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2006年照片
作品名称
原文名
年份
《幽暗之地》
Dusklands
1974
《内陆深处》
IntheHeartoftheCountry
1976
《等待野蛮人》
WaitingfortheBarbarians
1980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LifeandTimesofMichaelK
1983
《福》
Foe
1986
《铁器时代》
AgeofIron
1990
《彼得堡的大师》
TheMasterofPetersburg
1994
《冒犯》
GivingOffense:EssaysonCensorship
1996
《少年时代:来自省城生活的情景》(回忆录)
Boyhood:ScenesfromProvincialLife
1997
《耻》
Disgrace
1999
《青春》
Youth
2002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ElizabethCostello:EightLessons
2003
《慢人》
SlowMan
2005
《荒年日记》(论文集)
DiaryofaBadYear
2007
《耶稣的童年》
TheChildhoodofJesus
2013
《耶稣的学生时代》
—
2019
《耶稣之死》
2021
库切的作品是内容丰富多样的巨大财富。没有哪两部小说用同样的手法写成。但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出一个相同的主题:如何在逆境中获得拯救。作品的主人公往往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他们总是能从失败中获得力量。
对库切所进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有从美学角度展开的,有从情感塑造方面展开的,也有从分析作品的历史、政治意义角度入手的。库切通过作品中对人性残酷、隐忍、贪欲、爱恨的刻画来表现人类最本真的特质与动力,尤其当人已处于濒临崩溃绝望边缘时,如何燃起生存的希望与动力,是其作品中反复关注的主题之一。当然,库切作品的非凡之处绝不仅限于此,对伦理与政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也构成了库切作品主题涉及的重要方面之一,其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可构成切入库切文学创作的主线之一。库切在创作中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探讨他者责任问题,这种责任包括个人责任、伦理责任、社会责任等众多领域。学者们对有关库切作品中所渗透的责任问题如今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大卫·阿特韦尔的《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南非与写作策略》和罗斯玛丽·乔丽的《论白色南非写作中的殖民、暴力与叙事》都探讨了库切如何运用叙事策略来表现他者问题。本研究的立足点与创新之处在于从伦理的角度在纵深层次上扩展了对库切作品中“他者”以及“他性”的研究范畴,通过分析库切的系列作品对“他性”进行了深入浅出开放性的定义与阐释。
库切创作的最大可取之处就在于他对人物与历史关系的独特认识,在创作中他甚至不惜把一个可能“非真实”、“被异位”的历史情境加诸于其笔端人物之上——因为他坚信,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绝不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具体主观描述或某利益集团权利意志的体现,它更应包括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甚至被湮灭的“他者”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些被遗忘、被湮灭的声音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如实地体现这些声音才是真正负责任的作家需要完成的任务。
库切的作品不像以往那些被打上“后殖民”类标记的创作一样,老生常谈式地呈现给读者西方列强是如何实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与压迫——剥削与压迫是客观存在的,是应暗含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为读者所体会、感知的,但这绝不应是文学创作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库切没有选择人们所期待他走的创作之路:从不同角度描述南非所经历的沧桑与不幸,白人如何惨无人道地实施对有色人种的剥削与压迫,给别人包括他们自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等等。库切认为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完全毋庸赘述的东西。相反,那些事实的成因与人们在这场浩劫中所承受的种种才是真正需要呈现给读者的:“他者”是如何被历史隔离、疏远、直至湮灭,如何用不确定的指称于残缺的叙事中淋漓尽致地再现这些,如何在叙述这些的同时建立起作家的权威性与责任感,才是真正重要的。
库切创作的最大特质之一莫过于他对权威性主导伦理观的持续排斥,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读者远离各种预设性观念,着力给予长期被忽视的“他者”自己的声音、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那困惑复杂的人道主义情节,《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迈克尔·K的遁世策略,《福》中苏珊·巴顿的迂回曲折的创作磨炼历程,《耻》中大卫·卢里令人费解的人生选择……这些无疑都给读者留下了最大的想象与阐释的空间。
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库切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似乎招致了南非文学圈众多批评家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会比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来得更加紧要迫切。库切的创作令他们觉得匪夷所思,作为一名南非当时在世界文学创作圈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在南非政治局势突变的时刻,不去行使自己应尽的政治使命呼吁世界关注南非民生,而返回到18世纪的故纸堆里做文章,从这些批评家的角度看来,库切不仅缺乏敏锐的政治觉悟,更缺乏基本的伦理责任感——从作品他们似乎觉得库切总是试图卸下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与历史责任,完全置自己同胞的苦难于不顾。从根子上讲,顺着这条思维走下去,读者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库切对他者的“他性”熟视无睹,全无丝毫的敬畏与尊重——缺乏政治敏锐性就这样很自然地“被发展”为缺乏伦理责任感。
面对如此这般的指责与非难,库切选择用写作进行辩驳与回击——他在《今日小说》中一篇名为《走进黑暗的房间》的文评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库切明确阐释并辨析了依附于既定的历史模式、担当历史补充剂的“补充式写作”与占据主导地位、与历史竞争的“竞对式写作”的异同。读过库切作品的人很容易看出,他比较倾向于后者。库切这样说道:“‘竞对式写作’在作者须根据自己所要阐述的观点与计划按步骤进行,在依次所要进行的步骤中,写作本身自能呈现出历史的独特与神秘之处。”在这篇文章中,库切详细论述了他对两种文学创作形式的感悟与理解——对库切而言,在作品中一味地着重再现时代的暴力,如虚构各种极端痛苦与死亡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在为“暴力”建立某种不可一世的权威性。在一篇谈到依拉斯默斯《傻人颂》的文章中,库切畅谈了他所理解的作家在创作中应处的立场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援引了依拉斯默斯有关“立场”的理论。依拉斯默斯认为:如果人们想要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那么,他就必须站在一个完全超然的角度,处在一种存于其中、飘忽其外的近乎“疯癫”的境界,也只有在这种远离事实真相的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换言之,库切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依拉斯默斯“立场”论的目的在于厘清“疯癫”境界与文学立场的一致性关系,在库切看来,无论是文学立场还是“疯癫”境界与政治都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这个观点在库切的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库切对成为公众人物向来敬谢不敏,这从他从未出席布克奖颁奖典礼就可证明,诺贝尔奖主办单位也已警告全世界的记者,不要冀望采访得到他。《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女主角在得到某个奖项时表示:要劝他们别浪费时间筹备什么颁奖典礼,把支票寄来就好了。这大概可以暂且充当他的得奖感言吧。库切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界红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其作品丰富的内涵和罕见的深度,对它们进行诠释和评价常常如履薄冰。在这个平庸为患的时代,大师的出现固然让人精神振奋,然而大师们对读者的要求也不比一般作者。面对不易理解的作品,作者的背景和创作花絮或许能暂时把读者从疑惑中解救出来。不过,不少大师都深知这种“解救”多半和文学无关,仅仅是为阅读者提供背景,甚或谈资。
作为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敏锐的目光洞察了南非漫长的种族隔离史遗留下来的创伤记忆,将殖民、反殖民的历史主题与后现代的自由言说精神有机链接,并向其融入到文字中,谱写出一系列镶嵌在历史与当下创伤和悲剧的叙事。 同时,库切的创作较多地借鉴了西方文学的技巧和方式来描写南非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显示出库切将南非文学和西方文学联姻了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