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片子细腻，洁白，像男主捧起又撒在女主发丝上的月光。他爱她，两个失意者的相互救赎，挺老套的，但是很美，像他为她布置的如公主般的房间，像他带给她的花，像她发自真心的唯一一次笑容。他们两个人如同跌入灰堆的瓷器，只需掸去灰尘，他们就会变得温润，洁白，还有些童真。程桓给她拿来漂亮衣服的时候，露丝想要换上但不太会表达，就用手指指了指衣服，然后对着转圈圈，神情还有些促狭；程桓给露丝打扮好以后悄悄塞给她一面镜子，窃窃笑着，咬着手指，期待着她的反应。这些小动作真的非常可爱。

程桓的爱是恰到好处的，克制的，委婉的，东方式的。两次情动，第一次，他见她躺在他店里的地上，恍若庄周梦蝶般痴醉，把她扶起，意图去吻她，看出了她的抗拒，只是别过了头，抱她去楼上；第二次，她穿着他准备的华美衣裳，像个洋娃娃，他送了她在他橱窗端详多次的洋娃娃，她紧紧抱着她，流露出童真与可爱，他心为之一动，可仍不愿勉强她，只是吻了吻她的衣袖。可谓是一种东方的浪漫。

“His love remains a pure and holy thing,even his worst foe says this.”

虽然开头就说了这是a tale of tears，甚至我是看了剪辑才来看的，可是这个结局在我看来太残酷了，经历过幸福的人重新堕于绝望，太痛苦了，她仅仅15岁，还是一朵脆弱的白花，却被人践踏至死，零落成尘碾做泥，像被残暴父亲摔烂的漂亮瓷器。

她被无数次施暴，无人施救，沦为混蛋父亲的发泄物，“弱者抽刀向更弱者”，他自诩生在一个great country就比别人高贵，歧视黄种人，他连同情和宽容都做不到，只会宣泄暴力，难怪程桓会想来到西方宣传佛教。

最后来谈谈我第一次正式（？以前好像看过卓别林的喜剧）看默片的想法吧，一开始可能没有人声会有点无趣，但它的音乐是随着剧情而铺垫的，环境气氛渲染的很好，以及可能是这部片字幕（？）写的太美了，我甚至觉得在读小说，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对应的由于没有台词来交代剧情，演员的表演也非常重要，不同于平时看的影视表演，默片里的表演会更夸张，更强有力的表达情绪。

非常非常惊喜，在久远的1919年，那时候的美国创作出如此精致含蓄的故事。

整个电影的结构非常完整，程桓远渡重洋是为了宣扬佛法和平的理想，但却被现实击碎，最终沾染了鸦片，郁郁不得志，守着一方小店无所作为。开头对他的性格已经有很好的描写了，阻拦水手争吵，却被推搡开，在那一刻他退缩了。这是一个柔和、软弱、善良、理想主义的男人，他有宏大的理想，却被现实磋磨，造就了他身上阴柔颓废的气质。影片里除了开头和遇到女主之后，在伦敦时他不常笑的，永远是迷离恍惚的眼神，揣着手，驼背，靠在墙上，无所事事，好像一个混混。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他背井离乡后再没听见寺庙的钟声，可他会听见的，他的心破碎了，但仍然是他自己。

露丝，多么娇小美丽的女生，在养父多年的淫威之下连笑都没学会，只能拿手强行撑死嘴角。演得真好，害怕被养父打时的肢体动作和神态，几乎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家暴到接近精神失常的女孩，那双大眼睛里透露出的恐惧和癫狂，能切实让观众感受到她的害怕。这是一个不幸的女孩，她的一生太短暂太悲苦，遇到程恒是她的幸事吗？或许吧，可这快乐也像是偷来的一样，被发现后只有被残忍的褫夺和接受更残酷的拷打。

男女主的背景和经历注定了他们的相遇是美丽的故事，是轻颤的蝴蝶双翼，像梦一样美好且短暂。程桓看到露丝出现在家中，初以为只是自己的幻想，仍坐在那里自我陶醉，接着揉揉眼睛才看清这是真的露丝，蛮可爱的。后来他给露丝买花，给她穿漂亮的衣服，洋娃娃，咬着手指把镜子递给她，捧起一段月光放在她的秀发上，不敢直视她的美，这是纯洁青涩的两个灵魂，没有半点粗鲁和污垢。他家的阁楼，因为露丝的到来，变成公主的城堡，他供奉她像一个易碎的公主，只敢亲吻她的袖口，不敢玷污她分毫。

语言难以形容他们之间琉璃般的感情，那阁楼是梦之场所，露丝成为了公主，程桓有了自己的女神，他们都获得了心灵的藉慰，相爱与否并不重要。落难少女的画本太多太多了，《这个杀手不太冷》（还有什么想不起来了，反正很多），而让我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或许是异国的美丽风韵，或许是浅尝辄止的接触，或许是程桓羞涩地咬手指，或许是露丝穿着旗袍戴花簪，美得像个洋娃娃，更或许是他将吻未吻的那一霎，睫毛抖动像蝶翅，而朱丽惊恐地向后缩——如此真实的恐惧，濒临破碎的美丽假面，再唐突一步一切都将被打碎。

是的，我认为他们之间并非爱情。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美丽，只因为露丝晕倒在程桓家里。

结局也很棒，程桓揣着枪杀人的那一刻眼神从未有过的坚定，再没有飘忽朦胧，没有退缩，也不会软弱。

他再次听到寺庙的钟声，他不能再奢求更多了。

文摘

丽莲·吉许(Lilian Gish)，银幕第一女士。她的生日一直被定为1896年10月14日，1993年2月27日，吉许在睡梦中去世，享年九十九岁。电影的开创史失去了最后一位见证人。

丽莲·吉许出生于美国斯普林菲尔德，父亲是个不顾家的酒鬼，母亲是舞台剧演员。带着她和妹妹多萝西·吉许出走，演戏为生。丽莲·吉许自幼便有着丰富的登台经验。

1912年，丽莲·吉许遇上大卫·格里菲斯，蒙他赏识，成为他旗下最重要的演员。当时演员大多来自剧院，演技夸张造作，为了杜绝这种粗疏的表演，格里菲斯安排一班演员不断排练，训练出较扎实的演技演出。

追随着格里菲斯，丽莲·吉许拍下名作包括《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节妇救国记》、《风》等。同时，她也拍下不少改篇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如贾科莫·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生》、《红字》。

吉许扮演的大都是悲剧性角色，经常置身于险恶的环境，她又不愿用替身，生命也就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拍《走向东方》时，她在暴风雪中趴在浮冰上，随激流而下，完全是实地拍摄。拍完了这著名的一幕，她也差点被冻死，格里菲斯为此给她买了人寿保险。在拍《残花泪》时，由于扮露西父亲的演员白天要当导演，只能在晚上拍戏。当时是冬天，根据剧情她只能穿单薄的衣服，结果又得挨冻。她的妹妹见状，威胁格里菲斯说：“如果我姐姐给冻死了，我就杀了你！”幸好，戏只拍了十八天，吉许活了下来，格里菲斯也捡了一条命。

吉许不仅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演员，也是一位天才的演员，是格里菲斯有关电影表演必须含蓄、自然之主张的最早的、也是最完美的实践者，成了自然主义表演流派的先驱。与吉许配戏的那些演员的表演，现在看来都有点做作，只有吉许的表演无可挑剔。她的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志从事电影表演的人，特别是那些从戏剧表演转行的演员的入门教材。

然而，在必要的时候，吉许也能使感情尽情地流露。《残花泪》中，露西被父亲抢回家后，躲进了衣橱中，她父亲用斧头砸开衣橱的门将她拖出打死。在排练这一幕时，吉许只是有节制地做了表演，格里菲斯就已很满意。不料吉许把精力都留到了正式开拍，当她被困于衣橱中，当斧头一阵阵砍来时，她才让自己尽情地发挥，把走投无路的露西的绝望、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连格里菲斯都看呆了。这一个镜头，也成了电影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佛陀曾经问过弟子：是四大洋中的水多，还是人类的眼泪多，

悠悠生死之路，漫漫颠倒之旅，即使是那追求正法的人也偶然在劫波之中迷失了方向，

这个抱着普度众生的人，丢失了所有，让自己变成了行尸走肉，

直到遇到了Lucy，如是，因果之人都登场了，命运的舞台设好了，风雨雷电都轰鸣起来了，

于是，在这无限的颠倒之中，有人偶然给了别人以救赎，自己也得到了救赎，

有人偶然给了别人温暖，自己也得到了温暖，

这在生死轮回无限性的背景，未必不契合正法，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一件事情未必是喜，也未必是悲，因为本质上颠倒之中，就是生死相续，悲喜相叠的。

所有的心灵相互交扎，在浊水之中，丧失了明亮，无论是帽子还是脚都洗不了了。

但是突然，转机出现了，善良人终于意识到了一条道路，即使它必然导向死亡，它也必定是正确的道路，甚至不需要理智去证明......

