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人生大的事件，马上就有明确目标，且每次都想得很清楚、做得很果断的人，我是不大认得。所以我较为同意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中的那种朴素的反抗者。

大的风云变幻，正常的平民是会有些退缩、有些等待、有些不得已和有些恍惚。一些人因为良知，一时冲动或者别的，是在不知不觉走了很久后，才恍然发现自己原来走上了一条新的路。也就索性走下去，直到后来为它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可信。

在《明月几时有》中，他们就是周迅扮演的方兰、叶德娴扮演的方母，春夏扮演的银行家的女儿张咏贤……他们也可能是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梁家辉扮演的彬仔，以及其他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小鬼队的人。

乌云密布时，一轮明月战胜不了黑暗，还要靠漫天的星斗；也不是一朵花、两朵花就可以叫出整个春天，大概还要靠那成千上万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默默的萌芽和推动，才能催发出彻底的春意。

以前的很多抗战电影，男男女女坚定地为了一种主义和理想，喊着口号去战斗，洒热血，献生命，当然也不能说全是假的。这也是经过剪裁的一类人的面相。然而这种电影与人物看多了，热血沸腾之后，我也想看看他私下里的样子。

或者不如这样讲，如果战争没来，侵略者没来，他（她）原本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她）怎么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剧中的刘黑仔，这个电影中最有江湖气的青年。可不是因为他生来郑重、责任感大，读过更多马列主义的书，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被日本人搞到家破人亡，仇恨满腹，因此才跑出来打游击。（至少剧中没有交代这些。）

他更像是市井中正直的“混小子”，他豁着命、耍着宝打打杀杀，他也不是多大的将帅。他虽然像是玩儿着就把很多大事做了，但其实又凶又险，过的是“刀刃上舔血”的日子。

“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他可能死在任何一次巷战里，倒在任何一个郊野旁。正史也许记不住他的史迹，如果牺牲了，最多有个名字。可是这个电影看完，我们不能说他不大重要，不能说他不足以成为很多青年的榜样。

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忽在波峰，忽在波谷。他被很多人看见，也随时可能淹死。他剑走偏锋，想干就干，快意恩仇，看着就像是即兴的杀人舞蹈，一开始我还不习惯，后来才觉得这样的人物可信。

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主角王佳芝也不过是一个学生。只因为抗日的学生小集团中“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她冲动之下就去当了特工。最后也在冲动之下送了命。

年轻人一时兴起，杀了一两个日本人，或者送了一次宣传单，像是票友试水、玩儿票。这不应损害他的光辉。

堂吉柯德大战风车，看上去他似乎是不够理智的，可笑的，荒诞的，注定失败的，然而那样的骑士精神，勇猛无畏，行动派，却实在值得敬佩赞叹。

正如叶德娴饰演的方母提着装革命传单的篮子，对着女儿方兰说：“阿云送过了，三嫂也已经送过了，我不能去？”

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我们一直以来的电影，还喜欢把自己的胜利归结于拥有“超出敌人的”——甚至“超人的”——智慧。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和沙奶奶，这两位农妇，俨然是骗人的老手。剧作家让她们机智到可怕的地步，仿佛她们久惯牢成——感觉平时也会骗自己的丈夫。我们的仁人志士也很少有“侥幸的脱险”，“误打误撞的成功”，他们总是如诸葛亮，“未出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

然而，时代的变动是仓促的，没有人是“有备而来”。

方姑作为一个房东女儿，无意中帮助了茅盾、邹韬奋他们的逃亡，她还穿着一身去婚礼的衣服去药店送情报，一件杀头的大事，在少不更事的未婚女性面前，与赴宴也差不多，都是那么热闹，甚至有点令人兴奋；

短枪队的胖子笨手笨脚，差点炸死自己人，然而他是确凿无疑的正面人物；

彬仔说起日本人来咬牙切齿，可是一阵风刮过，他都要害怕；

小姑娘去送信，又饿又困睡着了，也不能说她丧失组织纪律，随意改变计划；

方母从没有把送传单当成性命相搏，她帮女儿，帮小姑娘，俯视的镜头让我们从高处看她走在青石路上，看她笃悠悠地送传单就像去送一餐饭那么平静自然。即使她后来遇到了搜查，她也曾试图靠自己的小聪明装傻过关（也真的被她过了一关）；

