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很纠结要不要出门打饭，毕竟两天没洗头发了，油腻腻的！然后室友都说：在学校又没有喜欢的男孩子，要什么形象，更何况，别人穿拖鞋穿睡衣都能去（饭堂）了。想想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然后我穿戴整齐后绑个马尾，顶着油腻腻的头发就出门了。一路上我在想：以前我是多么爱干净的一个人啊，8:00上课，7:00就爬起来洗头，因为不洗头心理上觉得很脏很恶心，不洗头就不能出门的那种。而现在我为什么因为室友

作者：吴静如（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原载于：苦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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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静如（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原载于：苦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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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1954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1955

在我处理过的移工争议案件中，遇到过申诉人包含拉子的，也有过拉子领导的申诉案件。但是，拉子的伴侣关系，会受到正视、被自在地对待的，并不多见。因此，当Lan主动在众人面前开心地自我介绍、大方地告白时──「她是我的女朋友，Pilar，我好爱她……」──飞盟移工（migrant workers）间对于同志身份及伴侣关系的开放态度的特殊性，顿时让飞盟关厂案在我十几年的移工运动经验里闪亮了起来。

在工厂里，我们互相照应。

飞盟关厂案，其实，跟其他的关厂案件并无太大的差异，是90年代以来，台湾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名，鼓励资本家「南向」、「西进」的政策指导下，常见的劳资争议案件。

飞盟移工找到我们的时候，公司已经停工，大家都已经2、3个月没有领到薪水。移工们更是好久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裹腹。

飞盟的劳工，有移工，也有本劳（local workers）。本劳上百位，大部分是女性，平均年资超过10年，有的更达20多年。本劳中性别与阶层的差异，非常符合典型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劳工没几位，比起大部分的女工，年资不算长，但是在公司的位阶，有的做到领班、有的是课长、科长等管理阶层；女性劳工，多是中年妇女、妈妈们，在公司的年资都不短，但位阶都不高。

移工都是菲律宾籍，也上百位，清一色女性。有的刚来几个月，有的做了好几年。

除了劳工现实上的需要必须被紧急处理以外，关厂的仗，原本就必须打得快。因为资方落跑的速度，永远比检警传讯的速度更快。我们得赶在资方还有人在台湾的时候，争取到所有相关手续的处理——限制雇主出境、要官方押着资方限期缴清积欠工资垫偿费用及劳保费、要官方尽速进行歇业认定等等。不真的因此可以从资方手中拿回被积欠的工资、资遣费或退休金，而仅是透过资方的配合，才能加快行政手续的办理，尽快领到政府的补贴。

我们进入这场仗的时候，本劳和移工都一样地人心惶惶。但是不安的理由有所差异。

本劳是对于应采取的行动议论纷纷。少数年轻、资浅的，已经开始对外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认为没有必要白花时间打事倍功半的仗；年资长、中年的妈妈们，已经尽其所能地收集了公司的各种资料，认为应该以集体的力量，尽速成立自救会，给资方压力；男性课长主导的一小撮人则主张，先以个人名义寄存证信函给公司、向劳工局申请协调会、若不然，再聘律师、打官司。课长一再企图说服大家，说，大家都在公司这么久了，不要给公司太难看，应该给公司机会，平时表现在公司内部人事安排上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危机时期，呈现为，既有的不平等性别关系加上衍生的阶层不平等关系，双重负面地作用在本劳间的团结可能与行动可能上。

明明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课长建议的方式，没有保障，时间拖得越久，赢的机率越小，大家也会撑不下去，而且年关将近，就要没法过年。但是，基于对这位课长惯有的服从，对年轻男性意见的尊重，中年妈妈们显得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反覆犹豫，因为举棋不定而更加焦虑。

