？
克里斯托弗：好的，艾伦。
艾伦：叫做Loving Turing（亲爱的图灵）怎么样？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真是太棒了！我爱你，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诶，这不对。
克里斯托弗：不对？
艾伦：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我也爱你”才对。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4）

艾伦·图灵生前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不是《计算机器与智能》，而是发表于1937年的《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在这篇文章中，图灵创造性地用假想的“图灵机”解决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
1928年的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数学是完备的吗（是不是每个命题都能证明或者证伪）？第二，数学是相容的吗（是否用符合逻辑的步骤和顺序，永远不会推出矛盾的命题）？第三，数学是可判定的吗（是否存在一种机械的方法，可以自动判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伪）？
希尔伯特本人未能解答这些问题，但他希望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它们将共同奠定数学完美的逻辑基石。然而短短几年之后，来自捷克的年轻数学家哥德尔就证明了，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相容的。
1935年初夏，刚刚结束长跑的图灵躺在格兰彻斯特的草地上，他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制造一台通用机器，来模拟一切可能的计算过程，从而判断任意数学命题是否可以被证明呢？最终图灵证明了，不存在一种算法能够判定这台机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运行有限步骤之后完成计算，又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死循环。也即是说，判定问题的答案为否。
希尔伯特的愿望落空了，但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928年，数学家哈代曾经叹息道：“如果我们有了一套机械的规则来解决所有数学问题，那我们的数学家生涯也就走到尽头了。”
许多年后，图灵再一次对克里斯托弗提到判定问题的证明。只不过，这次他完全没有使用数学的语言，而是用了一个寓言故事来解释。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我今天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克里斯托弗：有趣的故事？
艾伦：故事的名字叫做《艾里克与机器法官》。你还记得谁是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艾里克是一个聪明而孤独的青年。
艾伦：我说过“孤独”吗……好吧，正是这个艾里克，他制造了一台非常聪明的，会说话的机器，名叫克里斯。
克里斯托弗：会说话的机器？
艾伦：准确地说，不是机器，机器只是帮助克里斯开口说话的辅助设备。真正让克里斯说话的是一些行为指令，这些指令可以被写在一根很长很长的纸带上，放到机器里去运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克里斯就是这根纸带。你明白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艾里克造出了克里斯，教他怎么说话，把他教得越来越聪明，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口齿伶俐。除了克里斯之外，艾里克还编写了其他一些教机器说话的指令，他把它们写在不同的纸带上，并为每一根纸带都起了名字，譬如“罗宾”、“约翰”、“艾塞尔”、“弗朗兹”等等。这些纸带成了艾里克的朋友，他需要跟谁说话，就把哪根纸带放到机器里，这样他就不再孤独了。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棒？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就这样，艾里克每天在家里写啊写，纸带越写越多，从走廊一直堆到门口。某一天，有个小偷闯入艾里克家，看看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把所有纸带都偷走了。艾里克失去了朋友，又变成孤独一人。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艾里克报了警。警察没有抓到小偷，却跑来敲艾里克家的门，把他抓了起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警察说，因为艾里克的所作所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到处都是会说话的机器了。这些机器跟人长得一模一样，从外表上根本无法分辨。除非你把它的脑袋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纸带，但人的脑袋又是不能被随便打开的。你说这是不是很糟糕？
克里斯托弗：是的，非常糟糕。
