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短暂,而其混乱的美丽是许多电影试图挽留的元素。导演李启源的新作《乱青春》呈现的是三个花样少女之间既混沌又清澈的情欲,她们在喜欢的边界穿梭、踟蹰、游荡,就像电影开场,Angel在趋于凋零的向日葵花田逡寻着什么,而迷蒙的光在天际吞吐闪烁。
台湾历年来有为数不少的电影皆以女性情愫为题,揣摩同性间游移的关切与依恋,从早期的《国中女生》、《我的美丽与哀愁》、《美丽在唱歌》,一直到近年来的《蓝色大门》、《爱丽丝的镜子》、《刺青》、《漂浪青春》、《渺渺》、《花吃了那女孩》等。近期即将上映的《乱青春》同样探测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们彼此对待的方式与纳藏的心结,片中凸显了时间、记忆与爱的流动感。在时光的复沓里,有愈来愈多的回想从四方浮游而至、愈来愈多致密的心思被拆解。最终,这些歧异的视角将如何缝合起来?
《乱青春》舍弃传统的线性叙事,打造了风格强烈的电影语言,繁复地交互编织记忆与现实。时间不再固着于过去、现在这种既存的界定方式,导演大量采用「预示」的手法,使得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过去与现在穿插、并置再现,模糊了时间的绝对性,也使得记忆渗透入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潜伏的陪伴关系,继续与当下互动。记忆因此苏活,在心之舞台上反覆搬演,在每一次的排演中,都可能添增、删减局部细节,也可能恣意窜改其中的情节。
本片采用多线并行的时空架构,多次前后采取不同的叙事观点,重现同一起事件。它慢慢地点缀、填充、修饰那个时空脉络,邀请剧中角色和观众共同进入,根据当下情境改写成属于自己的脚本。你就不再只是被动的讯息接收者,而能够潜入那些细细碎碎的缝隙里,或许,在某个边缘地带遇见自己。
自认为从未离开青春期的李启源对「青春」这个题材敏感,2005年拍摄完成的《巧克力重击》描述的是一群着迷于街舞和嘻哈音乐的青少年,彼此较劲,蓬勃地舞弄着青春的斗志。李启源同时也对大人与青少年之间表达爱的方式感兴趣,《巧克力重击》的主角巧克力和他的父亲从一开始生硬的对峙,直到慢慢体解对方的处境,从而开启沟通的可能;在《乱青春》当中,Angel和阿咪皆身处于一个崩解的家庭里,和父亲之间隔着一条无形的沟渠。从《巧克力重击》、《乱青春》、《烟》(《台北异想》短片之一),乃至下一部作品《沉默的爱》,反覆演绎的,无非是那种语言到达不了的爱。在李启源的观察中,东方社会的男性普遍无法舒坦而自信地表露自身的关爱,父亲这个角色尤其如此。所以Angel和阿咪的父亲最后都黯然地哭了,似乎唯有这般,才能寻获一丝救赎。
本期【放映头条】专访导演李启源,听他阐述如何透过影像语言表现流动的时间、记忆与爱,以及剖析其作品中一再上演的亲子关系,并分享跨国制作团队的合作经验。
导演认为女性的感情跌宕而有层次,而《乱青春》揭露的正是高校女孩美丽而混沌的私密情感。近几年,台湾陆续有几部电影亦处理了女性情爱的游移与暧昧,如《蓝色大门》、《漂浪青春》、《花吃了那女孩》,就主题而言,《乱青春》如何与其他类似题材的影片进行区隔?
我的电影有毒。(哈)在电影里演出的三个女孩,她们的家人看过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敢跟自己的女儿讲话。电影里的情绪太真实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女儿就像那个样子。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她们不是那个样子?如果碰到那种情境,她们为什么不会是那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又为什么不会是那个样子?故事是虚构的,但情境是真实的。故事里的人物,带我们经验他们所经验的,所以我们是Angel,我们是情绪障碍的父亲,我们是夏日的暴雨,我们是枯萎的向日葵。《乱青春》是女性情感的纪录片。
您说「这是一部关于时间、记忆与爱的电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三者似乎都是流动不拘、可以(自由)移转,甚至跳跃的,请问这是否反映您对时间、记忆与爱的观感?
