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戏里最违和的存在，还不如群众演员专业，看到他就出戏，也许跳过他的所有片段这还可以是一部好戏。

看周悦在岛上被奉为送子娘娘感觉还蛮能理解的，中国的妇产科医生应该是业界翘楚吧，毕竟实战经验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不知道为什么张峻宁和乔雨茜要配音，听到配音会别扭，不过整部戏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传递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本以为这是什么悬疑惊悚大剧，前几集各种铺垫，逼真的假尸体、交错的故事线、鬼狐狼嚎的BGM，效果拉满。看到后来才发现，这是所有主要角色脑回路都不正常的神剧。下面逐一点（吐）评（槽），排名不分先后，想到谁吐谁：

程丽君：三十出头的海港市女首富，去赌场玩时与帅哥林子粹萍水相逢。帮他还债，和他结婚，送他读MBA，一键三连，妥妥一性转版的《Pretty Women》。这些还罢了，毕竟谁都有“色令智昏”的时候。可结婚没两年就对公司失去掌控了？想把对方踢出公司，还得绿了自己，制造对方婚内出轨的证据？执掌一线业务的女强人原来是个“没有心机的女同学”？

林子粹：按说“以色事人者”该最会察言观色，这哥倒好，把老婆送到嘴边的饵咬得死死的。程丽君第一次带他看崔善的演出，问他谁演得最好，张口就答“女主角”，一脸倾慕，眼角眉梢都写着“我喜欢她”，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抢班夺权大业已成，硬气到不需要再给老婆提供情绪价值了呢。没过两集，就被老婆踩在地上摩擦，蛋糕糊一脸。这个情商智商能从首富床上爬到公司高层，编剧您自己信吗？

余生（刺猬）：其实我很喜欢刺猬和崔善的故事线，两个小可怜相识于童年，是彼此苦难生命里唯一的阳光，意外失散历经坎坷后还能重逢，重逢时彼此还足够年轻，这不能不说是命运意外的馈赠。吊诡的是，余生试图了解崔善的经历和自己在崔善心中地位的方式是找崔善的心理咨询师套话，他爱崔善的方式是利用崔善的生父杀掉欺负崔善的人，他把崔善囚禁在密室的目的是通过回溯崔善的过去，让她意识到自己（刺猬）才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这是什么脑回路？有打造密室的钱，给她买个房子不好嘛？有策划这一系列行动的时间，陪伴她走出人生低谷不好嘛？P.S. 这名叫刘欢的演员演变态是真像。另外，他在酒吧里弹得那几首钢琴曲都很好听，没搜到，求曲名~

崔善：从小目睹父亲家暴母亲；父亲意外去世（假死骗保）、母亲改嫁后，又被继父性骚扰；母亲为保护她过失杀人，入狱服刑；因为舞跳得好，在学校受尽排挤欺负；毕业后为了生存，什么底层工作都干过；直到被舞蹈团长相中，进了舞团，生活才算有了着落。这么一个泥淖里打着滚长大的姑娘，即使底色再纯良，也该是有点精明算计的，就算在林子粹这样的优质男人（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接近她时，没有善用搜索工具摸摸他的背景（首富老公不会查无此人），她的成长环境也该给予她一定道德上的灰度。可当她得知自己成了程丽君对付林子粹的工具后，就觉得事业人生双废，精神崩溃想自杀，这是什么“傻白甜”人设的反应？虽然但是，邓家佳真好看啊！手臂和背部的线条优美，看完她跳舞我果断跟Keep练了一节“天鹅臂”课程。。。

房一彤：我倒没有像弹幕里那么讨厌她，毕竟她的人设就是个进入警队没两年，又刚调来海港市分局的愣头青，从小缺少父爱，对业务能力强又成熟稳重的队长产生“移情“，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可以理解。可是大剌剌地打探队长私事，转头又跑去告诉人家女朋友”他要和你求婚“是不是有毛病？立功心切，想借队长女友的私人关系请求关键证人配合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该和队长提前打招呼评估风险？间接害死队长女友，行动时拖队友后腿，陆地水下都抓不住逃犯，身在警队，战斗力渣就是原罪。

