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精美，战争场面以及人物刻画细节处理的都非常好。剧情合理，不拖沓删减也不严重，整个看下来没有和原著有偏差。台词精彩，不像很多国漫那种幼稚台词。尊重原创，多是文言文。目前看过最好的国漫，更新的有点慢， 现在已经更新到官渡之战了。第一季有战争特效，第二季已经取消了，更加的真实，太难得了，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部动漫，其他动漫向它靠齐。

我将试着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角度来解释“真狮”版《狮子王》对观众引起的不悦，以及观众对其“面瘫”的批判和对“表情”的呼唤。

《狮子王》的故事，是一个“生命政治”的神话。“生命政治”是福轲后期主要关注的领域。他从社会医疗活动中发现了与“规训权力”并行的“生命权力”——“规训权力”旨在创造出一种有用的个体身体，而“生命权力”关注的则是“总体上人口的治理”，“它关注的是繁殖、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水平和寿命变化。”另一方面，“生命权力”与“君主权力”不同，“君主权力”的核心是“让人死”，它拥有无限的致死权力；而“生命权力”的核心则是“使人活”，18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核心目的正是人口的安全。这在辛巴（及木法沙）与刀疤的争斗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正是一出“让人死－使人活”之间的治理术争夺，不论是观众作为现代社会公民，还是迪士尼作为普世价值的附和／生产者都理所应当地认同于辛巴所代表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术，而如同“牲人” （homo sacer）在“生命政治”中的征兆性存在，“真实动物”也成为了整个神话的崩溃点。

“牲人”是“生命政治”的征兆，是从内部否定普遍性的例外点。“生命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活”，却在最终导向了“死亡权力”，如死刑的存在，死刑并非为了报复其罪行，而是为了保卫社会的安全；战争的目的不是屠杀他人，而是保卫自身。这种“死亡权力”最终的典范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阿甘本描摹了集中营的诞生：为保卫雅利安人血统的纯洁性，犹太人需要被屠杀。犹太人生来拥有德国公民的权利，接下来希特勒通过禁令将其降为次等公民；纽伦堡法案将其降为居民；直到水晶之夜后，后连人权也剥夺，犹太人成为了“赤裸生命”，成为了“牲人”。“牲人”来自古罗马时期，这是一种被剥夺全部政治生命，甚至连献祭也不被允许的人，阿甘本认为人拥有两种生命，“赤裸生命”（bare life）、“意义生命”（zoē），“牲人”便是被剥离“意义生命”的动物，是整个“生命政治”的至高例外。在《狮子王》中，观众可以辨识出“牲人”的存在，辛巴被蓬蓬和丁满带到森林，肉食者们遵守了“生命政治”式的协议，而为了生命的延续总要有生物被吃——那就是虫子。虫子便是《狮子王》的“牲人”，它们无法言说，非“动物”，被剥夺了“意义生命”可以被随意屠杀。而问题在于，观众从历时性的符号系统带来的经验表明，“虫子是动物”，它却被“至高决断”排除在外，这一刻被观众通过两重符号系统间的差异捕获，成为对“真实”不安的典范。

那么，我们依然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观众对“真实动物”的不悦。《狮子王》的动画版与“真狮版”故事几乎完全相同，区别几乎完全在于话语——由于关注点的集中以及为了方便讨论，我更多关注在它“真实动物”的能指上。从“真实动物”的能指上我们至少可以连接到三个文本系统内：现实的动物：animal、动画版的动物：animoyen（animal＋citoyen）“真狮版”的动物：anim。无论哪一版《狮子王》的动物，都是以“赤裸生命”和“意义生命”共在为前提的，区别只是其能指层面。动画版的动物能指我称其为animoyen，“即是动物又是公民”，是一个非分离的共在状态。而“真狮版”我们姑且称为anim，以其能指相似性与animal相连，以蓬蓬为例，anim的蓬蓬是一个可以和辛巴“哈库拉玛塔塔”的快乐野猪，而animal的蓬蓬则是一个必然被辛巴捕食的动物。蓬蓬无法被捕食是在于“意义生命”的在场，而悖论的是，anim作为遮盖在原本animoyen所指上的能指，不断隐喻着animal，animal是动物，是“赤裸生命”，它不断提示着“意义生命”的不在场，而使“意义生命”无法被anim所表征。这正是真正不悦的来源——“意义生命”的无法被表征与“赤裸生命”的随时在场，这不断提示着观众：我们必须面对“生命政治”建筑在“赤裸生命”之上，而“意义生命”面临着被剥离的处境。

最终，观众将不悦命名为“面瘫”而呼唤表情的回归。我也终于能回到熟悉的领域来解释这一切，这是一出上演了几千年的精神分析戏剧，是对阉割事件的又一次重演。小男孩将penis误认为philus的能指，而在目睹母亲没有penis时，便将这一事件与母亲philus匮乏相联系回溯性地命名为阉割，惧怕发生在自己身上。为应对阉割焦虑，他需要寻找到一个象征物，从而否认阉割，这是恋物癖的结构。观众对表情的呼唤享有恋物癖的结构。anim所提示的“意义生命”的缺场引起了观众“意义生命”被阉割的焦虑，他们回溯性地认为原因在于anim对oyen的缺失，而事实上这只是能指的更换引起的外延表意。观众为了否认这一事件，终于将oyen通过相关性转喻为“人的表情”，而我们都知道，animoyen是一个“既是又是”的能指， anim下也有着完好的“意义生命”，表情只是一个否认这一回溯性事件的幻象。

参考资料：

［1］ 汪民安. 从国家理性到生命政治:福轲论治理术[J]. 文化研究,2014(1):100-118.

［2］ 吴冠军. 生命政治:在福轲与阿甘本之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93-99.