时间不断流逝,记忆不断被修改,爱与不爱似乎也不是那么绝对。当我们说「过去」如何如何,哪里来的「过去」啊?不过是现在的我们,对发生过的事,又重新诠释一遍罢了。一切都是现在进行式,一切都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进行式。早上妳被同事的咖啡洒到衣服,于是妳对他昨晚陪妳加班,不再感激了。夜深人静,妳听到萧邦,妳想念初恋的情人,其实当时妳也不见得那么爱他。记忆多么的不可靠,而电影呢,电影就像这么样的一个东西。电影是记忆,电影是梦,电影是现在进行式的艺术,在电影院里你没有办法倒带,你只能出去小便。
《乱青春》打破观众习以为常的线性叙事,采用多线并行的时空架构,并大量使用「预示」的手法,导致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请问为何会采取这样的叙事策略?
所谓「预示」,就是先让观众看到事件的结果,然后再一次次的回到事件的开始。随着故事中三位女孩关系的改变,她们对事件的看法不再相同了,我们对事件的解释也改变了。宇宙间的人事,没有一样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加加减减,离随机也不远了。观众藉由不断参与、渗透(我多么喜欢「渗透」这两个字)演员的故事,而主动的建构了自己的生命经验。在东京影展,有位中年女子,电影散场后,红着眼眶,拉我的手说,我拍出了她的青春。我想并不是因为她与剧情有相同的故事,而是她的青春经验,经过与演员相互冲击,而有了回声。更有趣的是剧中三个演员,拍摄完成一年半后的现在,当记者问到她们角色的个性时,她们的说法和一年前拍幕后记实时,又不一样了。很明显的她们以现在的经验在投射那个她们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无所谓对不对或好不好,因为随着《乱青春》的拍摄结束,三位女孩也脱离了青春期。她们再也回不去那个状态了,只有她们青春的影像,会在电影里留下来。
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是否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抑或是初步拟定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剧本,再视演员的情绪、现场的氛围加以发挥?
不只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连对话我都不许她们更动一个字。但她们要如何彼此互动,要如何讲话,我并不加入太多意见。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开放性的剧本」?演员拍戏时的个人情绪,对我没有多大意义,我也不感兴趣,但我必须引导她们进入情境,等她们进去后,她们会以最自然的方式说话,走路,哭泣或搞笑,这才是我要的。有时这样的过程很累人,如果环境的气氛对,当然对我的「催眠」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在拍电影之前,您就已投入写作,请问您如何将文字转换成影像?这两种创作媒材的感染力以及说故事的能力又有何不同?
影像是很暧昧的东西,往往要靠音乐来定性,否则会像没有锚的船一样漂走。俄国的爱森斯坦早在1920年就发现这个事实,所以创造了蒙太奇。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的脸,紧接着一张小婴儿的脸,让观众觉得他是慈祥的;如果接的是飘扬的红旗,观众会觉得他是革命青年。这些虽然是剪接的伎俩,但恰好也说明了影像飘忽不定的个性。我不会作曲,否则我会先写音乐,然后将旋律转换成影像,这比文字转换成影像,要直接了当得多。说来有趣,我从来也没有将文字转换成影像过,刚好相反,当我脑中闪过什么意象时,我企图用文字捕捉下来。我没办法用脑中的意象去感染人家,得到拍片所需要的资金,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文字写得像我脑中的画面。不过即使如此,经过文字转化的过程,影像的意义又开始质变了,两者互相辩证,没完没了。
文学和音乐一样,是门能自给自足的艺术,但电影不是。电影很难单靠影像支撑,就算是默片,还是得加字卡,配音乐。如果一部电影能将影像和文学、音乐调配得当,它的感染力是很惊人的。如果电影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宁可选择文字创作,虽然这是个充满偏见的媒材,而且对所谓「忠实传达」这回事,我也充满疑问。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后来却开始质疑文字是否能够精准传达讯息与情绪,为何会有这样的转折?
