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电影，常常像是为了捡拾那些被鲜肉偶像挤出荧屏、窝在北京胡同里的老牌演员，号召而起的一次用实力说话的集体亮相。《我不是潘金莲》有着非常出色的群戏，串联了众多男性角色，像张嘉译、张译这样演员的存在，总是无形给人很踏实的感觉，至于范冰冰饰演的女主角，他们是把这朵花衬托的更夺目了，还是衬下去了，去看电影吧。

今年电影市场泡沫的破碎趋势，其实给很多电影从业人员敲了警钟，比如演员，演员本就该试着去驾驭不同类型、挑战自己的角色，若无视戏路越来越窄的危险，或者顾虑形象将自己留在舒适区，演艺生涯就会变的前途未卜，很多合适的角色也就擦肩错过了。学不会再深入不同的人物状态，拿出使人信服的演技。在翻云覆雨的电影界，这决定着他们演员道路能走多远。这话倒不仅适用于演员。

大众对于范冰冰的印象多半停留在一个时常红毯亮相、拍光鲜亮丽时尚大片的范冰冰，她在荧幕中塑造的种种角色并不讨彩，因为那是一个个空洞的花瓶角色，中国电影长期的浮夸、虚假，本能而怯懦地回避、冷落人们真实生活的所在，从某些意义上说，可坑害了不少纵有抱负理想的演员，悄无声息地榨干了他们身上的朴实、演才，让他们变成了不沾一丁点土的“豆芽菜”。我想看过《苹果》、《观音山》的人，自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范冰冰愿意接拍这部电影，在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游走盘旋，勇气胆识值得称赞。其情形一如冯小刚在《老炮儿》中，在一群不遵循道义、行事风风火火的小鲜肉里争一口江湖老气。

在《我不是潘金莲》之前，范冰冰与冯小刚也合作过刘震云编剧的《手机》，影片中范冰冰饰演的出版社编辑，是葛优角色严守一的秘密情人。她的艳俗放浪，连番的电话勾搭，导致最后严守一家庭破裂，与新的爱人也催生出信任危机。所以偶然听到走进影院的观众把《我不是潘金莲》，大都简称为“潘金莲”，不禁觉得好笑，冯小刚导演与范冰冰合作两次，拍的她竟然都是“潘金莲”。

这部政治尺度很惊人的电影能够顺利拍摄发行，更多得益于编剧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的圆滑机智，刘震云的小说语言非常独特，唠家常似的几句话就能准确勾勒一个人物。他有把一个荒唐无稽的事情讲到最后使读者信以为真的天赋。兴许在这里刘震云得到了他的律师老婆帮助，《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内核不是一个展露出尖锐对抗姿态的伸冤案例，而是刻画一个“李雪莲”这样的“固执”农妇，为一件“家务事”、为了脱掉“潘金莲”的恶名，而近乎荒谬地上访了二十年（电影中缩短了十年），最后以一个意外事故收场。这样巧妙的设定，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出闹剧，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必太当真。但若这个故事随便换个人设，其锋芒力度便会昭然若揭。很多尖锐的东西，目前我们只能以闹剧的形式呈现。以怎样的心态看这部被划入喜剧类型的电影，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比原著小说的百无禁忌、直白凶猛，冯小刚拍的可谓谨慎又匠心独运，短了不少戾气的攻击性，或者是他故意把观众的目光支离散开了。比如在电影中，围绕李雪莲家乡发生的情节，均以圆形画幅呈现。取景地江西婺源，雨雾笼罩、林屋排列、古色建筑等场景，在不占画布一半的圆形中，每一帧都是一幅引人陶醉的山水风景画，极具美感。李雪莲与官员再激烈的冲撞舌战，也很难改变这种淡雅别致景色氤氲出的迷惑性，它像是完成了对敏感地带的消声处理。在北京的上访，冯小刚又用手机屏幕式的立长方形，《新闻联播》般的领导人会议报道，来表现权力中心的规则与凝滞。最后又使用窄宽荧幕做了一个伏笔的收尾，想想都大有门道。构图，暖寒的色调运用，也可玩味有趣。