女性的主题一个女性的主题似乎首先是一个关于沉默的主题，它们始终是象喻性的﹕那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个被囚禁的、被迫沉默的、只有以仇恨之火将她的牢狱变为一片废墟的女人；关于她的一切和她的阐释是罗契斯特（男人）们给出的，她被命名为疯人，因而永远地被剥夺了话语权与自我陈述的可能。 那是在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中“背解红罗”的少女——在一个国势衰微、战事频繁、皇帝荒淫的年代，为了逃过皇家的选妃，她名不在户籍，因之成为一个无名者；但为了从皇帝的威逼下救出她年迈的父亲，她在金殿之上、众人面前，于背后解开了一个千结百扣的红罗包裹﹕那是强大的敌国的“礼物”，如无人能结，则意味着宣战。结局是姑娘因“救万民于水火”而被选入宫，册封正宫娘娘。依然无名而无语。因了她在男性历史上的瞬间显现，她永远而无言地陷入了她试图逃离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她的功绩与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点缀在男性故事富丽的画屏之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2。那是一个在男人们的睡梦中奔去的、全裸的女人的背影， 无声无言，不曾存在，亦不复再现的。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那里，人类文明之城，是因她而建造、为囚禁她而建造，而女人在其中注定永远缺席的城市。 无论在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与文明之中都充满了女性的表象和关于女性的话语，但女性的真身与话语却成为一个永远的“在场的缺席者”。一如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 对母系世序的追寻会在活人的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于是一个女性的主题又是一个关于表达的主题。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为历史/男性话语所阻断、抹杀的女性记忆；那么女性的文化挣扎便是试图将这无声的记忆发而为话语、为表达。的确，在中国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曾存在过“女书”——一种属于姐妹之邦的文字。在未经认证的传说中，它刚好是一个“有幸”被选入宫的“贵”妃，为了能将重重宫门、森森禁令间、一个女子的种种苦楚言说给宫外的姐妹，创造了这种非女子不能书写、非女人无法辨识的文字。但这种古老的、 逶迤地在男人的历史——正史或野史外流传的文字终于在当代中国被“发现”并取缔。随着最后几位曾书写女书并歌吟其篇章的的老妇的渐次弃世，女书也正在成为女性世界记忆中的、文人、学者书案间的一个苟存过的奇迹。一如种种传说中的姐妹之邦的“金嗓子”与女人独有的言说方式。生存于文明社群中的女人争夺女性话语可能的努力，常立刻遭遇到所谓的“花木兰式境遇”之上。 因为我们无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之下另辟仓穹/另一种语言系统。这是女性话语与表达的困境，也是女性生存的困境。文明将女性置于一座“镜城”之中，其中“女人”、做女人、是女人成为一种永恒的迷惑、痛楚与困窘。在这座镜城之中，女性“真身”的出场，或则化妆为男人，去表达、去行动；或则“还我女儿身”，而永远沉默。从表达的意义上说，不存在所谓关于女人的“真实”。因为一种关于女人的真实是不可能用男性话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来表述的；其次，一种女性的真实亦不可能是本质论的，规范的与单纯的。女性的困境，源于语言的囚牢与规范的囚牢，源于自我指认的艰难，源于重重镜象的围困与迷惘。女性的生存常是一种镜式的生存﹕那不是一种自恋式的迷惑，也不是一种悲剧式的心灵历险；而是一种胁迫，一种挤压，一种将女性的血肉之躯变为钉死的蝴蝶的文明暴行。黄蜀芹的《人·鬼·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一部极为有趣的女性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它是关于表达的，也是关于沉默的；它关乎于一个真实女人的故事与命运， 也是对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喻。一个拒绝并试图逃脱女性命运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女人——因扮演男人而成功，却终作为一个女人而未能获救。毫无疑问，导演黄蜀芹无意于制作一部“另类”电影。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她甚或没有某种女性主义电影的自觉。她接受那种作为颠扑不破的“常识”的本质主义性别观，接受一个女人的幸福来自于、只能来自于异性恋情继起由此“自然产生”的婚姻；但同样直觉地，来自女性体验中的切肤之痛、对女艺术家裴艳玲真实命运的强烈震动与深刻认同，使得影片的每一段落、甚至每一细部，都在质询着本质主义的性别表述，质询着伪善而孱弱的男权社会的性别景观。不是一个自觉的边缘与抗议者的姿态，而是堵死的墙壁上一面洞开的窗，那里显现了别一样的风景——女人的风景。主人公秋芸显然不是一个反叛的女性，不是、也不会是一个“阁楼上疯女人”。她只是顽强地、不能自已地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不是一声狂怒的呼喊，而是一缕　婉的微笑；不是一份投注的自怜，而是几许默寞的悲悯。这是一份当代中国女性的自况，同时也是一份隐忍的憧憬与梦想﹕渴望获救，却深知拯救难于降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重述并重构了的花木兰的故事。自抉与缺失影片《人·鬼·情》有着一个充满魅惑的、同时又是梦魇般的片头段落。第一幅画面渐显后，特写镜头呈现出装有红、白、黑三色油彩的化妆碗。在化妆室的镜中，我们看到一个面目姣好、清秀的少妇（秋芸）入画，她脱去乳色的上衣，包起一头秀发，开始用化妆笔娴熟地勾脸。一道道油彩渐次掩去了女人的面容，覆之以一张男性的夸张而勇武的脸谱，而牵动这张脸谱的面庞使它如此的神奇而怪诞。随着服装师的层层着装，那女人纤细的体型渐渐消失在一袭红袍之中，着冠挂髯之后，女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钟馗那神奇、丑陋、却毕竟男性十足的造型——一种狰狞，一派浓烈，一份覆在威武与张扬之下的寂寂的哀伤。当钟馗在镜前坐下时，我们看到映现在数面镜中的数个钟馗；迷惑般地，钟馗探身向镜中细看，此时镜中已是穿著乳色外衣的数个秋芸。当摄影机缓缓摇移开去时，时而是秋芸独坐镜前，注视着镜中的钟馗；时而是钟馗坐于镜外，凝视着镜内的秋芸。镜前，秋芸与钟馗互换，镜中，秋芸与钟馗同在。如同步入了一处镜的回廊，如同跌入了梦魇世界。女人？男人？真身？角色？人？非人（鬼）？这无疑是一个跌入镜式迷惑的时刻，——不仅是艺术家的“走火入魔”，而且是一个必须扮演而只能扮演的现代女性的困窘；这无疑是被“我是谁？”这一悲剧式发问攫住的瞬间，但言说与发问之“我”/ 主体具体地界定为一个颇为艰难地试图确认自己的性别身份及社会角色的女人。这不是一颗狂乱的心灵人格分裂的呈现，不是迷乱的内心充满自恋与自弃之情的面面相觑；不是震惊，只是迷惘；不是疯狂，只是一份持久隐痛。《人·鬼·情》的序幕的确给出了一个梦魇般的情境，它是对现代女性生存境况的一次象喻性陈述。在影片的第一时刻，泾渭分明的性别划定与性别景观已显露出其纵横的裂隙。从故事层面上说，《人·鬼·情》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女艺术家的生涯。秋芸为一种不能自已的渴望所驱使而投身于舞台，以至她必须撕裂自己的生活，必须付出她全部依恋来成全一个角色，并使自己成为一个“角色”。而从意义层面上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真实”而“正常”的女人的故事说，秋芸的一生与其说是对男权性别秩序的僭越与冒犯，不如说是一次绝望的恪守与修正。她因之而成了一个成功的女人，同时是一个不幸却并不哀怨的女人。关于秋芸故事的书写与阐释，黄蜀芹并未参照当代中国一个通行的“说法”﹕女人事业与生活（或更为直接地说是合法的婚姻）注定无从两全，并将其呈现为所谓事业/ 幸福彼此对立的女性的二难处境。如果说“女人不是月亮，不靠反射男人的光辉照亮自己”；那么，在影片中，在秋芸的生涯中，她的天顶上，从不曾辉耀着一轮男性的太阳。秋芸的故事是一个逃离的故事，是一个拒绝的故事；为了做一个子虚乌有的“好女人”，她试图逃离一个女人的命运，却因此而拒绝一个传统女人的道路。她拒绝了女性的角色，甚至在舞台上。影片中确实包含着一个典型的弗洛依德的“初始情境”，它出现在小秋芸的第一次“逃离”之中。任性的小秋芸终止了“嫁新娘”的游戏，宣称“我不做你们的新娘，一个也不做！”之后，逃开了男孩子的追赶；但她却在草垛子中间撞见了母亲和另一个并非“父亲”（事实上此人才是秋芸的生父）男人正在做爱。她狂呼着再逃开去。然而，作为朴素的女性陈述/自陈，在影片中， 构成了人生的震惊体验的并不是这一场景本身——尽管它确实碎裂了秋芸曾拥有的幸福的核心家庭的理想表象，而是此后对这一场景的社会注释。如果说，这一初始情境确实构成了一种女性悲剧生涯的开端；那么这悲剧并非个体意义上的，而全然是一个社会悲剧。这是秋芸生命中第一次遭遇与第一次逃离，遭遇并渴望逃离女人的真实；也是她的第一次被指认﹕被指认为一个女人——母亲的女儿。这将是一根钉，一个历史与社会的十字架，一种与耻辱相伴随的、随时可能遭到元社会放逐的命运。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女人，构成秋芸生命的震惊体验的，并不是母亲的性爱场景，而是她与男孩子间的冲突场景。