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王兵熟悉的视角：低矮，中景刚刚把人物框入，正面但不直接和人物进行交流，而只是记录。摄影机仿佛隐形一般，人物在镜头前自动各行其是。

但王兵的纪录片风格绝非简单的机位即可概括，而取决于导演的观念。许多纪录片都寻求“理解”某一事件和人物，因此做的则是事无巨细地铺陈、展现、阐释，力求提供清晰的背景，并通过前期剧本撰写以及后期剪辑，通过剪裁素材，整理出强因果逻辑的线索。看完记录片后，观众似乎从理性或知性上更为理解了拍摄对象。

但王兵不论《铁西区》还是《三姊妹》似乎都没有“理解--解释”这样的打算。铁西区第二部里人物活在纷乱而多变的情感生活中，总是活在当前的境况，看起来并不知道特别要做什么。而三姊妹、洗羊塘中呈现的人物生活也是如此：三姊妹赶着动物游走在天地之中，她们经历的事件，诸如受伤、吵闹、等待土豆，既非程式化过的日常，也无法被整理进某一系列因果相关的事件，从而成为叙事。

没有因果推断，观众就无法从逻辑上理解这些人物的动机、行为模式、思想。同时，王兵选择的生活片段，无论是喂猪、喂狗、烧土豆、赶猪、在河边昏睡，原本都不需要思想与动机。人们只是自动、自然地做这些事。

除了事件，剪辑的选择也加强了这种风格：最少量的信息；模糊的地点与时间；不经说明地切换地点；不主动像人物发问“你怎么想”；等等。

具体分野可以对比《小飙与狗》与《三姊妹》的风格不同。前者对小飙提供了诸多信息，我们知道他父母外出打工、他转学过多次，他与狗很有感情，但是对现实也有自己的无奈（“狗饿了怎么办”，“那就饿着呗”）。特别地，周浩在放学路上问小飙是否会记恨父母：纪录片想知道人物怎么想，在此基础上，我们理解到小飙是一个善良的人。与此相比，有关三姊妹的信息与想法，纪录片提供的相当少。换言之，传统塑造人物解释人物的戏剧元素对王兵来说并不太重要。

如此，由于导演拒绝解释、不愿意寻求解释，开篇三姊妹在野地中游走便具有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效果。而铁西区中那些在大雪纷飞的夜晚，小买部中的种种不知前因后果的争吵、聊天，也提醒着人们一种原生生活的质感：可以说，王兵镜头下呈现的生活是混沌的，块状的。人物的性格、心理动机、家庭背景都无需说明与解释，他们只是一头雾水地生活于其中。

云南山区的一个村庄。三个女孩——穿着性别不明的衣服，不修边幅，通过标题我知道他们的性别——挤在一间泥屋中，家中空空荡荡，看不见一样用电的机器，不过十岁的女孩不得不照顾着两个更小的妹妹，当她背起一筐看起来不重的土豆的时候，腰明显沉了沉，步伐缓慢。跟随着她的步伐走出这间泥屋，举目四望都是一样的房屋，水汽充足的大山中看不见前方的路，牛羊的叫声此起彼伏，人们操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肩背早已被土豆压弯了腰。他们为什么那么穷？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看到了光秃秃的大山，我明白了。生育的欲望造就了超出古代平原承受能力的人口，这些人本应该被历史的浪潮吞没，不留一点水花。但土豆，土豆救了他们，带着土豆这种耐寒的食物他们可以在山中过着农居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勉强活得下去。山中没有战火和苛捐杂役过得比平原上四处逃难的人也不算差。但命运的代价是沉重的，土豆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产量匮乏，越来越多的人口逼着他们开垦了更多的地，直到山变得光秃秃的，没有树的山又拿什么来供养人呢？倘若没有时代的进步，他们不得不往更深的山里搬迁，破坏更多的环境，最后和大山互相耗尽生命。你以为我说的仅仅是大山的故事吗？我说的是清朝末年全中国的故事。土豆的传入带来的人口爆炸，超出了农业社会的承载力，可大清，一个农业国，无法将人口转入工业。所以人们砍光山上的树，用尽土地最后一丝肥力，来换取自己的一线生机。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各地的水土流失已经非常严重了。在驯服植物的前夕，以打猎为生的人类已经将草原上的大型动物弄得濒临灭绝，导致自己的生存出现了大问题；在开展工业的前夕，种地带来的水土流失导致的恶性循环已经初见端倪。放弃先进的科技回到原始生活是决然不可能的，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再回到女孩这边的村庄，扶贫异地搬迁的政策才是对她们最有利的，读书接受教育才能摆脱祖辈命运的循环，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原生家庭的悲剧也不是不能克服。

可以看的出，zf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女孩家有电有水，只是省钱不愿意开。后面叔叔也拿出过手机，明显是有信号的。但是对于她们最好的，还是异地搬迁。