但比起老谋子那部题材相似的《秋菊打官司》，巩俐造型的惊叹世人，土到掉渣。范冰冰的农村妇女造型显得没有那么夸张，棕色长袄搭配斗笠，颇有几份江湖侠气。尤其是许多段李雪莲走在落雨的道路、桥梁间，伴随着密鼓声，我们看不见她的面部表情和眼神，额前几卷长发迎风摇散，沉默坚毅，体内蕴藏着满腔的力量，像身披重担的女豪杰，去揭露挑破大小官员自利贪图的丑陋面目。

自然很多观众会把目光投射到影片“官场”揭露的层面，李雪莲的存在仿佛便是为了勾连并展示各级官员的样貌，来说“天底下乌鸦一般黑”，她本人倒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了。电影的多处段落，也完全没有范冰冰的身影，而是被一些领导人推诿责任的吵骂、遮掩的反思语录替代，李雪莲则一个人走在买凶杀人、拦车和闯大会堂的道路上。雨里来、雾里去，像鬼一样缥缈的范冰冰，在人面前被冻的红扑扑的脸蛋，看久了倒显得天真可爱。个人感觉在这里她的演技还算在线，到电影后半段，局势反转，她不再摇尾求人，再不给任何男人正眼看，也很好表现出了无人理解的孤独，但内心又不渴求这些人怜悯的情绪。

这与原著小说的编排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雪莲的故事被放置在超长的序文里，而一个讽刺上访文化的黑色小幽默确被当作正文。尽管看似许多官员围绕着李雪莲愁的焦头烂额，但李雪莲并不重要，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不然她所执拗的东西，不会拖了数十年无人问津，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给我们留下更深印象的只是官场的变动，一群没有更高精神趣味的中年男人在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中衍生出来的争夺饭碗的勾心斗角的千姿百态。

“官场”一词的说法应该来自民间，或者是群体内的自嘲。它看似与我们十分遥远，但每当我们需要做什么，哪里犯了错误，或者它主动来刁难时，我们的生活就会被完全搅和进官场，目睹其真实一面，并不得不与它处处配合，发挥“忍”术。我们实在受了它太多窝囊气，却还总要高声歌颂。像我的长辈家人，他们对政府服务机关的看法大都是它不会为人们排忧解难，却是带来忧难。李雪莲凭借一己之力，把一层层搞得天翻地覆，市长县长三番五次亲至家门做动员工作，对观众来说，更多是呼出一口恶气，过过干瘾。李雪莲上访换置到现实中，立即就会变的惨不忍睹。官场总是有一面是令人恐惧的东西，一面又是荒诞可笑，刘和冯都取了它荒诞的一面，舍去了那令人恐惧的一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李雪莲风风雨雨的数年，便是“一入官场似海深，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但这话倒不仅仅在说李雪莲，小说中还出现过一个叫董宪法的专委，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太正义，不懂得官场礼仪，职位才一直上不去。当正义变为灰心时，便有些得过且过，深觉得还不如在牲口市场倒腾牲口伢子快活，当自己也因李雪莲被撤职时，他甩下一句“去球”，真去倒腾牲口伢子去了。他很恰当形容出了混官场的这些人的真实心情写照，也难怪电影结尾处，李雪莲偶遇被她撤职的县长，对方也反而觉得自在安然，开始真正理解李雪莲的处境和所求。尽管不快活，官场还是像一个旋转的漩涡，像卡夫卡《城堡》的描述一样，指令经过无数层传递到土地测量员K.身上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在官场里没人能以超脱的姿态观察自己的处境和变迁的环境，他也不得不和城堡里的所有人一样，像个螺丝钉一样，被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去，半辈子也不能从中抽身离开。一路勾心斗角，一路处心积虑。

但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说电影全是围绕着他们的，单独看李雪莲的线，其实也能看出很多典型的中国现实剖面，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剖面。

在得知前夫去世，自己的状再无法告下去的时候，失控的李雪莲蹲倒在菜市场，嚎啕不起。不得不说范冰冰的哭戏还挺能打动人，病后的一段她短发凌乱，脸色烫红的差，进入状态撒开演了，是感受到了李雪莲这一路的遭遇曲折吧。她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果园上吊。后来她却又心态转变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面目，怪诞而又有些灰心地笑起来，不置气了。这时镜头才给了范冰冰演了全片也没求来的面部特写，她在为自己感到可笑。