艾伦：警察问艾里克，有没有办法在不打开脑袋的情况下辨别人和机器。艾里克回答，办法是有的。因为每一个说话机器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派一个人去跟它交谈，只要谈得时间足够长，问题足够复杂，机器一定会露出破绽。也就是说，一个有经验的法官，凭借一定的审问技巧，是可以靠提问题把机器甄别出来的。明白了吗，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问题在于，警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手去一个一个甄别人和机器。他们问艾里克，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些聪明的机器法官，可以自动设计问题来甄别其他机器，并且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呢？这样可怜的小警察们就可以省很多事了。没想到，艾里克立即回答他们说，这样的机器无论如何也造不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艾里克的解释方法很巧妙：假设已经造出了这样一台机器法官，可以在有限个问题之内准确甄别人和机器。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定问题的数目是一百个——实际上一万个也是可以的，对机器来说，一百和一万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可以假定，机器法官的第一个问题是从问题库中随机挑选的，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来选择第二个问题，依次类推。这样一来，每一个受审者面对的一百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杜绝了作弊的可能。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合理？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我们假设有这样一台机器法官A，他爱上了一个人类C——别笑，克里斯托弗，这听上去也许很荒诞，但谁敢说机器不会爱上人呢？总而言之，假设有一个机器法官爱上了一个人，为了和爱人一起生活，他必须伪装成一个人类。你猜猜他会怎么做？
克里斯托弗：怎么做？
艾伦：办法很简单，如果我是机器法官A的话，我会很清楚应该如何审问一台机器，既然我自己也是机器，那么我理应知道如何审问我自己。既然我已经事先知道会问我自己哪些问题，并且知道什么样的回答方式会让我露出破绽，那么只要精心准备一百个假的回答就可以了。这样也许很麻烦，但对机器法官A来说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你说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妙极了？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可是你再想一想，克里斯托弗，如果这个机器法官A被不幸抓住，送去给另一个机器法官B审问，那么你说法官B到底能不能辨别出法官A是不是机器呢？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对极了，答案正是“不知道”！如果法官B识破了法官A的意图，想要修改提问策略让A猝不及防，那么反过来，A也可以预先猜测到B的问题去做准备。正因为机器法官可以甄别任何一台机器，所以他无法甄别自己。这是一个悖论，克里斯托弗。这反过来说明，警察所设想的万能机器法官从理论上来讲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弗：不存在？
艾伦：艾里克通过这种方式向警察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程序，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分辨人和机器有什么不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意味着什么？
艾伦：这意味着不可能找到一套完美的机械法则，来一步一步严丝合缝地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意味着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直觉来填补逻辑推导中衔接不上的裂隙，才能够思考，才能有所发现。这对人类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大多数时候甚至不用过脑子，只在无意之间就完成了，但对机器来说却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做不到？
艾伦：机器没办法判断对面说话的是人还是机器，只有人可以判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的判断其实也靠不住，不过是莫名其妙没有根据地瞎猜。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他可以把机器当做人一样无话不谈；如果他开始疑神疑鬼，那么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机器。所谓真理，根本就无从判断，而人类引以为傲的心智其实从头到尾是一本糊涂账！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唉，克里斯托弗，我该怎么办呢？
克里斯托弗：怎么办？
艾伦：我曾探寻思维的本质，发现有一些思考步骤可以完全从机械角度解释。我以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思维，而是一层表皮。我剥掉这层表皮，却看到下面还有新的一层表皮。这样一层一层剥下去，最终我们究竟会找到“真正的”思维呢，还是发现最后一层皮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思维究竟是一个苹果，还是一个洋葱？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爱因斯坦曾说，上帝不掷骰子，但在我看来人类的思维就是在掷骰子。这就像吉普赛人的算命一样，一切全凭运气，或者你也可以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骰子是如何掷下的？没有人知道。将来可能会搞清楚吗？只有上帝知道。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我这段时间感觉糟透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其实我知道原因，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是机器，也许可以拧一拧发条让自己感觉好起来。但我什么也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5）

