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思想品德课，老师问成败的原因，我的回答是简单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老师很高兴。

现在又过了遍那段历史，我觉得国军失败的原因，其一是指挥协调。老头子远程随意瞎指挥（杜聿明同学请你坐下，别着急吐槽...），而且他本人也不够果断、战略眼光不行，比同样越级指挥的小胡子还差得远。各兵团相互根本不能协同，出工不出力，只求自保，政治派系斗争在战场和南京都一直发生。（每次军事部署优先考虑的甚至不是军事，而是政治影响，派系立场）

其二是情报上。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就是个内鬼啊，太多要害部门都是中共地下党，关键时刻战场上反戈（比如淮海一开始整个军团的叛变，直接切断黄百韬和徐州，战役开局就不利；黄维军团突围的四个主力师，第一个师就战场叛变...），任何军事部署一出来就被共党截获，甚至电话都能无延迟直播，这大概就是我军委所谓的“运筹帷幄抵百万兵”吧。感觉从二十年前开始就是这样，情报卧底姿势水平上，共党远远吊打国府。30年代初一个共党叛逃过去的特务顾顺章（本来上海中共就要因此完了，结果又被中共地下党、北医校友钱壮飞给破局了），随便露两手就让国府特务同行惊为天人。共党的特务水平可能是源于苏联，国府二十年如一日在这上面吃大亏，咋就不知道改进改进呢？？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那么多神通广大、身居的高位的人情愿以身涉险、默默无闻地当中共敌后潜伏人员（下场大部分都谈不上好），或许正是对共产党的理念和主张深信不疑吧，那样就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再总结一下，原因一体现了中共的组织、管理、整合力量资源能力远远优胜。

原因二体现了中共的思想、文化、宣传能力非常强大，让无数人坚信不已。

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重点在文化、宣传上，不断的肃反和清理，也使组织机构非常严密，“党指挥枪”。（时至今日，我相信中共的组织能力依然是世界上的奇迹般的存在，不然新冠疫情不可能得到这么好的控制）相比之下，国民党长期以来重点都在军事、外交上。建政多年，蒋中正最终还是未能完全做到统一整合全国各势力。到了后期党组织的严密性更是大打折扣，党成了藏污纳垢之地，十分松散。

所以说，软实力（文化 组织 宣传）是可以胜过所谓的硬实力的（军事 科技 外交）。

这个小姑娘倒不算是男主沈笑的猪队友，她坑的是王一峰。

喜欢王一峰，所以想走后门帮王一峰提干，结果害的部队以为王一峰自己动了歪念头，所以连申报的资格都被取消，背了黑锅。这姑娘还倍感委屈。我要是王一峰，直接大耳刮子过去了，这么坑的女朋友，爱不起爱不起。

王一峰的人生有了这样的猪队友，难怪最后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为这位老实巴交的战士默默叹息。

利用房屋内部装潢和视觉错位制造人形轮廓，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可惜核心冲突揭晓变成了与此无关的向恶灵献祭之类的事，一下子变得俗套并且浪费了这个有趣的概念。

影片中的剧情时间线从丈夫欧文自尽一周后开始，到几天之后一个早晨结束。主要情节是女主贝丝在丧夫后陷入了悲伤情绪并陆续体验了一些灵异事件，在整理丈夫遗物——包括手机、电脑、笔记、藏书——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丈夫隐瞒着自己秘密接触的那些与自己外形相似的女人、可疑的雕像以及神秘的“夜间小屋”，并在逐步深入的接触后终于得知自己被恶灵附身而丈夫所谓“出轨”其实都是在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绑架、献祭。最后贝丝在闺蜜克莱尔的呼喊声中从恶灵的控制下苏醒过来。

影片花了大量功夫引导观众认为丈夫欧文是个花花公子，而且是有某种收集癖要跟每一个与妻子外形相似的女人都睡个遍；然而在最后一夜贝丝发现了神秘的“夜间小屋”地板底下的尸体之后事情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并在恶灵现身之后揭开谜底：丈夫一直以来是在用这些女人作为祭品向恶灵“上贡”以求保护妻子，直到某天自己也精神崩溃。然而故事的结尾贝丝是在闺蜜克莱尔的呼唤声中苏醒了，并且贝丝以某种坚定的眼神看着对岸那幢夜间小屋，仿佛已经掌握了与其对抗的秘密。（此点存在不同看法，也可能认为贝丝只是知道了恶灵的存在后，心存畏惧地看向对岸）