纵观李雪莲上访之路，她有许多次动摇和不坚定，人情世故的冷淡欺骗和由之而来的失落情绪，几次影响了她的选择，但都没有打倒李雪莲的生活热情。第一次李雪莲静坐市政府被拘留，心身受挫死了心，心想前夫肯承认错误便不再追究，好生过日子。前夫却把她逼进了道德不洁的死角，李雪莲不得不重归上访路。十年后再次死心的李雪莲，听了老牛的意见不上访，问题却又被官员激化，后又中了厨师大头算计她的骗局，怒火再难平歇。

能跟李雪莲说话的这头牛也别具意味，知识分子常说“对牛弹琴”，大概就是他们对待没有文化的人的态度。有多少知识分子，把农村生活的那些女人统称为“农村妇女”，觉得他们丑陋、刁蛮、不讲理，差不多是地球异类。刘震云访谈中说他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无知，他们口口声声在说所关注的乡村议题，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丝毫不重要。他们忽视和没想到的，却是那些人生命的一切。人与人的不理解，或者引申到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之间的不理解，已经畸形扩大到了这种程度。

就好像那些被李雪莲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官员到底也没想清楚李雪莲究竟想要什么：她仅仅是为了脱去“潘金莲”的帽子，还是就是对他们行政无力的报复？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单独剥离出来，事情就会突然变的很好理解。李雪莲与丈夫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假装离婚，怀孕期间，丈夫出轨跟别的女人好上了。无论怎样丈夫在伦理上没有尽到责任，放在人情社会，我们都会站在李雪莲这边，可惜人情规约没有强制力。李雪莲上访其实是走上了一个错误的告状方向，她开始寻求冷冰冰的法律条文的帮助，在法律制度面前，她前夫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但李雪莲如果没有选择上访，情况可能会更加难堪。就像原著小说中，决定不再上访的李雪莲立刻选择了去果园上吊自杀。

中国乡村有着相当高的自杀率，学者吴飞在根据自己多年在河北某县城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本名叫《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人类学书籍，很是精彩。根据大量调查、口述，吴飞认为乡村的自杀行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精神疾病类的自杀，和“受到委屈”而自杀。这些非精神疾病类的乡村的自杀往往是“神圣”的、“取义”的，把他们送上绝路的是“受了委屈”、“自己的正义得到歪曲”、“人格受到了损害”。而自杀，不是示弱，恰恰是一种抗争。是威胁说：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也不软弱，这是追求正义的姿态、也是对他人实施惩罚。

人情的正义并不具备强制力，即便你理解李雪莲，你也只能道德谴责她的前夫；甚至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中，更可能包庇非正义情况，家庭中的任何矛盾也都被视为应该被化解。这时想要伸张正义的人，如果始终不愿意咽下这口气，被逼到边缘地带时，一种选择就是通过自杀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另一种选择就是寻求国家强制力来干扰他的家务事，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依靠。

显然，受到委屈的李雪莲，在各种熟人关系里“正义”无法得到伸张时，便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寻求国家援助。但国家选择的是用消极的手段来应对、积极的手段回避，“家务事”或者说公民的尊严是他们并不想管理的事情。像《我不是潘金莲》最后的定档海报中，圆形红色背景的李雪莲，茫然而没有答案地望着我们。而周围的男人，要么是轻视她，要么是想从她戳开的口子里得到自己的利益。

可以说，李雪莲如果自杀了，便会成为乡村自杀案例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尽管国家有各种理由认为类似的家务事难以清断，但当当事人不得不跳离乡村礼俗，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之地来为自己寻求正义时，逃避绝不是国家应该采取的姿态。就好像李雪莲可以给牛讲明白的事情，如果有任何一个官员不再以“对付”的心态而耐心聆听，并不会一直得不到纾解。

这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以下犯上倒不是说不可以，但你必须能耐小，没什么污点。比如李雪莲，在县政府门口静坐，要越级上访，把有牵连的官兵吓的兵荒马乱。你该说，抓起来不就好了！扔进派出所，随便找个罪名编排一下。问题就坏在李雪莲老实巴交，一个罪名找不到。不然费那么大功夫——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