当素来环绕着她、宠爱着她的男孩子们忽然成了一群凶神时，她本能求助于男人，求助于在她的生活始终充当着保护者与权威的“小男子汉”二娃，后者显然是她青梅竹马的伴侣。然而真正造成了一种创伤体验的是二娃在片刻的迟疑之后，加入了“敌人”的行列。对秋芸说来，那不仅是伤害，而且是放逐。秋芸绝望了，也反抗了，“当然”地失败了。在她第一次明白了女人的同时，她也明白了男人。这是一个残忍的游戏的时刻，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表象破碎的时刻﹕如果依照“常识”，男人意味着力量；那么对女人说来，它可以意味着保护，同样可以意味着摧残与伤害。这一切取决社会与历史的规定情境﹕作为一个女人，你不可能指望在你为你的性别对抗社会时与男人结盟。这是展现在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面前的、经典陈述背后的真实。如果第一次，秋芸只是在震惊与恐惧中奔逃；那么，第二次，她将做出了一个自抉，她拒绝女性角色，为了拒绝女性的命运。当秋芸执意选择舞台时，遭到了父亲的全力反对——那是对一种职业的忧虑，而且是对一个女孩子、女人命运的预警﹕“姑娘家学什么戏，女戏子有什么好下场！不是踫上坏人欺负你，就是天长日久自个儿走了形——象你妈。”做女人，似乎只有两种可预知的命运﹕做“好女人”，因之而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或“堕落”，做“坏女人”，因之蒙受屈辱，遭到唾弃与放逐。在此，女性，是一个无可逃脱的悲剧角色。尽管投注着同情，这仍然是关于女人的另一个经典表述。它略去了幸福、获救，与这二难推论之外的别种可能。但秋芸认可了，她做出的决择是﹕“那我不演旦角，我演男的。”在这一场景中，一个颇有意味的画面是，精疲力尽秋芸倒在麦垛上，一个只系着红兜兜的小男孩入画，好奇地注视着一动不动的秋芸。此时，画框上缘切去了小男孩的上身，使他裸露的下体在画面中成了一个性别指称。然而，在这里，它传达的决不是一种弗洛依德意义上“菲勒斯崇拜”、或女性的“匮乏自卑”，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陈述﹕秋芸可以为了逃离女性命运而拒绝女性角色，但这并不能改变她的性别。这一抉择所意味的只是一条更为艰辛的女人的荆棘路。而且这将是一条“生死不论，永不反悔”的不归路。女性的命运是一个女人所无法逃脱的，这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宿命”。关于女人之经典叙事的绝妙之处（或称之为本文的诡计）在于恰到好处的终结故事。每个爱情故事都会终于婚礼﹕“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于是，鼓乐宣天，舞台大幕徐徐落下。或“王子和白雪公主（灰姑娘、拇指姑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可能的婚姻故事永远被留在叙境外的幽瞑之中。而一个关于扮演的故事则永远终止在“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之后；于是男人（无论是真实的或被扮演的男人）的世界，和一个女人的世界便清晰地分置在两个时空之中。在叙述之中，甚至在诸多的花木兰故事中，没有痛苦，亦没有困惑。然而作为一部女性电影，《人·鬼·情》所呈现的世界远没有如此的清晰而轻易。在影片中，尽管小秋芸拒绝女性角色，甚至放弃了女人的装束，以一个倔强的男孩子的外表奔波于流浪艺人的路上；但除却不断的侮辱性的误认（厕所前的悲喜剧），孩子会长大，会成为一个少女，会爱，并渴望被爱。这时她将渴望被指认，被指认为一个女人，这意味着对一个女人的生命与价值（在黄蜀芹那里，她有着明晰的、不可更动的样式——爱情与婚姻）的肯定。当她终于从张老师（这是秋父之外唯一一个如果说不是辉耀她、至少是“发现”她的性别并温暖她的男人）那里获得了这一确认（“你是一个好看的姑娘，一个真闺女。”）时，她将第三次拒绝并逃离。因为这指认同时意味着爱/性爱﹕“我总觉得永远也看不够你。 ”场景再度呈现在夜晚的草垛子之间，秋芸再度在震惊与恐惧中奔去，她的视点镜头中，草垛子再度如幢幢鬼影般地扑面压来。她拒绝了。她恐惧并憎恶着重复母亲的社会命运。然而，这一次她将明白，在母亲（女人）之耻辱的“红字”的另一面是女人的获得与幸福。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拒绝女人命运的同时，意味着承受女性生命的缺失。在《人·鬼·情》之中，扮演行为将索取舞台之外的代价。尚不仅于此。她可以拒绝，却无法逃离﹕作为一个女人，她不仅将为她做出的、而且将为她不曾做出遭到社会的惩罚。她将再度被指认为一个女人——母亲的女儿，一个不洁而蒙耻的女性。她因此而“无家可归”。舞台上的浓烈、灯光眩目之中的张扬，将以舞台下的寂寞、无言之间的放逐为代价。而舞台下的元社会的惩罚甚至出现在舞台上。当秋芸在锣鼓喧天中、在一种麻木的忘我中出演《三岔口》 口时，平行蒙太奇呈现张老师正在寂寂的夜色里携家小永远地离开她。特写镜头中，舞台上的桌子上出现了一根钉。后台间——舞台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中间地带，无数遮蔽在脸谱下的（男人们）面孔对视着、期待着，镜头将这根钉定义为合谋中的元社会的惩罚。钉子终于扎进了秋芸的手掌。当她忍痛含泪完成了她的角色时，她被无数脸谱包围住了，那与其说是一种关怀，不如说是对惩罚的欣赏与印证。在一个特写镜头中画在一张脸谱的前额上另一张面具被扬起的眉骨牵动着，异样生动而邪恶。而后，所有得手了的“脸谱们”忽然消失了，将秋芸留在这残暴的惩戒与无言的放逐之中。她几乎疯狂地抓起红黑两色的油彩涂抹在自己脸上，欲哭无泪地站在桌子上，向异样低矮的天顶嘶喊着，绝望地摇动着双手。晃动的吊灯在整个场景中投下一片迷乱与凄凉。这正是涉足社会成功之路的现代女性生存境遇之一隅﹕惩罚依然存在，但已不是灭顶之灾；不是示众或沉潭，而只是一根钉——不仅将刺穿你的皮肉，而且将刺穿你的心灵。作为本文的修辞策略之一，黄蜀芹在秋芸的每一个悲剧场景中都设置了一个傻子，充当目击者——在她和二娃的冲突时刻，在她被人从女厕所中拖出之时，在张老师凄凉地坐在离别的车站上的时候。那是一个男人的形象，也是一个历史潜意识的象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八十中国寻根文学与“第四代”、“第五代”电影共同的修辞策略）。他总是笑呵呵地、被人群推来搡去，对发生在秋芸身上的“小”悲剧目无所见，无动于衷。秋芸成功了。她因成就了一个神奇的男性形象而大获成功。但并不如秋父所想望的﹕“只要是走了红，成大角，一切都会顺的”；这成功的代价正是秋芸作为一个女性生命的永远的缺失。在故事层面上，秋芸为人之妻、亦为人之母；但在影片的话语层面上，作为一个女人，秋芸之父、之夫——这两个“正常”女性个体生命史上重要的男人却呈现为本文中的缺席者。所谓“秋父”并不是秋芸的生父，而她的生父则只是画面中的一个“后脑勺”，他从不曾直面于观者或秋芸，他也从不曾作为父亲而被指认。秋芸之夫，则除却作为一幅画面上缘的结婚照里的影象中的影象——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想象的能指、缺席的在场者，便是作为讨赌债者引述的关于“秋芸的幸福家庭”的报道中的一个充分必需的话语角色。他从不曾呈现在画面之中，似乎也不曾“存在”于秋芸的生活中，除了作为一个阻碍——“演男的吧，他嫌难看，演女的吧，又不放心”，——一种磨难，不断地赌博并负债。尽管他是秋芸两个孩子的父亲。作为一个女人，成就一个角色，也意味着自己成了一个角色。她将扮演，扮演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女人，而且在生活中，舞台的角光永远不会熄灭。她在扮演成功的同时，还必须扮演女人的幸福与完满，尽管她将背负着全部重负和缺失。影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重构或曰消解着花木兰的故事。拯救的出演与失落秋芸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女性的成功者与失败者。她表达的同时沉默。舞台上的人生、表演，这无疑是一种语言行为﹕她扮演男人，她以此表达自己，并藉此获得了成功。然而，当她扮演男人的同时，她便以一个男性形象的在场造成了她作为女性角色的缺席。她作为一个女人而表达，却以女性话语主体的缺席为代价。作为本文的策略之一，秋芸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扮演男人。她所扮演的是老中国传统世界中的理想男性表象。她所扮演的第一个男性角色是《长板坡》 中的赵云。那是万军之中的孤胆英雄，那是经典话语中的弱者——女人和孩子、糜夫人和阿斗的庇护者与救助者。同时，舞台上银盔亮甲的赵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老的青春偶象。此后，她将扮演诸葛亮——男性的智能与韬略的象征、关公——男性的至高美德﹕仁义礼信的体现。于是，秋芸的表达行为便具有了一种扭曲的女性话语主体的意义﹕它是经典男性话语的重述，是对女性欲望的委婉的陈述，同时是对男权话语的微妙嘲弄。因为一个由为女性主体出演的男性形象，一个作为作为女性欲望客体而存在的形象；其本身便构成了一个悖论，一种怪诞的反讽。那是一个因主客体不能分身共存，而注定有所缺失的境况。在《人·鬼· 情》中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张老师出演《挑滑车》中的高宠——一个和赵云一样的老中国的青春偶象。其时，秋芸和彩旦装扮的少女们一起在台侧注视着他。当他下台来并为少女们所包围时，秋芸第一次流露了怅惘，她悄悄地摘下了扮做萧恩的灰白的长髯。在下一场景中，她在化状室里对镜簪花、扮做一个彩旦——一个与高宠的形象相般配的女性形象。但它不仅只是一次幻影之恋，而且成了蒙耻的花季中的一个断念。然而，《人·鬼·情》所讲述的毕竟不是一个欲望的故事。它真正的被述主题是女人与拯救。影片包含着一个套层。作为片中片的是京剧舞台上的《钟馗嫁妹》。它呈现在秋芸人生之路每个重要时刻。但在钟馗与秋芸之间，存在的不是一对主体﹕角色与扮演者间的误识、混淆与镜式迷惑；而是一对因角色与扮者无法同在，而永远彼此缺失的主客体关系。