阿水：小姑娘也是苦命人，和刺猬一样被卖给人贩子，朝夕相处爱上了他（旁白别骗我说是友情，我没见过叼着一片午餐肉让对方咬一半的友情）。两人逃跑成功的一刻，巨浪掀翻了小船，阿水把唯一一个游泳圈留给了刺猬。俩人再相遇时阿水已经嫁人，成了”阿水小馆“的老板娘，从她和老公着墨不多的互动来看，老公对她很宠爱，以娶到她为福分，小饭馆以她的名字命名，所以她怎么下得去手杀老公？当年朝人贩子开枪时都吓得直哭的姑娘，经历了什么能用刀割断老公喉咙？如果她怕警方再来问话，哄着老公帮她撒谎都比杀了他逃跑操作难度小吧？我不理解。

陶瓷：薛佳凝演心理医生还挺合适的，是看着就想让人亲近和信任的感觉。可是！接受余生代替朋友来做咨询？还向他透露自己其他病人的治疗情况？一个两个来访者都成了自己的朋友家人？心理咨询的伦理了解下？首先，来访者拒绝自己来做咨询，说明TA没有主观动力和意愿做出改变，旁人是不能代劳的，心理咨询师也不会接这类个案；其次，来访者和咨询师是不能有咨询关系以外的私交的，陶瓷接到个短信就大半夜的跑去荒郊野外找崔善算怎么回事？再次，心理咨询有严格的保密原则，如果说陶瓷向警方透露崔善的信息勉强算保密例外的适用情形，告诉余生是不是闲的？虽说影视剧里某个职业常常沦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工具，但也不能太离谱吧？

陆萧：队长算是所有主要角色中唯一脑回路比较正常的，秦俊杰演得也不错，尤其是痛失至爱后情绪发展的五个阶段：否认与隔离（Denial and Isolation）、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抑郁（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分别都有层次分明且细腻的表达。可是，既然爱这么深，为啥十年都不求婚？现实中十年不结婚的，99%就结不了婚了，吃到了婚姻的红利又规避了婚姻的义务，谁还要那张纸？女友死了看他悲痛欲绝，共情之余总想冷笑说“活该”。还有，结尾和余生激烈打斗时还不忘普法教育，唐长老上身了？

综上，我不知道编剧知不知道自己在写啥，导演知不知道自己在导啥，但能做到全员人设有bug，也不容易。2星都给演员们，这么匪夷所思的脑回路，一定演得很辛苦。

《一日三餐》的故事奠基于一座老城中心矗立了几十年的肠粉店，选材上独具匠心，充满了早餐铺子温暖亲切的热腾腾的雾气，以及老邻居们围绕着矮桌子矮板凳喝着早茶吃着肠粉聊着日常的人间烟火气。“一日之计在于晨”的平凡生活，真实又温暖。作为一个大学四年都在广东的人来说，《一日三餐》里的“一日三餐”肠粉铺子，真是好像回忆里的场景重现，细节满满。广东特色的骑楼，场景上精准还原了原汁原味的粤式老街，还有让人垂涎欲滴的现做肠粉：老板天还没亮就起来亲手打磨的米浆，轻薄软弹的肠粉皮炒热时在早晨泛起的热气与唤醒我们的香气，串烧汁鲜香可口的味道……软嫩的粉皮，却一点都不软塌，咻咻就滑进了喉咙，鲜美不腻。看侯勇和徒弟那熟练的手法，以及热气腾腾、粉皮轻薄的肠粉。在一个在广东生活了五年的人，不禁要赞叹，《一日三餐》里的烹饪手法、街景细节尤为专业，生动展现了晨间早餐铺的人间烟火气，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日三餐肠粉店串联起来的是什么？是丁娘娘、老醋这些热爱生活的老百姓们的生活，是他们与好友欢聚的欢乐时光，是唤醒早晨的期盼和力量，是汕德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象征。一座酒楼经历了从早餐铺子一日三餐，到高档酒楼皇家鲍翅，再到最终转型成了时尚又亲民的新一日三餐酒楼。肠粉保留了五味叔手工肠粉细滑可口的味道，而阿昌将传统手工石磨改进成了电工手法，增加了效率，使米浆比原来更细滑，也使得口感更细腻。其中五味叔与徒弟阿昌、女儿阿云有过争执和意见不一，最终在保持亲民的基础上再升级了一日三餐九楼。这好像就是“我们”家门口早餐铺子的故事，有过涨价的讨论，也有因为市中心位置被高价盘点的犹豫……充满现实生活的真实与矛盾冲突：总有改变和挑战在生活中，也会像五味叔叔一样因为钻牛角尖和女儿阿云争执。但是陪在我们身边的，永远是家人和老友：阿云愿意为了爸爸五味继续经营薄利多销的肠粉店，延续了爸爸的手艺，坐在石磨前耐心地磨着石磨，平静了情绪，对老爸敞开心扉：“阿爸，要不我们把二三楼，租出去吧，这不是店面大。怕撑不住嘛。”五味叔认真地对着女儿说“有老爸陪你一起撑。“焦俊艳的的微微抿嘴和躲闪的眼神里透露出不自信，细微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人世间打拼的不易；而侯勇简短的一句台词，眼神里却充满着坚定。两个人简单的对话里，却是深邃的感情流露。父爱如山，五味叔用服务时的含蓄微笑，精致的手艺托起了一日三餐肠粉店和女儿的担忧。女儿的深情如水，即使背叛点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但是为了父亲的信念，她愿意如水般流动，去思考，如何将传统肠粉文化与新时代结合。在《一日三餐》里我们感受到中国百姓的富足与幸福：一日三餐认真做，简简单单暖人心。

