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别致的观影体验，底层气质边缘人物，台湾班底制作的大陆题材影片，却通过了审查拿到了龙标，悦耳的偶像剧范儿的配乐，娓娓道来一个接地气的身边事儿，甚至能感受到扑面的海派味道，落脚处深刻感人，难得还处理成了和和气气的团圆结尾，让人暖意融融的去接纳现实残酷的生活，最后一个镜头，主体的背影构成的大远景，标准的侯孝贤范儿，像片中众角色一样生生不息余音袅袅，推荐之~

到阜阳六百里，是回不去的故乡，是拒绝与过去讲和的倔强。我非常喜爱大巴车开上路后，秦海璐穿着白色羽绒服拿着麻绳的一幕，就算她外表与都市人无异，但她手心里始终牵着与故土的羁绊，而这种羁绊便是乡愁。乡愁大概是人类的一大叙事母题，心念故乡而难以跨越归途的有家归不得更是最典型的一种疏离状态的乡愁。《到阜阳六百里》讲述的便是这样的故事。

电影从众多在上海谋生的阜阳人为多线索展开叙事，有偷废弃公交车改造成长途大巴的哑巴九儿和狗儿，有被雇主太太诬蔑勾引雇主的钟点工小月，有靠做多份钟点工抚养女儿最终发现女儿成为别人情妇的大姐谢琴，最主要的线索则是秦海璐饰演的曹俐的故事：她在为混混生了孩子并与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逃离故乡，南下到深圳做生意失败后又投奔上海。大部分线索单独剥离开来都是一个狗血的故事，而电影难得的是把这些个故事组合在一起，没有去着重它的戏剧性，侧重的则是几个主要角色在回家还是留守之间的内心冲突。

谢琴大姐原本并没有回家的打算，她与亡夫的家人为了拆迁补偿款而大闹，情人还偷走了室友曹俐的手机和钱，致命一击则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最后成为了别人的情妇。几重打击之下，她回到家，呆坐在床上，在曹俐回家后木木地让曹俐给她留一个座。谢琴当初是为了成为一个新上海人而嫁给了一户上海人家，也能学来一口活灵活现的“谢谢侬”的上海腔调，但她终究是不能再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了。她的女儿可以凭借自己的年轻和美貌而在上海立足，而她却没有。她连在这个城市立足的动力都没有了。而这时候她才顿悟她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割不断的流淌于血液的联系。她选择了回家。

而在卖票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她的生活中，曹俐都一直试图割断自己与故乡的联系。她打扮光鲜，她离家多年，恐怕早就忘记了家乡的模样。她适应了城市的生活，甚至可以预言她回到故乡后反而难以融入故乡的生活。她的立场是暧昧的，她对故土的态度正如她对父亲的态度，曾经决裂，但决不肯低头表示后悔。她听到自己的父亲害怕自己认不得家乡新建的公路和改道的道路而一日一夜待在卢库等待自己时哭得泣不成声；在卖票过程中她反复被众老乡的乡情而感动，但她最终还是没有上那辆大巴车。她拿着在故乡用来捆麦子的麻绳，朝大巴挥挥手。故乡的羁绊始终是难以割裂的。

我喜爱这种并不撕心裂肺的想念，而是慈悲又温柔的乡愁，就像电影里大巴临开时递上车的那樽骨灰盒。
“摆在那个土上...”每个灵魂最终都要归于故土。

文/白惠元

（原载《读电影之新艺术电影》，2014）

 “人生为了回家，终究离开家。”

电影海报上的这句话尤其显眼。乍一听，似乎合理；可细细琢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顺序或许该倒转吧？——“离开家，终究是为了回家”，这样才对，人之常情么。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却从这一处“反常”展开，呈现了透视社会的力度，它聚焦于“情”，却洞察到“情”之悖谬：老乡不太可靠，家也不必回，即使是春节。

没有新鲜的故事，只有新鲜的嘴唇。一年一度的“春运”，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已是不断显影的“中国特色”现象。看看我们的大屏幕吧，有《人在囧途》（2010）这样“公路+喜剧”的类型片，也有《归途列车》（2009）式的社会纪录，当然，在那些拥挤的列车图景背后，始终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前提——过年必须回家，拼死拼活地回，玩儿命地回。在一片喧闹中，《阜阳》的气质格外淡定，仿佛将一盆冷水浇到满地堆积的行李上。它告诉我们：无家可归时，不如不归。