作为老中国的世俗神话谱系中的一个小神，传说中的钟馗曾因才华出众而高中状元，却因相貌奇丑而被废，当场自刎（或触阶）而亡。死后于玉帝处受封“斩祟将军”，领兵三千，专杀人间祟鬼厉魅。他是中国这个不甚讲究敬畏与禁忌的民族中颇受欢迎的一个介于民间故事与神灵谱系之间的人物。围绕着他的钟馗画、钟馗戏、钟馗小说无外乎两个核心情节﹕捉鬼与嫁妹。后一个故事讲的是钟馗生前曾将妹妹许与书生杜平，死后为鬼，仍不忘其妹终身。因封建时代一个无兄无父的女人只有终老闺中。故备下笙箫鼓乐，于除夕夜重返人间，将妹妹嫁于杜平。在影片《人·鬼·情》的意义系统中，钟馗充当着一个理想的女性的拯救者与庇护者。秋芸，也是影片叙事人的阐释是﹕“我从小就等着你，等着你打鬼来救我。”“我的全本钟馗只做成了一件事。煤婆的事。别看钟馗那副鬼模样，心里最看中的是女人的命，非给妹找个好男人不可。”那是秋芸——一个普通而不凡的女人的梦，一个并非不轨或奢侈的梦。影片叙事为《钟馗嫁妹》这出戏剧所添加的不仅是电影的神奇与梦幻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它为这个古老的故事添加了一种它原本不具悲哀与凄凉。它将钟馗呈现为一个在喧闹的锣鼓、流溢的色彩、如歌如舞的表演中独自咀嚼着别一样的孤独与冷寂的角色。作为八十年代中国艺术电影共有的寓言诉求，这无疑是对民族生存状态的某种喻示，也是对当代女性——所谓解放了的妇女、甚或成功的女性生存境况的象喻。而在影片的意义结构中，钟馗作为秋芸/女性之梦的寄寓， 并不是作为一个欲望对象而存在。《钟馗稼妹》中的一对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兄妹。兄长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个禁止的、而非欲望的形象；作为一个奇丑的男人，他也不大可能成为女性欲念之所在。他同时是一个著名的鬼，他一个非（男）人；如果说，他仍以男性形象出现，那么，他也只能是一个残缺的男人。然而在《人· 鬼·情》中，钟馗却是这个女人的故事中理想男性，“一个最好最好的男人”，一个伴随了秋芸一生的梦。或许在本文的意义网络中，其旨在表达，一个传统中国女性的理想男性表象、一个“最好、最好的男人”，并不是一位“白马王子”，而是一位父兄。他可以在危难与欺辱面前庇护她，他关注她的幸福，并将成全她的幸福。那不是一份浪漫情感，而只是一脉温情与亲情。那是中国女人对于安全感、归属与拯救的憧憬。由此可能得出的解释是，《人·鬼·情》所揭示的现代女性的困境是﹕尽管名为自由与解放的女人，球芸为自己无名的痛楚所命名的却仍是林黛玉式的悲哀﹕可怜爹娘死得早，无人替我做主。然而，在此显而易见的是，尽管秋芸并非一个绝抉的反叛者，但她也绝非渴求一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命运；除却作为中国女性的文化潜意识中的对于纵向亲情——父母兄弟的重视之外，钟馗作为秋芸/女性之梦，只是一种无奈而绝望的命名，一份朦胧的、 关于拯救的乌托邦（“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想着该让女人嫁个好男人”）。以男性形象出演的钟馗，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其间寄寓着当代女性的无名的痛楚、难于界说的境况、无所归属的茫然以及对于幸福与获救的向往。当女性的拯救者，只能由一位兄长的幽灵，一个鬼——非（男）人来充当，尤其是这个非（男）人的拯救者尚须一个女性来出演之时，男权秩序的图景已不只裂隙纵横，而且已分明轻薄脆弱，如一幅景片。《钟馗嫁妹》的舞台表演首次出现在影片中是在序幕之后的第一大组合段之中。其时，它是构成彼时围绕着秋芸的理想和谐的家庭表象的一部。除夕，乡村野戏台。台上，是出演《钟馗嫁妹》的秋父秋母；台侧是出神地看戏的秋芸和二娃。一切是如此的喜庆祥和。只有在一个推镜头中渐次清晰的台柱上的旧对联﹕ “夫妻本是假姻缘”在暗示着这幅老世界图景的裂隙。《钟馗嫁妹》的第二次演出，已尽洗喜庆完满而为残破。当秋父饰钟馗重返阳间、叩响“家门”，呼喊“妹子开门来”时，台上无人应声，台后乱作一团。如同一个黑色幽默，当兄长、拯救者到来的时候，拯救客体却呈现为缺席，“钟妹”已与人私奔而去。台上秋父/ 钟馗绝望地遮挡着台下飞来的油条、果皮、破鞋，试图独自撑住台面；台侧小秋芸目睹着父亲的惨状，大声哭喊着——秋母/钟妹不知所在，二娃不见踪影。 《钟馗嫁妹》场景的第三次呈现，已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秋芸与她昔日的小伙伴——男孩子们相遇的小桥边。这一次已是对《钟馗嫁妹》场景的颇为残酷滑稽模仿 ﹕男孩子们把小秋芸逼上了木板桥，而后晃动桥板，泼着水，齐声道白﹕“妹子开门来，我是你哥哥钟馗回来了。”当秋芸胆怯地向二娃呼救，男孩子们的齐声念白变成了“妹子开门来，我是你哥哥二娃回来了。”对此二娃的回答与表态是﹕“谁是你哥哥？你回去找你野爸爸去吧！”于是男孩子的念白变成了欢呼﹕“找你的野爸爸去吧！”此时缺席的已是会带来拯救、安全与爱心的兄长/钟馗。也正是在这一场景中， 当小秋芸被二娃按倒在地上，她绝望的、求援的目光投向无名的远方。在秋芸的主观视点镜头中，第一次出现了作为片中片的、神奇的《钟馗嫁妹》的场景。钟馗提剑喷火，在一片幽瞑与烈焰中力斩群魔。钟馗第一次呈现为秋芸想象中的拯救者。影片中一个极有意味的叙事修辞策略是，在片中片的《钟馗嫁妹》里，钟妹始终是一个缺席者，兄妹相逢、或出嫁的情景始终不曾出现。于是，一个喜庆的场面——婚礼和嫁妹的事实便永远地被延宕在叙境之外。拯救终于未能呈现或完成。第一次钟馗出现在现实场景中，是秋芸出演《三岔口》，被阴谋和惩罚的钉子刺穿手掌之后，当她在欲哭无泪中绝望中嘶喊时，钟馗在一缕明亮而奇异的光照中出现在后台，一步步走向半掩着的化妆室门边向里望去，伴着凄凉的唱腔﹕“来到家门前，门庭多清冷。有心把门叫，又怕妹受惊。未语泪先流，暗呀暗吞声。”特写镜头中钟馗热泪夺眶欲出。此时，室内的秋芸似乎占据了钟妹的空位。但她身上的男装、被红黑两色涂花面孔，使她置身于自居——化身为钟馗，与吁请——呼唤钟馗的钟妹两种指认之中。于是，现实场景中钟馗——男性拯救者的缺席，与片中片、舞台场景中钟妹——女性的被救助者的缺席，喻示一种古老的性别角色与拯救场景的残损。影片中，在秋芸的生活场景中，构成与钟馗形象对位的显然是秋父和张老师。然而，仅管他们都在秋芸的生活中充当着父兄的形象，但本文的叙事构成将他们呈现为某种意义上的残缺的男性。在秋母出逃很久以前，秋父秋母的婚姻已然是一个“假姻缘”；他甚至不是秋芸的生父。当秋芸在草垛子间发现了母亲和“后脑勺”的偷情，奔回剧团宿营的破庙时，近景镜头呈现秋父孤独地面壁而卧，显然是在他的视点镜头中，摄影机摇拍残破的壁画上颇具女性美的一条裸臂。那无疑是一个受挫的男性欲念的呈现。他抚育了秋芸，但他终于放弃了她，因为这是成就她的唯一选择。张老师几乎重复了秋父的行为。尽管他曾两次在元社会的性别误识面前将秋芸指认为一个女性，从而庇护了她“做女人”的权力，但他终于必须放弃她。为了秋芸的前程，秋父放弃了他唯一的亲人；而张老师放弃了他“头号武生”的地位，将它作为一个空位、一个礼物留给了秋芸。和秋父一样，他也放弃了自己全部感情之寄寓。他们所能成就的只是她的事业，而不是她的幸福。当男性——经典性别角色中的拯救者与主体缺失之后，传统女性的世界便因之而残破。一个试图修补这幅残缺的图象的女性便只有去扮演——扮演理想男性的形象，但扮演却意味着她甚至不可能同时作为女性主体占有这一客体位置。必须自我拯救、而又无从自我拯救的现代女性，便陷落在一个由扮演与自我的缺席、女性的表达与沉默、新世界的一片空明与旧世界的彻底残破之间的乌有的狭隙里。秋芸/女人与钟馗/男性的拯救者便只能序幕式地于镜内镜外彼此相望。影片的最后一个组合段中，秋芸和 “父亲”相聚在一起；无数烛光投下一片富丽而温暖的色彩。秋芸几乎是沉浸在一种幸福感中设想着﹕“明儿头场戏，你演钟馗，我演钟妹，你送我出嫁。”这是最后一次，秋芸渴望修补一幅关于性别角色的理想图象，她自己出演钟妹以添补这一始终缺席的空位；并凭借父亲使自己在舞台上被指认为一个幸福的女人。然而，这一指认立刻以另一方式再次呈现，但这是一次，是元社会的指认，它指称着一个期待的失落，指称着女人并非真正改变的“第二性”的地位。当秋芸父女沉浸于幸福之中时，一个歪扭的阴影从画左入画，并最终将将那片阴影罩在秋芸身上。是当年接生的王婆﹕“好，你生下来，只看见一张大嘴，哭得有劲，象唱大戏似的。你爸以为是个儿子，等我一看啊，少个那玩艺儿，是个小闺女家。”在元社会的指认中，女性仍是一个残缺的性别。于是，秋芸—一一个现代女性、甚或是一个成功的女性也只能怀有一个素朴的、却乌托邦般的愿望﹕“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总想着该让女人嫁个好男人。”拯救的希望仍寄寓于一个男人，尽管只是一个残缺的、准男人；话语仍是经典话语，女子于“归”。影片呈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困境，同时以经典话语解构了关于性别角色的经典表象。影片的尾声中，叙事人终于让钟馗出场与秋芸相对，并声称“特地赶来为你出嫁的”。而秋芸的回答是﹕“我已经嫁了，嫁给了舞台。”问﹕“不后悔？”答﹕“不。”一个不甘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现代女性，一个踏上不归路的女性。无悔吗？是的。但未必无憾。如果说，钟馗最后出演终于成就了一幅（准）男性的拯救者与女性的被救者的视觉同在，那么有趣的是于银幕上面面相对仍只是两个女人﹕那是秋芸的扮演者徐守莉和出演了全部钟馗场景的、秋芸故事的原型人物裴艳玲。再一次，于不期然之中，它完满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完满了一个无法完满的女人的表达。《人·鬼·情》并不是一部激进的、毁灭快感的女性电影。它只是以一种张爱玲所谓的中国式的素朴与华丽陈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并以此呈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女性困境。在经典世界表象的残破与裂隙处，墙壁上洞开的窗子展露出女性视点中的世界与人生。在影片的本文中，他人对女性的拯救没有降临、也不会降临。然而，或许真正的女性的自我拯救便存在于撕破历史话语，呈现真实的女性记忆的过程之中。

