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来就说不太清，更没有对错之分。放到电影里最重要的是以史为基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不带有善恶正反等倾向性的表述，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的你争我夺。尤其是对项目性格的一致性的表述上，既想表达他有情有义甚至柔情似水却又非要说他因以暴制暴丢掉江山和人心，尽管历史的结果无法更改，但在这部极力想刻画项羽和虞姬的唯美爱情的历史战争题材电影上，可否将人物性格表现的更统一些，何况对谋士而言，选刘邦还是选项羽没那多高尚的东西，处得来最重要

      很久没有看偶像剧了，意外看到台湾又新出了偶像剧《真爱黑白配》，看了第一集，发现还不错，开始追剧！
      电台主持人“梁小舒”，与刚刚失恋的“黑道少爷”周震误打误撞相识。小舒拿着求周震帮她赢得的限量球棒想给男友一个惊喜，却在发现男友劈腿之余，遭到男友言词羞辱。意外目睹这一幕的周震为小舒出头，狠狠修理了渣男一顿。两个失恋的人开始成为朋友，互相取暖。大多数偶像剧的剧情都是如此雷同，一开始就几乎可以看到结局——伤情开场，情定终场。不过帅哥美女的组合还是很养眼的，陈庭妮和胡宇崴演技的进步也有目共睹，尤其是胡宇崴一出场就表现出来的忧郁冷漠气质，太吸引小女生啦！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台湾、非常青春的偶像剧，有一点纯情，有一点写实，有一点传奇。故事的主旋律轻快明确，结构细腻，一开始就看到了极道男主角的痴情与无奈，乐天女主角的单纯与直爽。
       当两个失恋的人凑在一起，爱情故事就此上演。善良真直又有潜在黑道性格的周震，意外结识小舒，陪伴小舒度过情伤，爱情却在不知不觉间萌发。感情受伤的梁小舒，也正是因为有了周震的陪伴，才慢慢走出情伤。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迷惘的，不知道自己所遇到的人是否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有时候真爱已经到来，就看你是否发现，是否已经走出上一段的阴霾。周震与梁小舒，若有一方没有坚持，若有一方没有明白自己的心。那就有很多结局。
人和人的相遇本来就不易，相遇之后的相恋相知又是难上加难。社会上已经很少有梁小舒这样直率单纯的女孩，她相信爱情，这样简单的相信才更有力量。简单地去相信，简单地去爱，简单地去努力，简单地去等待，所以终有一天，她会与她的“黑马王子”相遇。
       爱真的神奇的东西，暧昧有时是一种浪漫，执着勇敢更是一种感动。能在有生之年遇到一个对的人，到底需要多少运气？
       失恋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幸运碰到张震一般的男人呢。。。。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轻微剧透……冲着二册去的，没想到还有horrible history 的jim howick 都是个子不高的名演员！开始从二册wendy 死就开始觉得不寻常，一直以为是凶手，结果还挺反转，看到有人拿无人生还来与这部对比，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对比性，相似之处是，两个都是英国的三集悬疑电影...  (展开)

张艺谋拍了《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陈凯歌拍了《梅兰芳》，冯小刚拍了《芳华》，毫无疑问，严歌苓是目前中国大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再往前，张艾嘉的《少女小渔》出色，陈冲的《天浴》更冲天。难得有一位作家、编剧，能够以女性视角，同时受到男女导演的青睐，况且，实现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丰收。中国人爱严歌苓，爱看她笔下的故事。必须承认，严歌苓擅长制造戏剧冲突，她的故事总能拿住中国人的情感命门。

悖论的是，从张艺谋到冯小刚，这一代男性导演，在女性主义、女权意识方面，口碑并不佳。张艺谋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端出大馒头似的胸脯，冯小刚垂涎文工团的美腿，女性的美在他们眼中是被物化、符号化的，减缩成一个性符号。这显然谈不上一种文明的女性意识。但他们都爱以女性主义著称的严歌苓。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要么，我们错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现状，要么，我们误解了严歌苓。

本文倾向于后者。

我对严歌苓的负面观感，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一部写国人创痛的电影，加上旗袍美女的风情，不打动人是很难的，观众奉献了足够的感动和眼泪。但《金陵十三钗》让我从生理上感觉不适，我看不下去。这种不适太微妙，和中国人一贯的正剧表情相违背。

《金陵十三钗》是很好的社会学题材，关于人们的道德感，是怎样一步步被塑造、被影响。假如直观地向大众询问：战争中，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是否赞同妓女应该代替良家妇女去当慰安妇？我还是乐观地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不应该，妓女也是人，都是受害者，不该歧视和欺辱她们”。那么，就不断地添加道德筹码。如果这群妓女非常风骚且毫无爱国意识呢？（推她们去当慰安妇是一种惩罚。）如果这些良家妇女还是清白的处女呢？（妓女至少经验丰富将伤害降低至最小。）如果这些良家女都是学生、都是孩子呢？（妓女也许是自愿拯救她们……）总有一环让你彻底同意，从感情上、从伦理上双重同意，“是的，妓女当然应该站出来”。

