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写了好久了，就俩事。

国产爱情片里恋情失败，往往因为误会、车祸、出国、性格不合。分开的时候撕心裂肺，重逢的时候说句爱过。

自从《那些年》弘扬了“她结婚了，新郎不是我”，这个设定就被后来者频频使用，前段时间给观众暴击的爱情片干脆就叫《你的婚礼》。

但两个智力正常、彼此相爱的中国人，究竟为何不能结婚、不能在一起？

《我要我们在一起》直面回答，“首付30万”不让我们在一起。

1.我不能合法、迅速地实现阶层跃升

故事的男主角叫吕钦扬，来自一个小镇或县城，中考时成绩不错，进了南京市的高中，对三好学生凌一尧一见钟情，写信+当众告白后俘获了女孩的芳心。

谢天谢地，他跟那些妖艳男主不一样，并没有因为和学霸恋爱就成为学霸。他一没奋发图强，二没超常发挥，只是平平淡淡考了个大专，学了男生扎堆的土木工程。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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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电影往往是这样开始的：两个相似的人相遇了，他们互相看不上、争吵、放弃，但在一起经历了各种事件之后又产生了依赖，互相放不下，最后共同上路去完成目标，情感达到最高点。

这部带着陕北味道的公路电影也是这样：一个没儿子，一个没爸爸，路途上发生着各种故事，情感不断升华。对于这样的公路片来说，动机非常重要，不然故事无法合理地发生。

苟仁和毛豆的故事发生在货车后面，苟仁载着车发现车厢被烧着了，原来是毛豆钻进了车内，不小心点燃了爆竹。毛豆为了去神木找爸爸才混上了车。于是，苟仁为了让毛豆赔偿损失，开始和他一起找爸爸，一个是真的要找爸爸，一个是为了要钱找爸爸。

所以之后的一路都是苟仁都是怒气冲冲的，本来刚刚没了孩子，又破到了这个破事，就更加来脾气了，而且毛豆又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所以对毛豆一路都是拳打脚踢。

任何剧情里，铺垫都很重要，不然没有前因后果，转折也不是一下发生的，送毛豆回家的时候，大伯告诉了苟仁关于毛豆的身世，他开始重新发现这个倔强孩子和他的相似之处。

同样巧妙的铺垫，在后半部分毛豆有一个很让人感动的举动，给了苟仁一个东西，说是给他儿子的，他问你怎么知道儿子的名字，毛豆说你经常在做梦的时候说。这个是在前面一直被演绎的，还有一个梦中追寻儿子的镜头，本来以为只是表现他对儿子的思念，没想到在后面变成了苟仁和毛豆之间的情感爆点。

在苟仁喊了一句，”他娘的还躲不了你了。”把毛豆追回来之后，关系开始改变，一起卖东西，又让情感进一步升华。一直到找爸爸的事情结束了，发现爸爸并非真实存在，你我都是苦命之人，彼此相依为命。

在剧中，拨浪鼓是一个表现苟仁对于儿子思念的意向，这种意向天然就具有不可被伤害的属性，却被毛豆破坏了，不过并没有被揭示出来，而是作为伏笔隐藏在最后，拨浪鼓的裂缝被苟仁贴了一个胶布，也象征着伤痕愈合的过程。

整部剧情结构很缜密，果然是导演花了500多天写出来的剧本，虽然也有着公路片的惯常逻辑，却是接地气的，引人入胜的，演员的表演也是极为动人的。

与一般文艺片不同的是，本片的剪辑也很出色，不拖沓，在前半部很多让人有点感动的小情节，导演没有沉迷，快速跳过，把情感爆发点留到最后，流畅的剪辑也让这部影片具有商业潜质。

在场景选择上，有非常多的西北农村和城市边缘意向，逛庙会，把生活用品卖给建筑工人让孩子假装要饭的，建筑工人在小货车里买生活用品等等，看到这些场景，我就感觉导演对于底层有很实际的了解，果然，后来他说是自己纪录片出身，对这部片子的美术基调是现实主义。除了室内场景是特别布置的，其他都是选择比较真实的室内场景，陕北农村的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很多状况和之前差别不大。

奇特的是，在剧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稻草人的恐怖镜头，货车的广告，充分体现了导演的趣味，映后访谈证明，导演是一个幽默的人。

映后访谈满满都是干货，仿佛一次电影创作讲堂。

为了确认美学风格，导演把电影史又重新看了一遍，在各种风格中找到了一个统一的。

导演说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区别，纪录片是要拍几百个几千个小时的素材，然后捋顺。剧情片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好，每个分镜头都画了出来。这其实就相当于之前听黄庆军老师所说的，是在被动在那里等待素材出现，还是说主动去创建素材之间的区别。