没上映之前预测4.4分，抱歉了对我打赞的21位朋友，我没有想到中国电影可以这样没底线，3.6分，看过之后可以比肩中国恐怖电影了。

今天看了《吐槽大会》的第四期，唐国强在最后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一部电影60%的经费给了主演，剩下的人怎么办，配角，编剧，灯光，道具，只能找便宜的，便宜就没好货;然后烂片遍地跑。

岳云鹏通过努力从屌丝变成明星，其实电影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拍自传可以，但是你得把事讲明白了，全程尴尬的气氛，整个影院就没几个人，还各各一脸懵逼，那这就不是喜剧而是悲剧。

从片名来看就是一部烂片，观众都知道导演不知道？只能说别的片都那么烂了，自己或许还能好点？大家都这么想，中国电影已经病入膏肓了。

喜欢枖枖原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让人碰不得摸不得的人，看她搭肩拉手kiss揽入怀的戏都是难过的事（当然世真除外，可惜了）。黄金帝国虽然没有感情线，但看到卧室的两张床还是有莫名的放心感，自己求婚，自带嫁妆，自备戒指，合衣而眠的好几年，还有很多很多眼含热泪的选择，第一次觉得做有钱人家的女儿是那么惨的事。刚巧这几日的新闻看到三星的太子女离婚，想象对照诚进集团发生的一幕幕真是百感交集。原谅我实在不喜欢这种类型剧，手动快进cut了李演员，最后的短发造型真美啊，最后的最后，孤单的一个人，对着父亲的画像不能自已，还是要撑，这一世做不了崔教授，只能做二小姐。一直言犹在耳的话是，瑞允啊，不要做好人。

在《被遗忘的时光》中，我们抵达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断裂。从表面上看，这一断裂当然体现在作者的叙事意图与文本效果的落差之中；而在根本上，它却横亘于苦难的生命本相与内在的存在激情之间。正是从后者这里，一种具有严肃伦理学意义的浪漫主义现身了。

《时光》 聚焦于所谓“失智老人”的生活，以流畅的跳切和多线穿插叙事呈现了台北一家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所主持的养护中心的群落生态。尽管原因各异，但养护中心的老人都遭遇着相同的困境——遗忘。然而，像废墟之上残留的遗迹，在这些被现代医学诊断为“失忆症”的老人身上，始终有些过往的记忆仍执拗地参与着他们此在的生活。比如，曾为国民党特务的尹伯伯仍记得当年的流亡生涯；而曾在北平圣心女中教英文的的王老师则在养护中心仍每天坚持穿上齐整的工作装，给工作人员教授英文。事实上，并非遗忘本身，而是残缺的记忆和无法重返或摆脱的往事使这些老人的生活氤氲于沉重的苦痛之中。影片也确实试图通过摄影机的记录和捕捉来让这些边缘人的苦难走到镜头前，唤醒社会公众对“失智老人”群体的关注。苦难的讲述带来悲情，这也成为影片所追求的主导情感策略。除了正片中大量的催泪时刻外，影片在片末彩蛋里还请来了前流行音乐女团SHE成员陈嘉桦，拍摄了她与老去的祖母在日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情感互动。