全片第一个镜头是曹俐（秦海璐 饰）疲倦地坐在空空的大巴上，昏昏欲睡。谢琴阿姨（唐群 饰）骑自行车来接她，两人吃力地将行李拖入弄堂深处。两个异乡客，同住一间房，故事由此展开。曹俐在KTV打工，上夜班；谢琴做家政，上白班。于是，二人形成了微妙的时差，用齐秦的话说，即“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起床时你正入眠。”这里没有相依为命的温情，相反，导演设置了重重界碑。在阴冷潮湿逼仄的小房间内，两位老乡仍要划疆而治，互不惊扰，笔触着实冷静。谢琴与男人偷欢时，曹俐虽然不屑，却要抑制心底的汹涌，理性回避之；曹俐枕边儿的钱丢了，谢琴虽有千万种方法证明清白，却黯然自掏腰包，把钱补上。是膈膜？或是妒恨？乡情如此被切断——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心跳，她们都是孤独者。

狗哥是同在KTV打工的阜阳人。年关将至，他与哑巴翻修了一辆废弃公交车，想通过客运赚点儿礼钱，于是请曹俐帮忙联系人，潜在客户锁定在阜阳保姆群。有钱可赚，曹俐何乐不为？然而，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大巴是报废的，有安全隐患；司机是业余的，有没有驾照都不一定；修理汽车时没钱交费，于是找了个形象彪悍的同伙儿冒充警察，这才把修理工唬住；收钱也没个票据，只是记下了长长的名单。如此一条回家路，充斥着太多不靠谱因素，甚至有些荒诞，然而，大巴却开动了，保姆们都上车了，曹俐也赚到钱了。这荒唐的“互利共赢”究竟为什么会实现呢？

很简单，因为这是春节。毕竟，异乡是没有春节的。

在这个“回家”的故事中，曹俐一直试图置身事外，却无法做到。狗哥讲起村口树下等待自己的父亲，把流浪的女儿讲到落泪。一遍遍地，曹俐被大家质朴的乡情打动，正当观众以为她终将踏上归途时，她却对大巴招了招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与此形成对比的，却是谢琴的故事。她为女儿的上海户口而匆匆改嫁，不料丧夫，因而拿到了救助金。每天辛辛苦苦的劳动，不过是希望自己和女儿能在上海生根落脚。然而，当她发现女儿被富人包养，并且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么，谢琴留下来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同样荒唐地，她决定挤上曹俐的大巴车：“算我一个，回家。”

细细品味这两条线，我们会发现曹谢二人围绕着“家”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归，还是不归，这个决定极其艰难。曹俐的父亲已经去世，人不在了，那家还是“家”吗？离开阜阳这么多年，她的穿衣打扮、语言口音、思维方式等等，可谓从上到下各个细节都已被城市塑造。果真回去了，还能够再次融入吗？谢琴的女儿青春貌美，又有男人愿意为她花钱，她在城市里过得很滋润，此时此刻，倒是母亲的价值观显得保守。谢琴步步为营地自我改造，吊桥上有她的自行车辙，灶台旁有她的指印，她在这城市穿行，留下了太多，可思想上却仍是自食其力的逻辑。漫长岁月，她终于发现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这种顿悟是痛苦的，正如她在大巴上啃馒头时夺眶而下的泪水。

《到阜阳六百里》的乡愁是相当深刻的，它形成冷静节制的影片气质。正如金马奖评委会对该片斩获“最佳原著剧本”奖时的评语：“以生活化的内容写尽大城市里异乡客的孤独寂寞，观察入微，体贴细腻。”我想，这或许是受到了本片监制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的影响，二者共享着同一种诉求——与时代对话。曹俐的乡愁是错位的，被消解的，甚至从不存在，事实上，她也愁，愁自己没钱，最后，她是在用老乡们的乡愁赚钱，并且赚得心安理得，毫不愧疚。本片最残酷也最精准之处，便是将“愁”与“乡”分割开来。当然，这种现状是与大规模打工潮本身息息相关的。打工者很容易涌入城市，可是户口问题不能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不能解决，于是衣食住行都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徘徊于城乡之间，占据一个暧昧的位置。如此下去，正是打工者群体两边不靠、被迫悬浮的结局。

一位阜阳阿姨找曹俐买票，曹俐把她的名字记下来，便收了钱。阿姨想要票据，曹俐说，这就是花钱买个座儿，都是老乡怕什么。阿姨觉得不妥，坚持退了钱。农村社会讲究“人情”，村里人彼此熟识，只要沾了“老乡”的名头，就相当于有了人格担保；城市则重视“契约”，没有票据就可能是坑蒙拐骗，即使是老乡也不可轻信。曹俐虽是为狗哥联络老乡，却也深知没有票据的荒谬之处，于是才有了她面对质疑时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可见，这个群体早就深陷于现代契约社会的文化伦理之中，她们根本无法归去，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阜阳》能够深刻地书写乡愁，甚至超越乡愁，以至“反乡愁”，得益于其摄影机对特定社群的困境揭示：不是不能回，而是不想回。她们真正想买的“座儿”，也许并不在春运列车上，而是在城乡之间，在户口簿里。