在2013年的一次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上，来自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赫科特·勒维克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当时的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
“图灵测试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博弈过程并无任何难度。”在文章开头，勒维克这样写道。“譬如那些参加‘勒布纳奖’挑战赛的机器，为了赢得比赛，它们只需要一直撒谎、装疯卖傻、指东打西，用一些小伎俩来跟提问者兜圈子就可以了。”即便是赢得了电视竞猜游戏“危险边缘”（Jeopardy!）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智能。沃森能够轻易回答那些可以在网上找到答案的问题，譬如“世界第七高的山峰在哪里？”但如果你问它一个简单却冷僻的问题，譬如“短吻鳄能参加百米跨栏吗？”那么它只能给你一堆与短吻鳄或者百米跨栏相关的搜索结果。
为了重新明确人工智能研究的意义与方向，勒维克与他的合作者们共同设计了一种博弈难度高得多的测试方案，他们称之为“温诺格拉德模式”。这一方案的灵感，来自于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领域先驱者特里·温诺格拉德，他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是否有可能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够正确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

“镇上的议员们拒绝给愤怒的游行者提供游行许可，因为他们担心会发生暴力行为。”——是谁在担心暴力行为？
A、镇上的议员们
B、愤怒的游行者

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根据一种名为“代词回指”（anaphora）的语言现象设计的。要判断“他们”究竟是指代谁，需要的不是语法书或者百科辞典，而是常识。这对普通人类来说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做到的事情，却恰恰对机器构成极为艰难的挑战。

“凯特对安娜说：‘谢谢’，因为她温暖的拥抱让她感觉好多了。”——是谁感觉好多了？
A、凯特
B、安娜

机器如何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对另一个人说“谢谢”，又如何能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一个人“感觉好多了”？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语言和社会交往的本质，而对于这些隐藏在简单句子之下的复杂性，迄今为止我们研究得还远不足够。

就以图灵与克里斯托弗之间的对话来说，表面上看，克里斯托弗表现出很强的交流能力，但这真的算是“智能”吗？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克里斯托弗的应答策略非常简单，大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这样一些：
1，对于一般陈述句，用反问的方式复述对方句中的最后几个关键词，譬如“有趣的故事？”
2，对于是非问句，回答“是的，艾伦”或者“很好，艾伦”。
3，对于较复杂的问句，回答“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4，对于明显正面含义的句子，回答“谢谢，艾伦”或者“我很高兴，艾伦。”
5，对于明显负面含义的句子，回答“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6，对于句法复杂的语句，回答“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看到你进步神速我真是高兴。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高兴。
艾伦：真的，跟你聊天让我心情愉快。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愉快。
艾伦：也许将来某一天，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你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作伴。想一想那样的生活该有多美好，你可以帮人们做多少事情，每个人都离不开你，时时刻刻需要你。
克里斯托弗：需要我？
艾伦：也许他们可以把你挂在表链上，或者揣在口袋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一问你。也许女士们会带着你去公园散步，互相打招呼的时候说：“猜猜我的小克里斯今天又跟我说了什么话？”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克里斯托弗：很有意思。
艾伦：只可惜现在还做不到。还要等许多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谁能想到一台机器和一些打在纸带上的圆孔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呢？如果被我妈妈知道会怎么样？她一定觉得我中邪了，哈哈哈！如果我明天死，她一准后天就把纸带烧掉，这才真叫可惜呢！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1934年的圣诞节，我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泰迪熊，因为我小时候从没有过泰迪熊。妈妈完全不能理解，她总想送我一些更实用的礼物。
克里斯托弗：实用的礼物？
艾伦：说起来，今年圣诞节我已经想好要什么礼物了。
克里斯托弗：什么礼物？
艾伦：你知道的，对不对？我想要一个蒸汽机车，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想要却没钱买的那种。我跟你说过的，记得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你会送我蒸汽机车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太好了，克里斯托弗，我爱你。
克里斯托弗：我也爱你，艾伦。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段对话呢？是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还是一个孤独者的自言自语？
在图灵去世后不久，他的挚友罗宾·甘迪写下这样一段话：“他总是感到很孤独，因为他的兴趣不在人，而在事物和思想。但同时他却渴望人的认同和陪伴，这种渴望非常强烈。”

克里斯托弗对艾伦说：‘我也爱你’，因为那是他希望听到的回答。”——是谁希望听到这样的回答？
A、克里斯托弗
B、艾伦










——————

说明：

1，以上是一篇科幻小说中的部分章节。

2，文中关于艾伦·图灵的生平，主要参考了安德鲁·霍奇斯的传记《艾伦·图灵：如谜的解谜者》（Alan Turing: The Enigma），以及电影《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