剧情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被恶灵附身这件事，没头没尾。贝丝多年前遭遇车祸，心脏停跳四分钟，然后活过来。这件事发生在贝丝17岁上高中的时候，影片没有介绍她与欧文的相识时间，但显然“贝丝被附身”和“欧文被恶灵恐吓并开始绑架女人作为祭品”之间一定间隔了很长时间。如果这个恶灵有这般神通制造灵异事件、向贝丝和欧文暗中传音、甚至控制他们梦游，那为什么早些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呢？难道这恶灵在附身之后不能马上开始作恶，要发育个十来年才能出山？而且恶灵附身的是贝丝，却为何只影响了欧文，后者又是怎么想到献祭这一招，而且竟又真的有效的？欧文这些年间绑架了多少女性，为什么这么多女性失踪没有人报警或是假定有人报警为什么欧文没有暴露？至于结尾，克莱尔的呼喊只是恰好赶到把贝丝从魂游中叫醒，如果晚来几分钟说不定船上已经是又一具尸体了。然而为什么克莱尔的呼喊能把她叫醒，以及将来怎么办，如何防范这具恶灵继续作恶，完全没有提及，导演决定把观众就这样吊着，既不让恶灵得逞，又不让人类如愿。最令恐怖片迷失望的是，这是一部没死人的恐怖片，影片里所有死掉的人，都是在故事的第一秒之前就已经死了。

表演方面，贝丽卡豪尔在此片中贡献了优秀的无实物表演，像极了伊丽莎白莫斯的《隐形人》。对的，这俩片子的表演最大的特点就是无实物，除去那些用特效制作的灵体触摸乃至按压肌肤的特写镜头，豪尔在影片中的主要对手戏（独角戏）都是无实物的，她必须表现出对飘忽不定的灵体有足够信念才能完成这样的表演，这个灵体开始时是被误认为欧文的灵魂，后来揭晓是以欧文的形象和声音出现的恶灵；在一些镜头中，是装潢和视线组合成的轮廓。话说回来，豪尔在此片中的形象与《闪灵》的谢莉杜瓦尔实在太像了，以至于她独自哭嚎的那段戏一下子引发了déjà vu. 时常疑心恐怖片导演是不是都有意向经典致敬，选角方面常有神似，除本片外，《遗传厄运》中母亲安妮的饰演者托妮科莱特也被指与谢莉杜瓦尔相像。

顺带一提，隐约间感觉此片有隐喻摒弃“灰姑娘情结”，寻求女性自我救赎的意味：面对恶灵的恐吓时，将一切压力独自承受，对妻子隐瞒所有危险并自行执行绑架、献祭计划，最终承受不住精神压力自尽的丈夫。在其一意孤行的“拯救”行动中，妻子贝丝并没有真正得到保护，而是陷入了更大的风险和更深远的危机中。而闺蜜克莱尔不光是在事故发生后持续提供支持和帮助，更是在贝丝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和挽救了她。男性迷恋的基于性偏见的神话故事破碎了，而女性的自救、互助得以在此基础上建立。

（本文首发「奇遇电影」）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主竞赛，有一部来自俄罗斯的传记片十分引人瞩目，来自三年前凭借《电子云层下》入围柏林主竞赛的导演小阿列克谢·日耳曼。这位关注和擅长政治性题材的导演，带来了一部涉及前苏联历史的新作《多甫拉托夫》，一个关于个人如何与时代对抗，如何维持尊严与理想的故事。

影片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存在”的问题，身为作家如果不能加入作家协会，便不能正式发表作品，也就意味着作家并不“存在”。