这是严歌苓的叙事陷阱，《金陵十三钗》的泪点所在。玉墨们历尽风尘，最后自愿代未成年女孩去慰安（实际是送死）。导演把她们赴死的过程拍得光芒四射，玉墨们脱下象征性诱惑的旗袍，穿上清纯的学生装，洗尽铅华，一脸阳光灿烂，表示自己终于又回到了纯洁年代。死亡对她们不但是一种道德升华，还是道德洗白。因为妓女是“脏”的，所以在临死前穿上学生装，是死得“干净”。故事诱导了观众，使人感觉这是“感动中国”。观众抹着眼泪送她们走向魔窟，纷纷在影评里写下“妓女也有义勇的爱国情”。而这一本来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在电影里被架上了道德高地，这有助于观众真正地平视她们吗？只要想想，假如玉墨们拒绝，表示虽然我们是妓女，但也不能理所当然去慰安。最后清清白白的小女学生狼入虎口——你会对谁愤怒？实际上，电影也留下了缺口，最后关头，一个妓女反悔了，哭叫着自己不想送死，但没有用，她被集体意志杀死了，被强迫拖走了。观者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为，应该让她活下来呢？又有多少人反感她的“自私”呢？

这不是纪录片，这是故事。当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作者刻意的营造，也就呈现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有人表示他看电影只看到了成年人救孩子，只有心灵肮脏的人才会看见妓女处女。这实在是选择性的目盲。妓女救风尘、从商女不知亡国恨到大义赴死，本就是故事最大的卖点。假如主角换成一群同样“清白”的女老师，则这种牺牲顿时失去了令观者啧啧玩味的戏剧性，反而变得残酷沉重起来。实际上，张艺谋把镜头对准玉墨们鲜艳的旗袍、曲线玲珑的屁股、走路一摇一摆的妩媚身姿，其逻辑和冯小刚拍文工团女孩的玉腿一样，是在消费女人的性特征。

玉墨们是伟大的、令人感动的，但这种道德伟岸建立在作者本人的不平等视角下。妓女为什么需要牺牲才能获得洗白、实现赎罪？严歌苓没法回答的问题，莫泊桑来回答。《羊脂球》也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故事。妓女羊脂球甚至不需要送死，她只要轻装上阵，满足敌方军官的性需求，她就能拯救这一车人。但是她试图拒绝，因为她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妓女身份而变得轻贱。最后，她不情愿地屈就了，她救人了，但获得的仍然是众人的蔑视。莫泊桑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他的平等性，以及对人类头脑中非平等意识的鞭挞。妓女就应该献身吗？献身才能说明她们道德高尚吗？显然，严歌苓走向了另一条路。

而这条路，恰恰是中国人喜爱的，一种“感动中国”模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刀客家族的女人》，我以为是严歌苓的故事，谁知不是。一个古老的家族恪守族规，清白的女人能进祠堂。女二号的丈夫赌钱，把她当筹码输给了仇人。家族派人去救她，发现她已经被仇人强暴过了，“不清白了”，于是转身就走。而女一号则是被抢来给女二丈夫填房的。这本该是一段惨痛的、封建时代的女性迫害史，但故事的走向却响亮地拐弯了——女一用爱发电，感动了丈夫。女二则参加抗日，成了英雄，临终欣慰地表示，自己又能进祠堂了，自己还是“刀客家族的女人”。剧终，儿女们在家族墓地吊唁先贤，表示要继承传统。这是2014年中国人热爱的故事，比《金陵十三钗》还晚了三年。

张艺谋还拍了《陆犯焉识》。凭心而论，电影很好。陈道明和巩俐演绎了荒诞岁月里坚固的爱情，令人动容，也令人惜叹那段吃人岁月。但是回看原著，又不免感慨，严歌苓还是严歌苓。电影巧妙地截取了原著的后半段，只拍了巩俐的守望，没有拍这段婚姻的背景——包办婚姻，文化程度很低的封建女子嫁给要留洋的大少爷，没有爱情，受尽冷落。浩劫后的守望也真的是用爱发电了，让少爷终于感悟到旧式女人的忠贞可贵。反思呢？批判呢？顺应这种逻辑，女人的一切苦难，最终都能以自己超人般的道德化解。