说到底，艺术电影的主题就是展现人类困境，这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遗产，他们必须追问：是什么令我们如此卑微？又是什么令“常情”扭曲错格？在这个意义上，谢琴反复擦拭的鸟笼成为极好的象喻。她的眼神空洞却又淡定，阳光射入笼内，在缝隙间投入阴影。谢琴仿佛在阴影中看见了自己，这就是谢琴们所处的“位置”——尴尬的灰色地带。鸟笼是如此一个禁闭的空间，笼内笼外似乎视线相通，却又泾渭分明，每当这只鸟想要飞出去时，便总会卡在栏杆的缝隙处动弹不得。如此的困境传达，又与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实现了精神对接。

与“鸟笼”意象的空间特征相应，《到阜阳六百里》展现了有特色的镜头语言，因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导演邓勇星将镜头始终锁定在破旧狭小的里弄空间内，天花板、天窗、地板的存在，鲜明地制造着边框对人物的挤压感，而安静的摄影机则旁观着这一切，仿佛“上帝之眼”，有明确的纪录式现实主义诉求。同时，影片中两次出现的遮挡镜头也值得关注。一次发生在谢琴去美发店给女儿送毛衣，镜头由美发店内部打向门口，女儿的身影留在画面上，而谢琴则被建筑物遮挡。相似地，另一次发生在曹俐说服一位阜阳大姐买票时，街道上的站牌把曹俐的身影挡住。两次遮挡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在城市空间中穿梭的异乡客终究会归于“无名”，她们终究会消弥于日新月异的水泥丛林，因为她们的名字飘泊无依，无所附著，她们无法被整合进历史叙述之中，成为冗余。恰恰是在这个角度上，《阜阳》展现了其难能可贵的价值，它聚焦这个挣扎在历史缝隙处的社群，并给予她们发声的机会，这才是直面现实的“纪录精神”。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本来的创作初衷正是拍成一部纪录片。邓勇星坦言：“我其实在上海工作六年多了。2008年，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报道，讲一群安徽阿姨要回家过年，但买不到票，就自己拼了一台旧车，凑够人数后开回了安徽。这件事情很小，但给我印象很深。大家都经历过春运，可以想像那样一群人，为了回家而绞尽脑汁的样子。她们离开的背影，在我脑子里久久丢不掉。就决定从这个背影出发，先拍个纪录片，记录这些阿姨平时在上海的生活。她们中有些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个阿姨就在我们公司里服务，我们天天和她相处，一直追着她和她的同乡人拍摄。”事实上，本片的诸多演员均是非职业的，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阜阳保姆。“当我们接触阿姨的时候，发现生命本身都值得我们很平等地去看待，不需要在影像或结构上面去制造这样的对比。好像是说，他们是属于这样的人，有一种这样的生活；我们是那样的人，有一种那样的生活。”在“平等”的主旨之下，导演没有选取陆家嘴一带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刻意制造高低对比，而是十分平静地停留在弄堂深处，并且较多使用长焦镜头，避免打扰到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状态。“如果以阿姨的生活为主，我们就以同一个水平，同一个视线去看待。”

吕新雨曾说：“在中国，纪录精神是一种底层精神。”面对现今的经济链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阜阳与上海之间的六百里路，那不再是“逃离魔都，重返桃花源”的浪漫旅行，而是尚无解决之道的“鸟笼”式困境。作为京九铁路沿线的地级市，安徽阜阳因劳动力输出而闻名，阜阳保姆更是“闻名中的闻名”，而城市化的神秘之处正在于它是一种流动性建构——昔日火车站边懵懂不觉的少女“香雪”（铁凝《哦，香雪》），也许正是今日都市中孜孜不倦的“曹俐”，这种变化是由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因此，它的呈现方式也就更为复杂。

