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9年人类走进了高科技世界。。。。。。。。。。。。。。。。。。。。。。。。。。。。。。。。。。。。。。。。。。。。。。。。。。。。。。。。。。。。。。。。。。。。。。。。。。。。。。。。。。。。。。。。。。。。。。。。。。。。。。。。。。。。。。。。。。。。。。。。。。。。。。。。。。。。。。。。。。。。。。。。。。。。。。。。。。。。。。。。。。。。。。。。。。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不知是否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世间最大的谎言”，不过这句俗语确乎是社会和需要“母亲”形象的，母亲之外的他者共同塑造的符号。“母亲”之外的人以词语“母亲”为名，赋予一位普通女性以崇高意义和象征——暂时不提中国社会，在日本，女性被冠以母亲，就意味着需要同时完美的肩负生养、养育孩子的“责任”和职业、家务的平衡，同时还不能不忽视了对于“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的丈夫和男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照。

1、 正当母亲之年的人

剧中的女法官渴望追求自己的事业，却疲惫于照顾一岁大的女儿。她甚至做出表格渴望与丈夫共同负担责任。丈夫在饱受育儿之苦后终于对女法官说出心里话——“我不在乎你的什么事业，作为母亲，你的职责应当是好好照顾孩子，守护好我们的家”。在这里，被赋予母亲形象的女人所拥有作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愿望和追求，被母亲应当有的“不辞辛劳的守护家庭、照顾公婆丈夫子女”的完美幻象所消解和击败。符号自身拥有了确证的含义，而被赋予符号的实体本身是怎样，已然无人关注（鲍德里亚）。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女人你自己喜欢什么，热爱什么我不care，既然你生了孩子，你是孩子的母亲，既然你和我结婚，是我的老婆，既然你是家庭的一份子，是我爹妈的儿媳，你就应当尽善尽美的，向书中写的，宣传画上的那样！

2、曾为母亲之人

这部剧中的个人所代表的社会中人的性格、角色十分典型，也就此提供了分析社会现象极佳的文本。陪审员中有若干典型的老年妇女形象，她们对作案者采取鄙夷、绝不同情的态度。她们的典型言辞是“我当时养育孩子也很辛苦，但是，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呢？无论如何母亲都不能这样对待年幼的孩子！”是她们的典型言论。她们确乎是母亲，但已然部分或全部的与这个结构性异化的秩序为伍，对年轻母亲施加压力甚至“迫害”。年老的妇女通过与秩序的同化，已然脱离了自己曾经的经历，甚至将自己遭受的经历归为符号的荣光。

3、渴望成为但并非母亲之人

陪审员中的芳贺是一位渴望生育孩子但因种种原因无法怀孕的职业女性。她拥有令人艳羡的高级职位和体贴的丈夫，但始终因为没有孩子而耿耿于怀。在剧中，芳贺多次表示“母亲一次都不能表现出不爱孩子”“无法原谅也无法同情犯案者”“怎么会有人忍心对这样年幼无辜的孩子下手？”她在公园里发现了一位七岁的小女孩，由于母亲经常在家里接待“男客”而被赶到公园里。喜爱孩子的芳贺于是将小女孩带到家里做烘焙，在被小女孩母亲识破“没有孩子，想和我家女儿玩过家家游戏”时破口大骂小女孩的母亲“没有做母亲的资格”但也被反击“没有孩子的人没有资格指责母亲。”在这里我们暂且将女孩母亲的举动搁置一旁，芳贺的某些言语显然是站在不是母亲但认为母亲就应该如何的立场之上，以所谓正确的言论要求母亲本人，这也部分印证了母亲符号具有的，将社会各角色纳入其规范秩序之内的强大力量。