李锦荣被日本人逼问，他竟然没有抵赖和以智取胜。

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有缺陷的、没有超凡智慧的平凡人，不谙世事或不知凶险的他们，却恰恰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希望。这不是什么荒唐的演绎，而可能正是人生现实，是革命真正的样子。

更有那些在日本人治下做事的香港人，如码头的检查员，因为内心的良心，会神色慌张地放自己人一马。宪兵队里的黑衣队长，把李锦荣叫进房间，而桌面的纸上用毛笔大字写着待抓捕人的名单，他不会这样不小心。他用自己的方法通风报信。即使出了事，未来也甩得干净——他一定这样想。

这类不明显的抗争者，他们仿佛就是香港潜藏的世道人心。这个底子在，香港的精神大概就不会灭。

电影中的方兰，她是一个房东的女儿，一个爱文学的青年。她自觉的成长，让她失去了恋人和母亲，甚至也赌上自己的性命。片尾她站在海边和刘黑仔告别的那一刻，一切的爱恨情仇，明确的，暧昧的，感觉都离她远去了。她孑然一人，矮小瘦弱，“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方母，她本来只是典型的香港人，谨小慎微，精明世故。在平静的时局中，这样的人只是善于把天下人的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她们是最好的邻居，最有礼貌的房东，最不吃亏但也不妄想占别人便宜的家庭主妇。

困难的时期来了，她就养一只兔子，天台上存一些冬瓜和南瓜。她把阁楼出租出去，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她知道房客要搬走，就拿两块点心（不想拿三块），提一茶壶白水，上楼去游说。她仔细听，耐心笑，顺口答，世界上再没有她这样善于逢迎和随机应变的妇人。她的眼睛里和心里，一定也经常地会扫到自己——就像她上楼前在镜子里照一照面容——觉得样样都妥帖。

可是她这样的人也牺牲了。战争的洪流卷走不相干的人，无人可以幸免。她是片中最令我心痛的人。当她知道女儿加入了市区中队，她只是好多天睡不好觉。她等着通宵未归的女儿回家，她心疼女儿，就埋怨她——

“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好汉，个个有气有力，你看你，瘦巴巴的，笨手笨脚，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这句话在电影院中让人笑了，可是它也令人落泪。这是一个母亲的心疼和无奈，也是婉转的阻拦。她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轻松一点。仿佛这样说了，那件事便不会出现。这是每一个母亲都可能说出来的话。

女儿走的时候，她站在楼梯口问：“什么时候回来？”“胜利后回来。”“我等不到了，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好！等胜利回来！胜利后回来收尸！”

一个异常在乎不吉利话语的母亲，却说出对自己不吉的话。这也不过是她想最后阻拦女儿一回。可没想到一语成谶……

方母和女儿的最后两个镜头，许鞍华拍得尤其使人感伤。

一个是方兰决定要走，她追下去，蹒跚着跑着，叫着：“阿妹，阿妹……”。她模糊的影子从方兰后方赶过来，手里拿着一把伞。她把伞塞在女儿手里，又低头匆匆回去。不看女儿的眼睛。等她离开后，方兰展开手心，手里有一只金戒指。

方兰站在那里怔了怔，久石让的音乐悠长，她终于还是选择离开。

第二个镜头是她在房里坐着，对着镜子，我们也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镜子里的她充满了忧愁和担心。她去阳台上站站，了望一下，她站在楼梯口等待，也许她每天都是这样挂着一颗心……落雨的天，她终于等到了女儿回来送米。

她抓着米冲出去，从后面拉住方兰。

“阿妹”，她喊。女儿转头，她的目光停在女儿脸上，“你瘦了”，接着，她就把女儿往回拉，“终于知道回家了！”她开心地把女儿拉回家。——这是一个让她朝思暮想、提心吊胆的冤家。今天她如今终于抓到了她。

