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他妈宁愿去翻垃圾箱，也不愿意看这片，好了，不说了，我去翻垃圾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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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本文涉及到对于剧情的大量剧透。最近在看的《人民的名义》，总感觉带着点《大明王朝1566》的风骨，《走向共和》前半部分亦如是。这些剧都在整体上给人一种把老舍的《茶馆》外化到整个社会的感觉，嗯。俗世间的派系，谋求，场面话，勾心斗角及个中苦楚，浮世方圆尽归包罗。以及很难得的是，梁启超曾提过中国修史只讲帝王世家不述黎民万玄，但这三部剧的编剧们一致居上而不屈下，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能顾及。——多说一句，郑胜利的部分加的很妙（或者说用意很妙），但和剧本藕断丝不连，像是一条板凳中间又加了一条腿，拧巴，容易出戏。以及，这部剧虽然在以人民的名义反腐，但这剧的难能可贵处却是在官场生态的刻画上。官腔打的字珠圆润，人情世故也说的贴切。这种时候就需要老戏骨来撑场面了，把人物刻画的像容易，但是把人物的每个姿态做足了，把官场上打官腔的抑扬顿挫和背后计算利害完吐出每一个字的节奏都呈现出来，是非一般演员所能驾驭的。当然，老演员多剧情便容易拖沓，不紧凑，读台词偏快的陆毅便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官场生态下的芸芸众生依此展开，人物恰似一本脸谱。侯亮平敏捷跳脱，李达康憨直刚毅，高育良城府心机，沙瑞金言寡身正，蔡成功机警奸猾，武松哦不赵东来也是一身虎气。但真正耐人寻味的，是祁同伟。说实话剧看到一多半时，才发现祁同伟在《人民的名义》里的定位和《权力的游戏》里“小指头”贝里席的定位很像：他们都用一起命案拉开剧的序幕，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他们都充当着斡旋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出身也惊人的一致。山村里出来，身无背景，汉东大学高才生，除了身为大学老师的高育良和三五好友没有半点人脉的祁同伟，最后混到了省公安厅长的位子，位极人臣之余还有争副省长的可能。这其中当然有他夫人和高育良的因素，但说他前途光明，不错吧？身后站着的是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高育良，身旁护拥声渐起的是散落满天星的汉大帮诸学子，通过山水集团和前任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勾连在一起，又间接获得了部分人脉资源和大笔的资金。说他手里握着一手好牌，不为过吧？然而祁同伟还是败了，败的彻底。中间祁同伟还是有翻盘的可能的，比如构陷侯亮平成功，比如把刘会计的死再做的干净一点，比如退到故事开始，高育良当上了省委书记，侯亮平没有来，这便是另一个不那么动人的故事了。抛开是非功过不谈，单就祁同伟来说，他代表了这个体制下太多太多的悲哀个体。所以，祁同伟算是个可怜人吗？以我个人来说，一语概之：祁同伟是个可怜的人，但不是个可怜的政客。先解释后半句。我们从一些小事上可以一窥祁同伟的政治素养。侯亮平刚到汉东，祁同伟便告诉他秘书帮和汉大帮的政治分野——极强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听说沙瑞金要来就去陈岩石家献殷勤——消息灵通，行动力极强；极力搞好和李达康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稳住侯亮平——冷静，以和为贵，做事不做绝；杀陈海——心狠手辣，做事果决；提拔亲信且包庇程度——任人唯亲，底子不干净；剧的前半部分主要讲汉东的政治生态，祁同伟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多，真正能参与上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丁义珍的抓捕案。丁副市长本来是在检察院的手里丢掉的，但是丁义珍在逃往美国后这起案件就变成了一场官员出逃的国际刑事案件。这种案件事关国体，也是汉东司法界的污点，所以上面催查的严。结果两次抓捕丁义珍均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都或多或少的牵扯到祁同伟。但是祁同伟自己也洞若观火：一旦丁义珍被抓，那么自己策划丁义珍出逃和丁义珍-自己-高小琴的利益联盟就要昭然于世，所以丁义珍绝不能被抓。其二，便是大风厂的暴乱事件。大风厂事件爆发的时候，祁同伟是作为增援力量赶到现场的。李达康选择征求祁同伟的意见（因为这次事件还掺杂着假冒警察，李达康不好直接接管）祁同伟处理问题的方式也算中规中矩，暴乱也暂时被压住。祁同伟此时对李达康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达康书记，要不然趁着这个机会咱们把大风厂拆了吧。”这句话妙在：如果成功拆了，那么祁同伟除了“维护社会治安”之外还能再加上“协助京州市政府拆迁”的加分项；如果拆迁失败，那么李达康作为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和现场的总指挥就要背锅。李达康也不含糊，直接下令就地拆厂，事态随之扩大，祁同伟也看准时机的溜了。好在此时李达康脑子还算清楚，请来了德高望重的陈岩石来暂平事态，随后过来的还有沙书记。结果在第二天早晨的新闻里，沙瑞金、李达康、陈岩石甚至于京州市公安局长赵东来都赫然在列。祁同伟呢？陪他的老师高育良书记悠哉游哉的吃早餐呢。之前的操作祁同伟都没有做错，但他还是没有算准最后一步，从而丧失了扬名立万的机会，还间接的把自己的仕宦之途堵死了。何况，昨晚的陈岩石和沙瑞金，这活脱脱的两座政治金矿就这样被祁同伟拱手让给了李达康。这里就看出祁同伟的弱点了：短视，没有长远的眼光，以及政客普遍缺失的全局观念。从剧的一开始，祁同伟的目标似乎是最明晰的：副省长的位子。但是陈海死的离奇，侯亮平来的突然，祁同伟也把握不住局势。所以他会在李达康和高育良之间相互来回还费力不讨好，只因他实在把握不好谁才能执汉东之牛耳；他费尽心思的拉拢侯亮平只因他实在看不透侯亮平的指向，但侯亮平早就盯上了祁同伟，剧的后半部分更是直接对检察长季昌明交底直接承认对祁同伟的怀疑；就连与虎谋皮的赵瑞龙祁同伟也拿捏不准，居然把狙击刘新建的任务让出去，狙击失败就是败亡之始。