4、作为“罪犯”的母亲/不合格的母亲

电视剧的主人公，勤恳温柔照顾孩子、丈夫的家庭主妇山咲里沙子在做一案件陪审员的过程中，渐渐将自己与罪犯——不堪照顾孩子之苦而将七个月大的婴儿“扔进”浴缸的安藤水穗

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审判安藤水穗的过程中，检察官和律师各执一词甚至大相径庭——检察官将安藤水穗作为虚荣的、拒绝他人关心的、故意杀害年幼婴儿的罪人以及不合格的母亲“这样的人不配做母亲”，而律师认为安藤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持续的遭到丈夫和婆婆的否定、冷暴力，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精神负担，并在案发时已然处于精神衰弱状态，不具有杀意。山咲里沙子在听审过程中渐渐陷入恍惚、焦躁的状态。她越来越难以忍受处于“恶魔期”的女儿的恶作剧，丈夫的不信任以及婆婆看似关心的言行。她甚至将孩子摔在地上，落在电车上以至于在孩子哭闹时险些杀害了孩子。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她渐渐回忆起自己育儿中曾经遭受的焦虑、精神衰落、临近崩溃状态，以及周围人（丈夫、别的妈妈、公公婆婆和自己的母亲）对她施加的压力，渐渐明白自己也曾经失手将孩子摔在地上，险些酿成同样的悲剧——“我怎么忘了，她就是我啊。”此刻可谓是山咲里沙子最接近“实在界”（创伤性内核）的，最真实脆弱的核心地带——饱受育儿之苦，甚至对孩子起了杀意；遭受持续的“以爱为名的”否定，只想逃离家庭甚至对“关心你的人”破口大骂；不断的被要求成为一个“正常的”母亲，而终究成为不正常的人。而正是在这个影子重叠的时刻，主体可以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可以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并真正脱离深渊——里沙子与罪犯达成真正的共鸣，同时因为发现自己生命中“疯癫”的罪犯之影，感到恐惧进而释然；通过与罪犯的共情，发现了在符号所营造和倡导的母爱光芒背后，痛苦、压抑之阴影始终与之共存，通过对自我的发掘，最终与自己，也与周围世界达成和解。

大结局中，两位“不合格”的母亲坐在海边的长凳上，互相“数落”自家婴儿的不听话，言辞温柔，语带释然，海水如温柔的纱布在暮色中荡漾。如果生命中那些琐碎狭小的“不正常”能够被倾听、理解和接纳，真正可怖的不正常——全面的疯癫、残酷的自杀和他杀是否可能被避免？

5、母亲周围的人

电视剧大结局中，法官表示判处安藤水穗十年徒刑，但法官接下来似乎并没有照着读出宣判书上那些冠冕堂皇的，符合社会“规范”的判词，这个被称为从不“同情判决”的冷酷法官如是说，

除了社会需要与安藤共同偿还罪责，安藤/里沙子周围的人，丈夫和婆婆，“用贬低、伤害控制对方，以求把对方圈在自己身边，只会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在这里，单纯的homosocial理论（即男性试图通过占有女性来宣告自己在男性社会圈子中的存在）已经显得单薄片面，作为丈夫，作为父母，作为老师、长辈等各种角色的人，一旦他们天然的处于权力结构的上游，他们向下游的弱势表达关爱的时候便容易陷进这个圈套*，通过表达爱来实施占有，通过贬低对方进而圈住对方但实际上是试图表达爱，爱和占有互相追逐，仿佛福柯笔下权力和快感追逐的回环。

*在这里我想到了陶崇园一案。今年接受采访的陶崇园导师王攀及其律师出示的聊天记录及相关资料显示，王攀至今都宣称他在表达对陶崇园这个“来自农村”“容易自卑”的孩子的关爱，认为让陶叫“爸爸”是一种玩笑和约定，而陶多次表示他想要逃离王的管控。这可以看作是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一方试图表达爱和关心，另一方却认为是控制和占有的典型例子。

6、那么，母亲是完美受害者吗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和他者对母亲的规范和对身为母亲之人的结构性压迫使得被赋予母亲符号的人难以从中挣脱。然而，我并不想为身为母亲之人自身之缺陷开脱，即使这一缺陷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精神性压抑赋予弱势群体的某种性格体现。

看过电视剧的人都会对里沙子那种毕恭毕敬的客气，不断道歉说自己错了的态度，胆怯畏缩的形容举止印象深刻，这是里沙子母亲和丈夫不断的否定她试图将她圈在自己身边的体现，也是她从不争取突破他人界定的框架，未曾理智而独立的思考的结果——“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呢，原因在于我没有动脑思考。原因在于我任由别人为我的幸福做主，原因在于遵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无比轻松。”里沙子在陪审团评议时的这番话，通过勇敢的自我揭露和剖析，展示了弱势群体由于长期受到压制贬低而塑造的心理/性格机制。借用弗洛姆《逃避自由》中的理论，现代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选择的自由，但自由却给主体带来了选择和承担承担风险的负担，一部分有“虐待狂”特质的人选择成为强势的，主宰他人命运的人，一部分“受虐狂”特质的人倾向于随波逐流，接受他人的价值观和他人为自己做的决定，不用因选择的失败而承担风险，因为根本不需要“选择”。长此以往，他们抛弃了现代社会为主体赋予的自由，成为顺遂潮流的“常人”/“末人”，成为具备了奴隶道德的人，成为了社会规范的、他者（强者）的奴隶和附庸。他们要么心甘情愿的认为社会便是如此，要么在某些时刻感到压抑不满甚至走向疯癫，里沙子在剧中的转变是一个极佳的提醒和呼吁，作为母亲、学生、女儿、儿媳等种种处于权力架构末端的人，是可以通过积极的自我挖掘，交流沟通甚至部分对抗的形式，夺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的。