母女两人最后的这两面，都是母亲冲下去，拉住女儿。母亲牺牲后的那些日日夜夜，方兰一定会想起这两个镜头吧？

而在临死前的那场戏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张咏贤道歉，说自己连累了她。她那一刻的目光使人心碎——我庆幸方兰没有看到。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母亲。她不懂什么主义，但她可以为了你全力以赴，献上生命。我们都要爱这样的母亲。

叶德娴在此片中的演技是惊人的，几乎没有一秒钟废笔。不单在有台词的地方，她出神入化。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出，她更使我难忘。

记得有一个镜头，是她下楼看被子里的尸首。她蹑手蹑脚，先是迟疑，后来是四处张望，扭头看后面。她继续走上去，距离一米处又停了一下，忽然下决心，走近去，此时又停下，挣扎了一下，在表情痛苦中她使劲撩了一下被子，随即发出“嗯”的一声惊呼。

请注意她此后的一系列无台词的表情，惊恐未定之下，她又有思考，仿佛知道了什么。那都在几秒内完全从面部展现出来。

周迅的演技也非常出色。她和母亲对桌前吃饭，那种对母亲的微微调笑，俨然是一个调皮的女儿。她听说母亲被抓后的惊恐和茫然，以及她趴在看守所的窗户上往内看的镜头，眼神里的那种渴盼和紧张，都非常到位。

尤其是她走在山坡上，和刘黑仔对话，决定放弃解救。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语气，她的停顿，她的神情，读到她内心复杂的内容。

这一段，电影的镜头始终是特写，周迅的脸就像是半轮明月，而四处都是黑色的。她的眼睛忽闪着，她的嘴唇蠕动着，她说着理解妈妈的话，可是妈妈听不到，她又自责自己，可是也已经没法挽回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光。

母女在最深处，到底还是知己。

后来，我们看到她蹲在树影下，山路的尽头，呜呜地哭起来，刘黑仔蹲下来拥抱她。那样的一个镜头，虽然是远景，虽然是背影，却传递出无法挽救的绝望与悲伤……

电影中的日本人，也不是面具化的。日本将领也会喜欢中国的诗歌，日本兵在酒吧看到中国女性落泪，就下楼来让钢琴演奏员弹《支那之夜》——这首出自描写中国人和日本人爱情的电影的歌曲。

这部电影值得探讨的还有它的文法。

“营救文化人的故事”与“方家母女的故事”，怎么就拼贴在了一起？彬仔的口述回忆，是不是恰当和必要？

从我的审美看，我是喜欢这种主角、配角的视角切换。配角在后来变成主角，一开始的主角在后面消失不见。如果把人生任意截取一段，可不也是这样的？

所谓的“电影的文法”，应该就是“没有文法”。

前面的事件全须全尾，给了地下者一个充分的肯定，后面就老老实实讲他们的故事。彬仔的讲述丰富了电影的时间结构，给出电影更从容的节奏。电影结尾了，这个当年小鬼队的成员，就去开他的计程车，在他亲手挣来的，他自己的土地上。

他还会吹口哨，想到方老师还会流泪。

是的，这个电影里的所有的人，他们不过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要吃，要喝，要生存，面临危机要面对，遇到压迫会反抗，遇到新时代，也就顺势而为。

电影中有个情节的处理得很好，提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方兰出镜的第一场，她和男友李锦荣在野外过生日。不远处却躺着一个死人。“我们结婚吧。”李锦荣马上说。

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一队日本兵正从山坡的另一条路上列队走过。

战争压碎了这些平凡人的爱情和生命。最终它们碎成了漫天的星辰。

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家庭好，也都希望其他人好，可是各自采用的方式，却又多多少少不是他人所希望和接受的，结果造成了每个人都陷入困局，不知该如何发力，进退失据，等忍耐达到极限，爆发就是伤害对方，一体两面，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而这又是平常所欠缺的。家中每个人即使有自己的苦衷，也都希望牺牲自己为他人好，但是又不做到真正的沟通去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不是妥当，往往就是吃力不讨好，还委屈了自己。片中比较西式化的就是大女儿，也是片名所指，她有时能直白的说出所想所需，但有时又回归到东方化的沉默，可是只有她的单向输出并不能算是有效沟通，所以最后困局的看似解开依靠的是不经意间看到对方的哭泣，他人的开导，自我的觉醒之类的，沟通依旧缺席，那么同样的困局还是会重演。最后大女儿让妈妈帮掏耳朵，是东方式的家庭和解，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温柔，很含蓄，让人感到很温暖。