提起大卫.格里菲斯，有两部电影是绕不过的，一部是1915年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另一部是1916年的《党同伐异》。有一句话叫做，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可见格里菲斯的地位。

今天在这里要推荐的是一部格里菲斯的爱情电影-《残花泪》，没有了眼花缭乱的电影语言，但从内容上来看，这部电影也应该得到推崇。

对于影迷来说，看完《残花泪》应该了解到一个知识点，那就是中国形象最早出现在大荧幕上是什么时间。在《残花泪》这部电影中，理查德·巴塞尔梅斯扮演了一个中国青年，他远赴巴黎，希望在这里传授佛教教义，结果残酷的现实让他陷入低迷，不仅荒废了事业，还沾染上了鸦片。丽莲·吉许在电影中饰演一个经常被酒鬼父亲殴打的姑娘，两个没有归属感的人擦出了火花，可惜好景不长。

理查德·巴塞尔梅斯扮演的中国青年程桓在这部电影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传教者。但因为文化差异和时代特性，导致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从文化特点上来说，这样的设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怀才不遇”有一定的相似性。

从中也可以看出，格里菲斯试图用他的电影来触及中国文化，希望通过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给他的电影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遗憾的是，这样的了解是带有偏见的：鸦片、软弱、颓废......。

文化上的差异性进入电影领域之后，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角色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而是要将这样的角色放在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语境中来了解。

当然，《残花泪》中的中国青年程桓并不是无中生有，早期的文学作品给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素材，以及各类信息的互通有无，人才的相互交流都让“中国形象”具体化。

在格里菲斯的电影中，《残花泪》并没有被过多的重视，相比较他之前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这部电影的确过于普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依然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丽莲·吉许的美，在美人盛行的好莱坞，丽莲·吉许就像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美的不真实。在电影中，她将一个娇小柔弱受尽家庭暴力的形象诠释的极近真实，恍惚间，让我想起了杜拉斯的《情人》。

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也是一个关于异国恋的故事，这部小说有一个惊为天人的开头，却有一个万劫不复的结尾。

回过头来看现代的爱情电影，除了有身体来表达所谓的爱情之外，很少有这样安静、细腻的故事了。喜欢看老电影，这种充满年代感的电影总让人想起很多故事，这大概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自由与爱之地（F-and-love）

除了那时候夸张的表演方式之外，剧中流露出的那份已被遗失的宝贵的纯真，虽然现在看来故事情节确实很简单，但是依然不影响被那份纯真深深打动，影片最后他把女孩抱回自己的房间，盖上旗袍，女孩至死都抱着他送的洋娃娃，现在看来毫无新意的桥段还是被打动了，影片前半段看着着急，节奏太慢，从女孩和中国人相遇开始渐渐打动人。

为他心爱的女孩静心布置像公主一样的房间，说实话特别喜欢那个房间，特别可爱，女孩衣服破了，给她穿上自己珍藏的中国旗袍，戴上中国女孩漂亮的头饰，在她身边为她吹笛子，送她心仪已久的洋娃娃，这是中国人对女生表达的爱。如果是现在的片子，最晚从换完旗袍开始导演就要迫不及待的安排床戏了。我们已经渐渐忘了，真正爱一个人还能有这么丰富的精神表达，这么纯真的、深厚的爱。女生表达对中国人的爱，是一直爱不释手的抱着他送的洋娃娃，直到被他爸把她打死，都抱着那个洋娃娃。这样的爱真的很打动人，怜惜又珍贵。

回忆看过的现代爱情片，除了用身体的激情来表达爱之外，似乎很少有这样安安静静、细腻的用很长篇幅来描写如何表达一个男生的爱意。想想现在人活得真可悲，所谓爱情无非就是短暂的肉体激情，随着荷尔蒙的渐渐消退，所谓的感情也就渐渐终结。我们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退化到甚至还没有动物丰富和真挚。我们除了追求欲望，越来越不懂的如何用精神、用心灵表达爱意。就算要谈感情，也是在上完床之后的事情，双方之间刚开始萌生了好感，就迫不及待的用肉体的感受宣泄掉了，我们很可怜，我们越“爱”越空虚，我们越“爱”越变成一个空壳，因为我们的心灵早已枯萎，它早已失去了爱的滋养，我们失去了爱，我们失去了真正幸福的来源。

发觉默片里的演员都有种说不出的可爱，让人怜惜的可爱，看「城市之光」也是这种感受，喜欢那样旧旧的画面，想起木心先生在古董市场买的相框，自己刻意做旧处理，那种刻满年代感的东西在手中的感觉，会特别踏实特别留恋，特别有质感。

我喜欢心沉静下来，把对外界的欲望都收回来，只看见自己的内心，这样的状态被打动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

不可否认，电影界藏匿着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及一批被称为“电影艺术”的作品，然而，仅仅有少量的作品被冠以“艺术电影”的称号。早在上世纪之初，商界就迅速掌握了“艺术”这个词的宣传潜力，用它来区分虚构的、戏剧化的作品和迎合潜在观众感官刺激与好奇心的作品。例如，法国“艺术电影”公司就期望那些品味高雅的观众慕名前去观看它所制作的影片，那些影片均由戏剧杰作改编，由那个时代的知名悲剧演员出演。

然而,电影产生的前二十五年，“艺术”并不是指电影化的手段，而是一部电影中的组成部分——著名的演员及严肃认真的故事情节。而格里菲斯于1916年创作的《党同伐异》（Intolerance）仅仅使这种情况在表面上有了肤浅的改观，尽管他凭借这部电影的构图以及其艺术性的建构获得了人们的关注，但是这部电影真正的艺术之处被认为是在严肃认真的道德片里生硬地“键入了”修辞手法，意欲加强电影的情节和提升其艺术高度，而导演本人也希望藉此获得更多美誉。

运用艺术来“强化和提升” 高尚的道德主题，这种观念长久以来在西方大有市场，至少从贺拉斯（Horace）和普卢塔克（Plutarch）开始，一直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但它是浪漫主义者明确放弃的一个观点，他们将它应用于电影的前提是电影不卷入那套在当代被视为“高雅艺术”的价值体系。

当然，早期的电影也有自己的美学家，他们将一部电影中生动的元素称为“艺术”。于果·明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和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就是如此。而直到1919年法国的印象派运动爆发，一个庞大的亚文化群体才开始习惯（不仅仅是理论上）将电影当作高雅艺术对待。各种俱乐部、出版物、宣言、小电影、讲座以及展览均开始对一些特权电影趋之若鹜，更重要的是，它们认为这些新电影必须基于当时时代对绘画、音乐和小说的品味标准。作为时代的精英群体，这些印象派吸引着当时社会的精英观众，为他们培养电影理念。

1919年，一种更精致、更具有自我意识的电影艺术观念被引入美国。如大家所料，这是由格里菲斯领军，而且仅仅由他的一部电影《凋谢的花朵》表达。诚然，这也许暗示着，正是格里菲斯在1916年成名以后的自我膨胀让美国观众接触到了这个更易于接受的艺术理念。在美国，法国印象派的子文化也许永远不会存在，而且电影体制的每一个改变都必须通过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好莱坞文化的批准。极少有制片厂老板能够理解这种电影理念，支持这种理念的更是凤毛麟角，唯有具备格里菲斯的声望和愚钝的人才能将某一种电影理念发扬光大。

毫无疑问，在格里菲斯早期的众多电影中，这部电影在资金方面所受到的压力使其显得与众不同，阿瑟·莱尼格（Arthur Lennig）和万斯·凯普莱（Vance Kepley）在相关论著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凋谢的花朵》片长仅85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很难具备《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1915）和《党同伐异》中史诗般的风格。此外，此片还缺少那些影片中波澜壮阔的节奏。诚然，从制作的角度看，这部影片是小成本投资（7万美元），17天完成拍摄，仅仅几个场景，成本只是早期巨作的一小部分。

然而，格里菲斯决定将自己的金钱和名誉押在这部电影的宣传上。也许正是在宣传过程中受到的冷落和怠慢使他放弃了好莱坞的传统宣传渠道，而是亲自上阵，主管其影片——对他来说是心头之爱——的发行。这种与体制的冲突必然导致他自以为是的态度，而另一方面，这种态度也导致了一个观念的产生：即艺术可作为确定电影的价值和吸引力的标准，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在如火如荼的市场争夺战中，如果观众认可“艺术”，“艺术”会成为一样新型武器。格里菲斯认定艺术是有市场的，因为他认为观众信赖他，相信他的才智，将继续追随他，他深信观众会在他的指引下达到一个更新、更好的体验境界。

对于放弃通往成功的捷径——叙事以及壮观的场景，格里菲斯感到非常满意。他要求《凋谢的花朵》拥有一批新的观众，这批新的观众能够对一种新的叙事风格给予关注、做出反应，他觉得这一做法使他将电影这种媒介推向了极致。对格里菲斯而言，这种风格的新意在于整部影片中精致的情调，且在影片结尾的悲情自杀中达到高潮。在这部影片之后，格里菲斯草拟了一份与观众的契约，“艺术电影”此后都是按此约定如此运作的：通过延缓和压制带来廉价快感的壮观场面和故事，而遵从于一种更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诗歌、戏剧、绘画或音乐带给我们的灵感和触动。自杀作为不快乐的标志，确保了影片的严肃性；而平缓细腻的叙事作为敏感的标志，继续体现了作者不刻意迎合观众的高尚情操，即不去满足观众粗俗的感情和期望。