移工们则是不论先来后到，对于如何处理这么巨大的困难，都一概地毫无头绪。每个人心里充满太多不知该如何面对的问题——担心眼前没钱买饭的问题、担心被积欠的工资拿不回来、担心在菲律宾按日计息的债务该如何偿还、担心仲介讲的「回国」是不是就要成真，要拿什么面对家人……。找过各种管道无效之后，在我们来到公司现场跟大家说明、详细回答每个问题、提供法令解释、分析后续风险和可能后，移工们虽然没法停止担忧和紧张，但是，眼神里，渐渐带着要奋力一搏的决心和勇气。

本劳、移工协议后，还是到劳工局与资方进行了几次的协调。但是资方一再地不遵守承诺，几次会议下来，积欠的薪资仍是一块钱也没还。

移工们基于居留期限和债务利息的时间压力，和本劳做了多次讨论。大家终于决定在2004年12月28日到劳委会陈情，请中央主管机关出面协助。

然而，就在陈情前一晚，主张要给公司机会、顾及资方颜面的少数本劳，纷纷打电话给每个本劳同事，放出风声说，明天的陈情行动取消，到劳委会仅是劳工代表和资方开会，大家无需全员到场。所以，隔天到劳委会陈情的本劳，不到半数；而移工，带着自制的布条、手举牌，依据日前的约定，准时到达劳委会门口，一个都没有少。

布条上写着：「前进大陆债留台湾飞盟国际欺压劳工」。到场的中年妈妈们和移工一起大喊，「我要薪水」、「我要吃饭」、「No wage, No food, CLA help」。几个月来身心的煎熬，再也忍不住，口号将压抑已久的眼泪喊了出来……

总共经过了两次的陈情，官方的动作才稍微积极。公司、仲介才稍微配合。虽然积欠的薪资、本劳的资遣费、退休金都得在数个月之后才领得到垫偿。但是，至少确定了大家长久以来的血汗，不会一毛不值。移工方面，也确定有转换雇主的机会、等待转出期间，不会被以任何理由强迫遣返等等。确认了这些讯息，每个人心上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暂时可以放了下来。

这场仗，可说是移工带着本劳打出来的一条路。

相较于本劳群体呈现的男女二元及其不平等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值得回过头再谈的是，飞盟移工间的多元性别结构。

我们初到飞盟工厂时，除了看见清一色的女工外，也看到许多T和拉子伴侣的身影。开会、讨论时，拉子伴侣们亲密地拥抱着参与；宿舍里，拉子伴侣们同床共住在一起。

就算这其实是个缩衣节食、充满压力和紧张的抗争过程，但是，在生活互动中，还是可以看见移工间对于拉子关系的自在和亲密——帅T Lan和她的伴，Pilar，无时无刻挡不住的亲密，常常被调皮的同事们故意的调戏；大哥型T，Ellen，在抗争过程中，对于宿舍里新来乍到，尚未领到任何薪资的移工，照顾周到，大家会撒娇地叫她「爸爸」、叫她的伴Elsa「妈咪」；痞子型T，Bonjong，弹着吉他唱着情歌在追Alu时，同事们更是担心地频频向第一次交女友的Alu提出建议。

我们毫不讶异在移工的代表中，包含了一对拉子、几个T和异女。惊艳的是，这群移工代表们所组织出来的群体感和团结性。

抗争过程中，总是有很大的压力，却必须常常在压力中就得做出决定。虽然移工彼此间客观困境比较类似，但是，每个人的利益盘算、期待需求一样会有所不同—— 是不是回国算了，免得被列入黑名单，以后无法再来？要争取转换雇主吗？可要等多久？还是接受仲介提供小额赔偿和机票，就回国去？被积欠三个月的工资，真的可以拿得到吗？仅剩下半年不到的居留期限，真的还可以有新的雇主聘雇吗？不同的考量、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抗压性。有人非常配合，当然也有抱着「捡芒果」心态的人不太愿意参与。

