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在豆瓣的第一千部片 「看似好像没有说什么，其实正儿八经的说了什么」 这是看完这部动画当即的感觉 龙的牙齿，人在这牙里死去，又在这牙里重生，片尾这样说的 那龙牙到底是什么？龙的牙医又是为什么而存在？片子反反复复在问这些问题 为了能吃上最好的米饭，为了活...  (展开)

    （文/杨时旸）
    冲着武侠片的名头来的人可能要失望了。即便《师父》拿到了金马奖的最佳动作设计，但它也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片”，或者更精确一些说，它绝不是一部大多数普通观众心中想象的那种武侠片。它的打斗部分其实很少，动作很小，缺乏表演性，闷，冷，有些点到为止又有点装模作样。而更多的人对于武侠片的欣赏是来自于那种具有排演性的武打动作，那些花哨的交手，交织错落的躲避与攻击，飞天入地。但问题在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不是武打而是舞蹈。那些武侠片其实是一种硬朗和热血的歌舞片的变型。
    
    直到后来，人们有意识地消解掉那些不可思议的动作，把武术更加引领至格斗，那些拳拳到肉的动作才具备了现实主义的气味。但是中国的武侠片，更多的还是强调着浪漫主义的底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热爱武侠的徐浩峰用《师父》重述或者说还原了武侠。那些人都不再空中飞舞，永远也无法脱离地心引力，这部电影中的所有武林中人都有着沉重的肉身。徐浩峰其实更像一个学究、考据家和研究者，他曾书写过众多有关武林的故事，或真或假，也研判过中国武侠片的源流，对那些一个个飞天动作背后隐藏的、中国人的深层焦虑都有着冷静甚或冷漠的观察。所以，当他自己掌镜，他无意中就把影像变成了文本。相比于《倭寇的踪迹》中的那些枯槁，《师父》其实已经有趣得多。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更像一本书，而不是一部电影。他剔除了有趣的一面，戏剧化的一面，冲突的一面，只是不知道这做法中有多大比例是他有意为之。

    按照电影架构来说，《师父》讲述的无非是民国时期天津的武林故事，一些圈内近乎怪癖的江湖规矩，一些人情险恶，一些性命的断送与义气的伸张，但仔细看看其实这些都是幌子，就像那些打斗的动作是幌子一样。《师父》讲述的就是时代转折，以及这时代转折之前一瞬间人心的慌乱。
人之于一个时代，有些恰逢其时，有些终成炮灰。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看待《师父》当中的一个个武林中人，他们只是时代布局下的角色。就像大机器时代来临时的产业工人，自己的存在感开始剧烈晃动，晃动得人心早已散掉。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武术就成了一个笑话，维系着空架子，几乎代言着落后的生产力，尚未坍塌但又摇摇欲坠。而从事武术的人，就更像一个个笑话，保持着诡异的规矩和自以为是的体面的同时，也早就洞穿自己终将被时间吞噬的命运。就像金士杰说，武术的未来在军界。你看，军阀来了，武侠有什么用？火器来了，拳脚有什么用？军阀是权力、是体制，是集团性力量；武侠是散漫、是个人，是流浪式的存在，田园牧歌被取代了，浪漫主义被取代了，个人散漫的生活状态被取代了。金士杰临走，留下了众多护具，说要让军人穿上训练用，武林中的人和术等于都被搅散了，金士杰挎着洋舞女去国外种可可，留下的用具和技术被体制收编了。黄觉穿着军装去比武和切磋，该做的事，他最后还是做成了，后来前去武馆参加活动，被一群武行的人围攻，拍案而起的人很快又都坐下了。他们表演了一下人神共愤的侠气，很快就变回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乖巧。
    
