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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少有香港导演如吴宇森、林岭东，在创作生命的多数时间专注一种品牌和类型耕耘；似乎也少有如香港影人般，总面临被叵测变幻的时代、体制、市场淘汰的风险。为了顺应不同出口市场的需求，迅速练就出“十八般武艺”，在各种类型、语境、价值导向、意识形态中摸爬滚打；相比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生存需要。

而跃幅之大，甚至到了瞠目结舌的程度，谁能想象拍摄“《古惑仔》系列”闻名的导演会受邀指导讲述“开国元勋”革命青春的《建军大业》（The Founding of an Army，2017）？

出路，仿佛曲径迷宫，成为不仅摆在每位香港影人面前的“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回归以来，陈可辛这20年的创作距离其成名作渐行渐远。但借由他“从未失手”的履历，提示了如何有意识的在目标市场迁移的过程中“保持姿势”：从尝试打通亚洲三地的《三更》（Three,2002）系列；到CEPA签署初期启用亚洲明星团战略投放的《如果·爱》（Perhaps Love，2005）、《投名状》（The Warlords，2007）；当内地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票仓后，则全面拥抱内地明星聚焦大陆题材的《中国合伙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2013）、《亲爱的》（Dearest，2014），再到实现“将个人理想和中国梦结合实现共赢”的《夺冠》……

在这些“顺势之作”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一条为“港人北上”摸索出的成功之道——心的回归。

但一味的顺应，既不能作为困于瓶颈的抵赖，更不能变成战无不胜的法宝。“万变不离其宗”的依然是各种类型间暗涌的作者表达。下文以《夺冠》为轴，从“恒定主角”、“视角迁徙”、“两难之境”、“时间横断”四方面，探讨陈可辛贯穿其创作的语法和母题。

恒定主角

在陈可辛所涉猎的类型文本中，贯彻着一项“恒久不变”的核心要素：主人公人设的统一性。《甜蜜蜜》（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1996）中李翘、《投名状》中的庞青云、《夺冠》中郎平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答：她/他是不畏质疑、不改初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不惜斩怒情缘、六亲不认、佛挡杀佛的人。

其主人公异乎寻常的执着顽强，人际冲突反而坚定了其斗志，只有时间创痕才能让她/他暂时回首、心生恻隐。这是其电影最动人的经典时刻：李翘与“米老鼠”的悲怆重逢，以及在老友手机中想起的国歌。在对张彻名作《刺马》（The Blood Brothers，1973）进行重构中，作者将阶级无法僭越的愤怒和绝望作为翻拍的核心。对以陈可辛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人而言，或许依然“芒刺在背”——任何对裂痕的漠视都将是一部损失惨重的血泪史。

为了坚守这个人设，陈可辛不惜触犯一个当今教材“明令禁止”的创作大忌——其主角缺少人物孤光。从头到尾似乎并未发生动摇。要注意的是，李翘、庞青云、郎平等主角们在各自影片中经历的只是境遇的浮沉，而非其性格颠覆。

或许是生存于时政敏感带，所以本能的偏向自我依靠，与其说陈可辛不相信人会轻易动摇，不如说他对人转变之后的去向更为困惑。

为此，他执着为影片中（不论正邪）每个角色建立一套坚定的处世哲学。有了这份坚定，角色便有了魂魄，有了态度延展生命轨迹。在双人轨迹交织中形成冲撞，并在冲撞中逆推出坚毅面孔和所处立场。

或许是顾忌这样一位满溢作者个人价值倾向的“强人设”很难让观众一上来代入认同，作者巧妙地施行又一“不变”的怀柔策略：通过置入一个（同行的）旁观者视角，让观众循序渐进的接纳主角/作者的核心价值观。

故事在主角与旁观者（多为片中另一位戏份相当的主人公担任）的相识和冲突中，导向第一个冲突事件（在“九本格式”剧本中第四本的位置）的引爆，而叙述视角借此向其主人公迁徙。

视角迁徙

在《甜蜜蜜》中，观众跟随初来乍到的黎小军见识陌生的香港和张曼玉饰演的李翘。随着他渐入本地生活，并与李翘日趋亲密，作者欲盖拟彰地剥离着李翘的身份（以及内心世界）。

随着第一次街头分手，李翘拒绝了同款戒指并吐露了实情：“黎小军同志，你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主角的核心目标被和盘托出，成为其与旁观者间无法修复的（观念）裂痕——至此，陈可辛要求观众进入李翘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爱情。

《投名状》则“如法炮制”。通过三弟姜武阳的回溯视角去审视大哥庞青云的一生功过，攻城后庞青云执意军法处置强奸民女的兄弟，并借此将内心觊觎已久的壮志/野心“全天下的百姓都不能让人欺负，我们要做的是这样的大事”一吐为快，成为与对立者赵二虎、旁观者间无法修复的（阶级）裂痕——至此，陈可辛要求观众进入庞青云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恩怨。