从对日剧《坡道上的家》中母亲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见母亲符号后交织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如何同蜘蛛网一般将活生生的主体越缠越紧直到崩溃。同时我们还可以见到，不只是母亲，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角色也受到了类似结构性异化的社会的制约。最后，弱势群体的部分性格/精神结构缺陷的产生不可避免，但正如剧中女主将自己面对的桎梏层层剥离显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夺回主体性和自由并非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红衣少女》故事所发生的背景是文革后的中国，在文革中被迫害和批斗的妈妈失去了工作，妈妈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不争不抢的爸爸在妈妈的眼里成为了无能的发泄处，她不断地埋怨丈夫的无能和懦弱，甚至从不欣赏他的画，也从不说好话。这样的母亲形象是真实的，她就是那个年代的女性的写照。女主角安然是一个追逐自我个性的新一代的代表，这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是被诟病的，因为她身上有“自我”的存在。在那个敏感的年代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非个性张扬，所以她代表着一股中国女性的新兴力量，也代表着我们崛起的中国。姐姐安静则是一个过渡断代的牺牲品，她为旧社会牺牲了自我和爱情，把真正的内心映射到了妹妹安然身上，这件红衣服就是她对妹妹爱的呈现，同样也是姐姐自我内心的呈现。身不由己，又心向自由。

安东尼·吉登斯说过：现代性的特征是制度性反思、时空重组和抽离化机制的扩展，即将社会关系从特殊的地域限制中解放，在时空中重组。Ulrich Beck说过：风险社会中的个性化趋势包含三个相关联的过程：一时将个体从之前无所不包的社会集体束缚，如家庭、亲属、群落、性别和阶级无所不包的阶级中寄托出来；二是用现代的科学知识瓦解其传统的信仰和规范；三是将个体重新融入一个社会连接的新形势，即现代社会，成为现代意义的公民。

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主导轨迹不同。中国电影参与推动了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将特殊的个体化历史时期和主导力量的差异都表现在影像叙事中，塑造出丰富的个体表现形式。但是，长期以来，电影学界普遍强调中国电影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集体意识和修辞。例如，Chris Berry说过：中国电影拥有“反个体主义美学”；Yau Esther说过：中国电影中的个体是非自主的。他们均认为中国电影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将集体置于个体之上的文化修辞。但是，他们片面强调中国电影的集体修辞，却在另一方面简化了中国电影中不断调整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忽视了电影中逐渐增多的个体呈现。如果将西方电影的横向比较放置一边，便能发现中国电影中个体化的主体性的崛起。只是个体的反叛常被纳入集体的修辞中，容易被忽视。

喻婉婷老师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证了每一个阶段中国的主体性特点。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早期的个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个体化，第三个时期是1980年代之后的快速的个体化时期。

首先，20世纪早期的个体化时期。长期以来，“自我”是个包含“大我”和“小我”的二元概念。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西方个人主义的话语作为摧毁封建体制的武器，在知识界和政治领域引发了实践和理论领域的震动。例如：五四运动就提出了“民族”“性别平等”“个性解放”的口号。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文中说：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持续的翻译、引用、重申和讨论，重新诠释并操纵了西方个人主义话语来建构其自身的民族国家理论。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发展出了不同的个人主义话语。这表明，个体从封建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中解放出来，首次被赋予追求个体自由和享受的权利，使新的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个人，开创了民族解放和革命中的个体创造工程。30年代的电影，尤其是左翼电影已经描绘个体崛起的曲折过程。如《体育皇后》1934，《桃李劫》1934，《新女性》1935等。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个体化。阎云翔曾说：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创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集体系统，将其中的每个个体牢牢固定。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路径将个体进一步从传统教条中解放出来，重新植入到一个社会主义系统中，导致了“钟鼓哦社会的片面个体化”。其中，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获益最大。国家力量通过这一系列社会改革工程渗入原先的私领域，这一时期的个体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服务的。这阶段的女性图像大致分为三种：1.林道静式的女性知识分子；2.解放后的农村妇女；3.坚强有力的女党员干部。使用国家化话语的叙事策略，在强化权威的同时，弱化了女性个体的主体性。这一时期的个体称之为被模式化的个体化。可大致分为几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如干部、农民、革命者、地主和资本家。其行动更多的是被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兴趣驱动。个体幸福，无论是浪漫的爱情还是和谐的家庭生活，都只有在当它符合并满足集体利益时才能获得。