曹俐入住里弄的翌日清晨，《阜阳》以谢琴阿姨为线索，展现了一连串阜阳保姆清晨工作的镜头。这组蒙太奇洗去了压抑苦闷的老调子，转为明亮宁静的风格，她们的肢体动作娴熟有序得就像本地人，令人回味。在当下语境内，这“都会的早晨”不再是30年代左翼电影中的血泪斑斑，阜阳保姆们的“囚笼”也不再简单地指向“阶级”与“剥削”。事实上，底层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悲情正在渐渐洗去，更多的则是源于无处为家的茫然。既然如此，安于笼内也就成了自愿选择。曹俐背井离乡多年，她与原来的邻居街坊们早已变得陌生，况且，老父亲不在了，家也不在了，那么，离上海六百里的“阜阳”是否也该随着记忆一同被洗刷呢？阜阳还是她的家吗？曹俐终究没有登上归途巴士，而是拿着狗哥的分红，回到了那个阴暗拥挤狭窄的房间。打开窗户透透气吧？对于那个咫尺天涯的“阜阳”，除了继续遗忘，别无他法。她的穿着打扮、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已经属于城市，身为异乡客却并不怎么思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漂泊者：无根，也无方向。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我的心呀，你孤独的笼中鸟》中写道：“你被关在狭窄的铁笼中／在那里，你安静一些吧／且莫妄图冲出铁笼／那样你会伤害你自己／鲜血将会流尽／或者你把自己撕碎吧／你会落下致命的创伤。”对于一只习惯了“笼子”的囚鸟来说，它的飞行是否还有意义？是冲出铁笼，还是把自己撕碎？也许二者的代价都太过沉重。

正如本片英文名Return Ticket所指示的：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that is a question.

      四年前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离家有839公里，火车需要坐13个小时；现在我在北京离家1534公里，坐火车需要坐20个小时。我们常常会用时间来衡量距离，甚至发明了光年这个距离量词。似乎对我们而言，回家的路有多么远已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模糊到占用了你多少时间才能更准确的表达。毕竟，走过的路还能走回来，而丢掉的岁月却找不到真正的小偷。
      到阜阳六百里，其实应该有另一个名字，阜阳人在上海。电影绝大多数的篇幅是在讲述这样一群远离家乡的人们在上海的生活状态，准确的说是生存状态。他们做小时工、当服务生、发传单、开黑车。他们要忍受这个国际大都市光鲜外衣下的阴晦，用自己孤弱的肩膀承载着一座城市带来的沉重。久而久之，也许自己都麻木了，如同谢琴在片中那般天蒙蒙亮就得起床，骑着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越过黄浦江，将自己甩进几千万陌生人之中，堙没在时代滚滚的轰鸣声里。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挟裹着离开家，正如纪录片《归途列车》中那个纺织女工坐在回家的轮渡上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没得办法。
       每一个人离开家乡都背负着不同的命运，有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谢琴），有的是为了让别人有更好的生活（小九），有的则是为了逃避不好的生活（曹莉）。背井离乡无外乎好与不好而已，每当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地图上画直线，那条线是你离家的距离，也是你心里最隐蔽的地方。当我们在外面遭遇到背叛、欺骗、污蔑和最常见的失败之后，心里头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说，回家，回家。
      导演邓勇星是台湾人，监制是侯孝贤，当用台湾特有的人文角度来扫描这样一个外来群体在上海的点点滴滴，好比在一杯苦咖啡里添上一小包糖，让整部电影不时透着一股阳光的暖意。而这束暖意如同片尾秦海璐在送走所有人之后，一个人回到阁楼，打开天窗后，那道照射进心里的光。据说导演是看到了春运图片后萌发拍此片的想法，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冲着春运去的电影，有人说它秉承了台湾电影的小气，完全没有戴立忍拍《不能没有你》时那种对社会刻骨的描画。可是这种浓浓的乡愁只会在我们每喝一杯酒每抽一根烟每吵一次架每掉一次泪的时候默默散发开来，它寄托在我们的足迹和字里行间，寄托在一条条报平安的短信和一通通长短不一主题是“我很好不用担心”的电话中。
      当狗哥劝曹莉回家的时候，总是在说当年深圳太远，现在上海离阜阳不过六百里，转眼就到了。可是回家的路哪里是这样的计算，这段路程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跑表了。离家时间越长，路途就越发遥远，家渐渐成了一个符号，而距离却再也无法计量。
      那辆非法改装的中巴就像一个关于归途的载体，带着所有人不同的念想开往回家的路。而曹莉始终没有上车，她拿着老乡塞给她的麻绳一步步朝自己的方向走着。片尾曲响起：当我踏上归途，熟悉的路会让我却步。而镜头中那辆巴士踉踉跄跄驶出上海市区的场景是作为曾在上海呆了四年的外乡人看来那是上海滩最柔美的画面。
     看完电影后和朋友去新疆驻京办吃饭，看到排的长长的等号队伍，心中不由一暖。想起我经常横跨一个北京城去吃的赣菜馆。乡愁是味觉是一切和你心里那个符号有关的事物。每一次靠近它，都是为了让自己离家的距离再近一些，都是为了让自己回家的脚步不再那么匆忙。


PS：想起前段时间铺天盖地的“蝗虫贴”，我只想说，当你们受了委屈遇到挫折，你可以回到家大哭一场，而我们在电话里还是只能说，我很好，不用担心。所以，都彼此宽容一点吧。