[太阳]特别推荐[太阳] 一个人的课堂一部优秀的获奖影片，讲述的是震撼心灵的社会课题，因为商业价值不高，即将与我们失之交臂。特别认同影片的人，要带着孩子穿过半个北京城去看这场电影，因为大部分影院都不愿排片。中国有一半的儿童，不知道另外一半儿童的生活状况，您以为他们的生活真的与我们的孩子无关吗？不，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和3500万随迁儿童的生活就是我们孩子的一面镜子，而且在未来也必然会与我们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这寒冷的冬天，让孩子在家门口的电影院感受和体会同龄孩子的生活，送给孩子一份最好的成长礼物！融聚已跟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临河里店）确定了周六（1月27日）上午9:30准时开始。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观影群报名。多一个人观看，就多一份心灵的震撼，就多一份对这些孩子，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代玛丽雪莱专业研究者Vera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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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而言，电影在服装、背景和氛围营造方面可圈可点，让人似乎回到了19世纪初伦敦没有太阳的白天和日内瓦大雨倾盆的黑夜。主演范宁演得也很出色，眼神中透露出比她年轻的面容所能承载的更为深刻成熟的东西：那是一种受难中的高贵，痛苦中的忍耐以及忠于自我的勇气。整部电影看似平淡无奇，毫无波折，即使有波折之处（私奔、孩子死去）也没有音乐和情感的渲染，但事实上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玛丽在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墓前读书开始，到接下来零零碎碎的情节和片段都像是四散掉落的珍珠，而短短几分钟《弗兰肯斯坦》这本小说的创作的镜头就像是一条结实的线绳，将它们一个一个穿了起来。