在前两个个体化阶段，个体的崛起通过建设新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合法化，被个体利益驱动的个人主义也不被捍卫，但是和传统制度相比，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已被系统地改造。

最后是1980年代之后地快速个体化时期。以极快地速度和不同地形式在公、私领域持续至今。在80年代地“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提出地目标之一就是重建人地主体性，在这里，人是抽离与历史语境、超脱于国家等社会范畴地自然人，拥有至高无上地主体性。更接近西方理论所描绘地内在与工业化和商品化过程中地个体化过程，即消费社会地个体原子化过程。20年代地社会个体化背景带来了电影影像的个体化，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导演发展出个人意识并拥有越来越突出的个人风格。例如《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4，《沙鸥》1982，《女儿楼》1985，《青春祭》1985等；其二是电影文本叙述中的个体化，即角色的个性化和个体呈现，重塑个体的主体性——个体化的主体性真正浮出历史地表。

个体化即个体化的主观范畴。贝克曾说：个性化的范畴分为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主观范畴包括个体认同和个体意识，即在出身的身份之外，个体重新进行自我定位的过程，从由出身所决定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电影作为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文化发展的浪潮中，对社会个体化的主客观范畴，尤其是个体化的主体性的提升有着生动体现。

Dominique Chateau说过：批判巴赞的现实主义电影学忽视了电影中常见的主体性，是“刻意的本质主义”和“过度简化的”。认为主体性包含三个方面含义：意识、多样化的内在表征、以及主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

Gregory Currie说过：主观镜头，包括视点镜头、幻觉画面、梦境序列、对错觉的描写、模糊的画面、扭曲的镜头中的主体性。还可以通过主题、叙事、蒙太奇、时空重组和场面调度来表现主体性——内在思维、心理活动、想象、思想、梦境、幻觉。广泛主观领域——从某个角色的主观意识活动直到指涉“作者”之存在的超主体性。个体化的主体性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曾短暂出现。例如《小城之春》1948等。

80年代的角色主体性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特征模糊化。1979年，《春雨潇潇》《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等影片显示出阶级之间流动的可能性，使任何被固化的阶级特征显得相对和不真实。角色越来越多呈现为不可归类的个人，而不是类型或模式。电影显示出一个持续调整的个体—集体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个体的诉求被关注得越来越多。

第二，个体的牺牲。在社会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中，集体利益等于或者保障了个体的利益，80年代电影仍然要将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开始表现个体在贡献集体式做出的牺牲，受益的集体在反哺个体时显得无能为力，例如《女儿楼》《乡音》《人到中年》

第三，女性的呐喊。在大多数的80年代电影中，个体“喊”出了他们的诉求或叛逆，虽然个体诉求的实施仍然在集体的操控下，但是电影已将其合法化，成就了电影对主体性的塑造。例如《原野》《春桃》《乡音》《贞女》《孩子王》《轮回》（清晰的个体化陈述）《红衣少女》。

第四，男性的解放。《原野》《摇滚青年》（体制边缘人的群像）。

《红衣少女》是一部作为寓言的伤痕电影。

第一，个体化与集体化的对抗。

第二，多种文本冲突(个体—集体、少儿—承认、家庭—学校、不同道德如诚实—不诚实、新—旧）等。

第三，作为符号系统的色彩模式。红色的三层意义：时尚、突出、前卫；主人翁的个性、自我实现、性别意识、反思性的自我；通过展示个体—集体冲突使社会监视系统得以显现。

最后，对萤幕个体化的反思。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大致在国家的管理之下，国家将个人解放作为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手段，而不是政治生活的结局。与社会运动中的集体策略相类似，中国电影也采用了国家化的叙事来表达个体的诉求。中国的个体化的一个特征是生产自私的个体。