请勿将格里菲斯渎神的态度撇在一边，让我们客观地审视他的感知，理解《凋谢的花朵》风格的发展以及它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体验。在格里菲斯绝对的二元世界里，艺术总是与安静、崇高、道德、精致以及女性特质（当然是他眼中的女性特质）联系在一起。他利用标题为影片的开场打下铺垫，这个标题指出了影片崇高的地位与宝贵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泪水的故事。如万斯·凯普莱所记载，格里菲斯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对影片的装饰上，以此吸引首批观众。他过多地在影片的音乐、色彩、灯光效果上大做文章，以至于影片首映时，整个屏幕都充斥着各种色彩。此外，为了填充影片单薄的内容，同时唤起电影所崇尚的高雅艺术的传统，他还安排了“生死之舞”作为现场影片放映的序曲。这支舞蹈总的哲学主题是为了吸引“那几百名收到首映式邀请的严肃艺术赞助人”。

格里菲斯认为他应该在戏院的气氛上做些文章，来强调艺术价值，使其高于娱乐。但其实他没有必要那么做。《凋谢的花朵》并未改变电影的本质结构，只是改变了一些格里菲斯在比沃格拉夫公司（Biograph）时就开始使用的传统情节剧词汇。一开始，电影就摆出相反的价值观，让观众认同于其中一方，然后朝着一个戏剧冲突方向发展，经历一些情节的曲折和延误之后，正确的一方和观众会得到回报。《凋谢的花朵》就是建立在以下这些冲突之上：黄种人和巴特林·巴罗斯之间，中英价值观之间，以及冥想、被动的方式与进攻、暴力的方式之间的冲突。为了宣传需要，格里菲斯可能会说，在这些冲突达到顶点后，观众便会感受到艺术和壮观的场景之间的冲突。这样，对他来说，电影成了对当时所处文化中艺术的脆弱（也是艺术家的脆弱）的情节剧式展现，而当时的社会文化正被一些粗鲁庸俗的人所操控。影片中的暴力情节本身，而非影片中的那些“装饰物”，就足以吸引一些对这个情节变化感到熟悉的观众。然而，格里菲斯和他犹豫不决的追随者们对影片中的暴力情节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观众所不熟悉的实现认同的所在（东方价值观、艺术）以及光怪陆离的情节变化（自杀的结局）会遭致观众的冷遇。但他们错了。随着情节的发展，艺术已经在冲突中胜出。但这是一种奇怪的艺术，也是一种奇怪的胜利方式。

影片一开始就将这种冲突置于一组人物缩影之中：一位安静的黄种人刚刚从寺庙诵经归来，而与之形成冲突的是易怒的美国水手们。水手们除了摔跤这种粗鲁的乐趣之外，并不懂什么生活中的规则，他们只遵循生理本能的需求，不喜思考。而这位黄种人则被描述为一种高深莫测的文化传统的产物。影片中，在他出场前，三个已至婚龄的中国女人——士兵们潜在的追求对象——出现在镜头中，她们和往常一样，正在街道上向算命者询问自己的命运。在女人们青春靓丽的身形的映衬下，这位黄种年轻人出场了，伴随着他的则是沉思的、柔和的光线和镜头浅浅的聚焦。他以及那三位中国女人要依靠他手指的那本书来判断他们的生活。此时，格里菲斯给了这本书一个特写镜头。同样，在一个既定的、安全的社会秩序中，这位黄种年轻人就会显得英俊潇洒、光芒四射。寺庙中，对称的剪纸装饰显示了他的内心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源泉。这个场景的中心是念珠的特写镜头，接着插入一个僧侣敲锣的镜头，以及另外几个在至尊佛像前的僧侣。这位年轻人的师父诵读着经文，格里菲斯随之切回了一个远景镜头，这个远景镜头带有结束功能。格里菲斯用剪辑的策略将场面调度双重化，让黄种人永远处于永恒价值的世界。正是他静止的状态证明了他们所属世界的正直、他本人正直的品性以及其值得尊敬的后代。

这一段落的静态画面由一些精致而安静的构图以及朦胧的摄影风格（这些稍后对这部影片非常关键）展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静态画面而存在，即这一段落的剧情力量存在于这些静态的画面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纠葛之中。

此时，导演明确地将静物与佛的永恒以及古老经文的永恒联系起来——这一切统治着所有的臣民，特别是这位年轻黄种人。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及相关记忆会通过电影的方式（表演、灯光和摄影技巧）呈现于伦敦街头。亚洲人的温吞与影片稍后呈现的水手们言语手势间的咄咄逼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这种行为法则发展成了这位黄种人和巴特林·巴罗斯之间近乎荒唐的对立：东方人似水般的委婉体现在其优雅的姿势和神态上剧情的能量似乎存在于其体格之内。而这些魁梧的“拳击手们”则是吆喝着、比划着，毫无优雅可言，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其体格转移到了其动作的对象上。

巴特林·巴罗斯同样也与表现东方价值观的灯光和构图显得格格不入。跟随他的镜头始终是强光，而且他经常被置于有其他物体存在的长镜头之中。拍摄这个黄种人的镜头都是萨多夫式的景深镜头，或是弯曲的遮挡、浑暗的光线或黑色的背景。所有这些技术在某些关键场景中一齐出现，使得这位年轻人与镜头中的物质背景相分离，使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生活显得超凡脱俗。

影片开场片段给了我们时间去适应这套新的价值体系，从而使我们能够情愿接受平静甚至停滞的画面，虽然我们更热爱和习惯于暴力和动态。这样，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对构图的画面价值进行思考，从而获得愉悦。通过拍丽莲·吉许（Lillian Gish）的长焦距特写镜头，最后给我们传递了叙事快感，据说，这些镜头改变了特写的本质、明星的本质，或许还改变了电影快感的本质。

格里菲斯将观众对故事本身的兴趣转移到了对丽莲·吉许静止肖像的兴趣上。这种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她挣扎于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她具有压迫感的凝视中；二是在自我思考中，她投向二者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黯淡。这样，所有的视觉力量和剧情力量都聚集在她的身上，积聚于她的自恋感知之中。在残酷的世界中，她不敢抬眼去行动、去自卫，只是紧紧抓住脆弱不堪的自己，直到观众和剧中人物的利比多都倾注到吉许的形象上，使其充满生命力，并以萤火虫般的亮光照亮了整部电影。

从叙事到画面的转换始于对女主角活动范围的固定。首次出现在镜头中时，她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坐在莱姆豪斯区的茅屋外的碎石堆上，她正思考着，是继续受那些瘦骨嶙峋的淘气鬼的欺负呢，还是在大街上把自己卖掉。她当时的生活际遇就是一则悲惨的故事，别无选择：如果待在家里，就得忍受巴特林·巴罗斯的咆哮和毒打；如果离开家在附近转转，去当地的东方人居住区，则有可能遭遇危险。只有在找到一些类似于花朵和锡纸的美丽碎片时，她才会欣慰，她暗淡低垂的眼神才会变得明亮起来。

影片中一个片段极佳地表现了这种情况[1—8]。徘徊在年轻黄种人商店的橱窗边，露西并没有留意到有人正盯着她看，那两道凝视的目光足足可以将她钉在窗户上。年轻黄种人从窗户里向外凝视她，街对面邪恶的目光也正盯着她，他们的目光在露西身体上较量着。片刻之后，露西走到街对面站在邪恶的目光旁边，用她的锡纸换取花朵。而这时,年轻黄种人也跟着她走了过来，这样，两道扫视她的目光就处在了水平的位置。两人接连横穿马路使得这个场景紧张的气氛变得白热化，而对这两位凝视者来说，露西的位置也更加暴露无遗。巴特林·巴罗斯在当地一个酒吧里面安插了两个眼线，这也说明露西根本没有机会逃出魔掌。她挣扎在父亲和东方人居住区之间，现在来到东方人居住区的她只是换了个位置罢了。

幸运的是，露西并没有注意到那些密集而咄咄逼人的目光，她正沉浸于那些精致怀旧的小玩意：她从地板下挖出的皱巴巴的锡纸、这家商店橱窗里的一排小布娃娃（稍后，她会将其中一个娃娃紧紧抱在胸前），当然还有那些花朵——这与影片名相呼应。如果在电影传统中，目光的斜视打破叙事运动的序曲，并赋予角色和物体些许的价值，以及将银幕空间变为力量的线条，从一个地方穿越到另一个地方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说，对露西而言，仅仅通过凝视她自己，以及通过那些最后浓缩到她手里的镜子中的、那些吸收了她的欲望的、那些自我指涉的物体的共同作用，她就已经内化了自我欲望。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彻底的被动使她逆来顺受，面对外部的凝视，她会变得脆弱不堪——她会垂下眼帘。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使她成为我们激烈观点的牺牲品，我们赞同这激烈观点，就如赞同特写。