所谓政客脑回路，说的就是祁同伟，政客祁同伟的失败只能算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祁同伟还算是个可怜人。有的人会说：祁同伟戮师门弄权术持身不正，又怎么能称之为可怜呢？然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祁同伟的可怜算是七分时势三分天命。所谓七分时势，按照祁同伟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心早在十八年前的汉东大学操场上死了。彼时他咀嚼着自己的未来，啜饮着山区里陈年的苦茶，加入缉毒队在孤鹰岭出生入死身中三枪，都没能如他所愿的调到北京去。况且祁同伟真的无期功强近之亲。之前网上调侃说《人民的名义》整部剧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裙带关系，唯一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第一集就被抓了——这话现实，但不贴切：汉东省公安厅长不也是农民的儿子吗？另一个角度讲，从小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祁同伟是没有什么信念的，唯一的信念可能就是“知识改变命运”。但是，这句话在梁书记的面前太苍白了。至少在当时的梁璐看来，所谓自己利用父亲的权势把陈阳和祁同伟分开，把祁同伟调到山区去是“考验祁同伟”，逼祁同伟下跪亦然，梁老书记以爱才之名把祁同伟留在汉东亦然。在人生其他道路被堵死的前提下，进入仅剩的一条快车道就显得没那么不择手段了吧？之后一路直升的祁同伟直接坐上了省公安厅长的位子，且利益涉及甚广，就连恩师高育良也和梁家有着撇不清的关系。至于后来的和赵瑞龙勾结，参股山水庄园，腐败，谋杀，算是七分时势下的三分天命：当血气方刚的祁同伟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 他只能一发不可收拾的腐败，用一条路走到黑的姿态迎接自己的命运。这便是权力的能量。说远了，西汉初年的周勃“性鲁直”，在和刘邦争论问题的时候时常口吃，《史记》上也留下了“臣期期知其不可”的句子，但汉初吕后屠戮功臣的时候周勃却沉默了；说近了，陈岩石检察长一向刚直不阿，但在祁同伟所遇不公的时候他也是缄口不语。只要踏上仕途，任何人的个人命运在权力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权力能够使得梁璐一直任性下去，权力也能够使得祁同伟上瘾。权力包裹下的祁同伟重私利轻社稷，表面阿谀奉承暗地阴诡狠辣，终究从一个有志之人堕落成了有罪之人。但抛开权力的祁同伟，或者说在高小琴面前的祁同伟，依旧保持着一颗初心。他敏疑孤傲，好高骛远，却又带着小强般不服输的狠；心机城府，步步为营，却又带着赌徒般的狂热。剧里祁同伟读《天局》里的一段便颇有内涵：浑沌长跪于地，充当一枚黑子，恰恰劫胜!教师崇敬浑沌精神，激情澎湃。他双手握拳冲天高举，喊得山野震荡，林木悚然——“胜天半子!”侯亮平借陈海的评价说祁同伟是“于连式的人物”，这可能是这部剧里用的最精妙的一个梗，一针见血。《红与黑》里的于连就说过这么一段话：权势！先生，难道这算不了什么吗？愚者的尊敬，孩子的惊讶，富人的羡慕，贤者的鄙视。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于连是天生的艺术家，多愁善感的他只能为情而死；而祁同伟是天生的政治家，他注定只能为了权力而死。所以个人认为祁同伟的身上有着项羽的影子，他霸王溃围后到孤鹰岭说的那句“谁都审判不了我”和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的“此天要亡我非人之过也”何其相似。他们都有着一个悲剧英雄的结局，也注定要留下是非功过留后人评说。现在我们大概能看出观众为什么同情祁同伟这个人了。从观众自身的角度来讲，对于祁同伟自发的同情多半来源于此：祁同伟是全剧代入感最强的角色。都说侯亮平带着主角光环，但人精明做事洒脱不怕得罪人的同时还能平步青云岂是我们常人所能及的？其他人诸如沙瑞金高育良陈海钟小曼陆亦可......在这个一长串靠着亲缘关系走上仕途的名单后面，我们才能发现那个毫不起眼的祁同伟。他阴险，奸猾，但他的人生恰如大部分正在中国官僚体制里奋斗的年轻人一样：有理想，无背景，朝九晚五，工于心计，每天都不得不委身于生活，混好了也不过中人之姿。换句话说，祁同伟是过去两千年中国官吏的缩影，也是现在和未来中国体制内人员的写照。另一方面，祁同伟也确实很难让人恨得起来。不得不承认编剧周梅森的处理很漂亮。以往我们看到的贪官形象都是“哎呀某某某又因为贪污被抓了”，然后我们对他进行双规逮捕法院审判后大肆批判云云，然后才会好奇：这人贪了多少，怎么贪的，干了什么，包了几个情妇......但真正贪官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不清楚。祁同伟就是个有背景有黑化过程有人性的贪官。周梅森把祁同伟从出身到腐败的原因再到腐败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了。到最后，祁同伟脖子上绞索两端中的一端在侯亮平手里，另一端就在周梅森手里。而且，周梅森对祁同伟定义就像莎士比亚对马可·安东尼的定义，以及茨威格对约瑟夫·奥谢的定义一样，是一个“犯下罪行的悲情英雄”。这并非周梅森对祁同伟泛起了同情，祁同伟也并未向周梅森行贿。周梅森笔下的一切人物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金庸先生在《鹿鼎记》的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都可以写......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祁同伟的恶终归是他自己结下的，他的野心使得他打破现状，利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牟利。但他不那么遭人恨的地方在于：祁同伟每一次作恶，编剧都能让他自圆其说。观众们大概也有这样的共鸣：“他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要不......我们就原谅他吧？”或者，祁同伟和侯亮平在暗地里不止一次的相互称赞过彼此。如果作为一个人的祁同伟还活着，看着高育良的两个高徒继续斗下去，也不错吧？

