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短暂，而其混乱的美丽是许多电影试图挽留的元素。导演李启源的新作《乱青春》呈现的是三个花样少女之间既混沌又清澈的情欲，她们在喜欢的边界穿梭、踟蹰、游荡，就像电影开场，Angel在趋于凋零的向日葵花田逡寻着什么，而迷蒙的光在天际吞吐闪烁。

台湾历年来有为数不少的电影皆以女性情愫为题，揣摩同性间游移的关切与依恋，从早期的《国中女生》、《我的美丽与哀愁》、《美丽在唱歌》，一直到近年来的《蓝色大门》、《爱丽丝的镜子》、《刺青》、《漂浪青春》、《渺渺》、《花吃了那女孩》等。近期即将上映的《乱青春》同样探测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们彼此对待的方式与纳藏的心结，片中凸显了时间、记忆与爱的流动感。在时光的复沓里，有愈来愈多的回想从四方浮游而至、愈来愈多致密的心思被拆解。最终，这些歧异的视角将如何缝合起来？

《乱青春》舍弃传统的线性叙事，打造了风格强烈的电影语言，繁复地交互编织记忆与现实。时间不再固着于过去、现在这种既存的界定方式，导演大量采用「预示」的手法，使得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过去与现在穿插、并置再现，模糊了时间的绝对性，也使得记忆渗透入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潜伏的陪伴关系，继续与当下互动。记忆因此苏活，在心之舞台上反覆搬演，在每一次的排演中，都可能添增、删减局部细节，也可能恣意窜改其中的情节。

本片采用多线并行的时空架构，多次前后采取不同的叙事观点，重现同一起事件。它慢慢地点缀、填充、修饰那个时空脉络，邀请剧中角色和观众共同进入，根据当下情境改写成属于自己的脚本。你就不再只是被动的讯息接收者，而能够潜入那些细细碎碎的缝隙里，或许，在某个边缘地带遇见自己。

自认为从未离开青春期的李启源对「青春」这个题材敏感，2005年拍摄完成的《巧克力重击》描述的是一群着迷于街舞和嘻哈音乐的青少年，彼此较劲，蓬勃地舞弄着青春的斗志。李启源同时也对大人与青少年之间表达爱的方式感兴趣，《巧克力重击》的主角巧克力和他的父亲从一开始生硬的对峙，直到慢慢体解对方的处境，从而开启沟通的可能；在《乱青春》当中，Angel和阿咪皆身处于一个崩解的家庭里，和父亲之间隔着一条无形的沟渠。从《巧克力重击》、《乱青春》、《烟》（《台北异想》短片之一），乃至下一部作品《沉默的爱》，反覆演绎的，无非是那种语言到达不了的爱。在李启源的观察中，东方社会的男性普遍无法舒坦而自信地表露自身的关爱，父亲这个角色尤其如此。所以Angel和阿咪的父亲最后都黯然地哭了，似乎唯有这般，才能寻获一丝救赎。

本期【放映头条】专访导演李启源，听他阐述如何透过影像语言表现流动的时间、记忆与爱，以及剖析其作品中一再上演的亲子关系，并分享跨国制作团队的合作经验。

导演认为女性的感情跌宕而有层次，而《乱青春》揭露的正是高校女孩美丽而混沌的私密情感。近几年，台湾陆续有几部电影亦处理了女性情爱的游移与暧昧，如《蓝色大门》、《漂浪青春》、《花吃了那女孩》，就主题而言，《乱青春》如何与其他类似题材的影片进行区隔？

我的电影有毒。（哈）在电影里演出的三个女孩，她们的家人看过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敢跟自己的女儿讲话。电影里的情绪太真实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女儿就像那个样子。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她们不是那个样子？如果碰到那种情境，她们为什么不会是那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又为什么不会是那个样子？故事是虚构的，但情境是真实的。故事里的人物，带我们经验他们所经验的，所以我们是Angel，我们是情绪障碍的父亲，我们是夏日的暴雨，我们是枯萎的向日葵。《乱青春》是女性情感的纪录片。