这样的悖谬在那个政治逐渐高压的时代普遍存在，而青年作家多甫拉托夫的悲剧也由此开始。渴望得到官方（甚至是梦里的勃列日涅夫本人）承认与写出心目中好文学的矛盾作为线索贯穿影片，短短四天的线性叙事里，导演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深陷自我认知矛盾与创作悖论的年轻苏联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电影开场不久，便以一场调度精湛的长镜头室内戏，不露痕迹地显示了导演功底。多甫拉托夫和他同样不得志的作家/艺术家同侪们聚会，长达五分钟流畅自如的一镜到底，为我们徐徐展现一副七十年代苏联地下文学图景。大家觥筹交错，高声谈论着文学与艺术，暖黄色调的运用更帮助渲染出令人陶醉的梦幻氛围，恍惚间让你以为身处20年代的巴黎蒙马特。

可这样的热闹与温暖也只能持续五分钟，屋外寒风肆虐而沉闷压抑的世界，才是他们日复一日必须忍受的真实生活。

下一个镜头，从聚会出来，多甫拉托夫和他的诗人朋友布罗茨基散步，谈论到作家流亡的问题，小有名望且已遭受多年打压的布罗茨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只有一个祖国，不是吗？”

讽刺的是，影片临近尾声时打出字幕——“迫于当局压力，布罗茨基被迫离开了苏联”，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俄语诗人之一，最终客死他乡。这两个当年在雪夜里谈话的心高气傲的年轻人，终其一生以母语写作，恐怕从未想过自己会迎来这样的结局。

这让我想到在同一个时代苏联老大哥手下的“小弟”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两位著名作家遭遇了类似的命运——犹太裔作家伊凡·克里玛，以及我们更熟悉的米兰·昆德拉。

「布拉格之春」后，米兰·昆德拉大肆批评苏联行径，他的作品很快就被禁止在捷克出版。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后来成为法国公民，在那里享受能自由出版自己作品的权利。在远离故乡的同时，他也渐渐远离政治，拒绝将自己的小说视为“政治作品”，尽管我们都对《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生活在别处》的政治隐喻十分熟悉。而同为作家的伊凡·克里玛那时在伦敦，他回到国内并坚持留下来，之后整整二十年生活艰难，被迫当工人谋生。他拒绝了美国几所大学的教职邀请，但在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又无法真正当个作家，所有作品被迫沦为“地下文学”。几十年后，克里玛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自己当年的决定——“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种致命的决定，因为你失去了和自己语言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会的联系。”

而选择坚守故乡和写作的多甫拉托夫，在1971年的那个冬天，发现熟悉的文学语言正在逐渐“陌生化”。报社总编要求他的文章要“正能量”，要出现“英雄和反派”，多甫拉托夫的回应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但这种选择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式英雄主义，在当权者眼里显然不合时宜。

多甫拉托夫日复一日做着荒诞的梦，可醒来比做梦还要糟糕。

同样看不到出版希望的青年作家，在杂志社割腕自杀；靠黑市贸易赚钱为生的好友，死在了无辜士兵的车轮下；他自己则因为写不出编辑要的那种文章被解雇，拒绝了“写烂诗”的要求，带着最后一丝自尊转身离开。只有在梦里，他才能够淡定地直面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他才敢把手握“生杀大权”的泌尿科大夫骂个狗血淋头。就像在《1984》里，男主角温斯顿只有在写秘密日记的时候，才敢宣泄自己真实的情感，对周遭的一切提出质疑。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冬天。

一群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和艺术家，出版的机会遥遥无期。最可怕的事情大概是“温水煮青蛙” ，日复一日地忍受失望，一点点磨蚀掉闪着激情的心灵。

四天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反抗，可以对酒当歌，在聚会上朗读诗作然后把自己灌醉，忘记明天将是新的却又毫无新意的一天。可是一个月呢？一年呢？往后更久更久的日子呢？

他们如何对抗数倍于他们本身的力量，继续过着孤独且不被认可的生活，并在这样的生活里保持创作的自觉？

好在，看似无望的生活里，导演日耳曼仍为我们埋了一线关于善良人性的伏笔，我想这才是他拍摄这部回溯故乡历史伤痛的影片最大的用意所在。

失意至极的多甫拉托夫，却有幸拥有一帮真心相交的朋友和家人。他身边的这些同样过不好自己人生的人，都发自内心地理解且支持他，也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他。