    这电影中的几股力量都有意思，脚行、武行、军界，各有各的规矩，但这三种人的等级属于依次晋升，赢的，最终还是处在鄙视链顶端的人。

    武林其实是不存在的，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一个想象共同体，一群三教九流的人，在业余时光中操练一些把式，有一些获得了名声，建立培训机构以此谋生。如此而已。而很多人将这一切精神化、意义化，与受众一起共构成了一个有着特殊精神追求的小圈子。其实更像是失意者对失败生活的精神遮羞布。世界在技术层面上不停精进，中国在幻想层面上耀武扬威，所谓你有大炮，我有神功之类。这一点，如果能用真正冰冷的理性去看，就无比让人心酸。我们无法追赶上世界的潮流，我们就连学习和仿效都不去做，而是自己建立起一个独立而魔幻的幻想世界，在其中鼓舞自己的士气。所以，除了把那些武林人士描述成飞檐走壁，举手夺命的高深莫测之人以外，武侠还一直强调某种气节，所谓侠气和侠骨。但在《师父》中，这一切也都被取缔了，甚至其中的人都做着与侠骨相悖的事。

    《师父》中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有点蝇营狗苟。金士杰说着念及武林的话，最后挎着俄国舞女去了南美种可可，用自己半生名声换了几张房契银票，他哆哆嗦嗦就着阳光翻来覆去地看；廖凡背着工具箱早出晚归，和媳妇啃螃蟹，缠绵悱恻，想着让徒弟踢馆之后，自己才有机会把南方小门派传下去，看着好像有点为了大义忍辱负重，但实际上，也都是算计着让别人成了牺牲品，自己得道；更不用提他来到天津，在起士林和金士杰商量着改变武行的办法，其实那也都是交易和密谋；蒋雯丽装腔作势的摆门面，但其实也是在各种势力之间钻营，她早看清楚大势已去。

    所以，从道义的角度去看，这其中没什么人真的有道义，廖凡的徒弟，最后倒是接通了道义，他身上插着刀追着车的方向向天津跑了50步，跑到了死。几个军人看到了他的奔跑，也看到了他的道义，但又怎样呢？车里都是血腥味，他们说，“抽根烟，去去血腥味。”血腥味散了，武林也就散了。

    其实，到最后显出道义和精神光芒的，好像都不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武林中人，反倒是被莫名卷入的人，最后也没得到任何好下场，比如廖凡的徒弟，一个混混儿误入武林，成了牺牲品；比如宋佳，有自己的命，想嫁个男人改一改这命，但最后还是孤身一人茫然无措。廖凡最后显得不管不顾，意气用事得倒像是还了武林的魂，但终究也挽不回整体意义上的败势。
时代的车轮滚滚压过，有人螳臂当车，有人顺势逃遁。你很难是说那里面的人哪些赢了，哪些输了，但确凿的是，哪些活着，哪些死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费翔的“精英意识”，他评论了911之后美国的失控情绪，瞧不上“网络的去中心化”，什么事儿还是要讲点专业。他的观点没什么过人之处，主要是我的预期太低---总以为偶像都是傻子。其实他们有的都那么大岁数了，也该有点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有个别偶像确实不是傻子。

现在的八卦，我当时也问了。费先生特诚实，他说：“说真的，我就是不告诉你。”

    

费翔：迷失与控制

困困

 

拍摄间隙，费翔突然拦下我，要给我讲讲这组大片的创意和表现手法。那是“兰会所”光线幽暗的一间包厢，四周纬缦悬垂，上面泼洒着武士、血、女人和漫无章法的油墨。这间重口味餐厅，把有的人迷住了，也让有的人感到痛苦，费翔属于前一类：“油画幕布，吊灯和椅子，都是平常的东西，却有夸张、复古和华丽的艺术效果，带点波普风格。我想在这里拍摄一组抽象一点，悬念一点，犹如达利画作一般的照片。”从创意、背景、摄影师、造型，到镶花边的燕尾服，都由费翔自定，拍摄前一天，他和摄影师讨论了一整天。他说：“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一会儿要出来两个裸女。”

 

除了关键部位经过轻微处理，确实赤裸，两个散发诡异光彩的女模特悄然进场，她们将作为背景，为这欧式又带有舞台剧色彩的小生境增添神秘。“不要肉感，剔除色情，她们有塑料的冷光，又带人的神情，为观看者留出想象空间，她们是真人还是假人？是机器人还是外星人？”两个裸女也是费翔坚持的结果。为了营造他想要的效果，她们浑身涂满了唇彩，在“卸妆”之前，冷冷站在费翔身后。我问他，你是不是特固执？他答：“不只一点点。”

 