您说「这是一部关于时间、记忆与爱的电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三者似乎都是流动不拘、可以（自由）移转，甚至跳跃的，请问这是否反映您对时间、记忆与爱的观感？

时间不断流逝，记忆不断被修改，爱与不爱似乎也不是那么绝对。当我们说「过去」如何如何，哪里来的「过去」啊？不过是现在的我们，对发生过的事，又重新诠释一遍罢了。一切都是现在进行式，一切都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进行式。早上妳被同事的咖啡洒到衣服，于是妳对他昨晚陪妳加班，不再感激了。夜深人静，妳听到萧邦，妳想念初恋的情人，其实当时妳也不见得那么爱他。记忆多么的不可靠，而电影呢，电影就像这么样的一个东西。电影是记忆，电影是梦，电影是现在进行式的艺术，在电影院里你没有办法倒带，你只能出去小便。

《乱青春》打破观众习以为常的线性叙事，采用多线并行的时空架构，并大量使用「预示」的手法，导致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请问为何会采取这样的叙事策略？

所谓「预示」，就是先让观众看到事件的结果，然后再一次次的回到事件的开始。随着故事中三位女孩关系的改变，她们对事件的看法不再相同了，我们对事件的解释也改变了。宇宙间的人事，没有一样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加加减减，离随机也不远了。观众藉由不断参与、渗透（我多么喜欢「渗透」这两个字）演员的故事，而主动的建构了自己的生命经验。在东京影展，有位中年女子，电影散场后，红着眼眶，拉我的手说，我拍出了她的青春。我想并不是因为她与剧情有相同的故事，而是她的青春经验，经过与演员相互冲击，而有了回声。更有趣的是剧中三个演员，拍摄完成一年半后的现在，当记者问到她们角色的个性时，她们的说法和一年前拍幕后记实时，又不一样了。很明显的她们以现在的经验在投射那个她们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无所谓对不对或好不好，因为随着《乱青春》的拍摄结束，三位女孩也脱离了青春期。她们再也回不去那个状态了，只有她们青春的影像，会在电影里留下来。

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是否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抑或是初步拟定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剧本，再视演员的情绪、现场的氛围加以发挥？

不只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连对话我都不许她们更动一个字。但她们要如何彼此互动，要如何讲话，我并不加入太多意见。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开放性的剧本」？演员拍戏时的个人情绪，对我没有多大意义，我也不感兴趣，但我必须引导她们进入情境，等她们进去后，她们会以最自然的方式说话，走路，哭泣或搞笑，这才是我要的。有时这样的过程很累人，如果环境的气氛对，当然对我的「催眠」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在拍电影之前，您就已投入写作，请问您如何将文字转换成影像？这两种创作媒材的感染力以及说故事的能力又有何不同？

影像是很暧昧的东西，往往要靠音乐来定性，否则会像没有锚的船一样漂走。俄国的爱森斯坦早在1920年就发现这个事实，所以创造了蒙太奇。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的脸，紧接着一张小婴儿的脸，让观众觉得他是慈祥的；如果接的是飘扬的红旗，观众会觉得他是革命青年。这些虽然是剪接的伎俩，但恰好也说明了影像飘忽不定的个性。我不会作曲，否则我会先写音乐，然后将旋律转换成影像，这比文字转换成影像，要直接了当得多。说来有趣，我从来也没有将文字转换成影像过，刚好相反，当我脑中闪过什么意象时，我企图用文字捕捉下来。我没办法用脑中的意象去感染人家，得到拍片所需要的资金，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文字写得像我脑中的画面。不过即使如此，经过文字转化的过程，影像的意义又开始质变了，两者互相辩证，没完没了。

文学和音乐一样，是门能自给自足的艺术，但电影不是。电影很难单靠影像支撑，就算是默片，还是得加字卡，配音乐。如果一部电影能将影像和文学、音乐调配得当，它的感染力是很惊人的。如果电影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宁可选择文字创作，虽然这是个充满偏见的媒材，而且对所谓「忠实传达」这回事，我也充满疑问。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后来却开始质疑文字是否能够精准传达讯息与情绪，为何会有这样的转折？