总之，作为大家凝视的对象，露西身上有着整部电影赋予她的叙事压力，她则将这些压力转移至一系列物体之上。这些物体和她极为神似，而最后将成为她自己的写照。这样就把欲望更明显地展现出来：露西身上聚集着众人的目光，她投向一个物体上的目光也可以反射到她自己的身上，从而看到她自己。电影画面的构图如此密封，又有镜头掩饰，再加上柔焦的着重庇护，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凝视她。这部影片的结构促使我们对这种简单的、静态的表现方法心存敬畏，并将丽莲··吉许置于圣坛之上，在那儿，她为我们以及那位年轻黄种人展示了最终的价值。影片并没有在我们凝视的目光中平静地结束叙事，而是将我们的驱动能量变为了谵妄的、自淫般的崇高感。艺术——这部影片中永恒的、自恋的绘画价值，使用了叙事这一“道具”并超越了叙事，目的在于获得崇高这一“更高的”价值。

此处，格里菲斯本能地依附于艺术概念，意在规避好莱坞粗糙的、自娱自乐的运营模式。确实，弗洛伊德认为崇高，特别是艺术的崇高，可能是超我在对肉体欲望审查时做出的反应。弗洛伊德暗示，这是最为健康的方式，并将之与那些变态的行为相对立，比如虐待和受虐。当然，格里菲斯认为他给了好莱坞的情色主题一个健康的回应，而且在他的电影里，露西高雅精致而娇贵易碎的美被瑕疵所掩盖（她在片中寒酸而仓促）。露西被迫与好莱坞电影推出的肌肉男一起出现，等待着一批有能力欣赏她的纯洁的观众。一方面，被迫浸淫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娱乐业中，另一方面，观众那“邪恶的眼睛”也虎视眈眈，影片只能“垂下眼帘”，安心打造自己的美丽：它瞪着自己，瞪着处于其中心的吉许，以及上文提到的那个核心比喻。

吉许这个角色及其气质使我们想起其他影片已研究过的那些纯洁无辜的童妓——维多利亚风格的经典角色。二战后这种角色仍挑逗着观众的性幻想，低垂的眼帘仍吸引着淫荡的目光。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缺乏使得性变得纯洁。而我们对此的反应，就像那位年轻黄种人一样，就是去保护她，使她远离那些她尚未发觉的贪婪眼神，使她无法获得对自己的了解。她的性，就像她的美一样，似乎被刻意地“隐藏”在一个她无法发现的地方，而只有艺术的敏感性才能使其旁若无人地显现并焕发出光芒。

格里菲斯精心呵护着他的《凋谢的花朵》，使其免受好莱坞风格的侵袭，他起初一定会为自己感到骄傲，而稍后对此心存怀疑——这是因为，尽管大众承认这部电影与众不同，但这部影片的竞争对手是好莱坞模式下的所有电影。尽管它被视为一部纯洁的影片，但只有从那些期望从电影中得到快感的赞助商那里拉来赞助资金时，它才算一部成功的影片；只有能从那些赞助商那儿拉来比那些好莱坞模式的电影——那些更为华而不实、更为直白的“拉客”电影——更多的赞助时，才算胜利。

当《凋谢的花朵》中精心设置的冲突解体，并分解为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时，这种怀疑的迹象就曾出现。伦敦的迷雾里有着东方寺庙神圣的熏香的对应物。莱姆豪斯区那个长相俊美的淘气鬼令观众想起了影片开场时的三位东方少女。寺庙的高僧以及他正向黄种年轻人诵读的那本经书激发出年轻人对传教的狂热，而这种狂热却遭到即将前往中国的不列颠传教士们的嘲讽，他们随身携带的一本关于“地狱”的书。“监视物”只能是英国“邪恶的眼睛”，鸦片窟，堕落的东方圣殿。当然，最后，巴特林·巴罗斯咄咄逼人的淫欲退出了镜头，被那位年轻黄种人采取的行动所取代：他保护露西使其远离其父乱伦的淫欲，而这些行动则出于他自己的种族乱交的欲望。

这位年轻黄种人和格里菲斯不能够理解这种对等值，也没能够理解其实人类普遍存在着性欲，于是，在这种反身受虐的经典结构中，马上将这种欲望转移到自己身上。在佛祖的旨意之下，陶醉在来自东方的熏香中，这位年轻黄种人、格里菲斯以及我们观众通过一个自杀的结局消除了我们更低级的欲望。而这种自毁性结局的效果是诱人而令人满意的，因为喜爱的东西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圣坛上的露西就是一个被人凝视的物体，是完全禁止触摸的。

继承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传统，格里菲斯意欲探索死亡和自杀那不可获得的境界。信仰万事万物转世轮回，雌雄同体的佛意味着永恒，而这一切正是那位年轻黄种人柔弱内心的追求方向，他的追求在切腹自杀时达到了高潮：他认为在刀锋之上终结了生命，灵魂便能得以升华。自杀的行为体现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不同，也保护了这种差异性。而同时，通过灵与肉最后的强制对立，自杀区分了黄种男人和他的动机。

这部影片，如同黄种人最后的自杀行为一样，从自我造成的“堵塞”中得到快感，同时为西方咄咄逼人的叙事风格以及直接展现壮观场景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影片期望通过自恋和受虐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崇高，同时提供了另外一种更为变态的方式，对其影像进行解读。弗洛伊德认为，自我被超我的残酷力量所降服，甚至最后残忍的自杀，这些都暗示了男主人公的一种欲望——期望在咄咄逼人的父亲面前取得一种女性顺从的姿态。自杀是影片本身最后的自恋，使露西的死亡具有双重意义，寻找一种在肉体与东西方差异之外的更高对应物（equivalence），它被动，而且属于灵魂。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在上文提到的那篇文章结尾处写道：“如果不是性欲上的受挫，主人公的自我毁灭的行为兴许就不会发生。”《凋谢的花朵》力图通过一种幽回的方式达到这种“性欲”的满足。

然后，轮船驶入大雾弥漫的港口时的彼此呼应的镜头显得不知所云，却以柔和的语调叙述着：这位黄种人回到了真正的精神家园，影片也将观众带到一个陌生而古老的国度。中国是一方永恒的土地，一方没有冲突、不存在差异、有着母性关怀的土地。这部影片反过来讲述了一则主人公最后返回祖国的故事，因为这个黄种人最初离开了安宁的精神家园，开始一种分裂的生活，仅仅是为了最后返回佛的全能统治之中。

影片主体部分以时间为线索，记载了他从寺庙跌落到了鸦片窟里的自我快感，在那里，他获得了精神滋补的第二次快感，正如断奶的孩子从吮吸拇指中获得快乐一样。而后，在对自恋的重新简述中，这位黄种人突破自己选择了爱的对象，纯洁的露西——而对他而言，露西只是过去的他的重现。他给自己盖上包裹露西的长袍（这种长袍只在仪式上穿）走向死亡，就像我们给露西脸部一个特写镜头来结束这部影片一样。这是对纯洁的追求，为了一种更纯洁的电影或伦理，为了超越那种本质上是性欲的脚本的所有叙事。

此处，东方和西方各方面的对应物，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对应物揭示了影片的意图。因为，此片确实是一部故事片，其展现的内容也确实是为了迎合观众喜好。挣扎在各种冲突之中，年轻黄种人和格里菲斯在熏香的氛围中掏空了自己的内心，将自我扩展到整个宇宙。这就是反身受虐，即对“崇高”这一问题情节剧式的解决方式。然而，这种方法很简单，甚至是可预测的，与德米尔（Cecil B. De Mill）的宗教史诗片中对“神秘主义”粗俗的探索方式相似。而对美国电影“艺术”的探索，则需要冯·斯特劳亨（Von Stroheim）和茂瑙（Murnau）来开启另外一种更为健康的途径。

提要：格里菲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近来愈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从报纸杂志广泛搜索历史资料，追溯到1920年代上半期的历史语境，认为对于“萌芽时代”的中国电影，格里菲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他的影片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中国人真正接受了电影，并视之为教育工具。格里菲斯不仅被当作电影艺术的楷模，也是为新兴的电影话语所打造的偶像，与好莱坞文化一起，被融汇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改良方案中。本文揭示了《赖婚》、《重见光明》等影片的成功，在启动电影广告、报纸影评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效应。在流通与诠解中，格里菲斯像一个炫目的影像舞台，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潮流，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的中介作用，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

　　关键词：格里菲斯 中国电影影响研究 形象中介

　　一、格里菲斯的历史与记忆

　　在192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影坛，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可说是光焰万丈。报纸常用“万人空巷，风靡一时”来形容其影片上映的盛况，甚至说“皆以竞映葛雷非斯之影片为荣耀”，明明是广告的夸张，却造就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曾几何时，像在好莱坞一样，他的名字在中国也沉入遗忘之河，成为历史往迹。正如安德森对于新旧大陆的地名研究所示，集体记忆与民族“想象共同体”相纠缠，或如福柯所说印刷物中历史记录的“见与不见”，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操纵。在20世纪中国，有关格里菲斯的集体记忆历经沧桑，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颠簸。在60年代的正统电影史中，他的名字是同美国影响一起被铲除的。陈立(1910—1988)于1971 年出版了《电影》(Dianying Electric Shadow)一书，被英语世界视作有关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但他对于格氏在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提到那部善意表现华人的影片《残花泪》(Broken Blossoms)时，不无困惑地说他不清楚该片是否在中国放映过。(1)