看完这个剧就明白了要坐稳王位你不能是个感情丰沛好奇心重的可爱人儿。你不要是个人，你得是一个系统，一套算法。在已有的条件下找最优解，而不是打破和革新。女王大人之所以王位坐得久就是因为她没有多少同理心，这个特点上一季矿难已经讲过了。当她在最后一集郑重地为被迫下台的撒彻尔带上小奖章时，很像游戏结束时那个评价星级的系统。她厌恶地看着向她求助的戴安娜和查尔斯，拒绝任何让自己产生感情困扰的因素。

她已经超越了个人，成为一个长期运行的系统。周围的那些家人朝臣只是女王的人间外挂，无论有没有他们，她都会代表国家运行下去。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评判女王 。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旅程，那么，此人抵达终点的方式很可能会改变他一生中诸多事件的意义。大多时候，被清除、被遗忘，以及偶尔——被审视、被记忆。如今，距胡波离开并不太久，我们无法乐观地断定他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他暴裂的离场方式至少促成了一件事的转变，那就是他留下的一部（生前被剥夺所有权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终于被诸多观众所知晓。虽然，对于这部电影以及他对于电影曾持有的信念，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阐释。任何想从他的人生际遇里寻找答案的人，最终只能——也最好是回到他的电影和小说——获取一些个人化的解读，或者说：误读。