控制欲，是自始至终费翔流露的气场。在行为上，它表现为事必亲躬，从一盏灯或一把椅子的摆放位置，到在道具箱挑选一只合适的烟斗。在神态上，好在它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而是一个中年男人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传递。48岁，这位中国1980年代的流行偶像，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肆无忌惮享受固执己见的自由。他依旧保持着怀旧的形象：中长发，瘦削挺拔，因为深刻了解自己的魅力而反复用蓝灰色的眼睛放电，就像20年前一样。但他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同往日，不再有十几岁的少女为他感到心碎，就像即使猫王再世也无法讨好现在年轻人光怪陆离的趣味；但这个从面上看青春期很长，保养得着实不赖的男人，并不像小说写得那般凄婉,反而，他深知青春不再的事实，懂得迷失后掌控的技艺，他用平和的口气回忆自己的童年、80年代、美国，也以当下艺人少有的犀利谈论政治、选秀节目、网络暴民。他是个从过去来的人，他没有变，但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他的古典趣味显得不合时宜，却又珍贵。

 

“我曾在名利中丢失自己”

 

费翔留给人们最大的疑团，是他在壮年当红的时候突然抛开名利去了美国，问到这个问题，他回忆早年出道时的一段作为答案。他说：“我明白一炮而红的意思，经历过一次后，我在第二次到来时选择离开。”

 

那是1981年，张艾嘉的台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系列——去年夏天》正招募男演员，角色是一盲人，需要空洞的眼神与华丽的面孔，20岁的费翔带着飘忽不定的神情赢取了这个角色。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更多片约，而是唱片公司。隔年他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流连》。彼时台湾歌坛是刘文正和罗大佑的天下，缺的正是费翔这种青春小生偶像，看他早年的宣传照，不得不佩服张艾嘉与唱片业猎头的眼光：洋溢的是即使穿越时空也能打动人心的青春，那种爱抚、亲切、顺从甚至忧伤都通过他梦幻般迷蒙、神秘的外表流露，只凭这幅长相就够了，哪用关心他是不是会唱歌。可这正是费翔要挣脱的过去：“一张漂亮的照片太简单了。全是唱片公司的安排，一切受制于人，只要帅就好，任何其余的都不要。”他迅速领受了名利的魅力：万众欢呼、追捧、流言蜚语、溢美之词、同行在暗暗妒忌中的呻吟……惟独缺少的是“自我”。

 

费翔自称那时的自己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树、傀儡，精心包装后用以贩卖的产品：“我的确明白了‘红’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事，但看上去轰轰烈烈，生活却畸形，没有办法与人正常的交流。我感到不舒服，我并不习惯名气，本性不是个招摇的人。在媒体前又不懂得自我保护，乱说话，伤害了许多那时候与我交往的女孩子，至今我都感到内疚。”对于他目前神秘莫测的感情生活，我问他，是因为果真一片空白呢，还是成熟了，不肯再对媒体讲太多，他大笑起来：“说实话，我真的是就不告诉你。”

 

费翔好几次提到安迪·沃霍尔，谈到他在汤罐头盒上涂画的明星肖像，他近乎疯狂地追求知名度，他那“在未来，人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的名言。“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了，现在人人都在塑造个人形象，在网上每个人都暴露隐私，赢得关注。”当费翔这样感慨时，我忍不住反问他：“那你现在自我隐藏的方式岂不是很过时？”“如果过时，你会坐在这里采访我吗？一个人的故事总是有限的，既然选择当艺人选择被观看，就要留出想象的空间.

 

1987年春晚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被看成费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明智决定，放弃即将忘记他的台湾市场转投内地。可不如说这是命运的偶然安排。那年年初，拿美国护照的费翔突破“戒严”回到北京探亲，他第一次见到了姥姥，见到母亲长大的地方，顺带手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录一组台湾当红流行歌曲。当年春晚的导演邓在军正在搜寻节目，听说了此人，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找到费翔，听了几首歌，调查了一下他的政治背景，当即拍板上春晚。“当时一切都是我的决定，选歌、发型、服装、表演方式，我已经当了5年歌手，懂得掌控自己。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担心是舞蹈太煽情，在邓在军导演的坚持下还是保留了，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让我演唱了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如果只有一首，也不会有后来的费翔。”