　　1993年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教授发表《情节剧再现与中国“五四”电影传统》一文，论述好莱坞与“五四”的密切关系，已是打破禁忌之作，石破天惊地提出2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电影比“五四”文学要“现代”得多。(2) 该文提及格里菲斯在当时中国的盛况，当然对于好莱坞经典叙事的“情节剧”(melodrama)，格氏也是主要打造者。在1996年郦苏元、胡菊彬的《中国无声电影》一书中，这一盛况得到了更为肯定的反映。(3) 特别近数年来，随着早期电影记忆不断出土，对于格氏愈加重视，资料挖掘也越趋细致，但不无遗憾的是，一般所依据的材料不外乎郑君里1936年《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的一段话。(4)其中对于格里菲斯在华上映的影片开列了一份可观而不全的清单，主要问题是说《赖婚》(Way Down East)在1924年春到中国，则弄错了时间。事实上是在1922年5月先在上海献映，后至天津和北京。虽然只差两年，但格里菲斯在中国走红，恰恰是在这两年。根据《申报》的电影广告，自1922至1924年间在上海各影院共上映了10部格氏影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赖婚》，前后映过5次;《重见光明》(TheBirth of a Nation)、《欧战风流史》(The Girl Who Stayed atHome)、《乱世孤雏》(Orphans of the Storm)、《孝女沉舟》(The Love Flower)各演过两次;《党同伐异》(Intolerance)是旧片重映;《最大之问题》(The Greatest Question)和《恐怖的一夜》(An Exciting Night)各演了三四天;而《残花泪》只映了3 天就被因故腰斩了。(5)

　　如郑君里所说，中国“爱情片”受格里菲斯的影响，这并无疑问，但我觉得格氏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1923年6 月《申报》首次刊出格里菲斯的照片，介绍他“为现今美国电影界最著名之导演家，亦发迹利用电影之鼻祖。当葛雷非斯研究活动电影时，公众以影戏为一种殿末之际余兴，以是屡排在杂玩歌剧之后”。(6) 这一看法至今不变。电影史家对于格氏的作品见仁见智，但对于他使电影从“余兴”转变为“艺术”这一点上，众口一词。其实电影观念在中国也有这一“转变”过程，格里菲斯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20 年代初中国电影工业兴起及在实践中形成“导演制”，这跟观念上一致认识到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密不可分;而在新兴的电影批评中，格氏的作品成为衡量电影艺术的标尺。再回过去看1910年代，当西式电影院取代了茶园与“五分钱影院”，电影进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一次大战之后好莱坞迅速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电影市场也目睹了西方早期电影的发展，从滑稽短片、侦探连续片到长故事片，也终于带来了格里菲斯崭新的电影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在黑暗中摸索电影，等于瞎子摸象，其经历可谓艰苦卓绝。

　　对于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关系，本文不局限于“影响”或“接受”的层面，而在一个更为广阔复杂的历史语境里讨论其意义。所谓“语境”意味着回到历史，但归根到底免不了一种记忆的“重构”，对于早期电影史来说，不得不偏重史料的发掘和细读，但另一方面影像离不开文字，也离不开书写传统，或许正是无声电影的主要特征。于是因文生象，缘影求文，本文从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角度来看格里菲斯及其影片，或许能为早期电影史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二、回顾1910 年代：周瘦鹃的《影戏话》

　　《申报?自由谈》自1919 年6 月起连载周瘦鹃(1894— 1968)的《影戏话》，至次年1 月刊出14 篇，大约是中国人最早谈论西方电影的文献，其独特的“文人”视角，不仅见证而且积极回应了世界电影那个从“余兴”到“艺术”的转变过程。约1914 年起周瘦鹃便经常光顾维多利亚(Victorian Theater)、奥林匹克(Olympic Theater)、爱普庐(Apollo Theater)等外商开办的影戏院，不仅嗜影成迷，还不断将自己喜好的影片写成“影戏小说”，在《礼拜六》、《游戏世界》等杂志上发表。《影戏话》历述他所看过的影片，按照侦探、滑稽、言情等类型逐一道来。作为以“哀情”小说成名的“礼拜六”作家，周氏最欣赏具有文学性的影片，对于那些以机关布景取胜或专搞笑噱的影片不以为然，且对于影戏院成为青年男女“情欲之夜市”也抱有顾虑，但他持开放态度，充分评估了那类影片的娱乐性。

　　经过数年的观察，他看到了世界上电影发展的趋势，于是加以鼓吹。《影戏话》一开头说：

　　影戏西名曰Cinematograph，欧美诸邦，盛行于十九世纪，至今日而益发达。凡通都大邑，无不广设影戏院，千余所至数十所不等。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7)

　　既提倡电影的教育功能，就自然产生发展本土电影的要求，相比之下，周氏感慨地说：“开通如上海，亦未尝见一中国人之影戏片与中国人之影戏院，……欲求民智之开豁，不亦难乎，吾观于欧美影戏之发达,不禁感慨系之。”(8)

　　将近1919年底，周瘦鹃在维多利亚影院看了格里菲斯的《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和《党同伐异》(他译作《难堪》)，欣喜不已，连续三篇《影戏话》都谈格里菲斯，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说《世界之心》：“情节布景，并叹观止。因深佩美国人魄力之伟，思想之高，即此一片已足窥见其国中文化美术之发达矣。”(9)又特别介绍了《党同伐异》的内容及其谴责政治与文化暴力的主题，热情称颂格氏的创作动机，即出乎对于人类的历史与命运的普世关怀。这么强调“思想之高”，对于他自己半年前提出的以电影“开通民智”的主张，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申述。此时格里菲斯使他惊喜，满足了他对电影的期待。周氏又特意指出：“其所制片，妙在有一宗旨，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不若侦探长片之以情节炫人，有非如却伯林、罗克之专以博人笑噱也。”虽然他非常赞赏卓别林和罗克，也专门介绍过他们，但在格里菲斯面前不惜把他们比下去，却表达了他对电影的新认识：电影不仅是娱乐，在表现思想方面具有潜力。

　　周氏进一步介绍说：“格氏杰作凡三：一曰《难堪》，一曰《世界之心》，一曰《国之产生》。其在各国影戏界中，已占最高位置。”又加以形容：“美国格立司氏，为影戏界制片健将，他人均不之及，如神狮登高长啸，百兽皆为折伏。”(10) 如此高度赞赏格里菲斯，固然转达了来自世界影坛的信息，也是基于他个人这些年的观影经验。他对格氏的“宗旨”的解说，所谓“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尽管笼统，却抓住了格氏影片生动刻画人物心理的特质，当然也蕴含着对于电影是一种“艺术”的认识，事实上是跟格氏的一系列电影技术的创新分不开的。

　　1910年代中期西式电影院不断增长，原先放映电影的茶园也随之消失。淘汰过程中有官方的干预，如1909年12月《申报》有一幅“禁止影戏”的图画，老城区内某茶肆开演影戏，因“男女混杂”，“大伤风化”等原因，遭到当局禁止。(11)另外《申报》在1912 年4 月刊有王钝根《影戏园》的短文，把影戏院描写成秽气刺鼻，万声嘈杂，混乱不堪。等他看完影戏跑出来，“回忆所遭，不啻游地狱归也。”(12)实际上文中讲的“污泥沟之西”的那个“破屋数椽”的“影戏园”，实即是称作“幻仙”的“五分钱影院”。从王氏所表达的厌恶之情来看，这类早期影戏院作为“余兴”的观念走到了尽头。

　　一次大战前后，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的倾销地，西式影院居主流，这对于本土电影制作造成的冲击，其程度超出一般想象。电影史家十分重视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认为获得成功，并对于此后张、郑分手猜测纷纭，成了一个谜。确实作为故事片，在类型上在当时盛行喜剧短片、侦探系列片的影坛已属领先，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有其位置。但揆之实际，正如《难夫难妻》的广告强调它是“改良新剧”之一，严格地说差不多是舞台纪录片，首映于新新舞台，作为余兴节目来放映。我们不知道亚细亚是否同维多利亚等影戏院接洽过，如果有的话，结果应当是否定的。从那时英文报纸所登的电影广告来看，1914年间所放映的影片，除了其他类型之外，如《三剑客》、《安东尼与克莱欧佩特拉》、《旁贝城的末日》等长故事片已经出现。尤其像表现拿破仑英雄传奇的How Heroes Are Made, 是一部法国大片。广告这么写道：“该片全长五卷八百尺，煌煌巨制，展现拿破仑赫赫战功，由欧洲最佳技师在阳光灿烂之意大利摄制而成。”(13)周瘦鹃看了之后，激动不已，即把它转译成“影戏小说”，题为《何等英雄》，发表于《游戏杂志》。