1.大象与自我

“满洲里有一只大象，它整天就坐在那儿。”

电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开始。镜头运动缓慢而凝滞，带领观众从一片虚无之地移往另一片虚无之地。与此同时，四个人依次从睡梦中起身，坐着，就这样电影中的一天开始了。

这部电影讲了四个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绝望的人——胡波曾这样介绍《大象席地而坐》。事实上，只有当观众跟随四个人结束这一天的生活，回望电影的开场镜头时，被隐藏的意义才昭示出来：大象席地而坐，从来不是远方的奇观，而是身陷囹圄的人自身的隐喻。

电影中的四位主角，无疑是最具现代性的人物样本，也是胡波小说人物的电影版的延伸：和母亲关系紧张的单亲少女，和学校发生对抗的青春期少年，游离在社会边缘的问题青年，被家庭驱逐的孤寡老人……电影截取的一天，始于人物深陷泥沼的生活常态，突然坠入某种生活绝境，据此引发的对痛苦深刻的私人体验（而非弥散的虚无主义）使他们开启了对自我、以及对他们所置身的世界的反思和质疑。

随着电影的情节推进，我们发现四个人精神深处的内在联结：当他人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向他们发出非难时，他们却因为某种爱（韦布对同学的信任，王金对于孙女的爱，于城对某女孩的迷恋，黄玲对母亲的保护）而丧失了反击能力，从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言地经受着生活的磨难——他们尚未被这个自私、功利的社会所异化，他们因沉默的爱而倍显高贵。这也是胡波定义的爱：爱是沉默的行径与牺牲。然而，尤其悲哀的是，正是此种爱使他们沦为被世界驱逐的一群人。因此，他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们决意去满洲里看一看“大象为什么坐在那儿”，实际上，这旅程并非为了寻找虚幻的出路，而是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这是一趟注定虚无的启程，甚至在旅程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王金：“……你站在这里，就是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然后（王金指向远处），可以看到那边一个地方。你相信那里很好，比这里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决好这里的问题。”