 

春晚后的费翔没有政治麻烦，不像他自己担心的那样被当成个神经病，相反，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他用鲜活的风格让娱乐圈大吃一惊，80年代就像玩具舞台，上演着僵硬的木偶剧，一时间人们也分不清费翔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他是独特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又一次领会了一炮而红的含义，是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闻到了相似的味道：“我感到迷茫，到1990年我出了13张专辑，不停地周转、拍照、宣传、炒作，有门打开了，有许多便利和好处，可我突然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留在舞台上，我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如果撤掉舞台上的钢丝、灿烂浮华的包装，人们是否还会细心斟酌地赞赏和认同我？”

 

“我离美国越来越远”

 

1990年-1997年，30岁至37岁的费翔呆在纽约。他差不多11点才起床，打许多电话，喝很多很多咖啡，下午出门办点儿事，大都是与朋友见面或看看电影，晚上7点有演出就去了剧场，没有则是健身房。他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不善烹饪，厨房里有70多张各色餐厅的外卖单。他在纽约的公寓有一面墙都是落地窗，窗外是时代广场，窗内有宝蓝色的中国味儿地毯、古董镜子、安迪·沃霍尔和罗依·李奇登斯坦的画、和一群猫。他过着最平常、最安宁的日子。

 

“当我站在《西贡小姐》的演员筛选现场，我想没有人再像我一样富有舞台经验了，但我们都一样，没有工会卡，站在那里排着队，等待被挑选。可这就是我想要的，把华丽的光环搁置，仅仅凭嗓子，看看是否能够映照到百老汇。”转投百老汇的费翔总被说成混得不怎么样，不够红，最常挂在嘴边儿的是百老汇处女作《西贡小姐》和他的伯乐、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间或演演诸如《歌厅》(Cabaret )这样的经典剧目，费翔和他的同行并不是报章青睐的对象。没有什么报纸整天报道一个百老汇演员，它们都被离婚的女演员，吸毒的制作人或者流出艳照的名门女继承人占据了。费翔把这感觉称为美妙：“没有人认得我，一场表演结束，卸了妆后我站在剧场门口，可以与刚刚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过。”

 

也会有同行流露艳羡与不解，每逢讨论起来，费翔就泼冷水：“除了挣更多的钱，没有什么比在百老汇更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偶尔会有微小的愤怒，商业化的触角也侵蚀到这里，某场剧的主角是“美国偶像”第三季的第五名，某场剧又请来了真人秀明星谁谁谁，“可舞台艺术有着先天无法抗拒的魅力，它百演不衰，有压力，却不会被淹没。”也许这片天地更能实现费翔的“控制欲”，灯光打起来，他戴着高顶礼帽或者穿身燕尾服，就是这一小片舞台的国王，不被别人决定命运，没有人推翻，他演得虽然是别人，却感受到自己。

 

费翔突然回忆起1980年代初出道时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见了琼瑶，也拍了几个可有可无的片子：“我就像个机器一样在镜头前做出某种动作，说出背好的台词，并不清楚我会被安排在故事的那个段落，不明白最后会剪接出个什么样儿的怪胎。电影导演是电影绝对的独裁者，这让我特别难受。”

 

出生在台湾的费翔小时候身材肥胖，性格内向。“你要问我小时候喜欢玩儿什么，为了戏剧性我可以回答说养了宠物蛇或者一条蝎子，可说实话，我很闷的，只玩泥巴和书。经常拿一本与年龄不相符的书，比如《战争与和平》，也看不懂，就是装装样子是个保护自己的姿态吧。”

 

他说这孤僻和固执传自父亲，那位费翔并不经常在媒体上谈到的前美国军人，在1950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跑到台湾学中文，认识了母亲并娶了这位中国女性，“在那个年头，他们都是勇敢的。”费翔的母亲叫毕丽娜，出生于哈尔滨，生长在北京，又转道上海去了台湾，“是个有想象空间的人”。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他总会遇到母亲在家里办“油画沙龙”，请几个学绘画的老同学，再找位模特，小伙子费翔冒失进门，见着裸体模特也只能佯装镇定。“这是母亲追忆青春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像京剧票友凑一起唱戏一样可爱。”文艺气质得自母亲，费翔虽然内向，却是校园剧社的活跃分子，就像话剧里演的“下一次我该扮演谁”，台下沉闷的他迷恋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绎另一个人，“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动机，就是想释放自己。”误投歌唱业之前，他上的是纽约的戏剧学校，学的是舞台剧表演。