　　如果说难以打进主流的西式影戏院的话，显然是技术上不过关。(14)周瘦鹃的《影戏话》老实不客气地道及这一点：“五年前，海上有亚细亚影戏公司者，鸠集新剧人员，映演《黑籍冤魂》，及短篇趣剧多种，剧中妇女，仍以旦角乔装为之，装模作样，丑态百出，情节布景，亦无足观，不一年而消灭，持较百代、林发诸大公司之影片，正如小巫之见大巫耳。”(15) 《黑籍冤魂》由张石川导演，出品于1916年，拍摄方法与《难夫难妻》差不多。周氏这样的评论有点势利眼，却反映了他的先进视野，在当时难为可贵。

　　在此后的五六年里，直至1921年《阎瑞生》、《红粉骷髅》及《海誓》三部长片的问世，中国电影处于沉默状态，那些先驱者包括郑正秋(1888—1935)、但杜宇(1897—1972)、管海峰等，逐渐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复杂的体系，只能无师自通，通过观看外国电影来“偷”学门道，而世界电影的突飞猛进，更使人眼花缭乱，其探索之途也显得更为艰难。此时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传统的“影戏”观本身、新剧与电影之间都经历着交锋、互动与融合。

　　《影戏话》中还有一些材料可照亮这一时段的某些盲点，本文难以细述。在他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已经蕴含着电影从余兴到艺术的认识。尽管出自一种文人的视角，代表了那些先驱者的认识。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对于世界影坛的不算太晚的回馈，《影戏话》的可贵之处在于那种世界视野，成为本土电影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在20年代初本土电影出现时，周氏热心为之推介，在他主持的《申报》副刊及在《半月》杂志上开辟“影戏场”专栏，在推动早期电影批评方面，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三、商业与政治：格里菲斯与广告战

　　1922 年5 月20 日《赖婚》的广告出现在《申报》第一版上，从此开始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好运。电影广告已有了七八年历史，从来和戏剧广告挤在一起。《阎瑞生》首映时，做的广告算得上风光，但绝不能跟这回相比。(16)片商似乎看准了格里菲斯的中国市场，在广告上不惜工本，富于挑战的是出自中国人经营的上海大戏院。广告冠之以：“空前绝后世界第一佳片”，更详加介绍该影片原为文学名著，其歌剧在美国屡演不衰，接着说：

　　至一九二十年世界著名制造电影剧大王葛莱福氏特编为影戏，用广流传。其摄演时间费十足月之功夫，用费达美金八十万有奇，片长一万二千尺，分作十一大本，工程之大，实为影戏界之创闻。片成第一次演于纽约第四十四马路大戏院，名流闺淑，争往参观。普通座位每位售至美金十元，而观者均叹观止，且连演十四月之久，无夕不满其座。后英法各大城市各戏院相继映演，每演有万人空巷之慨。世界影片之受人欢迎者，当以此为最。……

　　这段广告六百余字，从悲剧情节、拍摄优美一直到“弱女子”(尚未提丽琳?甘熙[丽莲?吉许]之名)超绝之表演，美轮美奂，无以复加。所谓“空前绝后”在英语里相当于sensational，或thrill之类的词语，常出现在外商影戏院的广告里。上海大戏院的业主为粤商曾焕堂，此人非等闲之辈。1917年5月上海大戏院开张时，在英文报纸上登的广告规格和花样也前所未有，后来维多利亚、爱普庐等影院也纷纷仿效。

　　外商不甘示弱，到次年卡尔登影戏院落成，号称设备是世界一流。到六月公映了《重见光明》，这是一部老片子，但公认其对于电影艺术贡献甚巨。卡尔登也大打广告战，在中西各报都做了预告。在《申报》虽然没有登头版，但也占整个影戏版三分之一强，破费应当不小。它看上去大气得多，不像《赖婚》的广告文字，排得密密麻麻的读来费劲。右上角有一幅图，是三K党战马高昂，标题是“惊天动地之美国历史影片”。说明文字也有数百字，字体大小不等。特别用粗体标出：“演员：一万八千人;战马：三千匹;布景：五千幕。”

　　相对于《赖婚》的爱情片类型，《重见光明》的广告以“历史”作号召，声势浩大，更用好莱坞做大旗，显出外商的强势地位。粗体字还说卡尔登与美国数家电影公司签了合同，凡那些公司“所出之名贵影片，皆由本院独家开映”。还列了一串大牌导演明星的名字：格里菲斯、卓别林(Charles Chaplin, 1889—1977)、陶葛拉斯?范朋(道格拉斯?范朋克，1883—1939)及其妻子曼丽?毕克福(玛丽?璧克馥, 1892—1979)，在曼丽的名字之后打了一个括号，特地写上“美国电影界最富最美丽之女伶”。这个名单里当然少不了由于《赖婚》而一夜成名的丽琳?甘熙。

　　《赖婚》和《重见光明》都引起轰动，票房十分成功。这场广告战对于本土和好莱坞之间的竞争模式来说颇具寓言性。从当时实际来说，自三部中国长片出世之后，影情高涨。电影广告破天荒上了头版，意味着电影在中国登堂入室，身份一下子尊贵起来。事实上中国电影在此后这两三年里也卯足了劲，乘势进取，一日千里。新的电影公司，新的影片，新的影院，如雨后春笋，形成与好莱坞之间的竞争与消费模式。在半殖民上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条件下，本土电影一方面遵守游戏规则，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利用本土资源，竭力开拓空间，至1924年底《孤儿救祖记》问世，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初盛景观”。(17)

　　本土电影迅速进入竞争体制，像好莱坞一样，明星等电影公司都有出租业务，而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纷纷进入外商影院。1925年初《电影杂志》的一位作者欣喜地说：“年纪老大而无大进步之商务书馆影片部之《松柏缘》，及长城公司之处女作《弃妇》，居然能得各大戏院之赏识，先后开映于卡尔登及维多利亚，外国戏院开映中国影片，以兹为盛。是亦自制之影片之进步有以致之，亟可喜也。”(18)但有的不以此为然，犀利地说：“国人托庇于租界，仰鼻息于外人管理之下，内心已有所愧，若犹引以为荣，求外人一言之助，真不知自处于何等地位也。”(19) 其实两位作者都出自爱国立场，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对于本土片来说，进入大戏院不仅体面，还因为票价高，分润也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正因为连映于各影院，包括爱普庐、恩派亚、卡德等外商影院，获得巨大的资金增值。对于郑正秋等人来说，这是打破好莱坞垄断、收回“利权”的问题。在1925年元旦，乘《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之际，明星公司在《申报》的贺岁广告中堂皇宣言：

　　年来美国电影几将光被全球，回顾我国，未免暗淡无华。同人不敏，爰创明星，经之营之，瞬将两载，“编”、“演”、“摄”、“洗”、“印”、“接”、“写”、“剪”，已能全不假手于外人。而《孤儿救祖记》一片，竟承“江苏省教育会”特予表扬，又承各报，奖誉有加，开演以来，评无虚日，虽本公司之荣，亦中国电影界之好现象也。惟同人未敢一得自封，发扬我国艺术，挽回我国利权，此责此志，愿与同业共勉之。

　　胡菊彬在《影像国族》(Projecting a Nation)一书中把1920 年代称作中国电影的“商业民族主义”时期，(20)颇能概括当时的特征。的确像明星自称电影制作的“独立”性，对于民族电影来说固然至关重要，但所谓“全不假手于外人”，也不无反讽的意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本土电影不免文化杂交的特质。如Andrew Higson在一篇讨论“民族电影”概念的文章中指出，在欧洲各国好莱坞已渗透到大众想象与民族文化中，因此在声称“民族电影“时，应注意到其定义的具体内涵。(21)尤其在20年代初中国电影起步时出现追求“欧化”的倾向，甚至像《电影杂志》的主编李怀麟认为，电复印件来就来自欧美，因此“当然要让为欧美，我国不过是步武后尘，处模仿者的地位罢了。”(22)最明显的莫过于一连几部片子，包括《孤儿救祖记》在内，都“模仿”《赖婚》中台维追爱娜的情节。

　　某种意义上中国电影“民族主义”源起于这时期的“商业”广告，诉诸文字的魔力。如上面用引号特意标出的“编”、“演”、“摄”等八个字，极有表现力。每个字代表一个独立的制作部门，意味着本土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的成熟。当本土电影兴起时，好莱坞文化也翩然而至，迅速成为都市的日常消费。在报纸和杂志上，对于好莱坞所发生的一切都津津乐道，包括介绍如何花样百出地做电影广告。然而中国人青出于蓝，在电影广告中大打爱国牌，不消说中国人开的影院，如1923 年3 月14日的《申报》电影版上，几乎用半版篇幅大字标出：“华商沪江影戏院”，映演《新南京》等国片。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外商影院，如1923 年1 月31日属雷玛斯的新爱伦影戏院，在开映商务印书馆的《孝妇羹》时，广告特意标出：“破天荒”、“中国自制影片”。在上映中国影片时，也以国片作为招徕。

　　外商这么做，当然是商业手段。在上海影院中，新海伦档次较低，像这样的广告诉诸本土观众的爱国之情，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基本的电影批评和消费模式，在当时已经形成，那就是一般电影观众一边热衷于西片，一边对国片充满期待，尽管说比不上西片，但总会说在中国电影的“萌芽时代”，能拍到这样已经不错。正如《申报》上有人写道：“观客心理，皆受‘中国自制片’之吸引，颇表欢迎，不愿下苛烈之批评，以阻制片者之兴味，使幼稚之中国影片，复堕于沦落之地也。”(23) 也有人说像商务拍摄的“初期的作品”，“如果没有‘自制品’三个字，恐怕一定是无人光顾”。(24 )