至于这个村庄，最好就是交给自然，退耕还林，去恢复它曾经的美貌。

还是非常震撼的，2017年的时候去过云南，也去过比较边远的地区，我以为我已经见到了真正的贫穷，我自己就是大西北的大山里出来的，我们那里当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本来小时候以为我们那里已经够穷了，真的。知道17年去云南才被真正震惊到了，怎么说呢，就是，到处都是山，不好修路，当地人的传统思维里也不存在说迁移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村子里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还有少数男性居家吸毒。那里风景真的特别没人，有一些外地人去那里开青旅，餐厅，当地人却沦为被外地人打工，还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背上背着小孩，手里还带着两个。直到看了这部记实电影，才又刷新了我对贫穷的认知。

看完之后，重新审视我们现在身边的生活，我们或许在城市中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包围，外卖，快消，网购。。。 或许我们稍微想一想，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见过的那些艰难的生活。甚至现在，这种可怕的贫穷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不管你在大都市还是山沟里。导演王兵看似简单不经意粗糙的可能大多数时候是手持的摄影手法，却真的很厉害。就那么赤裸裸的把小女孩的眼睛放在镜头前， 头发干枯凌乱，就好像拿着手机随便拍个人，但是看着就想哭，心里窝的慌。导演太牛逼了！ 本来还停留在贾樟柯，现在为我自己找到了又一个纪实导演而开心。决定去看王导其他的电影。顺便推荐一个看电影的网站：mubi.上面有好多不错的电影。

默片时代影像的光芒黯然失色，彩色宽银幕似乎打开了新的视野，在那个电影天才辈出的年代，巴赞用河流入海冲击层比喻电影，电影的侵蚀回旋，引发着电影内部的变化，以及戏剧小说绘画建筑的些许变化。彼时，电影的未来时态，如巴赞虽说，是内容和形式的倒置，形式受到着题材的严格制约。而此时，《三姊妹》，王兵的影像，悄然触碰到了另一扇窗子，影像已完全脱去形式的外衣，直裸裸地，只剩下坚定的影像序列。

当三姊妹们看向镜头那一刻，我不能准确的思考这一动作的意义。在黑暗的屋子里，三姊妹围绕在饭桌上，注视着锅里的食物，或是游走在人畜共存的院子中，他们坦然自若，荧幕前的我觉得诧异，却无头绪。那一时刻，是影像的最为纯洁的时刻，脱离于任何视角。任何观影经验都无法清楚的概括这一画面的源头，能够感知的是这一事实本身。任何一个画面，都无法被清楚地阐释，于是，任何关于人物的讨论都会偏颇。况且，影片从一开始就直接置入其中，牢牢地置身于人物当中，几乎没有空镜头，更没有费心费力的戏剧性的波动。

生我之地若斯、长我之地若斯、亡我之地若斯。挑柴捡粪、放猪牧羊，冷湿之衣裹我身，糠劣之食充我腹，污泥浊水曜我孤魂、霉潮肉虱伴我同眠。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我夹抱着你，从这个山头爬往另一个山头，我们眼望前方只顾走，沿坡的牛粪再无人捡拾，我只是觉着，身后跟着一个长长的镜头，我只是觉着，我们走不出那个勾勒我们生命的长镜头。起风了，我只是觉着、那风里冰冰凉凉。

请先让我援引九苍老师（九只苍蝇撞墙）的一句短评来开始这篇评论——《三姐妹》“前三分之一超过了王兵所有前作”。之所以援引这句，不是我对九苍老师的直觉迷之相信，而是我个人其实也有相似的观感：《三姐妹》开始那几个场景确实让人惊讶，如果真要找个词来形容的话，“前所未有”恐怕最为合适。

为什么会这样呢？理应说在一部完整作品中，是不该出现前后断裂这种现象的。尤其对王兵这样单枪匹马始终以同种方式完成作品的导演来说，恐怕更是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导演（或摄制）。原因得在其他方面找找。

《三姐妹》一开始，出现在镜头里的人物只有三姐妹而已，后面才逐渐加进了其他人物：照顾她们的婶婶，年老的爷爷，外出务工归来的父亲，带回的阿姨……这些人物清一色都是成人。在这里，我们可能探知到了问题的关键。转变之所以发生，也许正是因为成人进入了镜头（首先是婶婶的出现）。

孩子与成人，代表着两类不同的感知方式。如果说成年人代表着一种普遍、受制于经验、已然发展完善的感知方式，那么孩子则代表着更为弱化的、还尚在发展中的感知方式。他们更少受经验影响，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我们可以说，正是“时间”积聚的经验对孩子的影响弱于成人。

但人物的感知方式对影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你简单地把影像看成是被摄影机镜头记录下来时，自然会如是想。这没错，错就错在忘记了影像要生效得先作用于观众的感知。因而，影像在构成上的任何变化其实无时无刻都在牵制着观众的观感。