从电影的描述可以看出，外星人没有实体，而是以一种类型精神力的方式存在，但他们可以夺取其他生物的意识取而代之。谈到侵略首先考虑的就是目的，一般而言无非物质资源或生存空间。而片中的外星人比较特殊，是一种以夺取其他文明的知识或特有的意识形态来让自己的精神力逐渐强大的特殊文明。

他们一旦发现自己不掌握的精神符号，便会兴奋的夺取过来充实自己。从一些细节来看，外星人对生命普遍漠视，性格冷酷，不计较个体利益，以完成任务为第一顺位。这让我想起了一种昆虫，就是工蜂，任劳任怨，生存意义就是满足蜂王和种群的需求，没有个体存在意义，而是以集体价值存在。所以我猜测外星种族也是类型的社会结构，甚至也有类似母体的存在。

这导致我对结尾外星人没有进行侵略有了新的解读，外星人并非被爱所感化，因为从片中来看，某一外星人是无法去决定另一个外星人的思想的，他们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更不要说去影响一个种族。三个外星人其实是以考察者身份来到地球的，目的是评估地球有没有侵略的价值。那么最终没有侵略的原因也必然是地球没有价值。原因是因为“爱”这个概念的存在，但并不是很多人想的那么美好，而是爱这种东西对于这种类似蜂群的社会结构而言是犹如病毒般的存在。试想，如果一个工蜂觉得某些东西比蜂王更重要，更值得去守护，那么蜂群还能维持存在吗？从片中情节看，最初决定传送信号的时候， 真治还没有了解到“爱”这个概念，因此此时外星人对地球的评估还是值得侵略。而当外星人大部队真正到达地球后，通过和真治接触后，母体才了解到地球存在“爱“这个概念，并将此评估为有害思想，最后阶段决定停止侵略。

事实上借由真治在片中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爱“这种精神”病毒“对外星人的侵蚀，从片尾的真治身上，你还能感受到很多外星人的痕迹吗，事实上他已经完全被同化为人类。

“有形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毁灭，没有了重要的东西才会走得更痛快”。嗯，你说的都对，我都相信。但是你说你有D，我就不信了，除非给我看。

“有形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毁灭，没有了重要的东西才会走得更痛快”。嗯，你说的都对，我都相信。但是你说你有D，我就不信了，除非给我看。

“有形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毁灭，没有了重要的东西才会走得更痛快”。嗯，你说的都对，我都相信。但是你说你有D，我就不信了，除非给我看。

“有形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毁灭，没有了重要的东西才会走得更痛快”。嗯，你说的都对，我都相信。但是你说你有D，我就不信了，除非给我看。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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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宇宙都在说英语，剧组最后用翻译器把这个 bug一句带过，翻译器在哪里呢？植入大脑了？第二季更是有个大bug，一个未知星球文明发出邀请信号，双方一见面无障碍英语交流，翻译器也很绝，未知文明的语言提早get get；所有星球的环境取景地球某某树林，让人不禁想起了阿凡达，潘多拉星球我至今还觉得很惊艳，充满未知的刺激，这部剧里大概所有取景都是从一个山头吧…好吧，我知道这部剧的内核其实不是主讲太空冒险，还是想吐槽一下……

星际探索的剧情赋予了极大的想象力，同时我们的想象力又被我们的思维定式束缚，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也许被束缚的不是思维也可能剧组是真的穷。

我吐槽了这么多，抛开这些粗制滥造我还是觉得好看 ，每一集好像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嘲讽，你会觉得这神奇的剧情走向似曾相识，感同身受的不自主按向下一集。我没看过star trek 很多人说这部剧继承了他的衣钵，不说了，我打算去补一下课！