电影海报对这部电影的注解是：“人生为了回家，终究离开家”，我倒是觉得英文说的更明确一些：“The moment of leaving was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turning”，翻译成“离家是回家的起点”。
 
古往今来，中国人内心更是认同这么一点，有多少人远赴他乡就是为了金榜题名时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很功利，更愿意为了那荣华富贵忍受思念的痛苦，去成就所谓的功名。当然这些与此片无关，所以我倒是觉得影片海报的这个注解有些多余了，虽然说的是个事实。
 
影片主要讲述了四个人，因与混混交往怀孕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后在深圳做生意失败的曹莉，嫁到浦东的以为能成为新上海人的谢琴，玩世不恭的狗儿，哑巴九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在沪务工阜阳人。
 
九儿的弟弟考上大学，靠街上发传单生活的他自然无法负担，他寄希望于狗儿帮忙，只不过狗儿可不是活雷锋。对于哑巴而言上帝关了一扇窗户给他，又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的眼睛善于发现。他们竟然把一辆废旧公交车从废旧车场弄了出来让人去维修。这时候脑子活泛的狗儿自然有了想法，过年回家捎一车回阜阳的老乡那岂不是赚了。于是找做过生意的曹莉帮忙做卖票工作，虽然没有票，虽然宣称是豪华大巴。主题是过年回家，和《人在囧途》一样，只不过这个片子只是在出发前，而不在途中。虽然说衣锦还乡很好，但更多的人只是外出谋生，对他们而言，离开也是回家的起点，挣完钱总是要回家的。有这么一辆回家的车，当然再好不过了，车票销售工作进展顺利。狗儿希望曹莉过年也能回家，于是讲曹莉的父亲，每到过年时守在村口，从早到晚，为的是怕女儿回来不认路。那是曹莉的眼泪如线一般涌出，没有哭声。谢琴本来也不会回家的，可是一方面过世丈夫一家为了分拆迁补偿款和她闹，情人竟然偷走了曹莉的手机和钱，女儿成为别人的情妇，三重打击之下，谢琴没有哭，拼命的蹬着自行车回家，呆呆的坐在床上，等曹莉回来告诉她让给她留一个座，她也要回家。阿姨们大包小包的翘首企盼，虽然不是豪华大巴但也总算是一辆回家的车，慢慢悠悠的驶出上海。曹莉目送那辆回家的车远去，回到租住的家，手里拿着买票得来的提成和一位老乡送给她的绳子，打开窗户，透透空气，影片戛然而止。
 
短短的九十分钟实在不过瘾。这里面有曹莉对孩子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还有对家乡的怕；有狗儿的市侩，九儿的憨直；还有谢琴大姐的苦命，丈夫早逝，为了拉扯女儿成人做多份小时工，换来的并不是好结果，情人不道德，受到丈夫家人的欺负，以及自己孩子的堕落。还有不太记得孩子长相的小保姆，也有捎骨灰回家的大嫂，家，故乡永远在他们心中留有重要地位。那个送给曹莉的绳子，看过某网友的评论之后想到，回家就解脱了，而没有回家的曹莉仍然有绳索的束缚。
 
片中小幽默不断，很自然的小市民的幽默，有点张大民的感觉。就不剧透了，还是有机会看看吧。
 
不拔高这部电影，但确实是值得看的一部电影，如果你能为《山楂树之恋》这种粗制滥造的片子走进影院看，那这部片子就更值得了且超值了，金马奖的最佳编剧这个奖项不是乱评的。这是我去影院看电影以来第一次所有观众看完所有字幕才退场的，而且可以看到这部片子有多少都是群众演员的本色演出。
 
百老汇电影中心虽然交通有点不便利，但是室外室内环境俱佳，如果有机会，还会去看一些小众电影，如《碧罗雪山》，不过近期不会有这个计划了，一个人看电影总归有些不像样子，要等着带媳妇一起去看。

离开家是回家的起点，最近的一次回家和离家更能让我理解这句话。我想家，想家里的一切！

如果望文生义，《到阜阳六百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是如此迅猛，它像一台庞大的、突然冒出的压路机，从许多人身上碾压而过，人们甚至没有时间蹦出乡愁一词，便浸泡在了趋同的麻木生活当中，喘不过气。或者，当人和物一起改变，现实的东方土壤已经不适合出产乡愁，更不会有西方的《尤利西斯》。华语电影里最近一次乡愁的现象，那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台湾新电影。

开头归开头，《到阜阳六百里》要说的并不是乡愁。相比把乡愁实物具体化的《金城小子》，再不然是抽象的、指向过去的《钢的琴》，秦海璐饰演的女主人公曹俐，她早已经忘记了家乡的模样，拒绝回家。换句话说，她的身份已经不是传统的进城农民工。她好像适应了钟摆一样的城市生活，但有时候又会跟不上摆幅。曹俐不同于谢琴的女儿，对方一头扎进了城市的物欲洪流当中，她是一种暧昧的身份存在。外表可以跟都市人无异，内心深处却无法接受。她置身城市的浅水区，却又不想上岸回家。