文字本身并不如我们所想的,是个透明的工具,它隐含了许多种族和性别歧视。看看中文如何书写少数民族:匈奴、羌、狄、羯......,动物性十足,不是吗?而当中原的政权需要与少数民族结盟时,那种带有野兽意味的书写,就改变了。西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历史(history),竟然完全是男人的(his)故事(story)。我想从直立猿人到现在,人性基本上没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而文字的演化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像这样一种工具,我常好奇,在传达日常生活讯息和情绪时,自动过滤了什么?瞒混了什么?又自动衍生了什么、栽赃了什么?这样的情况,应用到戏剧效果,我发觉当演员的肢体和他的语言之间,发生歧异时,正是戏剧张力最强的时候。试着想想这个画面--当一个女人看着男人的眼睛说我恨你,可是她真正的意思是我爱你,是不是远比她直接说我爱你,强悍得多?也许我该去问问小四的学生,这该算是映衬句呢,还是目的句?
您曾提及,拍片时会希望语言尽量精炼,转而透过演员的肢体表演去呈现内心的情感,但在《乱青春》片末,阿咪却是透过一段赤裸的口白来表彰其情欲,为什么这个桥段会选择这样的呈现方式?
阿咪借了小步的雨伞、笔记、IPod、面膜、靴子、维他命B......最后连男朋友都借走了。阿咪真的爱小步的男友吗?并不!她把小步的男朋友当成像雨伞、笔记、 IPod那样「小步的东西」来喜欢。她描述和小步男朋友做爱的细节,不是恨,而是出于对小步的爱。唯有那么长时间的,在罪恶感折磨下,难以启齿的坦白,才有办法让小步体验到她对她的爱。而小步最后吻了她,因为她不忍阿咪不断的重复脏话自责。这种爱多么曲折,当年Angel选择向她告白的方式,她拒绝,这次小步领悟到了那种痛。在这里我选择让阿咪独白,就像听广播剧的说书,它所营造的想像,远比实际的画面来得凶猛。这里的一长段独白,我不让演员更动任何字,因为我把它当音乐用。我写的时候有一定的节奏,有点像听Rap,没有人真正在乎内容,重点在语音带来的节奏感。
本片延揽姚安琪、李律、廖千慧三位年轻演员,她们各自吸引您的特质为何?就表演训练而言,您个人比较注重的是什么?在拍摄现场,您似乎偏好即兴表演,这部分是如何与演员进行沟通、磨合?
安琪是个奇怪的女孩,我从她十七岁时就认识她了。她告诉我很多奇怪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她自己编织出来的。她有小女孩的稚气和天真,另一面却又比我成熟得厉害。她老是嚷肚子饿,连续几天只吃苹果裹腹,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她就吃炸鸡,不论西式中式日式,她就点炸鸡。我喝啤酒,她啃炸鸡,然后一边告诉我乱七八糟的事。她说她是害羞内向的人,我觉得她是疯子。她是那种导演不要求,她就会随便乱演一气,但碰到了她的导演,她可以给出非常纯粹的东西。她是天生的演员。
千慧长得像邻家的可爱小妹,让人不会防备。但是她的心思细腻到连她自己都会抓狂。有时我开个玩笑,她可以难过好几天,然后跑来跟我讲,然后又被我骂一遍,她的专长仿佛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种性格与长相冲突的质地,令我在角色的塑造上,有个很好的著力点。
李律呢,她很另类。所有我们在八岁前应该都会的玩意,她一个也不会,比如说骑脚踏车、弹铜板、游泳等。事实上直到拍《乱青春》,她才踏出过台北市,之前她最远的地方只到过台北县。但如果你以为她是那种乖乖淑女,你就错了,她不高兴时会骂人家「靠杯」。拍戏时,我和摄影师都被她的脚踏车撞过。拍落海的一场戏,还得我亲自下海拉着她游,我问她为什么不能自己游?她说她怕鱼。
说是训练表演,其实就是陪她们扮家家酒(虽然我不能在研究所的开课名称上填「扮家家酒」)。每周八个钟头,大家在里头玩,玩久了,就有感情,玩high 了,戏自然就来了。不会玩的演员,通常很无趣,也没有想像力。有些科班出身的更糟,连走路都不会了。小孩玩家家酒,不需要沟通、磨合,没那么严肃,你只要捡根树枝给他们就好了。在他们手里,树枝是宝剑,是锅铲,是预防针,是鸡腿。我的工作在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把他们带到那个情境去,然后让他们放心,我不会落跑,就这样而已。我的戏都是这样拍的。
Angel和阿咪都身处于一个崩解的家庭中,她们的父亲一个永远沉默不语、一个则是搞不清楚女儿的喜好,为何会设定这样的家庭背景?而Angel和阿咪的父亲最后都不由自主地落泪了,您想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亲子关系?