《夺冠》在郎平作为绝对银幕主体的前提下，依然通过陪打教练（青年陈忠和）的视角来接近当年身体条件尚达不到上场资格的主角。当再次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后，郎平从专业角度坚持当今体育必须结合现代化的技术力量，提出以“大国家队”的建队宗旨，成为其与官僚者、传统者间无法修复的（体制）裂痕——至此，陈可辛要求观众进入郎平的视角，重新审视前两次的夺冠。（值得深思的是，作者回避了郎平在95-98年第一次当主教练的经历；同时通过陈忠和讳莫如深的台词“你以为我心甘啊，可是他们不信啊……现在你能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话中的“他们”是谁？“不信”的又是什么？）

采用恒定主角、视角迁徙的叙述策略，令观众得以从正面和侧面两个方向立体的认知其核心主角。除了更有效传达作者的个人意志外，不能忽视的市场考量是，交替视角讲述同一故事，能塑造出相爱相杀的一组核心形象（“三十年的朋友，一朝的对手”）。相辅相成、不分伯仲、同样饱满、同样立体的“双主角”能够吸引两位卡司相当的明星出演，以“双保险”作为票房的保障。

两难之境

综上，会发现陈可辛作品不同一般主流电影的冲突模式：不依赖性格差异设计矛盾，而通过揭示其主角真实性格而彰显早已存在、难以避免的（观念、阶级、体制等）裂痕。

究其根源，则引出陈可辛第三项“恒久不变”的核心母题：“两难之境”。

《夺冠》通过核心主角以“双雄模式”通过三场决赛，展现一个历时几代人的伟大群体。其贯彻语法“恒定主角”和“视角迁徙”获得了最高效的发挥：通过将大小角色淬炼成有血有肉的圆形人物：郎平与陈忠和、朱婷、甚至被迫离队的国手间的对手戏被刻画成一幕幕触及人心的“高光时刻”。《夺冠》作为一部不掺过场戏的电影——每一幕都可谓在40年的光辉岁月中精挑细选——每一场戏、主角的每一个选择都聚焦于一次在新旧思想、代际、体制、价值交锋中的两难选择。

从《甜蜜蜜》到《投名状》，主角不悔的初衷引发情谊的中止，在价值观念中凸显难以弥合的裂痕。但就对立双方（主角与旁观者）而言，作者却故意模糊对错、正邪的直接判断。李翘在放弃黎小军后，是否应该迅速转向了豹哥？但作为审判者，在小婷眼中渣男无疑的黎小军合适吗？庞青云在弹尽粮绝时是否该与“魁字营”交易疯狂赌命？但作为审判者，为一双军鞋动手杀人的姜武阳合适吗？

在《夺冠》中，其实还有一个不在画框却无法回避的“审评者”——看客/观众。如果有观众置疑陈可辛在表现郎平被骂时消音处理，这其实作者无奈的留情。因为羞耻的不是郎平和陈可辛，而是曾经的我们、被狭隘民族、官僚主义所裹挟的看客。

消音，作为一个被迫存在的视听BUG，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姿势，在尴尬的空余中陈可辛抛给银幕外审评者的诘问是：那么在乎输赢/正确，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

陈可辛不但通过“恒定主角”否定立场的见异思迁，更通过“视角迁徙”拒绝片面的定性“是非对错/正邪善恶”。

他采用多视角、多维度交织的方式，将传统冲突模式的“正邪对抗”转化为在价值裂痕间主角们的“正正对抗”。从而将其置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论主人公坚定的目标是对是错，她/他都义无反顾地走到底，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转败而胜，将歧路走成正道。

时间横断

事实上，拍摄《夺冠》又何尝不是一次创作者的两难之境？

相比被聚焦群体40年来的丰功伟绩，在135分钟的有限时长内电影所能截取的无疑仅是惊鸿一瞥。电影作为“浅尝辄止”的时空媒介，即使再审慎的提炼和取舍，都将可能是“一次冒犯”。观众、当事人会本能的着眼于它所遗漏的而非所呈现的内容。

“中国女排”早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符号，烙印在国民的记忆和神经中，产生着条件反射般的震颤。导致任何人、任何时候试图素描这座丰碑，一个个沉淀在国民心中远去/永恒的画面便会从记忆中苏醒，即使藐视戏剧规律也在所不惜。

从本体论而言，历史时间在再现时间中复活——在流逝中过去的事物以影像的形态重抵现在——在观影中，我们首次经历、我们再次目睹过往和此刻的“双重失去”，而画框中凝结的每一幕都是在女排历史中精挑细选的“高光时刻”。冲动在影像抵临中迸发，又在其时延中留下余迹，双重的情感呈辐射般蔓延，在目光和记忆的交汇中构建起“一个不可能再触摸的真实”。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