　　在这样竞争与消费的吊诡模式中，中国电影的最大焦虑、最成功之处，在于能保持观众对国片的期待，而首要条件是提高电影的地位，使之成为都市文化的中心，使观众不断扩大，也只有这样本土电影才有生机，连那些《难夫难妻》、《红粉骷髅》等影片都可以从库里请出来，在各影院轮流放映，实现资本的回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正需要一个有关电影自身的寓言，于是格里菲斯应运而至，而中国电影瓜熟蒂落，反过来借了格氏的东风。

　　四、格里菲斯与电影公共话语

　　1922—1924年，电影为印刷资本主义启动了新的活塞，一时间报纸专栏和杂志，包括专业性质的如《影戏杂志》、《电影杂志》等纷纷见世，还有大量的消闲刊物如《游戏杂志》、《礼拜六》等，它们早就在鼓吹电影。这些报纸杂志为不同的读者开辟了不同的公共空间，但在很大程度上互通声气，形成了电影话语，而格里菲斯是共同打造的奇观，犹如一个话语坐标的中枢，其纵横脉络错综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又交织着种族与性别、影像与文学等议题。

　　《申报》的电影版面尽管相当有限，但在这两三年里，由于电影突然变成时尚，却出色担任了启蒙的任务，迫不及待地要给中国人补课。除了配合影院做宣传之外，主要是介绍好莱坞的电影文化，连载《美国电影新讯》、《影戏事业之述评》、《影戏发明史》等，甚至对于《影戏与犯法》、《影戏界天才与技能》之类的论文也加以介绍。更大量的是有关好莱坞导演、演员的生平履历，配上他她们的照片，从艺术特色到奇闻轶事，从个人品格到服饰、化装、旅游的癖好。这无疑在构筑好莱坞的神话，使之成为都市梦想的一部分。

　　格里菲斯的影片在上海映演的数量之多，其声誉之隆，好莱坞中无人可比。但他的名字并非绝对卖座，如他的后期作品《恐怖的一夜》只上映了3天，也没有评论，简直毫无反响。的确，格氏在中国所引起的迷狂，多半与《赖婚》连在一起。这期间在《申报》的电影栏中，关于格里菲斯的介绍，配有照片的，前后有两次，当然另有他的电影理论等。而有关女主角丽琳?甘熙(Lillian Gish, 1893-1993)的照片前后出现5次，连男主角李嘉?白率尔姆斯(Richard Barthelmess, 1895-1963)也有4次之多。

　　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固然是他本人在好莱坞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从消费角度看——也是过剩，即在格氏身上生产精神上的剩余价值。在中国场景里，他甚至被称作“圣”者，头上平添一轮光环，虽然与他一同胜出的是甘熙和白率尔姆斯。在这三位一体中，他的光芒不免为身旁的甘熙所掩盖。

　　称格里菲斯为“圣”者的是程步高(1906 —1966)。他的《葛礼斐斯成功史》连载于1924年的《电影杂志》上，开场白说：

　　葛礼斐斯有世界第一电影导演家的尊称，而在导演界中，又为老前辈，堪与之敌者，只有今日的名导演殷葛兰姆氏(Rex Ingram)。而在电影史上，又是一位重要人物。盖因格氏出世，电影渐由幼稚时代而入于成人时代，竟进而为美国的第五种大实业，又进而为世人的普遍嗜好，更进而为高深的艺术，想发明者爱迭生氏，亦所不料。自《赖婚》一片到上海后，格氏之名遂大嘈于沪滨，而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25)

　　文中提到格氏的竞争对手殷葛兰姆，饶有兴味。在好莱坞导演中，殷氏也是一把好手，专拍历史加恋爱的巨资大片，他的《卢宫秘史》、《儿女英雄》等片先后在上海放映，好评如潮。然而在格氏面前终逊一筹，以至《电影杂志》为他做了一次专评，抱歉地说因为“偏爱”格里菲斯而冷落了他。但中国的影评家也自有理由，有的认为凡能在殷氏影片中找到的，在格氏那里应有尽有，但格氏的风格更为明快紧凑，更使人回肠荡气。这或许跟格氏擅长表现善恶分明的主题有关，在思想性方面更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葛礼斐斯成功史》细述了传主的思想和艺术，但超出了电影之外，读上去像一部“成长小说”。文中叙述格氏如何起于微末，追求理想百折不挠，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天才洋溢，也奖掖后进，循循善诱。这跟当时宣扬好莱坞文化的目的一样，不仅要树立电影的崇高地位，更在于传播普世的价值，有益于社会改良和青年的成长。

　　正如程步高所说，“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这一时期在理论方面，电影是一种高尚而复杂的艺术，已经成为共识。对于什么是电影，几乎人人都有一套见解，即使没有提及格里菲斯，凡谈到先进的摄影技术或表现技巧时，也有他的影子在。的确，在与好莱坞之间强弱悬殊的竞争条件下，中国人表现了一种艺术的热诚。如1925 年《影戏世界》的《发刊词》所表达的，影戏是“世界语言”，并宣称一种含有人类“大同”理想的“世界主义”。格里菲斯的持续影响，从田汉(1898—1968)在1926年的演讲可见一斑。他说：“近来影戏的大进步，就是格里菲斯的发明，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来制电影。”他更举例讲解了“特写”、“淡入淡出”等五种手法。(26)这个例子或许印证了美国学者汉森(Miriam Hansen)所说的“白话现代主义”，意谓好莱坞的经典叙事通用于全球，给上海无声电影带来了解放的动力。值得赞赏的是她强调在“白话现代主义”接受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感知”或“集体感官机制”的层面，(27)这或许是我们早期电影研究中需要加强的环节。但我觉得如果深入探究具体的“感知”方式，可发现这种“白话现代主义”常常是变形的，甚或是个幻象。

　　用“白话”来翻译vernacular一词就是一种问题多多的变形，对“白话”不妨作一种误读的话，我们会有趣地发现，在1920年代的上海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文言”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传统经典扮演了生动的角色。像田汉那样的“五四”作家，在解释格氏的“两面的描写”即类似“蒙太奇”手法时，把《红楼梦》里一边是黛玉焚稿，另一边是宝玉成婚的描写用来作例子。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申报》上《赖婚》的广告：“看此剧如看中国小说红楼梦，越看越有味。”这出现在影片上映的最后两天，片商似乎找到一种更能吸引观众的修辞，很可能来自观众的反馈。在这里“如看”是一种暗示，并非把《赖婚》比作《红楼梦》。事实上在对格里菲斯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首先经过感知层面的一番融化，并通过翻译的表述，而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刻印处处在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格里菲斯不至于面目全非，却会附带一些别的东西，其实无非是“中国制造”的印记。20年代的影坛几乎是“鸳蝴派”的天下，单看影片译名就可见文言的势力，也透露出该派的文化趣味与意向。如The Love Flower(爱之花)被译成《孝女沉舟》，爱的信物被转换成一曲家庭伦理的颂歌。另如TheGirl Who Stayed at Home，直译为《居家的姑娘》，然而被译为《欧战风流史》。历史加恋爱是一种吸引观众的配方，因为前面已映过《赖婚》和《重见光明》，现在通过片名把格氏类型化，借以包装观众的记忆。这部片子在北京映演时，则译成《闺里月》，更有京派特色，出自唐诗“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隐隐以战乱的背景作衬托，其中未始没有现实的关照。

　　《申报》上最早的影评也跟格里菲斯大有关系，卡尔登影戏院在放映《重见光明》时，玩了个花样，即征求观众的影评，结果第一名评论在报上刊出。写影评一般通过回忆，当诉诸文字时，如果出现误读的话，就引起感知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这种普通观众的评论属于一种公共论坛，也成为报纸与影院之间不同空间的纽带。于是会令人联想到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到“国族想象”一词，究其根源与安德森的论述“想象共同体”一书有关。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深植于地域、语言与历史记忆之中，而现代报纸和小说的流行，更促进了对于国体的想象建构。(28)我觉得好奇的是，“想象共同体”是否能和电影分开?即如20年代初的上海，电影成为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标帜，在与好莱坞的竞争中以“挽回利权”为号召，发展本土电影的集体诉求与新的国族想象连结在一起。在影院与报纸的不同的公共空间怎样互通有无?在上海的半殖民的特殊环境里，电影所引起的国族想象又怎样卷入五放杂处的复杂性?格里菲斯的影片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这篇得奖评论说：“最后结局，朋恩与爱理斯，菲力与茂兰，皆成眷属，作者颂之曰：Peace and union, one andinseparable, now and forever.”意谓‘南北本一家，合众共和寿绵绵。’观之吾国南北二局，骚扰终年，和议无成，不知何年何日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耳。”(29)在这里“重见光明”被巧妙挪用，发生在新大陆的历史被搬到中国的场景，虽然渴望中的“光明”是将来时态。这种由观看电影而产生的“想象共同体”，在感知的层面上展开，极其生动。另外是那句英语句子引自影片结束时的字幕解说，原文开始是Freedom，是“自由”之意，但作者把它写成Peace，由是在翻译中“自由”就没有了。应当说作者的记忆有误，在文字表述时被那种南北统一的强烈愿望所主宰，才造成误读。