6月，我室友力荐我看《强风吹拂》，说如何如何甜，受以前那些青春电视剧的影响，我内心抵触不看，然后无意之中看了一个小片段，嗯，真香，然后弹幕里有人发男女主怎么怎么甜，好奇心迫使我点开了强风，然后当天晚上熬夜到四点，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妈呀，这剧是真甜真香，看完想谈恋爱，林峰，运动系少女，钢铁直女，十八般武功样样精通，有一个超级好的闺蜜，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学同学，夏迪，霸道总裁，但是有点小恐高，对喜欢的人，体贴入微，现实欠我一个夏迪，一言不合就拉女主去尬舞哈哈哈哈哈哈哈……感谢强风在我繁忙且累人的工作之余带给我快乐！！！生活不易，快乐面对！！！李凯馨演技真不错，很自然！！！爱了爱了~

我是看完2分8秒的预告片才对这部实验气息浓厚的电影发生兴趣的——一家武汉的小饭馆里，在杯盘狼藉的镜头中间，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半醉半颠的说了一堆闲言碎语，似有所指，又不得要领。电影使用了黑白片效果，加之武汉背景和方言。浪导以为电影在正式观看的时候，会呈现出一派市井野趣和对白的淋漓快感，最终带给观影者一些俯视当下的荒诞体验。在看完全片后，显然，浪导预期看到的那种效果，并非加拿大籍导演李珞所擅长。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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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了创造营，one pick 了戴景耀，就去补了他的剧和综艺。这部剧我是一次性就全部看完了，没有任何快进和倍速，里面的反派高大人还挺可爱的哈哈，戴戴女装很不错啊，确实有一瞬间惊艳到我。哦对了，我要吐槽戴戴在里面的一些服装，太花了吧也，要不是戴戴有颜值和演技撑着，我就真看不下去了（我说衣服，不是说剧）这剧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这大概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的番。

关于勇气，关于信念，关于爱。

这部番的内核是一部成长史，是一则打破自我而后立的赞歌。在一个宏大的叙事中包裹真诚的情感，这应该正是导演所擅长的。在本番中，拯救分家于危难的强烈使命感，与自身卑微弱小的草芥出身，对立统一地构成了浓墨重彩的戏剧冲突，并几乎时刻作为林动自我鞭策的动机推进着剧情。

除了勇斗山贼、符师会出头、硬刚雷蛇、立斩宋刀等这些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桥段，导演在把林动这一核心角色塑造成一个“莽夫”以武动乾坤的时候，更是悄悄拆下了自己的“肋骨”，加入了一丝人情味。或许，正是这点让这部武动乾坤第二季跳脱出了今年芸芸番剧之外的最大原因吧。

不知道细心的观众注意到没有，当第一集林动深陷箭阵中，他的第一反应是转头告诉身边的小伙伴要当心埋伏，回身后退。当第三集紫月泪洒符师塔，半空落下正要香消玉殒时，又是林动第一时间托住了她，轻柔地说上一句，你没事吧。当青檀寒气遍体浑身打颤之时，又是林动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告诉她不用怕，哥哥在。然后再毅然决然地披星戴月，为求仙药，只身探险。

这是何其勇敢且温暖的一个人呐，点燃自己，照亮他人。

偶尔，这部番剧里林动的种种也让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昆德拉的第一本书——《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面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时常会让我们感到艰辛，并会让我们无数次目睹生命在各种重压下的扭曲与变形。

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当他的童年历经林琅天伤父、自家一夜间被打落尘埃、从小被人叫做“废物”之后，他唯有的信念或许只剩下复仇。然而，“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历经磨难的小林动并没有被复仇充斥整个情绪走上歪门邪路，他不仅仅是想着自己要前行，他甚至想着背负着身边所有人前行。

所以我记得，林动对着岩大师深深作揖，受人之事，当忠人之托；所以我记得，在被雷蛇缠身的时候，脑海里闪回过的都是家人殷殷叮咛；所以我记得，在林尘伸手拉他的刹那，他愣了一愣，随即报以微笑。

我依稀还记得，林动打完宋刀后，直接如入定一般地侧卧在草地上，正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任凭林尘呱噪不休，我自岿然不动，但林动嘴角的一抹微笑体现了导演的小心机，也让我会心一笑。

不止“武”，也不止步于“武”。

至于另外的那些东西，淡淡的就很好。

以前只看他的综艺，这部剧彻底粉上他。但完全没不用到金喜善韩国第一美女的魅力。怪不得三时三餐他和伊汝珍玉泽演，那么熟悉，一同出演了这部剧。戴戒指的手好美，觉得中年男人戴戒指的修长手指有着无限诱惑力。玉泽演在打架吧鬼神里感觉好土，这部里面好师气。虽说这部狗血多，妈妈圣母到极点，爸爸渣到极点，看到最后都理解了，韩剧总宣扬一些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