当画面中只有孩子的时候，观众遭遇到一种感知失效的情境。他们发现孩子不是在与他们相似的方式（即运用经验）感知这个世界。这种反差对于云南深山里的孩子来说，显得更甚。与世隔绝的生活现状使得她们的感知比在一个在普通家庭成长的孩子显得更为虚弱、更为自然。也就是说，受到后天文化上的影响更少。

这很可能就是我们在《三姐妹》开始的那些场景中感到自然的原因，那种旁观的无人视角实则与小女孩的感知是一体的，摄影机以相类似的方式感知着镜头前的人物与环境。同样不该忘记的是王兵自身能够让摄影机如若无人的“高超”能力，这使得他可以毫不介入地将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境纪录下来。

待至后来，大人们进入了镜头，他们所随身携带的感知方式便盖过了孩子的感知方式。整部作品就与其它同类的纪录片没有多大差别了。这也许就是九苍老师所说的影片后三分之二实则再次落回了窠臼。值得引申的是，王兵一直在拍摄此类具有“反常”感知能力的人物：《无名者》中的自食其力者，《疯爱》中的精神病人……这也许是“非介入”政治的最佳姿态。

12年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看《吃土豆的人》原作，画面上一家子围坐桌边手捧土豆，土豆上冒着热气。那个当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印刷版无法清晰表现的蒸汽，有俗世的热度，把你拉到那个场景里。王兵的影像，大概也有这种效果。片子的视角其实够散，只捡“贫穷”来说。一个80户人家的小村，与世隔绝。母亲因为贫穷逃跑，父亲因为贫穷出村打工。只有小孩对穷还没有大概念，雨鞋磨破了脚用糖纸糊住伤口，觉得好玩，还笑得开心。饭通常是大家子一起吃的，饭多菜少。父亲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姐姐难得去自家田里砍了一颗菜，算加餐。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带了个女人，女人自己有一个孩子。父亲掌勺煮面，边加盐边说“这真是最后一点了”，女人过来，用手把面条最后一根捞进锅里。后来大家吃饭，女人说，“我真的饿死了”，她的女儿这时候在边上添饭。之后有一段，这“家”五个女人在门口互相捉身上的跳蚤，三姐妹里比较小的姑娘跟新来的女孩打闹，这中年女人立马护着自己孩子，对她拳脚相加，那发狠的模样有兽性。想来这个凑合成的“家”（只能算是集体，不能叫家），其实只是多了两张吃饭的嘴，贫穷让人的关系变得够涩。除了亲戚，情都变成物质交换。包括父亲跟大哥吃饭的时候聊起的，孩子的妈，大哥说，你看能不能带个1000块钱把她带回来。带得回来么，连孩子都不要的娘，空留小孩在山上喊，“不要我了么，猪也不要了么。”小孩停了停，回过头来看了一下摄像机，很短的一眼，然后又转头看对面的山。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下，温饱尚愁，根本没心享受所谓法制福利。你要给农村人口医保，每个人每年收10块钱，村里的老人说交不起，何必拿吃饭钱换看不见的福利（顺口说一句，在法国，没有收入的人是可以申请免费医保的，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具体了解，但相信也有类似政策）。幸好片子里讲的只是贫穷，没有讲到饥饿。中国农村家庭的好处是，再怎么穷，一大家人拉拉扯扯，这边破了那边补，差不多物质生活还是可以维系下去。但如果真有一天这种平衡奔溃了，王兵他自己在记者问到“怎么看吃人的极限生存状态”的时候说，他觉得吃人没有任何错。“那只是人们从一种道德的伦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去吃我们的同类。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他并不是恶意地伤害他人，为了活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无可非议。” 你看片子里其实有点这种意味。家庭大宴，长辈宰了猪，把肉一勺一勺兜进汤里，画面外有女人说，这是只漂亮的牲口啊。这样的一种生存处境，一点点亲手喂养长大的动物，最终宰了进了自己的嘴巴，换来一句感慨。一个天天吃肉的场外观众，大概也是听听就过了。拍这本片子的时候王兵碰到一个父亲带两个孩子，在4坪的“房子”里住，他顺便拍下来，但没有办法剪进《三姐妹》里。这次pombidou以未剪辑素材的方式公映，取名《父与子》，法国记者问了两个问题：1. 你为什么特别选这三个人来拍？当然一定不只是他们的物质条件让你感兴趣而来拍摄的王兵：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让我想拍。我想拍当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虚伪的体制下，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数百万人物质跟精神的贫穷。2. 您不觉得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存在某种“美”么？没什么漂亮的好看的，纪录片表达的，是生存体验。支持王兵的实诚跟直接，这本片子其实看得压抑，我想王兵表达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