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又在说归家，这种归家愿望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精神信号，它更像中国人传统生活的某种残留，历次清洗破坏都无法消除。比之直面春运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到阜阳六百里》虽有写实主义的指引，然而由于邓勇星的台湾人身份，他始终跟现实和真正的回家路保持距离，空间和镜头都隔开了一层。电影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曹俐、老乡以及谢琴身上，它制造了一个扇形的故事结构，先铺陈展开，然后突然收起。曹俐以外的电影人物，他们都有了某种命运转变，惟独曹俐还留在城中，电影什么都没有多说。

记得那回映后交流，有观众提问，为什么最后突然就没了，将归途上发生的事代之以字幕，是否因为拍摄有难度。导演说不知道，大意是觉得这样没了也挺好。从这处理解分歧可以看出，《到阜阳六百里》好像不追求戏剧性——即便谢琴撞见女儿表现得很戏剧性，但是放在春运这样一个题材，多数内地观众便会觉得：你表现农民工这样一个题材，又是老大难春运，年复一年，不说电视新闻的影像，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记忆素材，那是何等惨烈，每个人却内心决绝。

与之相比，跟电影的配乐一样，《到阜阳六百里》显得太轻描淡写了，它甚至刻意营造出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类似于“大家都可以很好”。我突然想起朋友评价戴立忍的《不能没有你》，台湾人民太小打小闹了，如果要体验真正的生不如死，来内地一趟便知道了。很显然，《到阜阳六百里》也有相似问题的存在，当电影映照现实，并不是说蜻蜓点水的处理方式不好，毕竟有时候，想要做到点水而不是溺水，那是需要相当程度的功力。可是春运这种宏大主题，一旦电影难以深入，反倒是发表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那么，观众心有怀疑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也有说，《到阜阳六百里》是在讲小处，小人物，小故事，它并不需要去制造场面，满足观众的期待。的确，《到阜阳六百里》肯定不能做成《人在囧途》，一边抄袭，一边普及人心向善，电影确实在讲底层，住的破败小屋，连哑巴都放了进来。这还不是弱势群体，那就稀奇了。只是一见到这类特地设置的哑巴角色，包括其依依呀呀的演绎方式，我总会想到台湾电影的一贯通病，包括张作骥《当爱来的时候》，灌满了一股苦情的味道。跟曹俐一样，电影始终没有往深水区走。回想他们改装破大巴一段，电影的调子就定下了，有点不现实，有点嬉戏。这种不现实的评价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其实更加熟悉。【北京青年报】

这部电影探讨了“家”对于最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意义，这个探讨是在中国城市化浪潮所带来的农民工潮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它无疑带有深刻的现实烙印，但是否将现实表现得深刻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位台湾导演将自己的镜头指向内地这样大多数时候被忽视的群体，很多内地导演应该觉得羞愧。
在古装片和各种翻拍片当道的今天，像这样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的题材被忽视。理由有很多，其中一种是阉割，已经无法分清到底是被阉割，还是自我阉割。
最近洛阳性奴案闹得路人皆知，某导演在微博评论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电影素材，但在中国绝对拍不了。（大意如此）或许因为我是“不明真相”群众，不知电影界究竟什么情况，没领教过总局的厉害，但还是被导演这样的话给震惊到。想起一篇写洛阳这档子事儿的雄文说，地窖都是群众自己挖出来的。
回到这部电影，实际上它并没有对现实切入很深。有可能是能力问题，或本意并非如此。据说这部片最开始想讲的只是秦海璐一个人回家的故事，之后才扩展到一群人的回家。但目的还是通过这个故事，探讨家和回家的意义。
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部电影读懂中国和中国的农民工群体，铁定要失望。但如果借此思考一下家的意义，倒是可行。
除了最传统意义的回家团聚之外，不管是小月还是租房给秦海璐的大妈，回家都是寻求庇护。她们都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挣扎过，并都被伤害，于是选择回家，永远离开上海。
但是对秦海璐这样的人而言，没有家人的家已经名存实亡，于是她无家可归。她成为一个彻底的异乡人和漂泊者，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与世俗的幸福隔岸相望。
可惜的是，这样一个人物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故事中，她与这部电影的背景并不契合。倒是其他几个要回家的人，更带有现实烙印。
比如包租大妈，嫁个并不喜欢的上海人，在大上海里沉浮，守着女儿能出人头地的念想，最终却丧失了最后一根稻草。不管作为母亲还是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女人，她都恰到好处了表现了这类人的真实想法和处境。
事实上，在我看来，她是整部电影中最值得回味的人物。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修辆报废客车载人回家的想法，与《钢的琴》中造一架钢琴的想法一样有富有魅力。只是前者出于爱，后者为了钱。但正是这些疯狂的想法，让生活真正成为生活，也让人有继续过下去的欲望。