对于条件有限、资讯不足的移工代表们而言，移工同事们所提出的质疑和问题，不好处理；因为不同利益考量形成的小团体之间的摩擦，也不好处理。但是，移工代表们几乎是每天召开会议，和大家讨论，让冲突降低、让共识提高，让不同意见能充分表达。自己也同时是当事人的移工代表们，在各自问题的压力中，还得承担着同事们复杂多样的情绪，真的很不容易。而，飞盟移工平日对于多元性别的开放与接受，反映在移工代表们对多元与弹性的尊重，使得代表们就算有着处理不来的问题，终究还是赢得了移工们的信任。

如同Leslie Feinberg 在评论麦可杰克森所引起的舆论讨论时提到，「麦可的外表不仅混淆了人类社会对于性与性别的僵化组合，并且更进一步地拓展人类性别表现的多样性。这不仅是酷儿策略的本质，也是对于「分化－征服」策略的解构」（Feinberg，2003，林郁凯译）。

与「本劳间二元性别关系的不平等状态影响着本劳间的互动关系」一样，我相信，是飞盟移工间对于性别多元的接受度，解构了「分化－征服」，长出了这个抗争中飞盟移工的群体感和团结性。

吞下愤怒、感觉渺小、无力保护自己或最爱的人，但是却也同时不断反击，不愿放弃。

被积欠的薪资虽然还没拿到，但是，换老板是一定要的。不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要说没钱吃饭，在菲律宾的家人嗷嗷待哺、还没偿还的债务利息等问题，光是想，就快要压死人。所以，转换、找到新雇主，是移工们在碰到问题时的重要冀望。

好不容易走到转换的这一步。大家再重新整理、打包家当，准备离开这个外观破旧却充满酸甜苦辣回忆的宿舍。拉子伴侣们的紧张与不舍，也逐渐升高。两个人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在同一个雇主处工作？如果没被一起抽到，怎么办？

2005年1月20日，转换当日。一大早凌晨四、五点，大家就纷纷起床。刷牙洗脸的刷牙洗脸、洗澡的洗澡、烫衣服、收衣服、打包，整个宿舍忙碌，却异常的安静。相较于前一天晚上互相饯别的晚会，当日的气氛，充满完全不同的紧张。

在大家把大件行李集合到共用空间之后，我们再说明了一下转换的基本程序，提醒大家我们的手机号码，要保持联系。八点左右，仲介的车来了，将人员一批批地带到就业服务站进行转换。

成列的同伴间，频频交换着相互祝福的拥抱。Lan还是搂着Pilar的腰，清秀小T Sharlin握着姊姊恋人Glenda的手，Bing和Yam的手臂也勾了起来，伴侣关系分分合合10年的帅T美婆对——Pher和Gie也叨叨絮絮地相互叮咛着什么。这画面令人感伤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有的飞盟「T婆天堂」，雇主顾及个人利益跑了，所以「天堂」就破灭了；我好想可以有什么语言、找到什么人，可以向她们争取——这些移工是相爱的拉子伴侣，他乡异国的，可不可以让她们继续生活在一起……

到了就业服务站，没有双语人员的说明、移工们个别抽了号码之后排排坐，等待另外一整片，不知打哪来、不知带着什么工作机会的仲介公司代表们抽号码。抽到、叫号，走人。移工的命运跟上世纪舞台上待选的奴隶，没啥两样。TT婆婆们，有的在一起，有的被拆散。来不及询问、招呼、也来不及把眼泪擦干。

21日凌晨，阿香、沐子、我就开始不断接到求助的电话。「我是飞盟的工人，我在淡水，他们要我做砖块，全厂只有我一个女生……」、「我是飞盟的工人，我们有三个人，现在在彰化，这里全部都是男生，他们用好大的机器做水泥。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做，就要把我送回菲律宾，请帮帮我们……」、「我现在在机场，他们要送我回菲律宾，请帮帮我……」。我们三个人的手机，整晚，没停过。