电视剧《小姨多鹤》讲了一个抗日战争版的《使女的故事》。一户东北农人救了战败后未及回国的日本少女，要求她留下当代孕子宫。少女被中国好人的温情感动，自愿无名无份地生了几个孩子，以“小姨”的假身份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最后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到她魂梦的故国。仔细想想，这个故事里有多少不堪言说的残忍，但在严歌苓笔下，这是个温柔的故事，是多鹤这个伟大女人用爱对待命运，谱写的诗歌。

严歌苓的女性主义似乎逃不脱感动中国套路，表面看是在歌颂女性的坚韧、伟大、崇高道德，底色是迎合男权视角的百忍成夫。她歌颂一类女性，不管受了怎样的凌辱，承受了怎样的不幸和不公，最终用圣母般的情怀完成了白莲花式的救赎。她主动创造出一批这样的女性，歌颂其美好，而对其悲剧的根源，严歌苓是鲜有反省意识的。

有一段采访，严歌苓自述她的女性意识——

记者：感觉你对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在丈夫面前这样伏低做小，对她们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同时并没有反过来对男主人公刻薄，对他们也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严歌苓：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你相信你比他更坚韧，生命力要更强。不要看男人的爆发力很强大，但是女人总是持续到最后的，而且寿命也比男人长。从生理上来讲，现在看看活下来的老太太，特别特别多，东京也是，很多老太太，平均寿命最高的，日本现在88岁。所以从生命力上来看，（女性）确实是很强的，那么给一点又怎么样？对吧，就根本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跟你计较的嘛，这是我的女性主义。过去人家说我是女性主义我不承认，现在我发现我很女性主义，因为我把女性主义藏在这样的一个企图心里边，本来我就比你高了一截。所以我在《扶桑》里面说的：扶桑跪着，却宽容了站着的人们。

跪着的人，宽容站着的人，严歌苓说这是女性主义。言下之意，她不认为她们应该先站起来反抗。而在另一段采访里——

澎湃新闻：我看扶桑，觉得她特别憋屈，有那么种逆来顺受。

严歌苓：你觉得甘地逆来顺受吗？他的不合作和扶桑的不反抗是一样的。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古往今来，其实“强奸”这个词语背负了许多人们强加给它的沉重的意义，其中包含着歧视。相比而言，这个词语带来的伤害可能更甚。扶桑她是对事不对人的。包括那次被强奸，扶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扶桑接受的是事而不是人，对她而言也只是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她把强奸她的人的扣子咬下来，也并没有觉得怎样。

这段话看了毛骨悚然。把女性遭遇强奸时的不反抗（现实中，大部分是无力反抗），通过艺术创作，美化成甘地式的道德标杆。“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这是我读过的对强奸最诗意的描述。这究竟是女性主义，还是女奴主义呢？

对于严歌苓价值观的辨析是困难的，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大国，崇尚牺牲、崇尚伟岸。严歌苓也写女性的思考、女性的胜利、女性的美，但在宏大道德叙事的包裹下，她表达的美，也许不是天然的美，而是把被拐卖的女人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的那种美。那正是我们应当痛苦辨析、从集体意识里剥除出去的恶毒。

最后，用严歌苓自述的一段话来结尾，或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一代中国男导演都青睐于她。精神内核的相通，使得严歌苓成为中国人共有的一座精神牌坊。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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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台湾以忠义为价值观的电影应该可以车载斗量吧，这部大明英烈，听其名都知道是讲什么类型的故事。

导演巫敏雄，似乎没有很固定的风格，而这片，本身的故事情节人物都有很多模仿的痕迹。看到魏忠贤里通外国，勾结后金，让人恍惚以为是在看岳飞秦桧的故事。而东厂番子解人上路，另一伙人则包下客栈，欲行不法，又恍似《龙门客栈》，不过客栈戏并没有进行多久，就完了。

之前看剧情介绍，是讲的熊廷弼为魏忠贤所害，他的女儿与部下为其报仇的故事，很让人以为演熊廷弼的白鹰份属客串。但实际上，熊廷弼也是片中主角之一，熊廷弼遇害（虚写而已）之后，也就是全片的结尾戏，熊剑英和武常春劫杀魏忠贤，为熊廷弼报仇。

那会儿台湾兴武侠片，武侠片也就是那些个演员，不断地排列组合，身份关系变一变，又一出戏了。白鹰和上官灵凤第一次合作，是敌对关系；第二部《烈火》，成了兄妹；到《大明英烈》，成人家爹了，这买卖划得来。所以演太监不划算，都鬓眉皆白了，连个叩头叫爷爷叫爸爸的都没有，亏啊！

这次白鹰是演军中统帅，身份崇高，不须舞刀弄剑，坐着的时候比较多。不过对于白鹰来说，这种冷峻沉雄、指挥若定的角色，完全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