电影主要触及到四个关系：玛丽和她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她父亲戈德温，以及和她丈夫雪莱的关系，克莱尔和拜伦的关系。玛丽的母亲可以说是西方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女权主义者，电影中通过戈德温之口说起她：“你母亲是一个战士，她和世间的一切为敌”。母亲不同凡响的勇敢是玛丽敢于走上背离世俗之路的动力源泉。还有一处提到她母亲是在拜伦指给她看一幅Henry Fuslei的画像，画的是一个睡眠中的女性正在做噩梦，她的梦外化为一只可怕的猿猴蹲坐在她身上。画面中女性姿态放荡的躯体，散乱的头发，猿猴狡黠邪恶的面容，充满了淫欲、暴力的暗示，似乎女性既是被蹂躏践踏的受害者，又成为这种畸形关系的共谋。而Fuseli正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个情人（他们的感情使她吃了很多的苦头）。这幅画事实上是一个隐喻，即对于一个十九世纪的女性而言，什么是她们最大的噩梦？小说于是引入了两个平行的恋爱关系——玛丽和雪莱，克莱尔与拜伦。前者可谓真爱，父亲断绝父女关系的威胁，和爱人已有家室的事实都无力扑灭这场爱情之火，但是当雪莱妻子和玛丽当面对质时，她已经犀利地点明了他们未来的结局：“我几年前也是和他私奔的”，（看看现在的我，就能想象未来的你）。诗人的爱情如苍穹之云，如星空之月，中看不中用。强行实行“恋爱自由”的理论，和妹妹克莱尔肆意调情，不顾暴雨如注带着生病的女儿奔走，以及留下一堆未解决的前妻和孩子的问题.......这些都让敏感的玛丽陷入无助和绝望。当她的孤独和愤怒都化作一个复仇的怪物时，雪莱竟然建议将之改成“一个代表着完美之人的天使”。玛丽的委屈和怨气爆发了，她惊诧于爱人和现实的绝缘，她喊道“你看看我！”（你如何要求一个额头上结满风霜的人去迎合你对未来天真的期许？）电影最后，雪莱当众承认，“是我让她陷入如弗兰肯斯坦的造物一般的无尽孤独之中。”雪莱无法理解玛丽巨大的隐痛，但克莱尔能。虽然她也是玛丽生活的捣蛋者之一，但她自身的爱情悲剧让她对玛丽（和怪物）感同身受，她的理解是同样作为女性受害者的同病相怜。比起雪莱对爱情的随意态度，拜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自恋让他把任何一个情人的爱都当作是自己理所应当享用的祭品，他的道德盲点让克莱尔的一生都在为自己冲动的过错赎罪。再来说戈德温。他既是玛丽的文学启蒙导师，又是召唤怪物的一片暗影。他教导玛丽“去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开启了她的文学梦想。但当私奔后的玛丽在市集偶遇父亲时，父亲对她冷漠地如当时冬天的温度。就像玛丽质疑她父亲：“我们是按照你的理论生活的”，但他却否定女儿的自由恋爱并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一样，小说中的怪物也是弗兰肯斯坦一手创造的，却同样被无情抛弃。（当然她父亲作为过来人，了解把理论不加三思地付诸现实的代价，这也是他身上的ambiguity）因此可以说，《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就是画中的梦魇，是雪莱前妻的自杀，是玛丽梦中复活的孩子，是她被抢走的作者头衔，是许久未见的父亲转身而去的背影，是克莱尔雨夜的狂奔......一切的一切都不再散漫无序。不过窃以为有一个情节设计多余，即玛丽去苏格兰那部分，如果是为了设计在那里遇见雪莱的话，更是没必要，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在戈德温家里相遇的。顺便提一下电影中出现过的诗歌：雪莱的”Queen Mab”，柯勒律治的”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拜伦的”She Walks in Beauty”.