文字本身并不如我们所想的，是个透明的工具，它隐含了许多种族和性别歧视。看看中文如何书写少数民族：匈奴、羌、狄、羯......，动物性十足，不是吗？而当中原的政权需要与少数民族结盟时，那种带有野兽意味的书写，就改变了。西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历史（history），竟然完全是男人的（his）故事（story）。我想从直立猿人到现在，人性基本上没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而文字的演化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像这样一种工具，我常好奇，在传达日常生活讯息和情绪时，自动过滤了什么？瞒混了什么？又自动衍生了什么、栽赃了什么？这样的情况，应用到戏剧效果，我发觉当演员的肢体和他的语言之间，发生歧异时，正是戏剧张力最强的时候。试着想想这个画面--当一个女人看着男人的眼睛说我恨你，可是她真正的意思是我爱你，是不是远比她直接说我爱你，强悍得多？也许我该去问问小四的学生，这该算是映衬句呢，还是目的句？

您曾提及，拍片时会希望语言尽量精炼，转而透过演员的肢体表演去呈现内心的情感，但在《乱青春》片末，阿咪却是透过一段赤裸的口白来表彰其情欲，为什么这个桥段会选择这样的呈现方式？

阿咪借了小步的雨伞、笔记、IPod、面膜、靴子、维他命B......最后连男朋友都借走了。阿咪真的爱小步的男友吗？并不！她把小步的男朋友当成像雨伞、笔记、 IPod那样「小步的东西」来喜欢。她描述和小步男朋友做爱的细节，不是恨，而是出于对小步的爱。唯有那么长时间的，在罪恶感折磨下，难以启齿的坦白，才有办法让小步体验到她对她的爱。而小步最后吻了她，因为她不忍阿咪不断的重复脏话自责。这种爱多么曲折，当年Angel选择向她告白的方式，她拒绝，这次小步领悟到了那种痛。在这里我选择让阿咪独白，就像听广播剧的说书，它所营造的想像，远比实际的画面来得凶猛。这里的一长段独白，我不让演员更动任何字，因为我把它当音乐用。我写的时候有一定的节奏，有点像听Rap，没有人真正在乎内容，重点在语音带来的节奏感。

本片延揽姚安琪、李律、廖千慧三位年轻演员，她们各自吸引您的特质为何？就表演训练而言，您个人比较注重的是什么？在拍摄现场，您似乎偏好即兴表演，这部分是如何与演员进行沟通、磨合？

安琪是个奇怪的女孩，我从她十七岁时就认识她了。她告诉我很多奇怪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她自己编织出来的。她有小女孩的稚气和天真，另一面却又比我成熟得厉害。她老是嚷肚子饿，连续几天只吃苹果裹腹，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她就吃炸鸡，不论西式中式日式，她就点炸鸡。我喝啤酒，她啃炸鸡，然后一边告诉我乱七八糟的事。她说她是害羞内向的人，我觉得她是疯子。她是那种导演不要求，她就会随便乱演一气，但碰到了她的导演，她可以给出非常纯粹的东西。她是天生的演员。

千慧长得像邻家的可爱小妹，让人不会防备。但是她的心思细腻到连她自己都会抓狂。有时我开个玩笑，她可以难过好几天，然后跑来跟我讲，然后又被我骂一遍，她的专长仿佛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种性格与长相冲突的质地，令我在角色的塑造上，有个很好的著力点。

李律呢，她很另类。所有我们在八岁前应该都会的玩意，她一个也不会，比如说骑脚踏车、弹铜板、游泳等。事实上直到拍《乱青春》，她才踏出过台北市，之前她最远的地方只到过台北县。但如果你以为她是那种乖乖淑女，你就错了，她不高兴时会骂人家「靠杯」。拍戏时，我和摄影师都被她的脚踏车撞过。拍落海的一场戏，还得我亲自下海拉着她游，我问她为什么不能自己游？她说她怕鱼。