观众普遍疑惑一些情节，很多人和我一样注意到了最后孩子被送回家的时候站了几个带着党徽的政府工作人员，但什么也没做，只是在那里保持微笑。导演说工作人员是领导要求必须加的。其实片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因为审查才加上去的，包括抓小偷的，领导说小偷一定要被抓住，后来就补拍了一段。可见在我国拍作者电影也是很不容易。

看完这部电影你可能不会再吐槽国产片讲故事的能力，看好公映票房大卖。

【9-12集】来补一点感想，从威利台风灾后救援归来，医生和军人都回到了家人身边，不再是气氛紧张的大场面，这些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却更加直戳人心。就像前面说的，当英雄回归到平凡人的身份，发现他们也要面对日常生活的琐碎矛盾，才是真实的世界。张渡航的妻子沈老师是为了接听电话才意外遭遇车祸，又因为教师工作延误了复诊，以致于病情加重，这让张渡航内心充满愧疚，甚至考虑到转业陪伴妻子。路阳的男友选择去非洲援建五年，为了不耽误路阳的青春，不想让她说出等待的承诺。长期随船出海的军人与医生护士们，更是错过了自己孩子的成长。作为家里有N个教师的家庭一员，这段真实的看哭了我，因为完全代入家属角色。这类职业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家人共同的理解和奉献。我自问是真的做不到教师对学生的全情投入，更做不到医生和军人们为家国的全身心付出。但对这个群体，想说一句由衷敬佩和感谢。

【1-8集】

看到第8集，觉得这个节奏有点像行业题材的单元剧，把硬核专业感和人性复杂度平衡得很好，营救鼠疫货轮，勇斗贩毒团伙，海外台风灾后救援，每2集都会解锁新的关卡。主角团既是拯救生命的海上卫士，也是有血有肉有生活会犯错的平凡人，这反而让故事更加立体起来。英雄架着五彩祥云来斩妖除魔，只能发生在电影片场；平凡人拯救平凡人，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

开篇张渡航为了救出鼠疫船上的小孩子，摘下防护面罩，延误了登上直升机的时间，这都是肯定会有争议的选择，但我想也是开篇明义的地方。为什么会建造和平方舟，为什么会在公海实行人道主义救援？是因为我们尊重生命，尊重每个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同胞。在暴怒的海洋与狂风面前，在肆虐的病毒与细菌面前，全人类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作为军人，张渡航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又不及时撤退，在疫情船上摘下面罩，都是他的过失；但作为医生，是永远无法丢下一个孩子转身离开的。平凡人不是圣人，无法做出完美的选择，那么就遵从自己的内心去选择前方的路。

在“优雅号”上，医生们被国际贩毒分子劫持要求做枪伤手术，路阳在敌船上淡定地跟贩毒团伙斗智斗勇，还要掩护麻醉师和专注操刀手术，再女中豪杰的她，下了船回到安全地方也是有腿软想哭的一面。然后，眼泪还没来得及干，听到自己手术中有失误，又立刻切换到求知状态，想尽快在专业上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身边每个人的成长，能有几个真正的天纵奇才，谁还不是有泪有汗，而每一滴泪水与汗水，最终都不会白流。

经历过前两次任务，短暂的假期生活展现了张渡航的另一面，既温暖又会撒娇的丈夫，而且等着批完作业才能去吃饭这个细节，很符合妻子的教师身份，不能因为远行的丈夫突然回来就打乱工作安排。也不用特意交待结束休假重返任务，两个人是否内心纠结，是否觉得是奉献和牺牲，努力在正确时候做正确的事，就是每个平凡人正在经历的人生。

前2个单元的角度更注重“和平方舟”上的医生和军人，海外台风灾后救援这个单元，则刻画了更多被拯救的普通人。为了重病的家人想要顺走一包医疗物资，因为太晚不想等待的当地司机，对救援医疗队不信任的老人，他们不是反派，他们也只是平凡普通的人，是无助的受灾者和焦急的病人。取得信任，传递和平，这也是海外救援的过程必然需要面对的。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为“大白”（我可太喜欢这个昵称了），它先后9次走出国门，为23万多人次提供医疗服务，这个故事最震撼我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根据真实事迹改编”吧。每集末尾，我都会静静地看真正在和平方舟上工作过的医生、军人、回忆自己的任务经历。

就像参加了六次“和平方舟”海外任务的解放军总医院孙涛教授所说：“和平方舟其实不是简单的一艘船，它展示了我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它是一艘生命之舟，友谊之舟，梦想之舟。"在此，向每一位平凡的英雄致敬~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杨德昌杰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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