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时旸）

《罪人》某种程度上算是独角戏，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房间内，依靠音效、配音和拟音让观众与主角同时沉浸和共情，观众要依赖大量脑补，得以自己想象出另一部分未曾呈现出的画面。从这个角度去看，《罪人》更趋近于文学而不是电影，它需要观众自己发挥主观想象参与文本构建。

有人说，这部电影有时让人想起《活埋》中技巧的运用，但它更容易让人想起汤姆·哈迪主演的那部《洛克》，一个处于封闭空间的男人不停地接打电话，伴随着随时可能崩溃的情绪。只不过这一次的男主角Asger Holm是一名警察，因为牵涉一桩官司被暂时调岗至报警接线平台，他终日面对酒鬼和怨妇在电话另一端无聊的奚落，直到偶然接到了一个女士奇怪的呼救，语气里都是闪躲和急切，Asger Holm还是听出了异样，一直在和她用各种暗语交流，大致知道，她被自己的前夫绑架，在一辆货车上正驶向不知道什么地方。他开始竭尽全力协调警力寻找这辆车，并且联系到了女人家中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最终却发现，事情从最初就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罪人》的故事被严格限定于一个房间，没有任何外景，镜头逼视着男主角的脸，灯光垂落下来，唯一的起伏是他的面部表情。从形式上，这更像是个单镜头的纪录片，有人提着摄像机意外撞上了这接听平台中的戏剧性一幕，除了用镜头对准他之外别无他法，所以，就只能如此，跟随他的喜怒哀愁，竭力收纳、倾听电话听筒另一端的细碎声音——风响起来、雨滴下来、车门摇摆吱扭吱扭、啜泣、叹息、挂断的忙音……声音愈发催促我们在大脑中自己编织图像，隐匿的却更加显形。逼仄的空间像无法撞破的牢笼，声音却又可以无限延伸连接外部广阔世界。这二者之间的悖反与撕扯形成的独特力道成就了这部电影。

“空间”对于这部电影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是实体空间，这间屋子和外界形成的独特关系，其次，更重要的是心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个故事的明线是关于Asger Holm解救一次绑架案的故事，而暗线却有关于他解救自我，故事用非常节制的篇幅和方式交代了暗线，他作为警察牵涉进的一桩案件审判在即，他和同僚串供，希望能让自己脱身，重返岗位。如果说，他正在进行的那次电话解救人质是戏剧的肉身，那么，埋藏在他心里的那桩和自己有关的案件就才是戏剧的精神，这一表一里搭扣成了一个微妙的结构，互相拉拽愈发紧绷。

而“罪人”的指涉在电影中时而暧昧又时而清晰，有时指向外部，最终指向自身。最初去看，“罪人”显然指的是电话那端正在犯罪的人，而最终，人们却发现，罪人不是他人而是Asger Holm本人。像所有这类强调形式的故事一样，《罪人》注定充满反转，开始认定的女人是受害者，前夫是施害者的模型被打破了，女人才是罪犯，因为精神疾患的折磨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孩子，而这个转折的时刻，也开始让Asger Holm向内审问自己，他的自信、傲慢甚至自以为是造成了这一切，自己所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好心做坏事的故事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如果愿意揣摩，很快就能看出，它更像一种宗教故事的变形，某种程度上，外界突然降临的那个求救电话，电话那头正在发生的案件，像是一桩启示、考验与提点，Asger Holm如迷途羔羊，在历经这一次事件之后，重新悟出自己该何去何从。最初他想掩盖自己的罪行，而现在，他决定承认自己“罪人”的身份。所以，《罪人》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和赎罪情结，他通过一次向外的探寻与干涉，完成了一次向内的自我检视与道德重构。电话背后的事情到底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一切未曾亲见，只是远处传来的声音改变了一个人，这已经像是神启。