三个女演员,有两个来自单亲家庭。我的周遭也有许多破碎的家庭,而且我现在想想,破碎的家庭可能还多过正常的家庭。这些破碎的家庭大部分是男人搞砸的吧。我对男人一点同情都没有,因为我是男人,我晓得那是怎么一回事。鹿特丹影展有观众问我,为什么电影里没有母亲?我说有啊,三个女孩就是母亲,不管她们几岁,她们都是这个荒凉星球上唯一的安慰。男人就不用谈了,他们不管几岁都是小孩。有些小孩自闭,有些小孩自私,说着好像在讲我自己一样。其实也没错,如果我有小孩,我也可能是那个样子的糟糕父亲。东方的父亲,不会跟小孩讲话,更不会说我爱你。男人的情绪到了十六岁以后都瘫痪了,但不是没有爱,在最后的一点泪光中,我们看到了救赎。
片中的场景不少皆带有凋敝、毁弃的气味,像是腐朽的公寓、干枯的游泳池、秘密洞穴里的浴缸、莲花池旁的废车场,请问当初为何会设定这些场景?是否企图与青春以及角色心境进行对照?
美学上,我不喜欢那种太不食人间烟火的景物。那种风景卡片式的美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电影中。我不是说我非拍废墟或垃圾堆不可,而是场景必须有种意思出来才好。比如说一位住在白河的朋友,带我看遍白河的莲花,我告诉他太漂亮了,我不能用。然后就在马路旁,我看见了废车场。更妙的是,一堆废铁后面,又有个莲花池。我看着看着意思就出来了--青春既美又丑,既温柔又粗糙,既抒情又暴力。光拍这个,想想就很过瘾。电影开场的向日葵花田也是,我们等到繁花开尽后,某种腐败的味道来了,才去拍。青春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个特例,它不是个正常的状态。它是万物必然走向衰败、凋蔽过程中的一个反动,因此我找的场景,多少带有冲突性。场景这东西很微妙,有时它的故事性更甚过演员,我可以接受一个不是那么灵光的演员,但我没办法忍受一个没有感觉的场景。
这部片的摄影师李奥纳多?瑞特?亨瑞奇(Leonard Retel Helmrich)透过「单摄电影技法」(Singleshot cinema)开创出相当诗意而瑰丽的影像风格,请导演谈谈合作源起,以及拍摄过程中如何与摄影师沟通。
《乱青春》写完时,我开始伤脑筋摄影师的问题。时间、记忆与爱是流动的,因此我必须创造一种流动的视觉语言,来呼应我的主题。由于摄影机必须不停的移动,因此摄影师手持功力必须非常厉害,而且他还必须能配合我的要求,不能干扰到演员的情绪。最重要的,必须快,因为我只有拍摄18天的预算。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美国的朋友,搞纪录片的,说有一位荷兰的纪录片导演,要来台湾参加纪录片双年展,并寄给我一片Leonard拍的《月亮的形状》(Shape of the Moon)。一看大乐,因为他不仅拍出故事,还拍出了诗。等他来台湾后,我们花了一整天聊,他给我看他发明的「单拍仪」,我说你来当我的摄影师,我们让大家见识一下,这玩意用在剧情片的威力,说不定你可以在台湾设厂量产。他被我说动了,五个月后,在完全不知道剧本的情况下,与我一起拍摄了《乱青春》。
Leonard Retel Helmrich过去的拍摄经验都是以纪录片为主,这回是他初次为剧情片掌镜,这样的背景在拍摄《乱青春》时会擦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因为他拍了二十几年纪录片,到过许多国家,大部分时间他根本不懂当地语言,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直觉。而我片子正是这么一种拍法,虽然我写下每场的情境,但我不知道演员会出来什么东西。