以上是作为普通观众的影评部分，主要是对电影本身的理解和解读。接下来是作为玛丽雪莱研究者的吐槽部分。电影作为一种商业的产物，戏剧化和好看是首要目标，真实性则会退居第二。为了不让大家对玛丽雪莱产生误解，我列举一下被影片歪曲的几个主要的地方（细节部分就不追究了）

1，雪莱和玛丽第一次见面是在戈德温家里而非苏格兰。

2，玛丽知道雪莱是有妇之夫，因为是他们夫妻一起到戈德温家里吃饭的。可能为了道德上的考虑，导演把玛丽无辜化了，事实上雪莱妻子的死一直如一个罪恶的秤砣一样悬在玛丽的心口。

3，雪莱到死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诗人，他所有的诗歌加起来卖出去的数目不及弗兰肯斯坦一部作品。直到1824和1839年玛丽编辑了雪莱全集后，他才渐渐奠定其地位。因此，公园里有粉丝签名情节是假的，因为他名气大所以要他来写小说序言也是假的。这就引出来本片最具欺骗性的情节——争夺作品权的问题。当时小说写出来后，雪莱帮助修改了一些字词，写了序言，联系出版商匿名出版，确实一些人猜测这本书是雪莱写的，包括大名鼎鼎的Walter Scott，但是玛丽写信给Scott谦卑而礼貌地澄清了他的误解。所谓夫妻之间因此而起的冲突和冷战全是为了契合女权主题编造出来的。

4，克拉拉是玛丽第三个孩子，她的死亡确实是由于雪莱的鲁莽，但当时他并未和玛丽在一起，是他为了图自己方便要求玛丽连夜带着生病的孩子去罗马投奔他，因此孩子病情加重，死在那里。

5，玛丽的性格也是一个误解。范宁演出了她性格中坚毅、隐忍、高贵的一面，但是她的另一面是内敛和软弱（她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电影中玛丽和父亲的正面对抗，和雪莱的激烈争执以及对拜伦的大胆挑战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虽然她内心也许这样做过无数次....玛丽一生都并非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在日记里说，“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可能再写一部《女权辩护》，我总是无法宣告自己”。“对于女性问题，我从未确定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不是撤销所有的束缚，就能保证社会的进步，人生来总是要学会自我否定”。她当然为女性的被压迫鸣不平，但她同时认为，在生活的复杂性面前，任何口号和理论都是无能为力的，反而是女性身上原有的对爱的守护和忠诚能够守住一方幸福。

总体评价——虽然从透过人物经历从女权主义这个视角阐释《弗兰肯斯坦》的诞生并无不妥，但是这同时也压缩了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玛丽作为一个作家用文字走出小我探寻真理的使命感。

以上。

关于电影的背景我一无所知；看着主角的打扮自以为是荒诞片。。。。

看简介说堂吉诃德时，我便有些抵触，因为我从小学起便一直沉迷于各式各样的武侠、网络小说之中，堂吉诃德的结局和嘲笑便是对我们这类人的奚落！

电影终究还是看完了，堂吉诃德不会死，因为总会有像他那一样的人出现！

鞋匠 最后说我一直知道你是谁，毫无疑问，他是在装疯，现实得有多残酷才能让一个老人装疯这么久？

一开始身为导演的他使唤着员工，而老板却使唤着他，俄罗斯人更是驱使着老板；这真是个荒诞的金钱社会！

剧中无处不在的诱惑、陷阱、小人。。。。。

在托比的幻想中，风车般高大的巨人他也敢面对、反抗，然而不敢却去面对这个肮脏的畸形社会！进一步对比出他对现实的逃避；

导演垃圾，编剧垃圾。

好好的故事讲得像什么玩意？还不如双鱼玉佩故事性好

其实故事很简单，未来地球毁灭，人类飞向太空寻找生存机会，无意中在太空中发现一颗地球，一颗被外星人控制的镜像地球，其实就是地球的镜像克隆体，由于技术原因，地球上一个罗布镇，也被镜像到克隆地球，所以剧中罗布镇的居民全是镜像人类。

外星人在镇外建了一个外星城市，而罗布镇却成了外星人的实验室，罗布镇居民成了实验品，外星人为了控制镇内人类，安排一个外星人装成族长控制着整个镇，为了控制人类，外星人把镜像的罗布镇时间设置在民国时期，还经常对镜像人类洗脑植入奇怪记忆，清除真实记忆……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雪鸮的太空人类女子驾驶飞船到克隆地球调查真相……（地球人得有多少啊，一个明显要接触外星人的危险的调查任务居然只派一个女人前往）最后飞船受磁场影响，飞船坠落克隆地球的罗布镇，雪鸮遇到了一群罗布镇镜像居民，最后喝一部分镜像居民一起对抗外星人族长，最终在地心依靠外星技术打败外星人族长，最后很扯的是，外星人明明可以远程魔法攻击团灭镜像人类，却偏偏要拿刀近战物理攻击，最后被打入无底深渊，而雪鸮带着几个镜像人从地心逃离，地心是链接两个地球的通道??