1965年3月18日，"上升号"在前两次发射结构相同的无人试飞失败后，前苏联宇航员仍然坚持如期发射，不再等1年之后重新建造飞船，为了"不想美国人比我们更早在太空行走"。

导演顺序从宇航员的选择、训练、航天计划的时间安排到发射、测试循环、高光的24分钟"太空行走"、返回、控制系统故障、降落、搜寻、救援完整的讲述了人类创造的这一历史奇迹。在航天才刚刚起步的60年代再精密的计算和实验都无法避免第3002和3003种意外，先驱们每前进的一步都伴随着他们用生命诉说着对航天事业进步的追求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影片情节紧凑，环环相扣，欢呼下一秒紧接着都是让人窒息的意外，伟大的成功必须是每一个环节的成功，从升空到救援，是无数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正确抉择，探索宇宙的勇气与智慧、国家荣誉和机密的至高抉择、家庭亲人的牵挂留恋、对战友和下属的惺惺相惜、以及伟大的人性关怀，即有冲突对比也有相得益彰。宇航员在多次生死抉择时说出"服从祖国的命令"，是如此让人动容。

鹧鸪菜、犀牛皮，大山地、罗汉果，花旗参、大力、巴巴拉和维奇等警察兄弟一起放大假出外旅游，岂料他们刚刚到达目的地就被上司通知马上回港执行任务。 原来，香港富商冯先生遭杀手杀害，他的女儿冯小姐和冯先生的好友刘先生现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于是，为了保护两人，大力丸和助手贴身保护刘先生；而年轻漂亮的冯小姐则住到巴巴拉的家由犀牛皮等人保护，众人都想和这位漂亮开放到冯小姐搭上关系；维奇和巴巴拉住入冯家引诱杀手上钩。夏日里，一连串爆笑惊险的场面上演了！

虽然电影在整体上赋予了老裁缝以上帝视角，让他凭着这样的全知全能来设计、引导整个事件的最后落幕，但是他也只能以合理的事由去推测他人的行动，而不能以傀儡的形式去控制剧中的其它人物——他既没有那样的动机，也没有那样的能力。

老裁缝在投下那盘录音带前，必须考虑到，相关的几方必须知晓录音带的存在及其重要性：1、博伊尔家族必须提前知晓录音带的投放时间，否则相关信息无法通过里奇及时地传递给梅宝，从而拉芳丹家族也无从展开对录音带的争夺行动；2、梅宝必须及时地知晓里奇等人得到了录音带，并将其带往何处，否则拉芳丹一样无法展开有效行动；3、拉芳丹必须认知到录音带里的内容有着自己的重大关切，否则开战的决策是否明智就很值得怀疑了。4、最起码的，博伊尔家族不能听到录音带的内容，否则他们就能够知道窃听器放置于何处，从而老裁缝和他的接待员也难有善终。

想要设计、引导事件的走向、结局，老裁缝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或者如他所说的：你能观察出些什么（what about him can you observe）。对于相关几方，老裁缝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去获得信息，但要想去伪存真，抵近观察或为核心，间接方式只能作为一种验证手段。电影采用不严格的“三一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点。而且，老裁缝只是观察，他不干涉，也就是说，他只能合理推测他的观察对象采用某一特定行为的倾向程度，但那必须是出自观察对象的自由意志。就如上所说，我们看看电影里老裁缝得到或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1、博伊尔家族有着强烈的意愿加入“the outfit”组织，从街面信息可以验证，这种强烈的意愿让博伊尔不惜与另一帮派的火拼一再升级；2、梅宝与博伊尔家族的大公子里奇混在了一起，而且里奇会向梅宝透漏帮派的核心信息；3、梅宝就是那个向拉芳丹家族出售有关博伊尔家族信息的人。从街面的间接情况，老裁缝可以推断梅宝出售给拉芳丹家族的信息的核心程度，从而推测出里奇对梅宝的信任程度；4、梅宝与FBI探员有联系，而且准确地知道了窃听器的存在；5、老裁缝知道一些博伊尔家族的一般信息，比如里奇与弗朗西斯的关系；6、拉芳丹帮派及其它一些一般信息。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来看看电影里展现的，或者可能的剧情会让整个事件如何发展，它是不是具备某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要能够让老裁缝，最起码帮助梅宝逃脱帮派的报复。