       本来以为是一部讲心灵回归的电影，后来听秦海璐的访谈，才知道导演关注到了一堆上海阿姨回家的故事，于是要拍成电影，而究竟怎么拍，“家”在哪儿，他自己却也没搞清楚，于是剧本就有了由一人回家到众人回家的颠覆。
    有观众问海璐，女主角最后为什么没有回家？她以后的前途在哪里？海璐和电影的制片都说：现实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没有答案。
    怎么会没有答案呢？
    就像电影宣传所写的，离家是为了回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从那个“一”出来，从家出来，踏入了“非一”的“现实”中，于是忘记了初心，产生了我执，迷失了自己，才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些把生活重心放在生存、放在子女的阿姨们最终充满喜悦地踏上了回家之路。人真的只有走完了一生才发现真正让自己喜悦的是家么？不是的，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年轻的女孩儿，尽管那只是少数。
    
    家是什么？是彼岸，是归宿，是平和喜悦的。曹俐的爸爸在时，她就真的有家么？谢琴的女儿在时，她就真的有家么？谢琴一直在受苦，在挣扎，打着爱女儿的名义，最终当她发现自己所有的“牺牲”根本一文不值时，她选择了回家，回归了自己，这才把她的迷失破掉，把自己的力量拿了回来。
　 狗哥在这部电影里就像一个哲人。他说：“阜阳离上海只有六百里，再不回家就说不过去了。”然而，就这短短六百里，变成了多少人与家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我执心”像那条绳子束缚住了多少人？我们的身体四处漂泊时，灵魂何在？ 他问曹俐：“挣这么多钱给谁花？”是啊，曹俐没有被家拴住，去深圳，去上海，然而，她选择的是“自己内心的保留地”还是选择的逃避，只要看她数过大笔钞票之后她是喜悦的还是迷茫的就知道了。挣了那么多钱，为谁呢？看着众乡亲回家，为何自己的心还在六百里之外？

    曹俐最终没有乘上回阜阳的列车，她扔掉了绳子，扔掉的并不是“家”的牵绊，而是扔掉了“我执”。

    她最终是要回家的。影片最后，曹俐推开窗子，当她愿意敞开，愿意让“光”洒进来，愿意面对和承认家时，她便和家在一起了。而真正的家，不是某个人，某个房子，或是某个坟头，而是回归自己的心。