说是训练表演，其实就是陪她们扮家家酒（虽然我不能在研究所的开课名称上填「扮家家酒」）。每周八个钟头，大家在里头玩，玩久了，就有感情，玩high 了，戏自然就来了。不会玩的演员，通常很无趣，也没有想像力。有些科班出身的更糟，连走路都不会了。小孩玩家家酒，不需要沟通、磨合，没那么严肃，你只要捡根树枝给他们就好了。在他们手里，树枝是宝剑，是锅铲，是预防针，是鸡腿。我的工作在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把他们带到那个情境去，然后让他们放心，我不会落跑，就这样而已。我的戏都是这样拍的。

Angel和阿咪都身处于一个崩解的家庭中，她们的父亲一个永远沉默不语、一个则是搞不清楚女儿的喜好，为何会设定这样的家庭背景？而Angel和阿咪的父亲最后都不由自主地落泪了，您想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亲子关系？

三个女演员，有两个来自单亲家庭。我的周遭也有许多破碎的家庭，而且我现在想想，破碎的家庭可能还多过正常的家庭。这些破碎的家庭大部分是男人搞砸的吧。我对男人一点同情都没有，因为我是男人，我晓得那是怎么一回事。鹿特丹影展有观众问我，为什么电影里没有母亲？我说有啊，三个女孩就是母亲，不管她们几岁，她们都是这个荒凉星球上唯一的安慰。男人就不用谈了，他们不管几岁都是小孩。有些小孩自闭，有些小孩自私，说着好像在讲我自己一样。其实也没错，如果我有小孩，我也可能是那个样子的糟糕父亲。东方的父亲，不会跟小孩讲话，更不会说我爱你。男人的情绪到了十六岁以后都瘫痪了，但不是没有爱，在最后的一点泪光中，我们看到了救赎。

片中的场景不少皆带有凋敝、毁弃的气味，像是腐朽的公寓、干枯的游泳池、秘密洞穴里的浴缸、莲花池旁的废车场，请问当初为何会设定这些场景？是否企图与青春以及角色心境进行对照？

美学上，我不喜欢那种太不食人间烟火的景物。那种风景卡片式的美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电影中。我不是说我非拍废墟或垃圾堆不可，而是场景必须有种意思出来才好。比如说一位住在白河的朋友，带我看遍白河的莲花，我告诉他太漂亮了，我不能用。然后就在马路旁，我看见了废车场。更妙的是，一堆废铁后面，又有个莲花池。我看着看着意思就出来了--青春既美又丑，既温柔又粗糙，既抒情又暴力。光拍这个，想想就很过瘾。电影开场的向日葵花田也是，我们等到繁花开尽后，某种腐败的味道来了，才去拍。青春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个特例，它不是个正常的状态。它是万物必然走向衰败、凋蔽过程中的一个反动，因此我找的场景，多少带有冲突性。场景这东西很微妙，有时它的故事性更甚过演员，我可以接受一个不是那么灵光的演员，但我没办法忍受一个没有感觉的场景。

这部片的摄影师李奥纳多?瑞特?亨瑞奇（Leonard Retel Helmrich）透过「单摄电影技法」（Singleshot cinema）开创出相当诗意而瑰丽的影像风格，请导演谈谈合作源起，以及拍摄过程中如何与摄影师沟通。

《乱青春》写完时，我开始伤脑筋摄影师的问题。时间、记忆与爱是流动的，因此我必须创造一种流动的视觉语言，来呼应我的主题。由于摄影机必须不停的移动，因此摄影师手持功力必须非常厉害，而且他还必须能配合我的要求，不能干扰到演员的情绪。最重要的，必须快，因为我只有拍摄18天的预算。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美国的朋友，搞纪录片的，说有一位荷兰的纪录片导演，要来台湾参加纪录片双年展，并寄给我一片Leonard拍的《月亮的形状》（Shape of the Moon）。一看大乐，因为他不仅拍出故事，还拍出了诗。等他来台湾后，我们花了一整天聊，他给我看他发明的「单拍仪」，我说你来当我的摄影师，我们让大家见识一下，这玩意用在剧情片的威力，说不定你可以在台湾设厂量产。他被我说动了，五个月后，在完全不知道剧本的情况下，与我一起拍摄了《乱青春》。