（《大象席地而坐》台词）

的确，故事可以这么发展。但那样的话他们也就加入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了：做一个实用主义者，放弃思考和诘问的权利，去解决每一个当下的问题。他们分明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仍旧选择了那条注定无功而返的旅程。人的崇高正是来自这里。当夜晚降临，风景隐退，人会在徒劳的旅程中相遇并产生真正的精神联结——这是失落已久的人类之爱。虽然，这爱必将会经受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新艰难地开始……正如人们在微弱的光线里笨拙地传递着毽子，却无奈毽子一次次从空中跌落。笼罩它们的大巴虚弱的光线。光线细瘦，却像利斧，劈开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得以看到某种光的可能，爱的可能。而大象传来的嘶鸣仿佛神迹，衔接了空间与时间、词与物的断裂。

2.火车与文明

人，生活在断裂感中。这是胡波贯穿在所有创作（电影、小说、戏剧）中的思考——最真实的痛苦来自人与人关系的断裂、人与世界的信任的断裂。而追根溯源，断裂感最终指向现实与文明的断裂、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断裂带来隔绝，因此，所有人都被一种死亡气息笼罩着，人们活着，却好像已经死去，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压制进不同的“化石层”之中。小说《大裂》中有对这种断层最清晰直接的思考：

“不同文明程度有不同文明程度的规律和计划，高级可以连同低级计划吞噬掉。这些的区别就是二百年。二百年是文明的区别，一百年是国家的区别，几十年是家族与个体的区别。层，就是这么形成的。”

胡波的几本书集中呈现了在文明断裂的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虚无与绝望。并且在不同时间阶段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不同回应：《牛蛙》（2015年）借助荒诞的谜题（“表姐为什么嫁给牛蛙”）来探寻世界的真实，而《大裂》（2016年）借助挖掘黄金的旅程为当代年轻人陷于精神痛苦的出路赋予一个明晰的外部路径，而在他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2017年，《大象席地而坐》完成后）中，他索性虚构了一幅末世图景，试图在文明毁灭后寻找重生的可能。然而这一阶段的胡波无疑变得更绝望了，甚至，他一度信任的文明所能提供的出路也被彻底否定：

“人们最先抛弃道德，接着是情感，最后是信仰，剩下废墟般的躯壳。……这个民族早在大迁徙之前就已经抛弃了道德，信仰更无从谈起。……那些聪明人，从古到今追求着智慧的人，他们令文明得到进化，逐利使文明扩张，扩张代表着侵蚀、封锁、杀戮，然而仍有奔赴向智慧的人，一切糟糕的结果由他们而起，他们进化着文明的同时，让更野蛮的力量得以无限扩张。这从来都不是双刃剑，一直都是通向此刻的必然。”

（《远处的拉莫》）

这种“毁灭的必然性”正是胡波最终陷入绝望的来源。然而，文学和电影从来无法为世界的疾病提供治疗之道，然而，毕竟能提供一份病情诊断。在他创作于稍早时期的《大裂》中写道：

“世界会越来越坏，这一点无法控制，比如一列火车冲入悬崖，也是从头到尾按顺序掉落，这趟火车就是二百年时光。”

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火车（或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割裂的开始，而在电影史上，《火车进站》则第一次提供了电影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在胡波的作品中，火车无疑是现代文明与秩序的最恰当隐喻。韦布想要搭乘火车去满洲里，却买到一张假票。这是以“火车”为标志的文明社会对处于不同层级的人发出的第一次拒绝。之后，韦布尝试要回车票，于是和于城为首的社会青年发生了冲突——这一场戏的背景选在了铁轨旁的一处荒地上，这个近二十分钟的长镜头忠实记录了黄昏从明亮转为黑暗的这段时间——与此同时，于城和韦布由相互伤害走向相互理解，但更深的断裂却无法弥合：他们都是被“文明世界”所遗弃的人，他们站在铁轨旁，能看到远处开过的火车，却永远无法成为火车上的乘客。笼罩他们的是孤独、死亡以及渐浓的夜色。电影结尾处于城受了伤，他坐在能够眺望到火车的这片荒地上——像满洲里那只绝望的大象，这是第一种命运。而第二种命运里，剩余的人将改乘大巴前往，开始一段更漫长、更颠沛流离的旅程。这旅程并不开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而是一份必将失败的激情，因其绝望的昂扬而令人动容。

