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迟

原名刘玉璋，是辽宁省铁岭县人，生于1913年11月26日。在他五、六岁时，随家迁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学后就读于哈尔滨道外粮业工会私立职业学校。1928年毕业于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三中学。接着又在中东铁路扶轮学校和中东铁路车务专科学校读书。当时，中东铁路是中苏两国合营。哈尔滨市中小学都教授俄文。在扶轮学校和车务专科学校几乎一半课程用俄文讲授。从而，使刘迟从小就学会俄语。当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在中东铁路东线的小九站、二层甸子、蜜蜂站一带当过练习生、搬道员、副站长等职。与苏联人共事三年左右，使他有机会提高俄语会话能力，也了解了苏联人的生活习俗，为他以后从事俄文翻译工作创造了条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东北沦陷，中东铁路转卖给日本。当时，刘迟因感到在日本人管制下工作受气，就以母病为由离职回家。可是，1934年冬季，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搞人口普查，因北满一带俄侨较多，需要懂俄语的人参加人口普查工作。这样，刘迟被伪统计处招募，之后被留用。

他独立翻译的第一部影片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上、下集）。这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伟大转折的一部大型影片。这部影片涉及面较广，尤其剧中斯大林的台词难度较大。为完成这个光荣任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查找了许多资料，集中阅读了卫国战争史料。他在力求历史真实、语言生动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从而保证了影片翻译质量，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部影片的翻译成功，使刘迟同志在翻译工

《带枪的人》

当然，一部翻译片的好与不好，主要在于原片的艺术质量和内容。然而，一个国家的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用另一种语言出现，往往是语言的加工和再创造的水平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翻译工作绝不是原影片台词的简单复制。因为，各国的语言不同，对一件事情、一种思想意识的表达方法也不一样。加之，电影具有较强的时间性，要在一瞬间让观众听得懂，这就需要在语言上下功夫。于是，也就给翻译工作提出一个问题，必须首先使台词生活化，还必须民族化。既要符合本国观众的语言习惯，使其通俗易懂，又要有一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为电影语言应是艺术的语言。

在这些方面刘迟是经过一番磨练过程而又有所体会的。在刚开始搞翻译工作时，他曾经走过单纯模仿、简单复制的弯路。其结果，语言生硬呆板，表达得也不够准确，甚至出过笑话。比如，在初

《列宁的故事》

不断的艺术实践，使刘迟充满着喜悦、激动。但他也曾有过苦恼。因为翻译片都是反映的外国生活和风土人情，涉及面又很广泛，尤其是科学领域题材影片，使他更感到知识的缺乏，工作吃力。比如，在翻译《天才的罗蒙诺索夫》这部影片时，涉及一些物理学知识。对此，他感到十分陌生。光靠翻阅一些技术词典也无济于事，经过三番五次地请教一些专家学者，才算把台词译了出来。因此他感到，作为一个电影翻译，不单单是通晓本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就行了，还必须通晓社会，了解各种生活知识和科学知识。因此，他多年来除注意外国成语和祖国的语言规范之外，也十分注意外国历史、风土人情和现实社会生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收集与积累，尽量开扩自己的知识领域。同时，更注重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广泛涉猎了中外古典名著、现代文学作品以及戏剧、曲艺等其他艺术著作，悉心研究人物的语言和心理特征，从中借鉴，充实自己。

由于多年的艺术实践，他有较丰富的翻译工作经验。他认为，影片翻译和其它文艺作品的翻译一样，都同样要坚持翻译工作“信、达、雅”的三字信条。首先要忠实于原片台词的原意，不容许歪曲或改动。在这个前提下，使用最恰当的文学语言，准确地表达原意。在语言的使用上，务求简练、规范、生动。必须清除那些方言土语和一些不健康的语言。他还认为，译制片工作是用语言艺术对外国影片进行再创作的艺术工作。只有语言形象和画面上的视觉形象完全吻合，观众才会觉得真实，才会被感动，才会承认翻译片再创作的艺术力量。

刘迟陆续翻译了《列宁在十月》、《他们有祖国》、《丹娘》（曾名《卓亚》）、《宣誓》、《带枪的人》、《我的童年》、《政府委员》、《斯维尔德洛夫》、《金星英雄》、《被开垦的处女地》、《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一仆二主》、《钦差大臣》、《静静的顿河》、《列宁的故事》等八十多部苏联影片。还翻译了《车祸》（匈牙利）、《革命的1848年》（捷克斯洛伐克）、《斯坎德培》（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合拍）、《罗马尼亚在前进》（罗马尼亚）、《瓦普察洛夫》（保加利亚）、《魔鬼集团》（民主德国）、《海鸥号船员》（朝鲜）、《暴风雨》（印度）等一些国家的影片二十多部。其中《他们有祖国》、《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和《金星英雄》等一些影片受到文化部电影局的表扬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