Leonard Retel Helmrich过去的拍摄经验都是以纪录片为主，这回是他初次为剧情片掌镜，这样的背景在拍摄《乱青春》时会擦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因为他拍了二十几年纪录片，到过许多国家，大部分时间他根本不懂当地语言，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直觉。而我片子正是这么一种拍法，虽然我写下每场的情境，但我不知道演员会出来什么东西。因此他的纪录片背景，在我们拍摄时便很管用。当年轻演员的灵光乍现，他一个单拍，就抓到了我剪接时所需要的各种镜位。特别是碰到怪异天气时，我更可以大胆和演员一起玩，完全不必担心镜头，结尾时两个女孩在海边跳舞，和在废车场打架的戏，就是这样无预警的下起大雷雨，而我们在大雨中完成拍摄，一个镜头单拍完成。我特别记得有两场戏，冰淇淋店和安琪家，拍着拍着我发觉摄影师在哭，我担心手持摄影机晃动太厉害，还特别过去拍拍他的背。他告诉我虽然不知道演员在说什么，但是情绪的感染力还是很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气氛下，如期完成我们所有的拍摄工作。离台前，他说我们再来合作一部吧。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赞美。

《巧克力重击》和《乱青春》这两部片皆有跨国合作的工作团队，《巧克力重击》的幕后班底包括摄影师Lawrence Schweich、艾美奖音效剪接奖得主Michael Lyle，《乱青春》除了摄影师Leonard Retel Helmrich外，亦邀请相当活跃的日本电子音乐大师半野喜弘（Yoshihiro Hanno）负责电影配乐，能否请您谈谈为何偏好跨国合作，并分享跨国合作的经验？

台湾电影的专业人才，就那么几位，做来做去，就是这么几位。久而久之，东西都很雷同，风格也相去不远。混血是为了变异啊。

跨国人才的合作，说起来容易，协调起来是一门很大的功夫。幸好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制片，她让所有事情如期发生。我每次在拍片现场，喊第一声Action，都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电影是一个团队的产物，团队的工作气氛很重要，有时甚至很私密，有点像秘教的氛围。不管是演员、美术、摄影、收音，都会不吝惜的给出最好的东西来。这时候我的眼睛里只有集体的目标，没有国籍、肤色和语言的差别，我什至忘了有外国人这回事。直到现在妳提出这个问题，我才突然惊觉，我的收音师Mark是美国人，摄影师Leonard是荷兰人，一个掌管现场声音，一个掌管现场视觉，竟然都不懂中文，不知道演员在说些什么，然而《乱青春》就这么言之成理的拍出来了。

导演曾提过对改编诗很感兴趣，因为诗的语言暧昧、歧异，血缘与电影较近，《暴暴鼓》这部作品就是与诗人夏宇合作的电影，请问这部片目前的执行进度如何？另外，也请谈谈您的下一部作品《沉默的爱》。

《暴暴鼓》目前是个灾难，因为我们两个人写出了完全不同的脚本，除了人物的名字，没有一样东西相同，连当初讲好的情节，也离题了。

我倒是比较想谈《沉默的爱》。在这部片子里，我不想让演员讲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从电视到立法院，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在吼，但谁也听不见谁。我希望观众进到电影院来，起码可以享受九十分钟的宁静，在静默中体验爱。

最后，请导演给《放映周报》的读者一个非看不可的理由。

没什么电影是非看不可的。不过假如像许多看过的人说，看完《乱青春》后，人变得不一样了，而且感觉回不去原来的自己。我想那倒也是很异类的经验，不是吗？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该有一次这样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