当天一早，我们先到了五股工业区里的一家钢铁厂。它生产的是直径比人高的巨大钢管。焊接的火花，在我们还没进厂时，远远就可以看见。这是Lan、Yam和另外两个飞盟劳工被转换到的新工厂。被叫做宿舍的屋子，双层床松垮、积满灰尘，房间没灯；浴室里，得用水盆自一流细细的水流接水，才能冲马桶、浴缸破烂肮脏、没窗户也没灯。我想，一整晚，这四个人不仅睡不着，应该连上个厕所都不方便。看到我们到了，两个满脸憔悴的帅T，在放下了可能会被送回国的紧张之后，急忙联络她们的伴和其他同事的状况，继续稳定大家的心。我们向雇主打了招呼，看起来不是坏人的中小企业雇主，一开口便说，「我没有要女工阿，这种工作，女生做不来的啦！」但是，我们却花了好一阵子的功夫，才将人从不愿放人的仲介手中带走。当然，包括她们尚未开封的行李。

仲介雇主们，钻着法律的漏洞，企图以承接的方式获得「聘雇外劳名额」，当这些被承接的劳工做不下去时，仲介／雇主借着整个制度的设计，逼着她们主动离职，回国。那么，这些因为承接而获得的聘雇移工名额，便可以再重新用来从国外招募他们真正需要的劳工／男工；然而，如果雇主同意了让这些非其真正所需的劳工转换雇主，那么雇主将损失其好不容易得到的聘雇名额。为了讨好雇主、赚到下一个移工引进时可以获得的利润，每个月都会向移工收取服务费用的仲介，在这个过程中，站在移工权利的对立面。

我们一面联络劳委会，一面与仲介、雇主沟通，再一次将这些原本从事电子业的女工从钢筋水泥的重工业颤抖中找了回来。再开了一次记者会。

劳委会在媒体和众人委屈的哭诉中承认疏失。飞盟移工们获得第二次转换的权利。2005年12月，劳委会修订公布了新的转换准则，现在的转换，雇主至少要事先以书面清楚地交代工作内容和劳动条件、明订了劳工有限的选择雇主／工作的权利。

这尊重虽然薄弱，但，可是飞盟移工们赌了命才赢得的。

这种调情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幸福。

飞盟打仗的这段期间，阿香随时扛着记录的摄影机。不但拍下了抗争的点点滴滴，也让镜头随着移工中拉子伴侣们的吸引，记录下苦中带甜的相遇。我们更抓住机会，访问了伴侣们在工厂的爱情故事和移工拉子的甘苦……

Yam 跟Bing两个都被选为移工代表，在这次的战役中，她们两个都是非常杰出的组织者。她们说，「现在在飞盟的，大概有七对。其中四对，是在飞盟认识的。另外有几个，她们的伴有的是以前的飞盟本地劳工，有的是不在飞盟的移工。 」她们两个，一个是在菲律宾有一个小孩的单亲妈妈，但是她自己的妈妈还是很担心她成为拉子；一个是因为不喜欢穿裙子而拒绝任职为秘书，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的Lesbian 。两个人，在飞盟工作时，透过交接班的机会认识，相互有好感，慢慢地发展成亲密伴侣。她们接受访问时，也在一旁的Myra，对担心不能被家里接受的Bing提供建议，「如果你们两个可以证明自己的爱情，你妈妈一定会接受的」。再加上一句抗争场合中常喊的，飞盟抗争时也常用的口号「the people united, will never be defeated」做为鼓励，搞得大家大笑不止。

Lan跟Pilar是几对拉子伴侣中，最显眼的一对。不只是因为Lan随时随地就是一副堂堂正正的帅T样，更是因为两个人，老是黏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黏、聊天的时候黏，连开会的时候，也得抱在一起开。Lan说：「因为妈妈长年在国外当移工养家，很辛苦。自己是家里五个小孩中唯一的brother（兄长），所以要担起养家的责任。」Pilar说，菲律宾的家里，不会接受Lan，现在在台湾，离家很远，可以自在，不会有人管。Pilar说，她希望跟Lan的关系可以永永远远，不是仅在台湾，不论到了哪里。说完，两个人再一个亲密的紧抱和亲吻。