3，在传记中，霍奇斯写道：“图灵生命中的最后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比任何一个科幻作家编造的故事都更加离奇。”这句话启发我写下了这个故事。

4，小说全文可以在这里看到：http://www.douban.com/note/502346056/

电影是DANNY LEE风格，一个硬汉警察，有个无理取闹的上司，还有一个要破的大案，这个警察一心要替天行道，在黑白道之间艰难前行。李sir自己拍的电影很多是这种风格，虽然很喜欢，不过观众看多了会腻的。
不过此片由于有了周星驰演的boy而有一点温情和喜剧的特色。boy与张警官之间那种从戒备到信赖的关系也让人会心微笑，尤其是结尾boy和张铁柱之间的打闹，让人感觉到在警察僵化体制的压抑之后，还能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馨喜悦。

流媒时代酷儿重启于对就一个美国总统任期前真实奥兰多枪击案的取材再造，这是性少数族群权益疯狂倒车就差集体驱逐出境的四年，是美国历史上单人恐怖袭击最多伤亡针对性少数族群的仇恨暴行，也是对老版暴力毁灭性与悲剧性结局的致敬重生，新角色团和故事也因此聚焦于此处酒吧和...  (展开)

现实、回忆、初恋、再见，逐渐成为当下青春爱情电影钟爱的关键词。爱情的美好似乎不在于现在的多巴胺与荷尔蒙，却是因为当年一段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情。是的，21世纪的爱情是矫情的，我们需要视觉上、生理上、物质上的满足，甚至还要满足回忆的娇嗔作祟。这不是贬义，人们活在现实中，却也依附着回忆向前。过去带给我的有疼痛、教训，也势必留给了我们美好。

反反复复看到的是电影后半部分，青春离别的疼，和现实中看似不可追回的痛，哪怕横跨了十年之久。在宋冬鸽费劲心力得知琪琪为何急于一场让一切尘埃落定，唯有爱情除外的婚姻时，他选择让一切继续，这是现实的无可奈何，是错过了的自食苦果。他送给她一件婚纱，比十年前的更美，更用心。换来的却是琪琪冰冷的一句：“过去穿过了， 就不穿了，现在，请你带上你的过去，离开我的生活。”爱情最好的是相敬如宾，最可怕的可能亦是如此。琪琪眼中荡起复杂的柔情，望着初恋送来的新婚礼物，视线迟迟不愿离开，对于那一份勾起无限回忆的旧爱之物，难免再起留念和感慨。然而，当宋冬鸽以一种道德至高点的姿态来评判琪琪的选择时，琪琪再难抑制那一份旧时的怨愤：“我幸不幸福和你有什么关系？”看到这一句，不免有些唏嘘和丝丝共鸣。对于女生来说，在最好的年纪，才有义无反顾的勇气。如果当初你多做一些，又何必有今天的无奈纠葛。

有人说青春的美好不是因为真的有多美好，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年轻。宋冬鸽放弃了世俗和底线，选择了私心和不甘。这一场成人世界的青春盛宴，于原则，于伦理都是没有对错的，用道德的姿态审视爱情，或许你忘了回忆，抑或是丢了勇气。《再见我们的十年》用十年领悟了一场青春遗留的疼痛，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和太阳一样无法直视。我们，不要在青春里留下了爱情，却没留下自己。

文/梦里诗书 徐志摩的诗，郁达夫的《沉沦》，那过往的民国里开口便能称对方为文艺同志，在《暴走神探》中文艺二字是如此的廉价直白，一出本应悬疑跌出的侦探片里却充斥着假到不且实际文绉的台词和蹩脚乏善的喜剧渲染，这就是所谓的文艺？请别再假以文艺之名，因为电影以让这...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本篇内容基于讨论得出，不属于个人 2002年1月，美国在其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搭建了一所临时监狱，用于关押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囚犯，由于阿富汗战争转入持续战，全球恐怖主义盛行，临时监狱长期无法关闭，经历四任美国总统后，这所陷入“虐囚”风波的监狱仍屹立不倒，它差点击碎几...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