其实英文名比较贴切，中文名也不错，像一首童谣，不过加上海报，让我理解偏了。所以看片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上的都是配菜，大餐在后面，大餐会在那破车和那六百里上折腾。当演职人员字幕出来，我才发现原来一直端出来的都是主菜~
先讲讲影后见面会吧，来了演员秦海璐、策划石川和投资人李海（名字不知道对不对）。秦海璐比较理想化，她一直接的片儿也都是这个路数的，有单纯的可爱，听她讲话有点好奇她为什么不自己当导演？是蛮有想法的演员；石川更有阅历一些，更清楚一部电影的运作，对这部电影有不同的想法，也比较绅士，对女士非常尊重；李海很低调，坐在观众席，秦海璐爆料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博士，这名头让人觉得是一有钱有又想法的主儿~拍艺术电影不容易，石川说这里面的所有人，拍这个都是为了理想，没有人是完全为了钱，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能在MOMA看到此片也非常的感激片后每一个名字。
电影的主线是一群阜阳人回家的故事，核心人物是曹俐和狗子，核心道具是一辆破车。虽说片名是ticket，但是这个票是没有的，是同乡之间的信任和节前车票的紧张造就了片中的交易。
监制是侯孝贤，而且现在看到的这一版也是侯孝贤剪辑的，所以有非常浓厚的侯导风格，就是说和他的一些电影相似，通常电影中的那些高潮和结尾都是没有的，就像是把人生的一个切片搁在放大镜下，在时代背景和特定的人群中，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而且为了让一切如日常生活一般稀松平常的缓缓流淌，这部电影减弱了很多戏剧冲突，莎士比亚一般的跌宕起伏和戏剧化在这里是被尽量淡化的，如曹俐钱丢了以后、谢琴看到穿浴袍的女儿以后、回家的人都发现是破车了以后，在有对立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导演都用一种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了，这种方式让你觉得意外又算是基本说得通，而一辆破车回不了家这事，也是通过几行字幕就解决了。我很愿意把这类导演叫做“自然系导演”，我理解为他们是用干预的手法达到平缓时光的目的，是没有高潮和结尾，但是他们是故意的，献给观众的是一段平铺直叙又有丰富细节的故事，你跟着演员走了一趟又平静的走了出来，但是你却不能不去思考他们的生活。
大部分镜头是中景、特写，结尾给了一个破车远去的远景，哲学意味的镜头没有，大部分是生活场景的镜头，基本和小人物主题是吻合的。我最喜欢的是麻绳的那一段，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一度被麻绳整的想流几滴思乡的眼泪，麻绳是很智慧的一个细节，不管它是怎么出现又是被丢在哪里，麻绳是家的象征，是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物品，也许它记录了乡村生活的种种，夕阳下的劳作、父亲的汗水或者男女之间田埂上的媾和，如果能有一个镜头是曹俐手拿着麻绳穿过混凝土的城市街巷，来点哄哄的那种音乐，是不是比现在这个结局好点？呵呵~只是个人陋见。
有一个镜头我觉得不是很够力度，曹俐送走大家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打开窗户那段，来回踱步很容易误导观众，觉得她非常犹豫不决，然后给观众的期待就是她又跑回去和大家一起回家了，看别的评论，导演是想用打开窗户来掰回这个感觉，但是窗户打开后的那种拍摄有点平淡，并没有传递出太多的东西。把导演拍这场的想法贴过来：“当她推开窗的那一刻，她看到了家，当她承认想家时，人物内心得到了释放，豁然开朗的光，正是我们想表达的人物那一刻的内心，她已经回家了。”导演讲这个的时候很动容，但镜头并没有让观众体会到这种动容。
最后问了石川老师，为什么选择阜阳这个群体，有体现一些这个群体的特征吗？石老师的回答是，因为那些阿姨都是阜阳的，以地名做电影名字一般很少，而且还没有问当地拉赞助，本来也有想《回家六百里》之类的，在人物特征上，有几个人也说了阜阳话。听完以后的感受是，幸亏名字没有改，到阜阳六百里更上口也容易被记住，人物特征方面，我起先是觉得中国虽然大，但是各个地方的人是有小属性的，后来又想，因为演员都是些在上海打工的阜阳阿姨，所以他们在表演时无意识的就把那种属性带出来了，看完以后我第一反应是阜阳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特性是什么？能有这样的发问，说明他们还是有演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而究竟是哪些属性，估计也很难给一个明确的答复。毕竟阜阳也不算一个大地方，研究的人少。
严肃的讲了好大一段，以两个乐子结尾吧，一个是曹俐卖票的时候一个阿姨说没有票的话她要退钱，结果后来那阿姨又出现在回家的破车旁边；另一个是片中出现的席然和小月，看片尾字幕，那个片场助理名字是席然，而那个演小月的名字后两个字是小月，那现实中席然和小月的故事是什么呢？
哈哈~

托电影节的福，看了这部《到阜阳六百里》，我想这一定是自己近年在影院看到最好的电影。如果要打分，我打满分。我知道题材怎样与影片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见到有人如此真诚地描述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你也很难不被打动。

故事发生在上海，一个依靠出卖信仰得生存的魔都。狗哥在此地锤炼多年，修得一身的痞气常能助他蒙混过关；谢琴的女儿试着卖力气讨生活，但最终也找到捷径；最可悲的是谢琴老阿姨，让女儿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本是她仅存的信仰，为此她可以忍受各种艰辛和屈辱，而现实无比残酷，当她发现自己以命相维持的东西已经消失的时候，信仰瞬间崩塌。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这部电影是积极的，因为至少证明有人还在关注这部分群体。必须承认在对待外地打工者的问题上，上海人正表现出一种无知，以为假如他们不来，那双方的生活环境都会好很多。更可悲的是这种毫无理智的声音控制着发言权，隔离了基本的尊重，更不谈尝试性的关注或思考。而这一切竟被一个台湾人看在眼里。

台湾导演向大家介绍，整个电影源自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他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镜头里。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公交车，满载着等待重整旗鼓或就此偃旗息鼓的斗士，在城市繁忙的车流里，往六百里外那个叫做家的地方艰难前行。至于片尾的字幕，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用去看，每个人都能为它写上自己心里的结尾，这并不难。

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到移动电视在放一个叫做《上海协奏曲》的MV，郎朗在琴键上忘情地挥洒，画面中不时能看到机场，磁悬浮，外滩陆家嘴，F1，还有光鲜的白领和欢乐的小学生，而我脑海中所浮现的却从未出现，恍然两座城市。或者说，这些已经是协奏曲的全部音符，而那些，则如同台下的交头接耳、咳嗽声以及手机铃响一般，属于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