　　一般认为《重见光明》由于歌颂三K 党，有种族歧视的缺陷，由此格氏备遭批评。然而中国观众爱国心切，对这一点更是误读，并没有理会影片中对黑人的歧视表现，看到南北战争所引起的联想是当时的民国军阀割据以及中国要受外国列强“共管”的威胁，因此看到白人组织三K党振臂一呼，大为振奋。如另一篇影评说：“黑人之凌虐白人，无以复加，但白人蓄意报复，暗养精锐，遂组织三K党，党员达数千人，于是力斥黑兵，风声所至，民气大震，乃恢复国有之自由，观乎吾国，外侮频仍，共管之说，日有所闻，而吾国国民尚如酣梦未醒，故此片可作当头棒喝。”(3 0 )

　　卡尔登在《重见光明》之前，就已经放映过格里菲斯的《残花泪》一片，也涉及种族问题。《残花泪》讲一个中国青年与美国少女之间的恋爱故事，其中的英国人却野蛮不堪。少女被其父虐待致死，中国少年遂开枪打死其父。在当时美国电影中，中国人通常被描绘成裹小脚、抽鸦片，龌龊邋遢，丑陋不堪，一向引起中国观众的愤怒。格氏在1919年摄制此片时，已经吸取了教训，塑造了一个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中国人。报纸上《残花泪》的广告说片中的“中国人，性极仁慈”，借此作为卖点。《申报》也刊出一篇短评，最后议论道：“尝见外洋舶来之影片，凡描演我国人民处，泰半排在盗薮恶党之列，而此《残花泪》一片，独能演出高尚纯洁之恋爱，诚不胜荣幸之事耳。”(31) 那时的影评还不署名，但这种本土观众的意见，不仅对于格里菲斯在中国的形象大有帮助，而片中扮演中国少年的男演员白率尔姆斯也深得中国观众的欢心。

　　《残花泪》预定连映一星期，然而到第4天广告宣布停演，只是说：“昨据该院办事员云，现因特别原因，故不再续演。”所谓“特别原因”，据后来透露，是因为片中描绘的英国人穷凶极恶，上海的工部局禁演。后来运到香港，也为香港当局禁止放映。(32) 这大约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官方检查而删除的例子。其实片中中国少年与美国少女之间“高尚纯洁之恋爱”，照学者Gina Marchetti的研究,(33)在深层心理上正表现了“黄人”与白人之间的性关系方面的禁忌，格里菲斯当然也不敢逾越。但对2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看到的虽是表面也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

　　数月之后，《申报》刊出芮恺之一文，使我们知道《残花泪》在第一天开映时，他看到中国少年开枪打死那个恶父时，处于强烈的民族情绪，感到痛快，觉得“大可为吾国扬眉”。又说到在当天夜场放映时，这一幕被剪去，情节因此不连贯，使观众莫名其妙。到第4 天就停止放映了。“据闻系外人干涉，因其中所描写恶父为英人，盖玷辱国体，凡为国民者，皆欲加以攻击，此亦与吾国人有同样之心也。但愿以后映演关于华人之影片，能表同样之厌恶心，不复加以讪笑，则幸甚矣。”(3 4 ) 这段话很有意思，放映中止大约是由于英国观众看了觉得“玷辱国体”，他说爱国心人皆有之，只是希望以己度人，尊重别的民族，不要在电影里丑化华人。

　　总之，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起，格里菲斯厥功甚伟。在确立电影艺术的现代性方面，他使中国影坛产生了定力，带来了竞争的动力。同样使中国人倾倒的是他的人格魅力，由是被打造为一个文化偶像。他本身像一个炫目的语言指符的影像舞台，随着各种背景——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变换，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既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热情，又激发起民族主义的意识。至于格氏对于中国电影的具体影响，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35)虽然我觉得不仅是在“爱情片”方面，像《重见光明》等影片深具历史维度，或许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具有某种长远的影响。

　　Griffith 的中文译名极不一致。本文行文使用“格里菲斯”，凡引文中出现的译名均依照原貌。本文是作者在2 0 0 6 年6 月份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联合举办的“历史与前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发言论文，会后适当做了一些补充校改。

　　注释：

　　(1)Jay Leyda(陈立), Dianying Electr ic Shadow (Cambridge and Mas s The MIT

　　Press , 1971), 32.

　　(2)Paul G. Pickowicz, “Melodramatic Repr es 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 th Tradition

　　of Chines e Cinema”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s, 1993).

　　(3 )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48 页。

　　(4 )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98 页。

　　(5 )具体放映记录《最大之问题》，1922 年2 月19 — 23 日，上海大戏院;《赖婚》，1922 年5 月22 — 29 日，上海;《赖婚》，1922 年10 月6 — 23 日，上海;《残花泪》，1923 年2 月9 — 21 日，卡尔顿影戏院;《重见光明》，1923 年6 月25 — 31 日，卡尔顿;《欧战风流史》，1923 年8 月15 — 19 日，申江大戏院;《乱世孤雏》，1923 年10 月1 — 7 日，卡尔顿影戏院;《党同伐异》(即《专制毒》)，1923 年10 月18 — 2 1日，上海;《党同伐异》，1923 年11 月2 — 8 日，申江;《赖婚》，1923 年11 月9 — 18日，申江;《孝女沉舟》，1923 年12 月26 — 29 日，卡尔登;《赖婚》，1924 年2 月10— 17 日，申江;《赖婚》，1924 年2 月18 — 24 日，沪江影戏院;《乱世孤雏》(1921)，1924 年4 月1 — 7 日，上海;《恐怖的一夜》,1924 年4 月28 — 30 日，卡尔登;《重见光明》，1924 年5 月5 — 11 日，上海;《欧战风流史》，1924 年6 月25 — 27 日，沪江;《孝女沉舟》，1924 年7 月31 — 8 月3 日，上海。

　　(6 )《申报》1923 年6 月2 日，第17 版。

　　(7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8 )《影戏话》(2 )，《申报》1919 年6 月27 日，第14 版。

　　(9 )《影戏话》(11 )，《申报》1919 年11 月18 日，第14 版。

　　(10 )《影戏话》(14 )，《申报》1920 年2 月12 日，第13 版。

　　(1 1 )《申报图画?本埠新闻》(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12 )钝根《影戏园》，《申报》1912 年4 月29 日。

　　(13)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September 8, 1919), p. 4.

　　(14 )参见杜云之《中国电影史》第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第11 页。

　　(15 )《影戏话》(1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16)约在1922 年底《申报》上的电影广告逐渐与戏剧、医药广告分离开来，参见李道新等《影像与影响——“〈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之一》，《当代电影》2005年第2 期，第6 9 页。(17)这里用陆弘石的说法，参见《中国电影史1905 — 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 页。

　　(18 )青民《上海影话》，《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1925 年2 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二)，第3 8 5 页。

　　(19)同(18)，第583 页。

　　(20)Jubin Hu, Projecting a Nation Chinese National Cinema before 194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26.

　　(21)Andrew Higs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inema” ,Screen 30. 4 (Autumn

　　1989), 39.

　　(22 )李怀麟《编辑室灯下》，《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第1 页，见《中国早

　　期电影画刊》(二)，第4 6 7 页

　　(23 )中义《中国自制影片谈》，《申报?本埠增刊》1924 年7 月25 日。

　　(24 )楼一叶《中国影戏谈》，《最小》，第53 号(1923 年6 月13 日)。

　　(25 )《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 9 号(1924 年5 月— 1925 年1 月)。

　　(26 )李涛《听田汉君演讲后》，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498 —499 页。

　　(27)[美]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当代电影》2004 年第1 期，第44 — 51 页。另参见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1 期，第29 — 34 页。

　　(28)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Spr 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New York Verso, 1991.

　　(29 )杨次咸《观〈重见光明〉感言》，《申报》1923 年7 月5 日，第18 版。

　　(30 )志中《观映〈重见光明〉后之忆述》，《申报》1923 年7 月3 日，第17 版。

　　(31 )《观卡尔登之〈残花泪〉记》，《申报》1923 年2 月21 日，第21 版。

　　(32 )三三《与乃神谈葛礼菲士之七片》谈到《残花泪》：“此片于去冬映于卡尔登，不数日即被工部局禁演，嗣至香港，亦为港政府干涉，未得开演。”《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号(1924 年5 月)，第4 页。见《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一)，第3 2 0 页。

　　(33) Gina Marchetti,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ur 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 (Berkeley Univers ity of California Pres s,1993), p.10.

　　(34 )恺之《电影杂谈》(二)，《申报》1923 年5 月19 日，第18 版。

　　(35 )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9 — 390 页。书中对于格里菲斯情节剧与中国早期爱情片的悲情叙事作了专章讨论。

　　——原载《当代电影》2006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