然而，在这部主打悲情牌的纪录片中却有大量颇为奇怪的欢脱场面，它们大都由影片最重要的拍摄对象即81岁的许景珍老奶奶带来。这位1949年去台的东北老太太数十年后仍乡音不改，并屡屡使用伶俐的言辞展现着自己的——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逗比风采。正如导演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所言，《时光》是自己作品中少数能令人爆笑的影片，而“爆笑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这个东北老太太实在太厉害……因为这个人物太有意思了，然后就会把她作为一个重点人物”。[1] 那么，景珍究竟是以其怎样的有趣让导演不惜破坏影片的整体基调，而最终选择让这位断裂制造者成为绝对的主角？

影片的摄制开始于景珍最送到养护中心的第一天，几天后她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中心看望她时，景珍一本正经地问女儿“你是谁啊”，还混淆了女儿和外孙女的身份。而在女孩一本正经的指出“她”（景珍女儿）才是自己的妈妈时，景珍露出了装傻逗乐的坏笑。直到这时候我们才能确认此前的一切“误会”都是她有意为之。而在拍摄过程中，她还动用类似的策略三番五次地“调戏”着摄制人员，比如问长发、络腮胡的副导演“你为什么要戴着帽子？”；而此前她还指着一位女性护工说“你看人家刮得多干净”——这里不仅暴露出她知道副导演并非未戴帽子的真相，还再次体现出其有意混淆人物身份的玩笑策略。而在另一些时候，她选择的游戏策略则是谐音式的口误。有一次，养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指着某位处于境外的人物（应该是摄制人员）问她“你要不要跟他叙叙旧”，她当即回说“睡睡觉？睡什么觉？”；而在工作人员纠正她之后说“那你现在有空，你理他一下嘛”，她又回道“三角裤？”而在这两次“误解”之后，她同样毫无解惑后的难堪或尴尬，而是流露出招牌式的被自己逗乐了的狡黠表情。

总之，景珍的绝大部分言说都给人以真假莫辨、虚实不清的感觉。但对于我而言，这也是整部影片最有趣的地方，构成我最重要的观影期待。而在笑到脱线的同时，她的这些带有展演性的欢脱言行也“逼迫”我去尝试着去理解其内在动机和实践效果。很显然，她逸出了影片整体的悲情叙事，使影片形成一个并不太和谐的复调结构。这一点在影片的背景音乐中有最直接的体现，当摄影机转向尹伯伯、王老师等人的时候，音乐风格多哀婉深情；而一旦朝向景珍，则大部分变为欢快跳脱——虽然背景音乐具有后期配置的后设性，但在音画同步的成片中，它制造了这样一种效果，即仿佛所有人都知道景珍即将带来欢乐。

而曲调的转折、迂回、断裂之处，或许正是意识形态分析值得深入的缝隙所在。在1967年的一次名为“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的演讲中，福柯提出了对后世空间研究影响巨大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或译异质城邦）概念。在福柯看来，异托邦位于真实空间和虚假空间之间，“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真实空间是更具幻觉性的；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福柯把疗养院、精神病院、监狱、养老院、墓园、妓院甚至殖民地等可能潜行着意识形态抵抗因子的场所都视为异托邦。[2]而与福柯同时期的列斐伏尔则以“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这一概念同样打开了空间研究的后现代路径。再现空间与异托邦相似，不过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将其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链接起来，在其中既可“复制”社会主导秩序也可能产生对一致性的抵抗，而后者即从再现空间中生长出来的抵抗潜质则成为列氏思考的重心。[3] 显然，不管在福柯还是列斐伏尔的思路中，重要的并非客观存在的空间本身，而是居于空间中的主体如何通过特定的实践而开掘出抵抗意义。回到《时光》中失智老人们所居处的空间之中。作为面向特定群体的护养中心，它兼具老人院、疗养院、精神病院的多重社会功能。在现代医学、社会福利制度（半公益性）和金融体系（影片中关于护养中心收费的内容表明了其半营利性）的共同参与下，大部分“失智老人”的生活在其中得到了异常拘谨、细致的安排；然而，这一安排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狱？甚至“失智老人”这一能指本身就以其所携带着赤裸裸的疾病与衰老的意涵而揭示出他们作为残缺主体的位置。而作为残缺的主体，在护养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直接意味着成为制度安排的客体——需要被照料和治疗、等待着康复的客体。