在抗争过程中扮演着宿舍家长、照顾大家生活起居、张罗大家基本需求的Ellen，大家昵称她F4（因为她有着偶像团体F4成员四个人加在一起的身材，大家说她是” F four in one”，所以叫她F4）。F4用流利的中文说，她之前的工厂，因为仅有三个Lesbian，所以她比较吃得开。来到飞盟，这么多帅Lesbian，感觉被比了下去，她开玩笑地皱着眉头说。平常大辣辣、大哥样的Ellen在飞盟被调到Elsa的部门时，看到Elsa居然害羞了起来。当时跟前任女友在几乎分手状态的远距协调中，遇到Elsa，立刻不再接女友的电话，疯狂地爱上Elsa。有一次，还因为爬窗到宿舍要见Elsa一面，被舍监拉着耳朵，禁足一个月。

讲起大家的恋爱史，每一对都有着各式各样的风情，越谈越多的甜蜜。但是，谈到带着拉子身份到处移动工作的经验，就没那么轻松了。

Ellen认为，在菲律宾，Gay比较好，可以到处去。Lesbian的她，被男人呛过声。也听过各种Lesbian的危险，包括喝醉后被强暴的事件。Elsa说，以前华硕面试的时候，看起来像Lesbian的人，不会通过，所以大家都会留长发，等过了，再剪短。我说，听起来很像台湾T常见的高中经验，穿裙子过校门，进到学校，就立刻换短裤。Bonjong笑着说，像她，不论长短发，怎么样就是会被看出来，穿女装也不会有用。大家边笑边点头。Glenda也说，Lesbian比较难找到工作，会有歧视的问题。Pilar说，她以前的公司，舍监看到女生睡在一起，就会把她们送回去菲律宾。Elsa抢着说，没错，她以前的公司，如果被知道是一对，舍监还会特意把她们的房间调开。Bonjong说，飞盟舍监比较好，她和Alu刚在一起的时候，舍监就帮Alu换跟她同房，并安排Alu在上铺，比较有隐私。

说到这，大家又嘻嘻哈哈地谈起了私密问题──到底在这么多人的宿舍，可以怎么有私密空间干点私密的事？「那是为什么我们的床，都用布当帘幕围起来阿」、「我们都等到宿舍房间没有人的时候……」，Lan说，「Pilar很大声……」还没讲完，就被Pilar打，所以笑着住嘴。「我们会上旅馆，但是，一次要好几百，所以，也很少去」。马上有人问，「你们去的是佳乐福对面那一家吗？那一家，多少钱？」大家迅速地交换起讯息来。

谈话中，让我困惑的是，「ㄟ～Lan、Ellen、Bonjong是Lesbian，那Pilar、Elsa、Alu不是吗？那，她们是谁？」几个人，相互对望了一下，好像不理解我在问什么。所以，我稍微解释了一下，「在台湾，Lan、Ellen，这样的人，比较butch的人，Tom-boy，我们叫做T；比较女性化的、T的伴我们叫婆、叫P。所以，那你们叫Pilar、Elsa、Alu这样的人是什么？」大家用Tagalog（塔加路语）嘀咕了一下说：「they are girls」，「我们称呼Tom-boy是Lesbian，她们的伴就是girl」。哈，原来如此。「那你们有没有TT恋、婆婆恋呢？有没有不分？」解释了半天，我对她们说不清什么是不分。她们对这词，没啥感觉。所幸就让话题随意改了吧。原本到底是T、是P、是不分，也不真是多重要的事，就像谈话中经常出现he、she的混用，有什么关系。连现实上he、she都不见得要分了，更何况仅是代名词问题。大家讲得明白就好。我充分享受她们当下的自在。