影片末尾，多甫拉托夫蹲在地上，脸上是无奈的神情，“一切还是那么乏味，那么可怕，而且没有尽头”。想到小说可能永无出版机会，多甫拉托夫痛苦地皱起眉头，前妻列娜蹲下来轻柔地安慰他，“你没做错”。她温柔而固执地一遍遍重复，“我们会熬过去的”。

我记得一个镜头，多甫拉托夫抱着睡眼惺忪的女儿，告诉他的“战友”布罗茨基，“我从八岁起就决心当一个作家”。在文学失落的年代，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依然要坚持写作。

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本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并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真诚在它手中泯灭。

——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其他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代的沉沦。

在杂志社工作的女孩子，因为杂志社把不用的投稿当废纸卖掉而气得偷偷抹眼泪；落魄的艺术家好友们，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开始弹起吉他，开起派对。

另一场令我印象极深的戏，是多甫拉托夫前去采访一位工人诗人库兹涅佐夫，在昏暗的地下隧道里，他以一种极力维持着自尊的方式，谈起自己破灭的爱情，但随后的镜头却无关这位工人诗人，而是他的工友们挖出了二十五年前被炸死在这里的儿童们的尸骨。在全速下沉、人人自危的世界里，最普通的工人依然会为二战时被纳粹炸死的孩子们痛哭失声。这样闪光的人性，令我肃然起敬。

导演阿列克谢·日耳曼此番首次与《修女艾达》和《冷战》摄影指导卢卡斯·扎尔合作，为《多甫拉托夫》贡献了极具水准的视听语言。

缓慢游走的镜头常常贴近人物尤其是主角的脸，在脸部的特写里，我们凝视着多甫拉托夫面无表情的脸，而他凝视着面无表情的现实。浅景深特写镜头将多弗拉托夫与周遭的人群拉出距离，强烈的疏离感油然而生。绝大多数时间，多甫拉托夫就没好好听人说过话，无论是杂志社的编辑、上流社会手握权力的泌尿科医生，还是自己的前妻、暧昧不清的情人或分别多年的异性好友，他的脸上总是一副游离而无谓的神情，回应也总是寥寥数语甚至沉默，他只习惯在文字里表达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

影片将七十年代苏联压抑、忧郁的氛围营造得相当成功，刻意调低对比度的画面像在苍白的现实上笼罩了一层柔雾，更让人看不清未来在何处。整部片子的色调都是泛白的，尤其是多甫拉托夫做的几个梦，几乎就是白茫茫一片，像是对当时“白色恐怖”的遥相呼应，每个人都被困在这片看得见摸不着的白色迷雾之中。长镜头造就的克制缓慢的影片节奏和大面积的白色色调的画面，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权力对个人生活的钳制和几近窒息的环境，又不至于太过。

这样如迷雾般清冷忧郁的氛围，令人联想起以长镜头美学闻名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 但比起压抑到令人喘不过气的《鲸鱼马戏团》，《多甫拉托夫》的“忧郁”气质被穿插其中的爵士乐和苏联文学笑话“消解”不少，“生命之轻”究竟不是不可承受。

只是，布罗茨基、昆德拉和克里玛都活着看到了庞大体制的坍塌和个人境遇的改变，一切都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只有多甫拉托夫，1990年在纽约去世，一年后苏联解体，在那之后不久，俄罗斯官方正式认可了他的作家身份和文学价值，并冠以“伟大”二字纪念。但他没等到这些。多甫拉托夫好像永远还是那个忧郁的、在列宁格勒大街上游荡的年轻人，手里紧紧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自尊，脆弱，易怒，天真，才华横溢，还有点醉醺醺的。

影片以一个富有诗意而不失幽默的俯视镜头结尾——多甫拉托夫爬上车顶坐着， 比路面上任何人坐得都高，小汽车缓缓驶过雪地，他向四周张望。在那一瞬间，他仿佛是一位得到万众爱戴的明星，是自己文学国度里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