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景珍的意义急遽地凸显出来。事实上，她既构成影片也构成养护中心最大的意外所在。作为“失智老人”，她的言论却往往有着令人震惊的逻辑清晰性，而且如前所言，其玩笑和口误常常是有意为之。通过这些玩笑和口误达成的语言狂欢，她一方面狡猾地跳出了养护中心和拍摄人员为其预设的行为和情感模式，甚至反而在戏谑而欢快的氛围中将他们都纳入到自己的游戏场中；更重要的是她解构了自己身处的、一本正经的空间结构及附着于其上的特定社会关系，至少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当年轻时的姐妹团来看望自己时，她“自信而从容”地混淆了几乎所有人的身份，只认出一位欧太太；而到了下一个镜头段落，她又不断向欧太太本人追问“欧太太去哪了”，被“误认”为替代者和冒牌货的欧太太则只能一脸尴尬。最后众人离去，摄影机捕捉到景珍有一个回头朝镜头呶嘴的调皮动作。

我们似乎难以确认景珍这些语言游戏的内在动机。但就其实践效果而言，它们确实使景珍得以从（与养护中心）照料/治疗与被照料/治疗、（与拍摄人员）拍摄/凝视与被拍摄/凝视、（与探望人员）看望/施予同情与被看望/接受同情等多重交织的主客关系中跳脱出来，甚至实现颠覆，从而享受着作为掌控者的主体快感。在这一快感中，遵循着现代医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原则所建构起来的养护中心这一乌-恶托邦轰然崩塌。换而言之，在景珍的语言游戏之上，异托邦冉冉升起。影片中，在被视为冒牌货后，欧太太参观景珍屋子时讪讪地对众人说：“我们不必同情她，她在这儿挺好的。”

198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名叫菲利浦·霍维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向正在此处讲学的福柯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家有一种身份吗？或者说，艺术家是不是人的一种没有权力的‘类型’，而这类人最近50年来由于电视之类技术媒介的操纵，又变得比以往更加无权了？艺术家能够超越‘结构’吗？或者这类人注定要被商品化、傀儡化？”显然这个问题击中了福柯，也因此霍维茨得到了令众人艳羡的与福柯喝咖啡的机会。一周后，福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自由是可以找到的，但总离不开一定的背景。权力可以启动无休无止的斗争，那是无可避免的。但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4]作为尼采的后裔，福柯将具有生产性的权力将权力描述成了一个克莱因瓶式的存在，以至于对它说“no”也不过是另一种说“yes”。但他指明了自由的方向：参与到权力和结构中，与它展开游戏。异托邦的抵抗逻辑正在于此，从而与18世纪式的暴烈革命划清了界线。《时光》中，景珍显然很清楚自己的最大优势在于语言，同时语言上的狂欢和戏谑在社会结构为其确立的“失智老人”这一位置上不会带来任何惩罚。因此，她可以嘲弄、戏耍所有人，他人却根本无计可施。某种意义上来说，景珍是整部影片中唯一的“坏人”。通过语言上的使坏，她在安全线内最大程度地颠覆了全部的陈规，从而让人不得不对“失智老人”这一具有“污名”嫌疑的命名重新进行思考。

景珍当然不是艺术家，但她确乎践行着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存在诗学。从她荒诞、欢乐的语言游戏中我们看到一颗浪漫、有趣到骨子里的灵魂。

引用：

[1] 杨力州、孙红云：以真诚高举边缘人的历史——杨力州导演采访［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6）：44-55.

[2]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参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8-27.

[3]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7-58.

[4]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 高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77.

人好看 服装道具好看 场景好看，人设也很立体，每个角色的每个行为都有足够的逻辑支撑。爱情友情兄妹情父女情爷孙情每一条感情线都很细节。剧情峰回路转但却环环相扣逻辑闭合。很难想象是没有原作支撑的全原创剧本。通过剪辑和叙事手法将代入感强化到跟玩第一人称RPG一样。个人认为的国产奇幻剧天花板，第一次豆瓣评分给了玲珑，第一次花钱超前点播看剧。还有很多琐碎的微观上的细节也都可圈可点，不一一赘述，总之力荐。就是前期特效和抠图技术很一般，且前期故事进展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