因此他的纪录片背景,在我们拍摄时便很管用。当年轻演员的灵光乍现,他一个单拍,就抓到了我剪接时所需要的各种镜位。特别是碰到怪异天气时,我更可以大胆和演员一起玩,完全不必担心镜头,结尾时两个女孩在海边跳舞,和在废车场打架的戏,就是这样无预警的下起大雷雨,而我们在大雨中完成拍摄,一个镜头单拍完成。我特别记得有两场戏,冰淇淋店和安琪家,拍着拍着我发觉摄影师在哭,我担心手持摄影机晃动太厉害,还特别过去拍拍他的背。他告诉我虽然不知道演员在说什么,但是情绪的感染力还是很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气氛下,如期完成我们所有的拍摄工作。离台前,他说我们再来合作一部吧。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赞美。
《巧克力重击》和《乱青春》这两部片皆有跨国合作的工作团队,《巧克力重击》的幕后班底包括摄影师Lawrence Schweich、艾美奖音效剪接奖得主Michael Lyle,《乱青春》除了摄影师Leonard Retel Helmrich外,亦邀请相当活跃的日本电子音乐大师半野喜弘(Yoshihiro Hanno)负责电影配乐,能否请您谈谈为何偏好跨国合作,并分享跨国合作的经验?
台湾电影的专业人才,就那么几位,做来做去,就是这么几位。久而久之,东西都很雷同,风格也相去不远。混血是为了变异啊。
跨国人才的合作,说起来容易,协调起来是一门很大的功夫。幸好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制片,她让所有事情如期发生。我每次在拍片现场,喊第一声Action,都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电影是一个团队的产物,团队的工作气氛很重要,有时甚至很私密,有点像秘教的氛围。不管是演员、美术、摄影、收音,都会不吝惜的给出最好的东西来。这时候我的眼睛里只有集体的目标,没有国籍、肤色和语言的差别,我什至忘了有外国人这回事。直到现在妳提出这个问题,我才突然惊觉,我的收音师Mark是美国人,摄影师Leonard是荷兰人,一个掌管现场声音,一个掌管现场视觉,竟然都不懂中文,不知道演员在说些什么,然而《乱青春》就这么言之成理的拍出来了。
导演曾提过对改编诗很感兴趣,因为诗的语言暧昧、歧异,血缘与电影较近,《暴暴鼓》这部作品就是与诗人夏宇合作的电影,请问这部片目前的执行进度如何?另外,也请谈谈您的下一部作品《沉默的爱》。
《暴暴鼓》目前是个灾难,因为我们两个人写出了完全不同的脚本,除了人物的名字,没有一样东西相同,连当初讲好的情节,也离题了。
我倒是比较想谈《沉默的爱》。在这部片子里,我不想让演员讲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从电视到立法院,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在吼,但谁也听不见谁。我希望观众进到电影院来,起码可以享受九十分钟的宁静,在静默中体验爱。
最后,请导演给《放映周报》的读者一个非看不可的理由。
没什么电影是非看不可的。不过假如像许多看过的人说,看完《乱青春》后,人变得不一样了,而且感觉回不去原来的自己。我想那倒也是很异类的经验,不是吗?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该有一次这样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