我的感受：

1 远超预期 2比第一部强 3 格局打开 境界打开 4中国影史第一科幻系列作可期！

对于部分影评的感受：

在荧幕上

美国人孤胆英雄可以 中国人大杀四方不可以

美国人大聪明 亚裔非裔背景板 毛子大坏蛋可以 中国人主事拯救世界不可以

美国人星条旗当战袍 名字直接就是美国队长 文化输出影响全球可以 中国人战狼不可以

美国人一部一个美女谈恋爱可以 中国人谈恋爱就是你烦不烦不可以

我也不喜欢主旋律 不喜欢献礼 不喜欢说教

但屁股不要太歪

真够贱的啊你们

养鸡比起猫猫狗狗更有一种乡村感，印象深刻，此片最佳演员-鸡，她抑郁了。

冬泳的水声很清新，加上蓝色的湖面，引起极大舒适。

女主一直在蜕变，就算不能在一起，我也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结局女主没有和男主在一起的结局脱离圆满爱情的常规结局，而是通过每个人的成长让人眼前一亮。

此片很宁静，适合戴着耳机欣赏，真正的轻松影片的感觉。

片尾曲很好听，但在各个平台都搜不到。

关锦鹏张彻吴宇森焦雄屏李安陈凯歌《大阅兵》《霸王别姬》程蝶衣的死是一种男性性欲的再次确认、只有这样才能成就程蝶衣对另一个男性的情感、菊仙作为一个常规情感关系的对比谢晋蔡明亮《爱情万岁》寻找父兄、情欲上的投射侯孝贤父亲的形象/杨德昌张元《广场》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从父权中心到小皇帝、溺爱现象、望女成龙；凸现边缘人来完成社会完整性表现；《摇滚青年》整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年轻人；《东宫西宫》社会边缘人群、对主流常规社会形态的挑战Transvestites and Transsexuals徐克《刀马旦》《东方不败》（变性人、性别倒错、60年代运动年代、每个人都去争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权利）《梁祝》“性别的暧昧最终在异性恋是唯一选择下跑完全程”“同性恋的电影感动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他是人”

桑弧《梁祝》1953；对水镜指认性别

看完已经是25日凌晨了，决定写一篇影评吧。

令我没想到的是，花二十多块钱在家门口影院看的国产恐怖片，竟然意外的还算不错。

以前有段时间时常去电影院看晚场电影，看的最多的就是国产恐怖片。人少票价便宜，女主角们还老穿睡衣。不过虽然也有几部不错的作品，但无奈大部分的作品实在是惨不忍睹，于是便放弃了。今天看到《碟仙》这样的标准烂作片名，原本是没有一点兴趣的。可是看到演员阵容，黄奕、范逸臣，还真是我都听说过的知名演员吧，并且豆瓣评价虽然不多，但是在国恐中可称水准的评价，以及正好家门口晚场就在放，于是便来一睹真容。

先来大致透个底吧。黄奕带着闺女住进了闹鬼的房子，闹鬼，结果发现前房东老夫妻女儿上吊，老公是凶手并潜逃失踪。最后结局是老太婆是凶手+装神弄鬼。

一句话可以说完的剧情内容，就是本作的第一个主要缺点。故事发展上过于简单，前面大部分晚上吓人+白天过渡的模式为主，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剧情推动。80多分钟的电影本身不长，不过从差不多最后20分钟黄奕才开始调查，找了前住客，再找了老太婆，发现了尸体，抓住了凶手。节奏的失衡十分明显，吓人与讲故事略显脱节，作为一部完整的电影，契合度有待提升。

第二个主要缺点，就是剧情的确老套。无论是充满了20年代风的为了出国抛弃妻女，还是但凡失踪人口多半已被干掉，抑或是掐指一算就那个人可能是凶手，剧情上的悬疑性和多样性过于单薄，绳之以法的必然性毋庸置疑，也许是剧本的缺乏创业，也许也是因为对于内容审查要求的必然。

讲完缺点，接下来，我还是要大赞一下的。

首先音效方面，保持了国产恐怖片一贯的高水准。虽然前半段吓人桥段有点多，虽然不怎么恐怖，但是依然继承了国恐音效师撑起半边天的优良传统。木地板的嘎吱声，配乐声，尤其是床下床上镜头过渡切入的音乐，时机把握方面十分优秀。唯一遗憾的是后半段真相揭开部分，以及搏斗部分过于仓促，稍纵即逝，否则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吧。

其次，有人说导演深受温子仁的影响，的确有些影子。抓鬼小分队的设定异常熟悉，自动摄像也是经典招式。同时，并没有像洗钱流那样动不动就女主角啊啊啊尖叫，也没有红指甲红披风灯光白粉脸灯光由下往上玩幼稚装鬼风。全片正面鬼怪装相当至少，更多的比如木门的慢慢打开，周围跑过的脚步声，一根手指，门缝中透出的镜头，远处看到的上吊人影等等，可见还是希望通过氛围渲染环境的营造，制造出恐怖的气氛，虽然因为和剧情推动脱节导致节奏偏慢了，但也算是比较成功。

最后，就是大家有提到的开放式结局。片子的结尾，黄奕收到胡子送来的之前抓鬼拍摄的照片，胡子慌张的直接离开，黄奕拿到照片惊恐的表情，全片到此戛然而止。在内容审查的大环境下，只可能有精神病患者或歹徒被绳之以法两条路可选，最后的镜头也没有交代照片上到底拍到了什么，但是无论是最后黄奕准备玩碟仙却陷入了幻想，最终也不确定到底自己有没有玩碟仙，抑或是手中照片的内容，都给到观众以遐想，这点在其他国恐上几乎没有见到。既是一种尝试，也算是一种突破吧。

至于有人会说黄奕的表演有点僵硬，范逸臣的角色设定太狗血，老太婆拿着把斧子却专修刀背晕人过于智障，精神病院的大夫看见有人上门调查就合盘托出病人全部信息之类的，姑且就别太放在心上吧。

片子估计也就排一周，每天就那么几场。综合来看我认为称得上合格，为了支持鼓励，不妨4星推荐一下。另外，小九是我的菜呀！

PS：看恐怖片真的要挑队友。后排几个男男女女，那一惊一乍的，简直让影院气氛事半功倍，完美实现了立体声中的立体声，中国好观众，失敬失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