前情：博伊尔家族与拉芳丹家族有冲突，梅宝利用这种冲突从中渔利，但是博伊尔家族察觉到了内奸的存在，并且弗朗西斯抓紧了清查内奸的行动。梅宝的暴露只是时间问题。于是，老裁缝通过假造“the outfit”组织的命令（鼓励），让博伊尔家族与拉芳丹家族的战争升级，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让双方两败俱伤，起码重创博伊尔家族，好让梅宝可以顺利脱身。但是老裁缝的行动至少是效果不明显的，梅宝也察觉到了自己朝不保夕，所以她引入了FBI。但是在一个裁缝店里，窃听器能窃听到什么重要内容呢？也许正是由于录不到致命证据，所以老裁缝顺势抛出“录音带”，借此引发两派决战。（由于电影剪辑的关系，很难分清是FBI的出现在前，还是老裁缝假造“the outfit”在前，在此假设为后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录音带”出现前后的时间线和逻辑线，看看这种剧情发展是否具备合理性。

老裁缝通过“the outfit”告知博伊尔窃听器和录音带的存在，并通知他们会在一个确切的时间点里送来“录音带”的拷贝。此时，a、如果观察不到里奇告诉梅宝相关信息的特征，那“录音带”就不能够投放，否则一切就都暴露了。b、观察到了里奇告诉了梅宝相关信息的特征，那么“录音带”将作为一颗“炸弹”被投放。这样也还会有几种可能。

b1、梅宝掌握了所有相关信息，并及时传递出去，两派火拼，拉芳丹占据优势，从而得到“录音带”，那拉芳丹将发现“录音带”并没有她所关切的内容。这样一来，b1a、两派冲突继续，也就是“录音带”没有起到设想的作用，也没有起反面作用；b1b、在抢夺“录音带”的过程中，里奇与弗朗西斯死亡，冲突无限升级，最后博伊尔家族被消灭，从而使梅宝免于被博伊尔报复。但是这样一来，拉芳丹会不会因为这一并无任何实际价值，但却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录音带”而迁怒或者怀疑梅宝？b1c、拉芳丹发现“录音带”中没有自己关切的内容，但是“录音带”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博伊尔的关切，她会不会把它用作与博伊尔进行交易的筹码？如果交易成功了，那将反而加速裁缝店的灾难的到来。

b2、两派抢夺“录音带”的火拼中，里奇一方占据优势，或者逃脱了，那“录音带”的真相也就大明了。事实上，在电影的剧情中讲的就是这个可能，只是偶然的，弗朗西斯带着中枪的里奇躲进了裁缝店，并且再次出去的时候把“录音带”留在了那里。这情节的设计感真的是太强了，是剧情的硬设定，否则老裁缝死好几回了。

总之，老裁缝机关算尽，电影看起来反转再反转，但是它并没有能使故事成立的基础逻辑。老裁缝并不是基于方案选择的最优解来使各方走进他设计的必然，相反，他依靠的只能是概率，不管是对梅宝、里奇、弗朗西斯的行为倾向，还是对事件本身的走向，即使概率再大，它也只是概率，而且在环环相扣的路径中，概率只会越乘越小。老裁缝没有办法在事前设计出一种使“录音带”主动、或被动的被销毁的必然性，他的方案设计也不能必然地把老博伊尔包含在内，而只要老博伊尔还活着，裁缝店就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在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中，出现对他不利的结果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对他有利的结果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是老裁缝，你会告诉博伊尔家族，他被窃听了吗？

但是不可否认电影的剪辑真的很不错，也许就是这种剪辑掩盖了逻辑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