3.一天与一生

时间，作为一种容器，规定了人作为生命体的基本限度；时间，作为一种构建历史的单位，实现了世界的循环、嵌套、演绎与言说；而时间，当它作为电影的载体，便成了重构世界秩序的钥匙。

电影首先是关于处理时间的艺术。通过进入电影时间，观众的现实时间被改变了——低密度的糟糕电影消磨了我们的时间，而高密度的艺术电影扩展了我们的时间，一部伟大的电影有时甚至会改变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比如，带有史诗气质的电影让我们目睹几代人经历的斗争与生死，而《2001太空漫游》则让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经历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它们无疑都扩展了一个人有限的经验。而《大象席地而坐》则采取了反向策略，它是关于历史的小叙事，它回避了大历史叙事中的传奇、灾难、冒险，甚至回避事件、标志、符号，而是将目光纯粹投向普通人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顿、痛苦与失败。这些不被讲述的人，是被历史遗忘的幽灵。在电影中，人们只过了一天，看似是从一片虚无到另一片虚无，从一阵黑暗抵达另一阵黑暗，却跨越了埋藏于生活表象下的道道深渊。

胡波仿佛从时间中获得了启示，最终发现人世的答案不在别处，不在于所谓的终点的幻觉，而在于个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明日的光亮就蕴含在昨日的黑暗里——虽然这光注定无法照亮未来，然而：光毕竟存在。而当我们从《大象席地而坐》中抽离，返回到现实时间，会重新看待我们的现实。比如我们会重新理解作为沉默和牺牲的爱，比如我们看似自由的行为背后另有主宰力量，比如我们经历的精神痛苦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现实中的启程。而人的一生不过如此，电影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像，能为现实残破的人生提供的补偿性力量，不过如此。

这便是《大象席地而坐》所能抵达观众内心深处的那种震动，它首先来自一个人对于他人痛苦的深刻理解，更来自胡波对于电影的虔敬之心。也许，尤其重要的还有：它是独属于这个时代与这片地方的声音。因此，我们每一次重看它时总能获得对当下新的启示。

阿甘本曾在《何谓同时代人》中这样定义“同时代人”：

“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就好像这种无形之光——即当下的黑暗——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到过去，在这种阴影的触碰下，过去也就获得一种能力来回应现在的黑暗。”

在《大象席地而坐》里，我们看到的，正是胡波感知黑暗的过人天赋，对于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的向往，并且依靠电影（一种时间媒介）重塑现实时间的能力。他以一种紧迫性回应着历史当下的幽暗，并以此为命运。而在他留下的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里，“抵达”作为关键词曾多次出现在不同文本里——他无疑是一个主动寻求流放的旅人，然而，对于“抵达”的紧迫性成了他开启旅程的力量，也成了终结这旅程的绝望。最终，他以反对他的时代的方式成了同时代人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悲剧性）的一位。而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月写完的戏剧剧本便叫做《抵达》，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徐蓉：我听到死者在低语。

孟雯：他说了什么？

徐蓉：我无法听清，他们在说着关于明天的事情。

通往未来的旅程在这里被话语阻断，并退回时间深处——死者的国度。胡波活着的时候，他以一种沉默、隐忍的方式开掘着历史深处的私人叙事，试图将感受痛苦的能力转化成弥合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渊的力量，那些声音却被无边的寂静吞没。直到有一天，他昂首走进了过去的阴影，那束在他活着时无法抵达世间的光却意外地投向了今天：人们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见了那束由不远的过去投向此刻的、强烈到足以灼伤我们的光。最终，电影成了生活的预言，而生活，成了对电影的摹仿。

2018年10月，遥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