 

或多或少，与9/11有点关系，他在心灵上感觉与美国疏远。飞机撞大楼时，费翔恰好在中国内地演出，作为纽约人，他也感到震惊，为朋友们揪心，可事后“疯狗一样的民族情绪”让他厌恶。“这个崇尚物质，精神匮乏的民族遭到了打击，他们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一般的美国人是对世界没概念的，只懂得‘我’和‘美国’，不是两岸的知识分子，加州和纽约的知识阶层是有世界观的，但大部分美国人，那种被称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自大地认为美国最棒美国最好，跑到伊拉克发起战争5年了，拿一张地图给这些人，他们还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费翔又把这种疏远解释为岁月：“美国只有200年历史，像个小孩子，是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光怪陆离的地方，而我，可能年纪大了吧。”

 

“《男人不坏》献给中年危机”

 

《男人不坏》这首歌只有3分半钟，MV却正经八百地像拍了个小电影。场景分了地主家、办公室和有风尘味的老上海歌舞厅。费翔是绝对的男主角，化成三种形象演的其实是一种人：花心中年男。蔡明是每个场景中不可少的手腕高明的“大婆”。

 

《男人不坏》是费翔即将发行的新专辑的主打歌，同期还录了一首奥运歌曲《世界没有距离》，一邪一正。《世界没有距离》是典型的费翔式，抒情、悠缓、长发飞扬，词曲作者是费翔25年的老友谭健常和小轩：“对于奥运，我们想表达强烈的世界观，中国人对于全世界的态度。”《男人不坏》则十分颠覆。“我并不想讨好年轻观众，如果他们喜欢我，我感到安慰。我要唱给费翔的老粉丝听，他们了解我，但这么长时间没出歌了，又要给他们个惊喜。他们年届不惑，有的还很幸福，让我佩服；有的正在闹离婚，那就轻松一笑。献给那些到了这个年纪就发急的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人。”

 

对于中年危机，费翔感叹自己还好，还没尝到那滋味儿：“可能是种后悔的感觉，悔年轻时的错过，悔对自己失去的把握，‘如果’这两个字是最辛酸不过的，好在我并没有被‘如果’困扰，我不后悔，我感到满足。”他拿出两张单曲碟送给我：“献给你的姑姑。”

 

1997年香港回归的庆典中，费翔放歌一曲，算是回归了中国流行歌坛，2000年分别与台湾丰华和内地EMI签了约，发行了相隔14年的新专辑《爱过你》。倒是叫人疑惑，不是要在别处寻求平凡的生活么，干吗回来。费翔解释说有点被推着走。“台湾演艺界最喜欢把人从棺材里挖出来，电视上总有好多老人，感觉像横尸遍野。2000年主持‘超级星期天’陶子找到我，说要给观众个惊喜，我有点抗拒，我已经10多年没有在台湾电视上露过面了，可朋友又不好拒绝，谁想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爆高，原来怀旧的人还有那么多！之后张小燕打来电话，柴智屏打来电话，我都不好拒绝。也在想，也许不应该完完全全放弃‘费翔’吧。”

 

“我反感真人秀节目，把一个普通人的快乐、痛苦、难过、粉碎都展示给成千上万的人观看，这有什么道理？”他也对选秀节目颇有不满：“有许多选秀请我做评委，我做不来，坐在那里评判一个新人唱得对，或者错，这是没有标准的。有的歌手有些小问题，可魅力就在这瑕疵里面。”始终温婉绅士的费翔对网络也有一股子怒气：“网络使一切都肤浅和蜻蜓点水，它也许推动了数字革命和娱乐产业，可任何人都能当演员，当导演，当作家，当摄影师，专业要放在哪里？有一天我在看CNN，播着播着新闻，突然开始念EMAIL，俄亥俄洲的南茜认为这件事如何如何，纽约的迈克又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我为什么要听南茜和迈克怎么说？我要听的是CNN，你作为专业媒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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