电影的一开头，两双踉跄的脚步映入画面，一对苦难的夫妻和他们尚在怀中的婴孩，在逃难，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也不知道他们能逃到哪里去。母亲已经坚持不住了，倒在地上，在弥留之际说的也是让他们父子两个一直向前走，别回去，回去就是死。可是向前走就能活吗？只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父子在路上走，在路上活，父亲也在一年年以后死在了正在修筑的大路上。在幼年父母双亡的情况下，金哥就这样成长了起来，不仅自食其力，而且乐观向上。在影片的前半段主要来刻画人物的形象，把金哥兄弟六人的大致轮廓勾勒了出来。剧情以他们在失业之后只得去乡下修路为中点逐步展开剧情。在修路的过程中，金哥人等认识了茉莉和丁香，并于他们结下了非凡的友谊。其实在我看来，两位女角色的名字也很有意思，两朵花儿在绽放。电影中在饭馆里，茉莉坐在桌子上，在众人的起哄之下唱起了《凤阳歌》每一句歌词都扣动着人们的心弦，带领着人们的记忆，导演借助电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更多在战争流离失所的人。于此同时，电影中的反派也没闲着，汉奸头子看上了茉莉和丁香，这也是一个巧妙的伏笔，为营救金哥留下了铺垫。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的一个片段，就是丁香问茉莉喜欢谁，茉莉说出了金哥的勇敢，老张的铁臂（我觉得是力量），郑君的聪明，章大的粗莽（粗中有细，有缺点，却善良可爱），小罗的志气（还有傲气），小六子的千奇百怪（机灵），随后也切过了每个人的特写。这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特点，这也是当时中华人民的特点。在之后，汉奸被收买，想办法要把工人都赶走，但因为当地还有驻兵只能用委婉的办法。导演作用了一个镜头的切换，从工人们的粗茶淡饭转到汉奸宴会的大鱼大肉，不仅实现了空间的转换，这何尝又不是一组对比蒙太奇。汉奸也想收买金哥他们，结局自然不言而喻，汉奸把他们押到地牢，对他们用刑。尤其是对金哥用刑的时候，每个人的表情各异，有悲伤，有难过，而最吸引我的是郑君的表情，他的表情是欣慰。最后金哥得救，把路修好，但却遭受了敌军的扫射，包括茉莉在内的都被杀死了，金哥的母亲死在路上，金哥的父亲死在路上，金哥长在大路上，最后也死在大路上。他们的死是美好的破坏，更能激起我们的愤怒，更能表达当时导演的进步思想。在结局的时候，导演诗意的让每一个死去的又活了起来，让每个人又唱起了《大路歌》，又开始向前方行进。这个结局我觉得可能也是符合我们大众另类的“大团圆”。这部电影我觉得因为当时的政治因素，很多导演想要表达的意思只能运用隐喻的办法，比如从开头到结束从来都没有日本的字样，只有敌军，诸如此类，对电影肯定造成了一定得影响。当时这部电影正处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跨越阶段，导演也进行了尝试，在影片中加入了歌曲还有一些其它的声音，歌曲在电影中与画面结合起来，给观众也造成了冲击，而且有很多的唱歌镜头是由聂耳进行指挥帮助完成的；但也有一些声音的出现让我觉得突兀不适，感觉有点乱，但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这无疑是对导演的苛求。在剧情上，有许多巧妙的情节，比如前面说到的汉奸在饭馆看到茉莉和丁香以后，他的狗腿子跟他说有机会让丁香去府上做菜，为后面营救金哥留下伏笔。还有在狗腿子与工人起了冲突，汉奸在高处说过已经记住了金哥他们，也为后面收买金哥做了铺垫。乃至最后让丁香活下来可能也是另有意味。还有我觉得工人和汉奸其实也形成了一种阶级对立的感觉。但我也觉得在老张临死之时，周围的环境却没有沉重的氛围，让我感觉有点遗憾。电影并不沉重，里面的搞笑镜头总是让我能开心的笑上一笑，包括让狗腿子“坐飞机”，还有时常出现把手从脸上往下一抹，再轻轻的拿拳头往上一敲，就可以把愁容都赶走。导演用乐观的方式给我们讲了一个悲壮的故事，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影片依然让我振奋不已。今年是孙瑜导演诞辰120周年，伟大的“银幕诗人”，诞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