我开始感觉到这里与那里之间，无重量状态的愉悦感。

整个飞盟抗争的过程，《蓝调石墙T》中Jess在工厂争取老T们加入工会的身影、因为对于安全空间的渴望而不得不漂泊移动的身影，一次次地映入我的眼前。为了寻求解放于既存性别框架的束缚，Jess在女性、男性、跨性与T的性别界线间不停的穿越，同时也在1950年代麦卡锡保守主义氛围中的美国州际间穿梭，冒着生命的危险，希望找到一个地域空间，在那里，可以容许自己在跨越性别界线中发展自在的性别实践。

21 世纪的今天，迫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所造成的国际间不平等发展，导致第三世界的人民同样必须飘泊移动，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飞盟移工，跟所有其他来台工作的移工一样，为了实践脱离贫困的自由，跨越国界，让自己作为劳动力被廉价地买入，却掉进了奴工囚牢中，在另外一个国度，意外地也将自己的自由卖出。

飞盟的拉子移工，在劳工身份上，同样无法避免地成为廉价劳动力，成为奴工，失去成为「完整的人」的自由（吴静如，页15-18）。但是，在性别身份上，透过国界的跨越，脱离了母国生活圈的界限（boundary），在飞盟移工群体间，却获得了实践性别展演的自由——成为T、成为婆，也得以自在地进行同性性行为实践；再一方面，正因为性别得以自在地被实践，所以，在囚牢之中开展出另一个超越（beyond）囚牢界线的生活社群、生活圈——或许跨国籍、或许跨母国生活圈的拉子的连结。

但是，从嵌在移工身份上的闭锁囚牢中所获得的性别实践空间及性别社群，仅是一种脆弱的、「无重量状态的」愉悦。

这样的愉悦，会因为移工身份被「用完就丢（disposable）」的移动强迫性而被迫归零，回到原点；或者继续移动，但是，因为移动的无自主性（以台湾境内而言，如，移工转换雇主的非自主性；以国际间而言，如，移动受限于各国国境的控管、移动的成本等因素），下一个空间，可能再度被锁进性别主流框架中（因为，如同飞盟群体般对拉子的接受与开放状况，仅是一个偶然），或得牺牲同性行行为的实践权利（如与伴侣被迫各自纷飞）。

这样的愉悦也可能消失于，移工囚牢的就地消解（如果当地移工运动够强的话）、移工得以「完整的人」生存在移动的目的地（不论是中点或终点）、移工不再被当地社会视而不见（invisible）。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同志的性别身份可以被看见，得正面迎向目的地社会对于同志的所有挑战。如同麦可杰克森在其性别定位之后，遭受到的舆论攻讦；也如同Jess在找到性别定位之后，继续得面对、挑战他在自身性别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主流社会对于性别少数的压迫与歧视。

在移工身份与拉子身份仍处处受歧视、处处受限制的台湾社会，飞盟移工拉子所能享受的愉悦，仅在性别界线与国境界线交错中的「这里与那里之间」 。

结语

2007年，跟移工的「我要休假」 大游行同一年。同志游行的主办单位之一，性别人权协会的王苹，用心良苦地安排我代表TIWA上台讲话。老实说，当时我讲了什么，我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面对台下数千人的欢乐气氛，我知道我尝试让大家理解、甚至关心，移工拉子在台湾工作、生活的痛苦，这样的企图，完全失败。

我也记得，在2000年，当《蓝调石墙T》初版，性权会新书发表的座谈会上，T婆议题被谈的热烈，欲罢不能。我在台下，从头到尾，没有胆量提出书中令我感动落泪的几个工厂、工会场景，阶级与同志的议题。

或许还没有找到具体的办法，也还没有足够的客观条件，可以让同志议题与移工／劳工议题互相被看见；同志运动与移工／劳工运动互相跨界实践。但是，我希望，这群英俊的女人的故事——《T婆工厂》的纪录片，会是一个开始，一个在同志运动及移工／劳工运动中，实践出「阶级／性别的“异”未受忽视、阶级／性别的“同”也被找出」的世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