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江苏南京，国大代表雷震（右二）与白崇禧（右一）等人
怎可“诱民入罪”
在台湾，《自由中国》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蒋介石的“教育部”，“教育部长”杭立武答应每个月给雷震200美金，后又增至300美金作为津贴。此外，台湾当局还无偿为杂志提供了员工宿舍等各种方便的条件。《自由中国》的头两年主要是以批评苏俄政治为主，所以和台湾当局基本相安无事，那时就连台湾的军队都订阅《自由中国》。
只是这种蜜月期维持了不到两年，事情就起了变化。
1951年3月，有人在台北土地银行开了一个户头，申请开立本票，然后利用这种本票作抵押，到处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到借贷成交之际，“保安司令部”特务就会出现当场逮捕。案件共有五件，逮捕了二十多人。
《自由中国》的主笔夏道平在进行深入调查后，发现这其中竟隐藏着可怕的黑幕。根据当年台湾相关法规，破获金融案件，告密人可以得到全部案款30%作为奖金，承办单位可以得到35%。在奖金的诱惑下，台湾“保安司令部”派人在银行存入巨额款项，申请开立本票，然后以本票作抵押，到处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成交之际现场逮捕涉嫌案犯。
这是典型的“诱民入罪”。夏道平立刻撰写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刊登在1951年6月1日的《自由中国》上，揭露案件真相。此期杂志一上市，引起民众抢购。
文章惹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他下令特务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其他人员监控起来，并派人收缴市面上的杂志，接着向“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桢递交了批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报告，吴国桢没有批准。据雷震后来回忆，当时吴国桢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三哥，别的事我不管了，人是可以不捉的。”
不久，雷震接到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警告函”，警告《自由中国》今后不得再发此类文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为了平息此事，国民党要人陶希圣劝雷震再写一篇文章道歉。在各方压力下，雷震不得已叫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里面只是做了些说明，并没有道歉。陶希圣看过认为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亲自进行了修改。当文章刊登的时候，题目已经变成《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字数也减少了三分之一。
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这篇文章时非常愤怒，他写信给雷震说：“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我正在高兴，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出自《雷震的一生》）胡适还表示要辞去“发行人”一职，以示对“不可诱民入罪”社论的支持，并强烈建议把自己这封信登在《自由中国》上。
受到胡适鼓舞的雷震显示出了他一贯的硬脾气，他将胡适的信全文刊发在《自由中国》上。自此事件开始，《自由中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开始恶化，原先订阅《自由中国》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订，“教育部”的300美金补贴也被收回了，《自由中国》变成了一份地道的民营政论刊物。
《自由中国》没了当局的补贴，印刷经常出现问题。雷震为了筹集印刷资金，甚至变卖了房产，每日挤坐公共汽车。为了躲避当局情报人员对印刷厂的抽检，雷震先后换了7家印刷厂。妻子宋英曾自嘲说：“自从办《自由中国》以来，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却越坐越大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