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资料
荣典
1869年10月23日（明治2年9月19日）-从五位；
1880年（明治13年）6月8日-正五位；
1882年（明治15年）12月29日-勋三等旭日中绶章；
1884年（明治17年）11月20日-从四位；
1886年（明治19年）10月20日-从三位；
1888年（明治21年）5月29日-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1889年（明治22年）11月25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记念章；
1893年（明治26年）4月11日-正三位；
1894年（明治27年）7月13日-大婚二十五年祝典之章；
1896年（明治29年）3月29日-银杯一组；
1900年（明治33年）5月9日-男爵；
1905年（明治38年）1月20日-御纹付御杯；
1905年（明治38年）12月22日-勋一等瑞宝章；
1906年（明治39年）4月1日-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07年（明治40年）7月2日-从二位；
1907年（明治40年）8月19日-一等王冠勋章（普鲁士王国）；
1912年（大正元年）8月1日-韩国并合记念章；
1915年（大正4年）4月20日-御纹付银杯；
1915年（大正4年）11月10日-大礼记念章；
1916年（大正5年）2月9日-正二位、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
亲族
长子加藤照麿（男爵、医学博士、贵族院互选议员），三子马渡俊雄（马渡家养子，警察官僚、内务官僚、福岛县知事、东京市副市长）。加藤弘之的次女高子嫁山县伊三郎公爵（元老山县有朋养嗣子，贵族院议员、枢密顾问官、递信大臣），三女德子嫁古川武太郎（陆军中将古川宣誉的长子，满铁职员），七女梅子嫁榊保三郎（医学家、医学博士·文学博士），八女久子嫁表国一（冶金学家、工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
孙子：
加藤成之（照麿长子，男爵、音乐学家、贵族院互选议员、女子美术大学学长）；
滨尾四郎（照麿四子，滨尾新子爵的养子兼女婿，子爵、律师、推理作家、贵族院互选议员）；
京极高锐（照麿五子，峰山藩主京极高赖子爵的婿养子，子爵、音乐评论家、贵族院议员、NHK理事、相模女子大学教授）；
古川绿波（照麿六子，古川武太郎的养子，喜剧演员、编辑家、随笔家）；
增田七郎（照麿七子，增田义一的养子，东京帝国大学司书、书志学者）。
学术思想
加藤弘之的思想是现实的，终其一生都是唯物论者。加藤弘之一度强烈倾向于基于天赋人权说的启蒙思想，1873年（明治6年）与福泽谕吉、森有礼、西周等人明六社，开展启蒙活动。但后来倒向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反过来批判民权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并终生攻击自由民权。自从他抛弃天赋人权学说以后，在治学上的主导思想，可由他在1879年（明治12年）的演讲中“人为自然当傀儡，亦善亦恶总无常”这首通俗诗看得出来。他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否定天赋人权说。1881年（明治14年），当海江田信义对这一点提出批判时，这个问题波及到政府内部。加藤敦促文部卿福冈孝弟，改变过去一贯的天赋人权论的立场，发表旧著《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等书绝版的宣言，从而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
进化论进入东亚，首先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维新以后形成的竞争社会为进化论的思想提供了土壤。对当时日本的思想界来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加藤弘之的转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加藤弘之将物竞天择的逻辑带进他的《人权新说》与《强者的权利的竞争》当中，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做此转向之时，恰逢社会进化论在日本开始受到热烈的讨论，同时这个逻辑也被运用到关于日本如何面对西方的“日本人论”当中。在明治初期，加藤弘之秉持天赋人权的立场，不过，与受英法自由民主思潮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者们不同，加藤弘之在此时即着手翻译德国国家学者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JohannKasparBluntschli）的《国法泛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极为流行的国家学，其背后正是启蒙专制主义的主张，而被日本称为德意志学之父的加藤弘之对该主张所倡导的政体形式颇有好感。到了1882年，代表加藤弘之转向的《人权新说》出版，根据田畑忍《加藤弘之》一书的看法，《人权新说》一方面凭借生存竞争与生存淘汰的法则指出，社会成员各有优劣，因此，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妄想；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国家握有大权之重要，其主要理由在于，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如同丸山真男所指出，加藤弘之的进化论是受到德国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的影响，事实上，两者的进化论确实也同样地指向一个威权政体。在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之际，优胜劣败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的操作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当程度上正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相关图书（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
加藤宣称他的哲学思想是"一元主义，就是单纯自然主义与进化论"。他认为"宇宙本体不是超自然的、精神的东西，而是物质与能力的混合体"。他虽然提倡"物力平等主义"，但又认为"物质与能力之间毫无本末轻重之别"。他把物质归结为"能力"或"动向"，"能力"是一切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能力最初成为无生物的运动，其后成为生物的生活力，再后进而成为生物的精神力，这就是能力进化的道理。"
在宗教观上，加藤弘之发表《佛教改革谈》、《基督教之毒害》，反对基督教和佛教，拥护民族宗教。作为无神论者，他在《迷想的宇宙观》一书中言道“神并不是造物主，人间是造神主”。
著作
加藤弘之的主要著作有《立宪政体略》（1868年）、《交易问答》（上、下卷，1869年）、《真政大意》（上、下卷，1870年7月）、《国体新论》（1874年12月）、《人权新说》（1882年10月）、《德育方法案》（1887年11月）、《杂居尚早》（1893年11月）、《强者的权利的竞争》（1893年11月）、《道德法律之进步》（1894年2月）、《二百年后之吾人》（1894年3月）、《小学教育改良论》（1894年4月）、《日本之十大胜算》（1894年11月）、《先哲未言》（1895年）、《谨谢》（1898年）、《还历祝贺始末》（1898年7月）、《天则百话》（1899年1月）、《道德法律进化之理》（1900年4月）、《佛教改革谈》（1902年8月）、《学艺业谈，学问之话》（1903年4月）、《从进化学观察日俄之命运》（1904年3月）、《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1906年12月）、《吾国体与基督教》（1907年8月）、《迷想的宇宙观》（1908年7月）、《新文明之利弊》（1908年11月）、《基督教徒之困》（1909年7月）、《基督教之毒害》（1911年6月）、《学说乞丐袋》（1911年10月）、《自然与伦理》（1912年3月）、《国家之统治权》（1913年6月）、《新常识论》（1914年9月）、《责任论》（1915年5月）、《加藤弘之自叙传（附金婚式记事概略和追远碑建设始末）》（1915年6月）、《人性之自然与吾邦之前途》（1915年11月）、《覆刻弘之自传》（1979年10月）。[26-27]
译著有《西洋各国盛衰强弱一览表》（1867年）、《国法泛论》（1872年5月）、《各国立宪政体起立史》（1875年10月第一册?第二册/1876年1月第三册?第四册/1876年4月第五册）、《自由自治》（第一册，1876年12月）。[26-27]
他的言论、文章、日记被汇编成集出版，有《加藤弘治讲论集》、《加藤弘之演讲全集》、《加藤弘之文书》、《加藤弘之日记》等。[26-27]
加藤弘之博士